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原创首发

 

穿西装的屈原

——关于“以理论牵附作品”的札记

 

作者：王瀚林

 

一

 

若干年前，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听到一位老先生拍案而起：“用拉康的精神分析读鲁迅，这是以西方理论牵附中国作品！”那神情，仿佛目睹了一场学术上的强梁入室。我坐在角落里，手里正攥着一篇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分析《西游记》的论文提纲，顿觉自己像个衣冠不整的帮凶。

“牵附”二字，用得极狠。“牵”是生拉硬拽，“附”是攀龙附凤。它预设了一个楚楚可怜的受害者——中国作品，和一个手持利器的加害者——西方理论。在这幅图景里，作品是待字闺中的贞洁女子，理论是翻墙而入的浮浪子弟；作品是未开垦的处女地，理论是外来的殖民者。而那个“西方”的定语，更是给这桩罪行贴上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标签。

可我总觉得这画面哪里不对。

 

二

 

且问：作品真的有那么纯洁吗？

钟嵘《诗品》以“滋味”论诗，那“滋味”本是从饮食哲学里偷来的概念；刘勰《文心雕龙》讲“风骨”，“风”是教化，“骨”是骨骼，何尝不是把政治伦理与人体构造混搭在一处？严羽以禅论诗，“妙悟”二字分明是从佛经里借来的香火；王国维讲“境界”，那“境界”原是佛学词汇，被他一把拽来，按在宋词脸上。这些“牵附”，因为发生在同一片黄土之上，因为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我们便视而不见，美其名曰“会心”或“体悟”。

原来我们反对的不是“牵附”，而是“陌生”。熟悉的暴力叫传统，陌生的问候叫侵犯——这是学术上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三

 

更深一层，“以西方理论牵附中国作品”这个命题本身，就藏着一种知识的自卑与傲慢。自卑在于，我们预设了中国作品是娇弱的，经不起理论的风吹雨打；傲慢在于，我们预设了西方理论是霸道的，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可事实上，好的理论从不“牵附”作品，它与作品是“邂逅”——在概念的十字街头，在意义的深山古寺，两个孤独的旅人忽然认出了彼此。

本雅明谈“灵光”的消逝，用来读张岱《陶庵梦忆》里“湖心亭一点”的雪，何其贴切？那不是牵附，那是两个末世文人在时空两端的相互照见。巴赫金讲“狂欢化”，用来读《水浒传》里梁山泊的聚义，哪里是强奸？那是民间笑声与官方话语的久别重逢。弗洛伊德说“弑父情结”，用来读《雷雨》里周萍与周朴园的紧张，难道不是让曹禺笔下那口闷了几十年的棺材，透出了一丝现代性的光？

当然，也有糟糕的“牵附”——把《红楼梦》硬塞进一个三流的心理学框架，把李白塞进结构主义的格子间。但那是理论的错吗？那是用理论的人的错。笨厨子用再好的刀也能切到手，巧厨子用钝刀也能片出龙须面。我们总不能因为有人切到手，就宣布菜刀是凶器，从此只吃手撕菜。

 

四

 

我时常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屈原穿着西装，站在康河的柔波里。那画面当然荒诞——但荒诞的不是西装，而是我们认为屈原“不该”穿西装。我们心里有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屈原，他必须宽袍大袖，必须披发行吟，必须永远停留在公元前278年的汨罗江边。任何让他“走出”那个画面的尝试，都是“牵附”，都是亵渎。

可屈原自己愿意永远停留在那里吗？《离骚》里那么多“上下而求索”，那么多“求女”的渴望，不正是要冲破楚地的樊笼，去昆仑，去天津，去九天之外？一个连宇宙都要追问的人，会在乎一件西装的产地吗？

作品的伟大，恰恰在于它能穿任何时代的衣服，而不失其魂魄。理论的伟大，恰恰在于它能让任何时代的作品重新开口，而不失其敬畏。穿西装的屈原，只要他的“天问”还在追问，只要他的“哀郢”还在滴血，西装不过是一件衣服——倒是那些急于给他缝制“纯中式长袍”的人，可能正在用“民族性”的针线，把他缝死在历史的标本框里。

 

五

 

去年深秋，我在一个旧书摊淘到一本1980年代的《文心雕龙译注》，扉页上有前人批注：“以西释中，隔靴搔痒。”我笑了笑，在旁边补了一句：“以中释中，难道就不隔？”那批注者大概不会想到，四十年后，会有一个人在他的判决书旁边写上诉状。

其实所有的解读都是“隔”。“知音”本是妄想，“会心”多是误读。但文学的魅力不就在这“隔”与“不隔”之间吗？理论不是来消弭这距离的，它是来让这距离产生美的——如同月光与地面的距离，产生了银色的幻觉。

深夜读书，我常把一本西方理论书和一本中国古籍并排摊开。左边是德里达或福柯，右边是司马迁或苏轼。灯光下，它们的影子在桌面上交织，像两棵来自不同大陆的老树，根系在黑暗的土壤里悄悄握手。那一刻我明白，理论不是探照灯，不是手术刀，不是贞操带。它是月光——不强迫作品暴露什么，只是让作品在陌生的光线下，呈现出白日里看不见的轮廓。

 

六

 

所以，回到那个老先生的拍案：我们是否应该避免“以理论牵附作品”？

我的回答是：应该避免的，从来不是“牵附”——因为一切阅读都是“牵附”，都是把自我的生命经验强行嫁接到他人的文本之上。应该避免的，是“以理论拒绝作品”，是“以教条阉割文本”，是“以文化的贞操带束缚文学的野性”。

至于“西方”还是“东方”，那不过是一件衣服的标签。屈原穿西装，但丁穿汉服，只要他们的灵魂还在文字里呼吸，穿什么都是风情。

倒是那些高举“纯洁性”大旗的卫道士，那些把“民族性”当作紧身衣的裁剪师，那些用“防止牵附”来拒绝一切对话的人——他们或许才是最大的“牵附”者。因为他们正在用最粗暴的方式，把活生生的文学，牵附在一个叫做“本质”的绞刑架上。

窗外天快亮了。我合上那本《文心雕龙译注》，忽然想给那位批注者写一封信，告诉他：隔靴搔痒，痒处自知；隔岸观火，火光照人。理论的乡愁，与作品的乡愁，本是同一种乡愁——都是人类在意义的荒原上，那一点不肯熄灭的、想互相取暖的火光。

而这火光，从来不分东西。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