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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极的引力与孤独

——关于白居易在诗歌史上位置的随想

 

作者：王瀚林

 

一

 

李白是飞升的，杜甫是沉潜的，而白居易，据说是“接地气”的。于是诗史有了某种三足鼎立的幻觉：仙、圣、魔，各据一方，仿佛盛唐与中唐的气运，被这三人均匀瓜分。但“第三极”这个称谓本身，就暗含了一种尴尬的算术——两极是天然的，第三极是努力争取来的，是后来者的命名，是文学史家为了结构平衡而硬凑的等边三角形。

 

白居易自己大概不会同意这种排座次。他在《与元九书》里回忆，当年从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路途，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处处有人题咏他的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是他的字迹。元稹更夸张，说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诵白诗，甚至有人缮写模勒，拿到市井上换酒茗。这种传播度，在唐代是空前的。但传播广，是否就等于“第三极”？

 

我疑心“第三极”的说法，是后世批评家面对白居易时的一种补偿心理。李白有“诗仙”的飘逸，杜甫有“诗圣”的厚重，白居易似乎缺一个同级别的封号——“诗魔”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技艺的形容，而非精神的海拔。于是“第三极”应运而生，既肯定了他的存在，又巧妙地暗示了他与前两者的不对等：两极是轴心，第三极是卫星。

 

二

 

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从中国的诗史教科书移开，投向整个东亚文化圈，白居易的位置会变得异常清晰，甚至令人吃惊。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以熟读白诗为荣，嵯峨天皇将其藏于秘府，暗自吟诵；菅原道真模仿其排律体，使《白氏文集》成为宫廷教育的范本。在《千载佳句》中，白居易的诗占了28%，达507首之多，远超李白杜甫。紫式部写《源氏物语》，清少纳言写《枕草子》，无不从中汲取养分。在韩国，崔致远、李奎报等汉文学大家也深受其影响。至于越南，史载“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

 

这种跨越国界的辐射力，李白杜甫难以比拟。李白的飘逸需要汉语的声韵来托举，杜甫的沉郁需要深厚的儒家语境来承接，而白居易的“老妪能解”，恰恰成了一种可以穿透语言屏障的轻武器。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一生译了近3000首中国诗，其中白居易独占鳌头，数量近乎其他诗人总和的十倍。韦利甚至为白居易写了西方第一部中国诗人传记《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1949年出版，影响深远。

 

有趣的是，韦利选择白居易，并非仅仅因为“浅近易解”。这位从未踏足中国的犹太裔英国学者，一生远离政坛，不谋求官方职位，过着静谧恬淡的生活——这与白居易晚年“中隐”于洛阳分司的处世哲学，形成了跨越千年的共振。韦利将白居易的“山中独吟”译为“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这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

 

三

 

但传播的光晕，往往遮蔽了艺术的阴影。白居易在世时，其诗就已“流播四方”，甚至“鸡林贾人求市颇切”，新罗商人把他的诗当作商品来交易。这种商业化的成功，在古典时代是罕见的，却也为后世的批评留下了把柄。宋代以降，“元轻白俗”的评语如影随形，“俗”之一字，像一枚生锈的钉子，钉在了白居易的文学牌坊上。

 

我们不得不承认，白居易的诗歌内部存在着某种自我消解的张力。他一方面高举“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旗帜，写《秦中吟》《新乐府》，要做时代的喉舌；另一方面，他又在《琵琶行》《长恨歌》中沉溺于个人情感的沼泽，让“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叹息，盖过了“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呐喊。他的讽喻诗是匕首，却常常是钝的——因为怕伤人，因为要考虑仕途，因为“中隐”的哲学不允许他像杜甫那样破釜沉舟。

 

这种分裂，使得白居易的“第三极”地位显得暧昧。他不像李白那样纯粹地飞翔，也不像杜甫那样彻底地扎根，他在飞与落之间，找到了一个中间地带：既能俯瞰苍生，又能保全自身。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生存智慧，却未必是最高级的诗学姿态。

 

四

 

然而，正是这种暧昧，让白居易成了最有“温度”的诗人。李白太冷，他是月光与霜；杜甫太热，他是血泪与炭火。白居易是温水，是可以捧在手心的日常。他写“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写“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些句子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却能在千年之后，让一个普通的冬夜突然变得柔软。他写《问刘十九》，不是写给历史，而是写给一个朋友；他写《钱塘湖春行》，不是写给社稷，而是写给一个春天。

 

这种“小”，这种“私”，这种“俗”，恰恰是白居易最不可取代的地方。在李白杜甫的巨人阴影下，中国诗歌需要一种更日常、更亲民的声音，来填补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巨大空隙。白居易填补了这个空隙，而且填补得如此完美，以至于后世所有试图“通俗”的诗人，都不得不从他这里借路。宋代的王禹偁、梅尧臣，清代的黄遵宪，乃至近代的新诗运动，谁没有受过他的启发？

 

五

 

所以，“第三极”的意义是否被夸大？我的回答是：在中国的诗史内部，或许是的；但在整个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视野中，又或许是被低估了。

 

我们习惯用“李杜”作为标尺，来衡量所有唐代诗人。但这个标尺本身，是建立在中国特有的“诗言志”传统和儒家诗教之上的。一旦我们把标尺换成“跨文化传播力”或“日常生活审美化”，白居易就会迅速上升，甚至超越李杜。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们，对李白的“狂放”和李商隐的“隐晦”都感到隔膜，唯独对白居易的“闲适”与“感伤”一见倾心，因为后者契合了他们的“物哀”美学和庭园趣味。

 

而在20世纪的美国，詹姆斯·赖特以白居易的贬谪经历为灵感，写出诗集《枝不会断》，直接呼应白诗中对底层民众的悲悯；艾伦·金斯堡等垮掉派诗人，也与白居易展开跨时空对话。这种影响，不是通过“第三极”的学术命名实现的，而是通过诗歌最原始的力量：对人性的直面，对苦难的共情，对日常生活的深情凝视。

 

六

 

说到底，“第三极”是一个空间隐喻，暗示着某种固定的、静态的位置。但白居易的诗歌生命，恰恰是流动的、生成的、不断被重新发明的。他在中国可以是“诗魔”，在日本可以是“闲适”的化身，在西方可以是“人道主义”的先声，在越南、朝鲜可以是汉文化的范本。这种多重身份，这种跨文化的变形能力，岂是一个“极”字所能框定？

 

也许，我们不该再问白居易是否配得上“第三极”，而应该问：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极”？为什么诗歌史一定要被想象成地理学，有高峰、有轴心、有边缘？白居易的伟大，或许正在于他对这种等级秩序的消解。他不要当“仙”，不要当“圣”，他甚至不太在意“魔”——他只是一个在洛阳履道坊里，伴着美酒与琴声，慢慢老去的凡人。

 

而这个凡人，用他的2800余首诗，证明了最持久的文学力量，往往不是来自云端，而是来自地面；不是来自极端，而是来自中间；不是来自“极”，而是来自那些“非极”的、暧昧的、温热的日常。

 

在一个冬夜，当你读到“能饮一杯无”，你不会想起什么“第三极”。你只会想起某个远方的朋友，和窗外即将落下的雪。这，或许就是白居易最诚实的遗产。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