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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折射的西南联大岁月

2017-07-13 11:58 来源:作家网 作者:张曼菱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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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折射的西南联大岁月

 

摘要:在那种严峻的环境里,每个知识分子都会问自己:活着有什么价值?为什么在前方将士拼死抵抗的时候,自己依然要教书读书?答案是:为了重建战后的中国。

 

陈三立一家,左一为陈寅恪

 

本文中所引的诗句,并非从书上抄来,而是我在寻访抢救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时候,听到学人们所吟诵、所喜爱、写在日记里的。

 

这是带着他们生命体温的诗句,表达着那一个自我,那一段历史。

 

人走了,历史远去,但诗还在。那些有意味的故事,就像珠子穿在这诗歌的红线上。由诗,可以重新听到心灵的歌唱,历史的叹息,使人感受到文学的深远之美。由文学所折射出的这段历史,更加多姿多彩,闪耀着人性光辉。

 

谨以此文纪念“七七事变”八十周年,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纪念西南联大成立八十周年,薪火相传,弦诵不绝。

 

点滴泪水沾衣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的陈三立拒绝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

 

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

 

“岁时胸臆结垒块,今我不吐诚非夫。闻者慎勿嗤醉语,点滴泪水沾衣襦。”陈三立的诗,透露出中国当时的衰败气象,也闪现着他士子的气节。

 

北平有五朝宫阙,是国粹集中之地。北平沦陷,对于文人,无异于“文化的亡国”。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以一个诗人的死,结束一个旧的屈辱的时代,开始一个抵抗的新时代。

 

1999年,我到北大朗润园访季羡林。季羡林回忆恩师陈寅恪:

 

他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家里面三代爱国。第一代就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在1860年,英法联军烧圆明园那时候,陈宝箴在北京城里边。在酒楼上,别人请客,他看到西边,圆明园大火弥天,正是英法联军在那儿烧,当时有人说,陈宝箴痛哭流涕。他的儿子陈三立,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父亲,当时诗坛上第一人就是陈三立,写旧诗。陈三立得到他父亲的遗传,爱国,非常爱国。

 

陈寅恪先生把他父亲迎到北平,在这里让他颐养天年。后来卢沟桥事变,他父亲拒绝吃饭,拒绝吃药,谁劝也不行,后来他父亲就是这样饿死的。

 

季先生说,陈家“爱国有遗传”。

 

2000年夏,我走进陈家当年居住的姚家胡同,知了声声,绿荫依旧,仍感受到一股肃穆之气。

 

《吴宓日记》有记载。寥寥数字,便令人沉浸到那“乌衣巷口夕阳斜”的境界之中: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200散。宓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祭吊陈伯严先生(三立)。行三鞠躬礼。

 

吴宓记,去悼念时,陈寅恪告诉他,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就已经接到日本宪兵司令部送来的邀请函,要他赴宴。为保全气节,避免日本人的迫害,他决定秘密离开北平,继续走自己的路。陈寅恪以为“文化不可以亡”,“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宋代诗杰陆游留下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当年在战乱中有无数的中国父亲,迎着气焰嚣张的日本军队,显示出刚毅的背影,用不屈服的目光,将儿孙送上征途。陈三立凸显了中国诗歌中这位期待着“家祭”的永恒父亲形象。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借前人的诗,冯友兰道出一段情节。

 

在月色清明的夜晚,清华园内两个手无寸铁的斯文学者,物理系教授吴有训与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相约,巡逻护校。

 

今天从旧照片上,还可以看到他们长衫、眼镜的儒雅模样。两位人过中年的学者,想要自己来保卫这沦陷了的校园。

 

他们的举动可谓天真,却动人。

 

“去吧,去认识我们的祖国!”

 

随后,学人们一批批离开北平。《吴宓日记》有一首诗写“辞京”:

 

十一月四日星期四

 

阴,大雾,晨800后,即独至东车站,紫禁城为浓雾所蔽,街上行人尚少。

 

晓发北平十一月四日

 

十载闲吟住故都,

凄寒迷雾上征途。

相携红袖非春意,

满座戎衣甚霸图。

鸟雀南飞群未散,

河山北顾泪常俱。

前尘误否今知悔,

整顿身心待世需。

 

吴宓曾设想过,日本人来了,自己躲在北平隐居、读书。但陈寅恪影响了他。陈家父子的举动在文化“南迁”中起到了精神领袖的标杆作用。大时代下的生存,已经不是个人的事。吴宓毅然决定振作起来,到清华大学的转移地长沙去。

 

当他登上开往南方的火车,车厢里有很多日本军人。日本军官看他是一介书生,还给他让座。而在吴宓看来,日本人拿着武器血腥地占领了北平,却还在假装礼仪与文雅,他内心更添气愤、屈辱与痛苦。

 

在诗中,他庆幸师生们未散,他们将在远方汇合,有一个目标去奋发。

 

当“长沙临时大学”开课时,一位受聘于清华的英国教授如约赶到那没有灯火的山麓中,为学生们上课。他是著名的英国诗人与评论家燕卜荪。在漆黑的夜晚他给同学们背诵莎士比亚的诗章,在泥泞的山路上他跌破了眼镜。

 

燕卜荪写下长诗《南岳之秋》:

 

课堂上所讲的一切题目与内容,

都埋在丢在北方的图书馆里。

因此人们奇怪地困惑,

为找线索,搜寻自己的记忆。

 

战乱中,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之下,这些中国教师们没有教材,却凭借记忆片段仍在传授知识。《南岳之秋》记录了“长沙临大”的处境。

 

多年后,作家、翻译家赵瑞蕻回忆起这段往事:“战事倥偬之中,上燕卜荪的课,让人恍然觉得如秦火之后,天下无书,儒士背诵整部经书授徒。”

 

中国历史上有过“诗书丧,犹有舌”的传统。

 

燕卜荪写他“同北平来的流亡大学在一起”的经验:

 

那些珀伽索斯应该培养,

就看谁中你的心意。

版本的异同不妨讨论,

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

 

学校迁到昆明不久,伦敦也被炸了。燕卜荪说:“现在该是我回到祖国的时候了。”于是返回英国。这种知识分子对自己祖国的情怀,已经贯通中西。

 

一九四五年二月,诗人闻一多与西南联大师生同游云南路南县石林

 

植物学家吴征镒出身江南书香人家,古典诗词功底好。他投考清华时,所作游记就受到朱自清欣赏。后来在昆明又与闻一多相交甚厚。

 

他说:“我是一抗战,就是像杜甫诗里讲的一样:‘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我跟西南联大差不多是‘同命运’的、‘共呼吸’的,我一毕业,就没有在北京做过事,而是一直在西南联大。”

 

他本来是“七七事变”的头一天到西北考察。西北就是现在的陕甘宁一带。到了823日,他在宁夏贺兰山后面,就不能再前进了。北平已经沦陷。他从宁夏、从包头一直回到老家,教了几天书,忽然接到学校里通知: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要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就从扬州赶到长沙。在长沙待了两三个月,因为长沙也开始轰炸了,南京失陷了,又继续向西南方漂泊。

 

这位当时最年轻的助教,参加了长沙临时大学的“湘黔滇旅行团”,从湖南、贵州一直走到昆明,走了3000多里。

 

由于在长沙仍旧受到轰炸,学校要转移到昆明。而整个学校都从国土外转移,有失学校尊严。人们认为,应该有一批勇士直接从国土上走到昆明。三校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这意味着这批学人们对国土主权的宣示。

 

西南联大诗人穆旦一九三八年在昆明

 

穆旦的长诗《赞美》就是以此为背景: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 ……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当时大学里的学子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里克尔、艾略特等人的影响,他们写的诗看起来驳杂,但却在顺应着一种青春生命的原始的姿态、愤怒的姿态和实践的感受。

 

1946年,胡适在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照片内容有:步行团出发、乘船渡湘江、步行在崎岖山路上、山路休息、溪水洗脚、山间等候、住宿、挑脚泡、用餐、水边、闻一多写生、闻一多的素描图画、江流、荒野坐地歇息、步行三教授、教授们歇息、山民背篓、盘江激流、每船五人、惊险渡江等等。

 

知识分子走出了象牙塔,走入民间,走向人民。

 

闻一多先生说:“去吧,去认识我们的祖国!”

 

当年还是学生的任继愈说:“感受到中国民气还在,虽然穷,可是当亡国奴他不干。”

 

当他们路过一个偏僻的小乡镇时,地保敲着锣,通知赶集的乡民不要涨价,要按照平价把东西卖给师生们。这种细微的、似乎不足道的关照,已经是这块贫困土地能够给予他们的最大关爱。

 

在进入贵州玉屏时,师生们看见这样一张政府布告:

 

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往昆明,各大学生步行前往,今日(16日)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的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宜。

 

务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

 

此布。

 

县长:刘开彝

 

这个布告折射出当年社会各阶层对于“保存与保护民族文化与人才”的可贵意识。这个民族在危难时刻涌现出一股巨大的凝聚力量。这股气概,老百姓叫作“血性”,史家称为“民气”,士大夫讲究“气节”,都是指在灵魂深处人的坚贞本性。这是历代中国人最重视的情操。

 

弦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

 

西南联大初到云南时,文、理、法学院设在蒙自。

 

正是南湖荷花盛开时,陈寅恪与吴宓一起散步。陈说:“像北平。”吴说:“像西湖。”陈寅恪写诗作二首,以此一首为最著名。

 

《南湖即景》(一九三八年六月作于蒙自)

 

风物居然似旧京,

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

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

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

日暮人间几万程。

 

诗中用了“南渡”这个典故。自古北方是中华民族文化重心。历史上,凡“南渡”,就意味着丢弃北方的山河,很难再回去。

 

由于这首史家之诗,“南渡”与 “北归”成为诠释学人们迁徙轨迹的两个时段标记。这首诗也使得蒙自边城的南湖进入了史家的眼光中。

 

文科的教授们都住在湖畔的歌胪士法式洋行里。有时年轻的教员们归来大声喧哗,独居的陈寅恪就会用手杖敲击楼板,于是人们肃然。这位半盲的学者,他的遭遇与心境,已经成为国恨家仇的象征。他是西南联大的“灵魂级”的人物。

 

“无名安市隐 有业利群生”,这副对联,任继愈先生对我讲过,是吴宓题赠蒙自街头一位卖粥人的。任先生说:“也没有装裱,就是一张白纸贴在墙上,去吃粥的人们都能看到。”它显示了西南联大学人与当地人的友善关系,学者对民间文化的同情与尊重。

 

蒙自有一个周家大院,主人时常请教授们吃饭。内中的女眷楼也变成女生宿舍。吴宓命名为“听风楼”,说在那里可以听到女生的京腔,是一种安慰。可见吴宓比陈寅恪心态更加平和,与外界的联系也多。

 

郑敏,哲学系女生,与穆旦同为“九叶诗人”。她的父兄们都擅长吟诗,吟的是那种清淡平和的士大夫的闲品。但她那一代青年学子意识到,诗歌不再是休闲小品,诗歌也要承载鲜血、历史和一些沉重的东西:

 

终于像种子,

在成熟时,

必须脱离母体,

我们被轻轻弹入四周的泥土。

当每一个嫩芽,在黑暗中挣扎着生长,

你是那唯一放射在

我们记忆里的太阳。

 

那年在未名湖畔采访政治学家赵宝煦。他说,自己年轻时最值得回忆的日子,是在美丽的昆明度过的,感觉一切都很自然,没有矫揉造作。老百姓非常淳朴,没有都市的浮华。他吟诵的是自然主义的诗:

 

树特别绿,水特别蓝。

林荫道上还没有华贵而色彩不调和的衣衫,扭动,

所以,一切都完美,纯真。

包起蓝头巾早起的妇人,走来汲水。

在水边,弯着腰洗脸的,兵士们,

嘻嘻笑着,把草鞋都弄湿了。

我第一次看见,翠湖这么美。

 

赵宝煦记得,在昆明泡茶馆,没有钱,你可以要一杯“玻璃”,就是白水。

 

昆明人质朴中有一种雅,很令西南联大的师生喜爱。如,吃米线不加辣椒,就说“免红”。邓稼先多年后跟妻子回忆昆明,对每天中午五华山“鸣炮报时”,印象尤为深刻。他认为昆明非常古朴。

 

当年担任鸣炮报时工作的,也是勤工俭学的西南联大学生。

 

朱自清有《近怀示圣陶》一诗:“健儿死国事,头颅掷不数。弦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

 

朱先生一家人在昆明时生活很困苦。这首诗整个的苦调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相似。但就在诗里,朱自清点出了“弦诵未绝”口号。

 

朱自清之子朱乔生告诉我们,当年日军打来的时候,很多人自问:“我们能做什么?”朱自清提出:我们应该保持“弦诵不绝”。与陈寅恪的“南渡”一样,“弦诵”成为支撑“战时大学”的“骨骼性”理念。

 

流传甚广的还有刘文典“跑警报”的逸事。刘文典曾拍拍肚子说:“我跑警报,是因为我这里有国学。”他认为“国学”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刘文典为人狂傲,常贬低别人,但他这话里透露出一种对待人生价值的严格标准。

 

在那种严峻的环境里,每个知识分子都会问自己:活着有什么价值?为什么在前方将士拼死抵抗的时候,自己依然要教书读书?

 

答案是:为了重建战后的中国。

 

西南联大校舍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据闻一多之女回忆,在昆明有月亮的晚上,父亲会将家人领到草地上,教小儿女们背诵《春江花月夜》。这体现了他的理想:“诗化生活”“诗化家庭”。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讲“这是中国诗歌中最美的诗”。通过闻一多的眼光看《春江花月夜》:它诉离妇游子之思,与抗战时期人们的情感有交集;还具有一些的美术元素和很多文化符号,甚合闻一多这位美术出身的教授的审美情趣。他本性是一位唯美的诗人,却在国难深重时拍案而起。

 

闻一多最喜欢屈原的两句诗:“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鹕之先鸣”。这显示了他对时光的珍惜之心。所以他关在屋子里做学问,被人称作“何妨一下楼”主人。

 

王国维说,首先是人的境界风骨,其次才来论定诗。

 

这种“人、史、诗”统一的风格,在西南联大时期得以体现,纯净透明。

 

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昆明的南屏大戏院,成为联大师生和城中文化人的重要休闲处。五分钱一包的五香花生米,边看电影边吃,令人们津津有味,是战时难得的享受。

 

南屏大戏院放映的好莱坞电影都是用话筒现场翻译的。在西南联大迁到昆明之前,电影里所有的男人都被叫作“约翰”,女人都叫“玛丽”。

 

后来,南屏大戏院的老板请吴宓教授任翻译。《魂断蓝桥》《出水芙蓉》就是从南屏大戏院翻译出来,传播到内地去的。昆明人也从此结束了一个“瞎看外国电影”的时期。

 

吴宓住文林街文化巷,附近有翠湖,是师生最爱的漫步处。于是他将好莱坞影片名译为:《翠堤春晓》。“翠堤”影射昆明翠湖。“蓝桥”则采用了中国情人的典故。

 

《魂断蓝桥》中男女主角在战火中分离时,跳了一支“烛光舞”,插曲的歌词是苏格兰诗人彭斯所填。这歌曲当年唱响昆明,传遍中国: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心中能不怀想,

旧日朋友岂能相忘,

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曾经终日游荡

在故乡的青山上,

我们也曾历尽苦辛

到处奔波流浪。

 

“诗缘情而绮靡”,西南联大的诗人们也用诗歌表达爱情。

 

再没有更近的接近,

所有的偶然在我们间定型;

只有阳光透过缤纷的枝叶

分在两片情愿的心上,相同。

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

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

它对我们不仁的嘲弄

(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

 

——穆旦《诗八首》

 

诗要求有重要的个人情感呈现,如果没有这种元素,诗就失去灵魂的馨香与魅力。

 

穆旦的情诗不是定向投递的,不是像传统情歌那样,“阿哥找阿妹”。他的情诗显示出那一代青年学子感情的深度、爱的力度。在诗的世界里,男女之间美好的情愫处于一种开阔的精神状态中。

 

在学人的日记中常常抄录冯至的诗,诗风简明大气,如《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

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表现的是战乱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漂泊情状。

有一首情诗非常坦率: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在一间生疏的房里,它白昼时

是什么模样,我们都无从认识,

更不必说它的过去未来。原野——

一望无边地在我们窗外展开,

我们只依稀地记得在黄昏时

来的道路,便算是对它的认识,

明天走后,我们也不再回来。

闭上眼吧!让那些亲密的夜

和生疏的地方织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诗人是如何看待男女之间在战乱中的情感呢?《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令人在战争中感到生命短暂和可贵。不能用世俗的道德眼光来看待人们在战争年代的亲密关系,而应该用“人”的胸襟来理解特定的历史。

 

开在你腮边的笑的花朵,

它要将人间的哀愁笑落。

你那眸子似海深,

从里面,我捞到逝去的青春,

爱情从古结伴着恨。

时光会从暗中偷换了人心,

我驾着一匹感情的野马去追逐你的笑,你的青春。

 

臧克家的诗《感情的野马》,是在台湾的西南联大校友刘孚坤念给我听的。他是四川贫苦农家的子弟,考入西南联大后,在朗诵团大显身手,曾经受过光未然的指导。

 

刘孚坤是一个率性的才子,他一辈子没有结过婚。臧克家这首诗里包含着一个学人的眼泪,包含了他对美好青春和爱情的回忆。臧克家虽然不是西南联大诗人,但他的诗却命中了一位西南联大学子一生的情感。

 

在诗歌搜集过程中,我感受到的不是人的衰老或是卑微,而是人生的价值。这些承载他们一生命运的诗,证明他们有过充实的生命,无论是悲是喜。他们在诗意的陪伴下度过一生,感觉到生命的沉重。

 

季羡林说,不完美才是人生。

 

而我以为,人生就是纠结的。有纠结,才是真实的人生。

 

(作者:张曼菱,系作家、制片人,多年来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

 

作者:张曼菱

来源:光明日报  

 

http://www.zgshige.com/c/2017-07-12/37960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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