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原创首发

 

词牌里的面具与体温

 

作者：王瀚林

 

宋代的官帽两侧伸出长长的翅子，据说为了防止臣僚交头接耳。那翅子像一种温柔的刑具，让士大夫在庙堂上必须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连呼吸都要符合礼部的规格。可他们总要下班的。脱下紫袍，走进酒肆或歌楼，接过歌妓递来的纸笔，在固定的词牌里填进自己的字句——这时，一个问题便浮上酒面：此刻涌到笔尖的，究竟是卸了妆的真心，还是另一张更精致的面具？

人们向来喜欢把宋词切成两半，一半叫婉约，一半叫豪放，再分别贴上“真性情”与“大格局”的标签。这切割术本身就很可疑，仿佛人的灵魂可以像切糕一样，左边是杏花春雨，右边是铁马秋风，中间一刀下去，互不渗血。可但凡读过几首词的人都知道，苏轼既写“大江东去”的旷达，也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哽咽；辛弃疾既写“金戈铁马”的怒目，也写“蓦然回首”的惘然。同一个人，同一支笔，甚至在同一个黄州的雪夜里，他到底该豪放还是该婉约？若两者都是真的，那“真”的标准未免太廉价；若必有一假，那我们又凭什么做灵魂的测谎仪？

其实词这种文体，从娘胎里就带着表演的性质。它不像诗，可以扛着“言志”的牌坊走进祠堂；词是“艳科”，是“小道”，是宴饮时的佐酒之物，是歌妓唇边的风流债。欧阳修写“庭院深深深几许”，是在洛阳的宴会上；柳永写“杨柳岸晓风残月”，是在为歌妓乐工填曲谋生。词从一开始就不是独白，而是对白——对着歌妓，对着同僚，对着那个在文化期待中早已设定好的“士大夫”角色。有了观众，就有了表演；有了表演，就有了面具。这面具如此古老，以至于戴久了，连自己都忘了脸在何处。

但这里有一个微妙的悖论：正因为词是“小道”，是庙堂之外的野渡，它反而成了情感走私的通道。宋代礼教对士大夫的规训是密不透风的。你可以在奏折里谈社稷，在书信里论学问，唯独不可以在公开场合痛哭、发怒、思念一个死去多年的妻子，或者承认自己壮志难酬的颓唐。词，恰恰因为它“不正经”，反而为“正经”的情感提供了庇护。词牌是格律的牢笼，也是偷渡的船——把那些在公文里会被打回来的灵魂，运送到可以被歌唱的彼岸。

所以苏轼在黄州写“大江东去”，你说那是自然流露还是角色扮演？他那时是个罪人，被贬到长江边上，连俸禄都快断了。他需要重建一个自我，一个能在废墟上站得住的自我。“豪放”在这个时候，既是一剂心理吗啡，也是一封写给友人的公开信：看，苏轼还没垮。这里有表演的成分——他必须在文化脚本中扮演一个“旷达者”，否则他撑不下去。但你若因此说那旷达全是假的，又未免残忍。那词中的孤鹤与江月，难道没有他深夜独坐时的寒意？面具是借来的，但脸上的泪痕是自己的。

辛弃疾更复杂。他写“醉里挑灯看剑”，是在罢官后的闲居岁月里。一个曾经在万军中取敌将首级的人，如今只能在醉眼朦胧中抚摸自己的宝剑。这豪放的呐喊，是对抗遗忘的姿态，也是维持自我认同的仪式。可你若读他“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婉约的恍惚里，藏着同样的真——一个中年人在元宵的喧闹中，突然感到的疲惫与孤绝。豪放是他在政治舞台上必须维持的妆容，婉约是他在人群散场后的卸妆油。两者都是真的，只是场合不同，观众不同，情感的语法便不得不随之变形。

李清照大概是这出戏中最特殊的演员。身为女性，她的婉约是被双重期待的：女人该柔，词体该艳。于是“凄凄惨惨戚戚”成了她的文化签名。可她在诗里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那种豪壮几乎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于是有人说，诗里的她是真的，词里的她是戴着面具的。这判断何其傲慢。乱世中的恐惧、漂泊中的凄惶，难道不比金石之坚更真实？她的婉约不是扮演，而是在文化允许的范围内，对女性苦难最诚实的供认。她的豪放倒是“越轨”，是在词的体制之外，借诗的通道发出的嘶喊。在这个意义上，婉约是她的真，豪放也是她的真，只是社会给不同的文体分配了不同的“真实额度”。

说到这里，也许该把问题倒过来问：人真的有所谓“不戴面具的自然流露”吗？情感从来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物，它总是在文化的模具中被塑形。你之所以觉得“大江东去”是豪放的，是因为你从小学就被告知那是豪放；你之所以觉得“杨柳岸”是婉约的，是因为这个词牌连同它的平仄，早已规定了情感的走向。词人在填词时，确实在扮演——扮演一个符合词牌气质的声音。但表演本身，并不必然排斥真诚。戈夫曼说人生是一场戏剧，可演员在舞台上流的眼泪，化学成份与生活中并无不同。

宋代的士大夫们，戴着官帽在朝堂上表演忠臣孝子，脱下官帽在词中表演情种与狂士。他们未必分得清哪个是自己。但正是在词这具文化面具的掩护下，他们偶尔露出了不属于任何角色的、纯粹的“人”的模样——那是对亡妻的思念，对故国的执念，对光阴流逝的惊慌，对壮志难酬的不甘。这些情感若写在奏折里，是失态；写在书信里，是私隐；唯独写在词里，成了风雅。

于是我们不必再做那个苛刻的审判官，去甄别哪首词是真心、哪首是应酬。我们该问的或许是：在那个连官帽翅子都要管着你看向何方的时代，词人们借着词牌这具面具，究竟为自己争取到了多少呼吸的空间？答案是：不多，但刚好够灵魂透气。面具是冷的，是文化的模具；但呼吸是热的，是生命的余温。

读词的时候，我时常想象这样一个画面：某个雪夜，一位被贬的士大夫在江边小亭里写完一阕词，搁下笔，对着江水发呆。歌妓尚未将词拿去谱曲，同僚尚未品评其豪放或婉约，那一刻，词稿上的墨迹未干，而写字的人，终于在自己亲手编织的面具缝隙里，悄悄做了一会儿自己。那缝隙很小，风一吹就合上了。但就是因为有过那样一个缝隙，千年之后，我们还能从泛黄的纸页上，触摸到一个陌生人掌心的温度。

这温度，便是宋词留给我们的全部真相。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