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原创首发

 

蠹鱼在自主知识体系里慢慢咬

 

作者：王瀚林

 

一

 

去年深秋，我在某座以古典文学研究闻名的学府参加一场高端论坛。会议室里暖气开得太足，窗外银杏正黄，室内却弥漫着一种福尔马林的气味——不是真的化学药品，是那种把活物制成标本后，再贴上拉丁文标签的学术气息。一位青年学者正在发言，他用"存在论差异"重新阐释《庄子》的"逍遥"，用"知识型断裂"来论证唐宋诗学的转型。PPT做得精美，术语密度极高，引用从福柯到海德格尔，如数家珍。我坐在台下，忽然想起小时候在祖父书房里见过的蠹鱼——那种银灰色的小虫，在旧书页里缓慢地、固执地咬出一条条隧道，它们从不解释自己为什么咬，也不把咬痕整理成"体系"，只是沉默地活在书里，与书共生，最后与书一同化为纸灰。

那一刻我竟有些羡慕那只蠹鱼。至少它真的在书里，而我们这些"研究者"，往往只是在书外。

 

二

 

"中国古典文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个提法本身，就藏着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我们不妨先把这八个字拆开来看。"知识体系"是个什么物件？它来自培根的"知识即权力"，来自康德的"批判体系"，来自黑格尔那架庞大的概念推演的机器。它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西方学术装置，讲究边界清晰、逻辑自洽、层级分明、可编码、可传授、可评估。而中国古人呢？他们讲"文"，讲"气"，讲"道"，讲"滋味"，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刘勰写《文心雕龙》，虽有"体大虑周"之誉，但他心中的"文"，是"与天地并生"的流动之物，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生命喷发，而非一架可以拆卸重组的概念机床。

孔夫子删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六个字，放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体系里，够得上几篇CSSCI？恐怕连开题报告都过不了——没有文献综述，没有方法论说明，没有创新点界定，更没有"问题意识"的清晰陈述。但就是这六个字，养活了中国人两千五百年的心灵。李白斗酒诗百篇，他可曾想过自己的"飞流直下三千尺"需要被纳入某个"自主知识体系"的瀑布章节？杜甫在破茅屋里想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而不是如何让自己的沉郁顿挫符合某种学术范式。这些灵魂，这些文字，原本是在旷野里生长的草木，各有各的姿态，各有各的节气。如今我们却要建造一座温室，把它们统统移植进去，修剪成同样的高度，喷上同样的营养液，再挂上一块牌子："中国古典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国家级重点培育项目"。

这不是赓续文脉，这是给文脉做化疗。

 

三

 

然而我深知，不能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在那些写论文的学者身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不知道自己在制造泡沫，只是泡沫已经成为唯一的生存介质。我认识一位研究《诗经》的朋友，十年间写了四十七篇论文，从"生态批评视野下的豳风七月"到"性别政治视域中的氓之蚩蚩"。他私下跟我说，他真正想写的，只是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夏夜里听老人唱"关关雎鸠"时，那种心头一颤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发不了核心期刊，评不上职称，申请不到基金。于是他把那颤栗拆解成"听觉叙事""身体记忆""地方性知识"，再翻译成英文摘要里的"auditory narrative"和"somatic memory"。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一场集体性的精神分裂。我们用西方的术语翻译自己的心跳，用异域的理论框架裁剪自家的衣裳，然后宣称这是"自主"。这就像一个用英语宣誓"我要捍卫中文纯洁性"的人，就像一个穿着西装革履去祭祖的人——不是不可以，只是那西装的剪裁，终究是按照别人的身材量的。

更吊诡的是，这种"自主"往往伴随着一种隐秘的焦虑：我们太想被"国际学界"承认了。于是"自主知识体系"成了某种学术民族主义的面具，面具后面，是一双急切渴望西方认可的眼睛。我们构建体系，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陶渊明为何采菊，而是为了在学术市场上占据一个"中国特色"的摊位，好跟西方理论家们平等对话。可真正的平等，从来不是靠摆摊得来的。当李白在长安酒肆里高吟"天子呼来不上船"时，他可曾想过要跟谁平等对话？他的傲气，他的孤独，他的天才，本身就是一种无需论证的存在。

 

四

 

那么，真正的中华文脉在哪里？我想，它不在那些厚厚的"体系"专著里，而在一些更卑微、更顽固的地方。

它在敦煌藏经洞那些残破的卷子里，在写经生颤抖的笔触中，在风沙掩埋的半句偈语里。它在福建土楼上老人用方言吟诵的族谱中，在江南水乡船娘随口哼唱的吴歌里。它在每一个中国人读到"举头望明月"时，心头那一刹那的恍惚中——那恍惚无法被引用，无法被注释，无法被纳入任何"知识体系"，但它真实存在，且比任何体系都更持久。

我曾在西北一座古堡的废墟里，遇见一位放羊的老汉。他大字不识几个，却能背诵大段的《秦腔》唱词，能讲全套的"薛仁贵征东"。那些故事在他嘴里是活的，有尘土味，有羊膻味，有戈壁滩上烈日暴晒后的干燥气息。我问他这些是从哪里学的，他说："听老辈人叨咕的，叨咕着叨咕着就会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才是真正的"赓续"——不是项目申报书里的"传承与创新"，不是开题报告里的"学术史梳理"，而是一种近乎生物性的传递，像种子落在土里，像溪水绕过石头，像蠹鱼在书页里一代一代地咬下去。

 

五

 

说到这里，我必须自嘲。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泡沫生产线上的一员？我也写过"论某某诗学的现代阐释"，也用过"场域""惯习""话语权力"之类的词汇去解剖古人。我深知那种诱惑——当你掌握了这些术语，你就获得了一种权力的幻觉，仿佛自己真的在"研究"什么高深的东西，仿佛那些死去的诗人正在你的论文里复活。其实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费，用学术信用卡透支古典文学的信用额度。

但自嘲之后，我并不想陷入虚无。我真正想问的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让我们既不做蠹鱼（只知咬食，不知思考），也不做标本师（只知分类，不知呼吸）？

也许有。那需要一种勇气——敢于在学术会议上说出"这个文本让我哭了"，而不是"这个文本呈现了某种情感结构"；敢于承认有些古人的智慧是"不可翻译"的，而不是急于把它转码成西方理论能识别的信号；敢于让学术从"生产知识"回到"养育心灵"的本分。知识可以体系化，但心灵不能。陶渊明归隐田园，不是为了给"隐逸文化"提供一个案例，而是因为他真的受不了那个污浊的官场。这种"受不了"，这种生理性的厌恶与选择，是任何体系都无法容纳的，却恰恰是文学最珍贵的内核。

 

六

 

写到这里，窗外的银杏已经落尽。我想起那只蠹鱼。它不懂什么叫"自主知识体系"，它只是在书里活着，以书为食，以书为家，最后与书同朽。它的生命毫无意义，除了证明那本书曾经是真的——有纤维，有墨迹，有可以被咬动的质地，而不是一张被塑封在概念玻璃柜里的假画。

或许，真正的赓续，就该是那种蠹鱼式的固执：不声张，不体系，不"自主"给任何人看，只是沉默地、持续地，在文明的纸页里咬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隧道。 tunnel的尽头有没有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咬的动作本身——那是生命对文字最诚实的回应。

而我们这些高谈"知识体系"的人，或许该偶尔放下手中的理论手术刀，去闻一闻旧书页里的霉味，去听一听，那霉味深处，是否还有蠹鱼在慢慢地、慢慢地咬。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