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诗作解读

 

作者：郭松

 

2023年10月，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在战友、朋友和同学的陪同下，从江津城区开车约20分钟，便到了鹤山坪石墙院。

漫步石墙院，看见陈独秀的雕塑，以“独秀一生”为主题，分寻求救国之路、新文化运动旗手、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建党先驱、晚年思想探索、历史影像复原、文物史料等展区。尽管故居曾多次修复，仍能闻到老房子的霉味。跟着标示牌走，看见陈独秀从青年接受新思想，创办《新青年》，成为党的奠基人之一，到因革命遭多次劫难，到他提出的思想和创作的著作，到晚年穷困潦倒仍保持风骨。

1938年8月，陈独秀从重庆迁居江津，在这里4年，度过了一生中最寂寥、最艰难的时光。而在这样的日子里，他得以静下心来阅读和写作，除完成文字学著作外，还写了20多首诗。这些诗作，既是他斐然文采的诗意才情的流露，更是他傲然不屈的人格魅力的体现。

战时江津是中国的大后方，集中了许多逃难来的文化人。晚辈葛康素前来探访陈独秀，不禁惊讶：“先生老矣，着布衣，须发斑白，惟精神矍铄，尚未失少年豪俊之气。”陈独秀已是衰飒老者，山河破碎中的颠沛流离，已使他疲于奔命；在江津能与那么多的故交相逢相聚，却使他多少获得欣悦的抚慰。他与老友方孝远相逢，有感而作《与孝远兄同寓江津出纸索书辄赋一绝》，抒发的是劫后余生的感慨：“何处乡关感乱离，蜀山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对于飘泊无依的老人，就像身体凭依的几案一样，是仆仆风尘的流难人的栖迟地。苦难岁月，他乡遇故知，心情的愉悦，难以言表。更让他欣慰的是，各自个性都没因岁月的困顿有些许的改变。“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陈独秀老矣，又历经坎坷曲折，然其刚烈豪放的个性，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倒是越挫越超凡脱俗，越挫越特立独行。他的“疏狂”是贯穿一生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也是他挂在嘴边常说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疼不痒的话”，“我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绝对不怕孤立”。

1939年8月陈独秀作《告少年》，他的学生何之瑜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首诗，是仲甫先生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听见斯大林和希特勒成立了‘德苏协定的消息，那正是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有感而作的。”这是陈独秀晚年最长的一首古体诗。

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角度写道：“局此小宇内，人力终难轻。吾身诚渺小，傲然长百灵。食以保躯命，色以延种姓。”这是人类生衍发展的基本路径，他对几千年的弱肉强食的极权政治进行鞭笞，“相役复相斫，事惯无人惊。”人类不就是生活在这种相互奴役、相互厮杀的永久的大黑暗之中吗？

“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營。”“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他作了批注：“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也，以此喻斯大林。今日悲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观。”苏德协定的签约，莫斯科的大审判，一大批当年战友的被迫害，陈独秀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匪夷所思。在云南的濮清泉得这首诗后，曾去信质疑：“《告少年》 是对一般独裁者而言，还是专指斯大林？”他复信说：“我给所有独夫画像，尤着重斯大林。”

陈独秀又写道：“哲人间出世，吐辞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一年前，他在南京蹲大狱时，就给来探望的汪原放说了这样的话：“天才贡献于社会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前后联系，便会看出，他对天才或哲人不能为社会俗众容纳，是多么的忧虑和不平。一方面，越是伟大的天才或哲人，在社会的压迫下，“成功愈缓愈少”，“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另一方面，压抑、迫害天才或哲人的后果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迟缓，“为蚁行而非龙飞”。

尽管“善非恶之敌，事倍功半成”，陈独秀却从不言败，从不放弃。“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而更重要的是，他对青年寄与希望。早在 《新青年》 初创时，他就“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几十年过去了，他仍然希望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如诗中所说：“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不信天由命，不得过且过，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极权政治斗。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众人的力量是强大的，民族的觉醒就足可“燎原势竟成。”

陈独秀的一生颇具悲剧色彩，在检讨一生的行止时，不免惆怅和唏嘘：“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和愤怒。”他清楚自己已是个独行客，但“绝对不怕孤立”，更加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他的《寒夜醉成》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精神：“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狂颠舞太空。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纵横谈以忘型健，衰飒心因得句雄。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

陈独秀执著于“自己独立的思想”，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开除出党，又为年轻的托派不容。正是这样，他仍然坚守并奋斗着，似那“乱叶颠舞”之中，一棵独力撑持的“好勇”的“孤桑”。在寒潮袭来，大家趋暖而居时，他纵论天下，时常忘形于身外，以酒谈慨，依旧是心雄万夫，傲视天下，“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这种沉郁悲壮的情绪，在他的另一首诗中似有表现：“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在陈独秀的诸多文友中，与沈尹默的相识相交，颇有戏剧性。当年，他在杭州陆小任教时，无意中看到沈尹默书写的诗。第二天，他找到沈尹默，开门见山地说道：“诗好而字俗”。沈尹默多少有些惊诧，此公直率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仔细一想，又不失为“药石之言”。这一当头棒喝，使沈尹默提升书法技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成为著名的书法家。这段颇具戏剧性的经历，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后来，他们又同在北大，因 《新青年》 而成为志同道合的同人。再后来，他们天各一方，疏于音讯。如今，获悉沈尹默的消息，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欣然作《寄沈尹默绝句四首》：“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在第一首诗中，他饶有兴味地回忆当年，杭州西子湖畔饮酒作诗，好不自在。十年风雨，各自单枪匹马奔燕走吴，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如今都是衰病缠身的老者，又值山河破碎，干戈日起。多想与你重逢，浊酒一壶，共话情谊。在第二首诗中，他说之所以选择住在乡下，为的是可以看到绵亘的群山，可以听到潺潺的溪水。读书倦乏了，可就书而枕，听着杜鹃的啁啾。“不辞选懦事丹铅”，古人常将文字考订称之为“丹铅”，“选懦”犹懦怯。他在告诉老友，他正大着胆子，在撰写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他接着感叹溯江西上以来，一直是病骨支离。社会风云都与自己渐行渐远，渐被边缘化，得失是非，哀乐荣辱的观念，已越来越平淡，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的诗兴勃发，雄心万丈。然他终究不是个消沉的人，“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不平和不甘，是他晚年挥之不去的心结。他对唐宋诗的审美，表现出独有的艺术观。“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这里泛指盛唐时期的诗坛。“无那心情属晚唐”，所谓“无那”乃无可奈何也。唐诗发展到晚唐，虽然余音回响，也出过“小李杜”——李商隐、杜牧等，终究是空洞贫弱，情调颓丧，与盛唐相比，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陈独秀虽是著名的新派人物，然旧学功底极为扎实。当年在北大，除却蔡元培的支持外，如无文字学的专长，谅也是很难立足的。他的文章学问，圈内有目共睹。江津的晚年生活，给他留下空闲的时间，而得以挥毫赋诗。他和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过从甚密，在得知欧阳竟无藏有《武荣碑》 帖時，艳羡之余，以诗代柬，向之借阅：“贯休入蜀惟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贯休是唐代的大和尚，有诗：“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又称得得来和尚。他以贯休自喻入蜀的艰辛，卧病山中且家计匮乏，眼看年关将近，家家已备足猪肉和鸡鱼鸭，准备着过年了。自己虽已是又老又馋，却不为“家家足豚鸭”而心动，只想借得《武荣碑》独自欣赏观摩，如能遂愿，这个年也就过得有滋有味了。

陈独秀晚年诗作的艺术价值，如叶尚志先生所说：“真是意飘于诗联之外，育蕴于书法之中，这便是诗家倡言诗贵含蓄，意在言外，余音袅袅，韵味无穷。书法家张扬功在书外，品蕴其中。文人书法讲究表现丰富的内涵、深厚的教养和多姿的文采，与专业书匠只会写字不讲内涵不同。独秀先生的书法、诗词，形式和内容水乳交融，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高超卓越，非但与写字匠不可同日而语，且与一般市井书法家大异其趣，给人以真善美的高层次享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一切无常，万有不空。”乃陈独秀书赠太虚法师，其间富含哲理，内蕴禅机妙思。“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是他题赠台静农父子，更见其云水襟怀，学者风范。他为清末民初学者、教育家方守敦写的挽联“先生老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表现出自己对前贤长辈的崇敬和追思。他对捐款兴学的邓蟾秋尤为敬重，老先生七十大寿，他不仅篆书“大德必寿”、“寿考作仁”，而且还书写寿联：“火学从衡称卓彦，事功耀赫当寿铭。”

同乡医生程里鸣是他的好友，常借串门之机，给他问脉诊治。一日，程里鸣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他听罢摇头叹息：“你行医，不懂政治，你为我治好了病，无以答谢，给你写幅对联。”这幅对联是：“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到半开时。”这便是他对“半截子革命”的回答，比喻贴切，自嘲中不乏调侃和慨叹的意味。

他留下的最后一幅诗联，是给江津县长罗宗文的。诗联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据罗宗文回忆：“1942年3月下旬，我调任铜梁，在离开江津之前，求他写了这幅对联：‘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殊知我刚一到铜梁，就在报纸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乃将对联裱好珍藏留作纪念。”

“病如垣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斩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这是一个冬日的黄昏，雪后的天气更为阴冷肃杀。望着矮墙上的皑皑积雪，瞅着池塘上的厚厚冻冰，多像自己日益严重的病体和难以排解的愁绪。入川后，他的高血压病日益严重，以至发展到“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胀痛，耳轰亦加剧耳。”他曾打算去成都、贵阳一游，都因为病体不支而作罢。

陈独秀自幼丧父，过继给叔叔陈衍庶为子，婶母谢氏视为己出，养育之恩，胜过亲母。到江津后，他让三子松年将谢氏接来，以养老送终，尽人子之责。看着老人双目失明，步履蹒跚的惨然晚景，已是多病之身的他，又怎能不触景生情，感慨伤怀呢？谢氏到江津不久便去世，他深切的思念之情，一直郁结于心。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悲痛地说：“先母抚我之恩尊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轰鸣，几于半聋。”

悼念慈母的哀思未减，又增老友蔡元培逝世的噩耗。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之恩，想当年，蔡元培掌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聘他为文科学长，放手让他进行文科改革，其间关爱呵护，才使他在北大立足，使改革圆满成功。后来，虽然他们一为国民党元老，一为中共领袖，政治上已成水火，但每当他被国民党逮捕，蔡元培都会伸出援手。此恩此情，令他终生难忘。回首往事，他动情地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痛矣！”

    1941年，对陈独秀来说是极为哀惋凄楚的一年。他早就听说老友李光炯避难成都，几次欲往拜访，都因病体而不能成行。谁曾想老友竟在成都逝世，闻此噩耗，凄然作《悼老友李光炯先生》，六年前，老友李光炯先生视余于金陵狱中，别时余有奇感，以为永诀。其时，余生死未卜，先生亦体弱多病。抗日军兴，余出狱避寇入蜀，卜居江津，嗣闻光炯先生亦至成都，久病颇动归思。闻耗后数日，梦中见先生推户而入。余惊曰：“闻君病已笃，何遽至此？”彼但握余手笑而不言。觉而作此诗寄余光烺君以纪哀思，光烺笃行好学，足继先生之志。先生无子而有婿矣。“自古谁无死，于君独怆神。撄心为教育，抑气历风尘。苦忆狱中别，惊疑梦里情。艰难已万岭，凄绝未归魂。”

江津有陈独秀的故友新交，而故人的凋谢辞世，往往使他陷入悲切的怅惘之中，处此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他更有“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的感觉。他写道：“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干戈今满地，处着孤身。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与君共日月，起坐待朝暾。”

刚悼念过老友李光炯，大姐又病逝于江津上游的油溪镇。他兄弟四人，长兄、二姐已经过世，惟有这一长一幼相为扶持，跋涉于漫漫的人生旅程。在这荡析离居的艰难岁月，大姐竟殁于异地他乡，实在令他肠断魂消，痛心入骨，遂长歌当哭，作 《挽大姊》。这是他晚年写的一首较长的古体诗，仅次于 《告少年》。诗意悱恻缠绵，字字情真意切，读来哀婉动人，是他晚年的佳作。在诗中，他回顾手足分离的痛苦，不禁叹息：“大姊今又亡，微身且苟延。”自己一生奔走，与家人聚少离多，“余壮志四方，所亲常别离。”只是由于抗战爆发，沦陷区人民逃难，他才和家人一起融入“避寇群西移”的人流之中。“率家奔汉皋，姊颜犹未衰。卅年未见姊，见姊且危颠。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卜居江津城，且喜常相随。”

他和大姐相聚汉口时，大姐还没有多少衰老的容颜。三十年前姐弟离别，三十年后乱世相逢，那种亦喜亦悲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短时的相聚已然忘却身在乱世之中，后来又都居住在江津，姐弟又像往昔那样的相随相从。他在诗中缅怀大姐勤俭、孝顺、贤惠的一生。“相夫营市贾，勤俭意拳拳。”“纨素不被体，兼味素所訾。家人奉甘旨，尽食孙与儿。”“生存为后人，信念不可移。肥甘既失养，身心复交疲。”这些美德给他留下不尽的思念。

姐弟的最后一别，更是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那是1941年春，他由江津回鹤山坪时，大姐相送于西城外，姐弟相对无言，似有万语千言，又不知从何而说，一种不祥的征兆隐然于心。“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

“斩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亲友迭逝，给他的穷愁潦倒的残年以沉重的打击，那丧失亲友的悲哀，使他整夜整夜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起邻居藏有名酒中山酿，这可是疗治失眠的最好药方。如能讨得深深的一杯，便可在醺然大醉中麻醉自己，以忘却痛苦的哀愁；在炼诗锻句中心胸豁然，以求得自我解脱。

他的晚年诗作中不乏有关病、愁的诗句：“西来病骨日支离”“病如垣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卧病山中生事微”“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这是他在江津生活的真情实状。在他最严峻的困难时期，一个名叫杨朋升的青年军官，给了他最重要的帮助。从1939年5月至他去世，他致杨朋升的信就有40多封。世事、人事、家事，信中都是敞开心扉，无话不谈。

1939年11月11日，他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夫人命书，率尔寄达，不恭之至。”这个“率尔寄達”的就是《朋升夫人和平女士寄纸嘱书手册，即奉一绝》：“前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偕君昨日情。寂寞胭脂坪上月，不堪回忆武昌城。”他和杨朋升的相识在1937年，也就是他出狱后不久。杨朋升，比陈独秀小21岁。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以卖字刻章维持生计。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四川军阀杨森赏识，带回军中器用，后资助他去北京大学读书。后来，两次留学日本，进入军界。他爱好书法，尤长于篆刻。陈独秀出狱后到武汉，杨朋升已是武汉警备司令部领衔少将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虽然两人的年龄差距很大，可从陈独秀给杨朋升的信中不难看出，他对杨十分尊重，每封信都以“老兄”相称，而自称“弟”。这固是一种谦逊，但从中也可见杨在他心中的位置。

如果没有杨朋升等的接济，那他定是穷途末路不可终日了。而他对杨朋升的援助，无以言表，只是在心中时时感念，关心他和家人在战时的安危。这在他给杨朋升的信中触目可见，如“闻成都前昨两日被炸，兄处平安否”“尊寓平安否，至以为念”“连日闻成都有警报，致函询问又不得复，正惶恐时”等，可见其关切之殷。他所作《寄杨朋升成都》，更是把这种思念之情跃然于纸上。“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武昌是他“不堪回首”之地，而他一生行迹所至的诸多地方，却给他留下难忘乃至美好的回忆。他的学生陈中凡受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将去文学院任职，来函相商于他，他复信“极表赞同”，并给陈中凡寄去《春日忆广州绝句》：“江南目尽飞鸿远，隐约罗浮海外山。曾记盈盈春水阔，好花开满荔枝湾。”

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当年受陈炯明之聘来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广州不到一年，就被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局召回上海。逗留的时间虽然短促，但广州却给他留下美丽的记忆。罗浮山隐隐约约，仿佛是海外仙山。每当春潮初上，放眼望去，盈盈汪汪的珠江春水，姹紫嫣红的湾畔花草，真有“白荷红荔半塘西”的风韵。他提醒陈中凡，再去广州时，可千万要游览胜景，别耽误了好山好水好风景。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大凡秋月能勾起人们的忧忧心事，尤其是文人更有对月遐思的情愫。那些已然逝去的往事，总是纠缠在他的心头。他挥毫书写三年前作《对月忆金陵旧游》：“匆匆二十季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诗的落款：“壬午暮春写寄静农兄，独秀自鹤山坪。”夏历壬午年即公元1942年，也是这一年的一月七日，他又作《漫游》：“峰峦出没成奇趣，胜景多门曲折开。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诗后写道：“录近作一绝以寄静农兄民卅一年一月七日独秀书蜀之鹤山坪。”陈独秀逝世后不久，台静农在诗尾附记：“先生逝世于五月二十七日，距是诗之作才四个月又二十日耳。”可谓陈独秀的绝笔。

与同年誊写旧作 《对月忆金陵旧游》 相比，他的心境可谓真的“豁然猛同禅”，生命态度是那么的达观乐天，再也不愿为老而多病发愁忧心，而是从“峰峦出没”“胜景多门”中寻找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情趣。他多少有些“老夫聊发少年狂”。在年轻人新婚之喜的欢乐场合，同样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和青年人一起调笑、打闹。一首 《闹新房》，可看出他天真快乐的赤子情怀：“老少不分都一般，大家嬉笑赋关关。花如解语应媸我，人到白头转厚颜。”从长江尾至长江头的流放，从南京到江津的奔走，不知不觉中，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遠离尘嚣，告别了轰轰烈烈，生活中多了份平凡和恬静。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山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不知辛苦乱离中。”春耕时节，大地被嫩绿的秧苗所覆盖，晚霞衔着半边山如彤彤烈焰。这红红绿绿的世界，诱使他倚靠柴门，放目远眺，将所有的忧伤和不快，统统置之度外。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热爱脚下这方热土，《郊行》是他留连美景的抒情之作：“蹑屐郊行信步迟，冻桐天气雨如丝。淡香何似江南路，拂面春风杨柳枝。”江津晚年贫病交迫，他没被艰难困苦所压垮，而以坚韧的毅力，足音蛩然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之旅。如陈中凡哭陈独秀《哀词》所说：“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生死皭然斯何人，怀宁仲甫陈先生。”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