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原创首发

 

曹丕墙上的西洋皮影

 

作者：王瀚林

 

一

 

深夜翻书，总有些时刻让人恍惚。铃木虎雄那本《中国诗论史》躺在案头，纸页泛黄，1920 年的京都气息犹存。这位日本学者在某一页漫不经心地写下：“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他大概不会想到，七年后广州的一次暑期演讲上，鲁迅会将这句话拾起，像拾起一枚石子，投入中国学术的深潭，涟漪至今未消。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的声音穿过 1927 年的暑热，带着他特有的锐利与倦怠。但倘若我们仔细辨听，会察觉那声音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犹疑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这限定语如同一扇半掩的门，门后本是一条幽深的回廊，却被后来的学者们径直闯了进去，将回廊当作了通衢大道。

 

二

 

所谓“投影”，原是光学现象。一束光斜照在物体上，墙上便出现影子的变形。西方十九世纪末兴起的“纯文学”观念 —— 那种将文学从道德、政治、宗教中剥离出来，供奉于“唯美”祭坛上的观念 —— 便是那束光。当它照向中国中古的文学现场，墙上便出现了“文学自觉”这个颀长的影子。

这影子很美，却扭曲了原物。曹丕《典论・论文》中那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文学自觉”的投影下被读作文学挣脱政教束缚的宣言。然而，“经国”二字何曾脱离过道德与事功的维度？它分明是说文学是经纬国事的根基，是从政教母体中生长出的枝蔓，而非斩断脐带后的独立生命。铃木虎雄与鲁迅，两位站在东西方交汇处的敏锐观察者，都不约而同地将“经国”轻巧地解释为“非对道德的直接宣扬”，这与其说是解读，不如说是改写 —— 用波德莱尔的“为艺术而艺术”去改写曹丕，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去误读建安风骨。

萧统编《文选》，常被援引为“文学独立”的明证。但细察其选文标准，三十七类文体中，除诗赋外，奏记、论议、传状等应用之文莫不收入。其取舍标准并非“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区分，而是“辞采、文华、翰藻”的有无 —— 换言之，是修辞程度的高低，而非文体性质的纯杂。章太炎在《文学论略》中一针见血：“惟取文采斐然，足耀观览。”这“耀观览”三字，道尽了中国古人对“文”的理解：文是饰，是彰，是使事物焕发光彩的修饰，而非西方意义上那个自足自律的“Literature”。

 

三

 

“文”“笔”之分，是另一个被误读的现场。现代学者热衷于将“文”对应为纯文学，“笔”对应为杂文学，仿佛萧绎、刘勰早已具备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的分类学头脑。然而回到古人的语境，“文”“笔”之别不过是“言语（文章）”内部的再区分，而“文章”的本义即是修饰。“文”是修辞程度高的，“笔”是修辞程度稍逊的，二者共享着同一个母体 —— 对语言的加工与藻饰。将这对概念强行嵌入“纯文学 / 杂文学”的西方框架，无异于将中医的气血经络翻译为西医的血管神经，虽貌似对应，实则伤筋动骨。

这种翻译的冲动，背后藏着一种文化焦虑。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急于向世界证明：我们也有“文学”，而且我们的“文学”也曾“自觉”过。于是，魏晋被塑造为一个早熟的美学乌托邦 —— 仿佛阮籍的穷途之哭、嵇康的广陵散绝，都是在为“纯文学”的诞生举行祭礼。这种塑造固然充满激情，却也让古人成了我们想象中的皮影：他们在幕后被操纵，在幕前表演着一出名为“文学自觉”的西洋戏。

 

四

 

然而，我必须承认，这出皮影戏演了一百年，并非毫无价值。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将“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并置，让无数青年在八十年代的心潮中找到了与魏晋士人的共鸣。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文学自觉”归纳为三个标志，成为一代学子的集体记忆。这些“误读”如同一层滤镜，让遥远的历史焕发出当代的光彩。问题是，当滤镜变成了眼镜，我们便开始看不清原物的本色。

韩愈在唐代振臂高呼“文以载道”，柳宗元矢志“文以明道”。如果魏晋真的完成了文学与政教的分离，那么韩柳的呐喊便成了历史的倒退。这显然不合逻辑。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国文学从未有过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时代，教化与怡情、事功与审美，如同阴阳二气，始终缠绕共生。《诗经》的“风”里有民间的欢愉，也有庙堂的采观；屈原的《离骚》是个体的哀鸣，也是家国的谏书；就连被奉为“文学自觉”标杆的建安诸子，其诗文中也充溢着“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苍生之念。这些，哪里是一个“纯”字可以概括的？

 

五

 

赵敏俐先生曾言，“魏晋文学自觉说”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这话说得恳切，却也让人心生怅惘。一个流行了百年的学术命题，一旦被揭去面纱，露出的不仅是概念的粗疏，更是一代学人认知历史的局限。

但我想，真正的温度不在于简单地否定或肯定。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放下那束西洋的光，走进古人的暗室，去触摸他们写作时的体温。曹丕与诸文人论文，不是在巴黎的沙龙里谈论“纯诗”，而是在战乱频仍的邺下，于铜雀台的残照中感叹“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他的“诗赋欲丽”，不是唯美主义的宣言，而是在生死无常的焦虑中，对文字永恒性的卑微祈求。这种祈求里有功利的计算，有道德的负重，也有审美的渴望 —— 它是浑浊的，丰富的，如同生活本身。

 

六

 

去年深秋，我在洛阳古墓博物馆见到一块曹魏时期的画像砖。砖上的线条拙朴而热烈，绘着宴饮、庖厨、乐舞的场景。那些人物没有希腊雕塑的精确比例，却有着一种东方式的生动 —— 他们不是在为“艺术”而宴饮，他们只是在宴饮，而宴饮本身便是生命的全部表达。我忽然想，这或许才是中国文学的“自觉”：不是从实用中抽离出来的自我意识，而是在实用中绽放的审美本能。它不需要与政教决裂来证明自己的高贵，因为它从未将自己囚禁于“纯”与“不纯”的二元牢笼。

墙上的皮影戏演了一百年，幕布上的人影早已疲惫。是时候熄灭那束外来的光，让古人的身影在黑暗中重新显现。他们或许会显得模糊，但那模糊里，有真实的体温。

而我们，终将在那体温中，读懂自己的来处。

 

后记：本文观点主要受姜荣刚《古典文学的观念还原与史论建构》及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启发，然随笔之体，不求面面俱到，但求以温度烛照学术的冷硬。关于“文学自觉”说的源流与争议，可参见《光明日报》2015 年“文学的自觉是不是伪命题”学术对话。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