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只搪瓷杯

 

作者：阳跃君

 

这个小假期，我就没怎么出过门。

哪儿也没去，倒不是被什么钉在了家里。只是觉得不想出门，若真出了门，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年纪到了，这小城在脚下忽然变成一张摊开的旧地图，标满了去过的地名，却没有一个格子还等着被填满。于是我把门一关，替自己派了件正经差事：把去年那部小说的初稿，从头到尾再磨一遍。

初稿二十一万字，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堆起来的砖。这一回不砌墙，是拆墙。拆到末了，剩下十五万字。删掉的那六万，多数不是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太多——它们本不该存在，是我当年舍不得，硬把每一句话都往满了里塞。删稿删得狠的时候，忽然想起海明威那句被说烂了却常读常新的话：删掉的，往往比留下的更见分量。冰山浮在水面的只有八分之一，撑住它的是藏在水底下那八分之七。我删的不是字，是把一座纸糊的山，压回成一块真正的冰。只是删到十五万字，手停了，心里还是虚：会不会又删薄了？够不够？——这种“够了没有”的犹疑，我年轻时是没有的。年轻时只会嫌少，恨不能把一辈子的事都塞进一本书里，恨不得把每一张脸、每一场雨、每一次心动都收进来，生怕漏了哪一样，人生就显得单薄。

人到中年，才知道“薄”才是厚。

这话不是我发明的。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写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往学问里走，是一天比一天多；往门道里走，是一天比一天少。年轻时我背这句，只当是句对仗工整的古文；如今坐在删得满地狼藉的稿纸中间，才懂它是一句疼话。增，是因为以为日子长；损，是因为听见了日子在响。

只是磨稿这件事，近来是真难。用脑，脑阔痛；动手，肩周痛；敲一会儿键盘，脑阔和肩周一起痛。三处轮流发作，像约好了似的轮着来提醒我：这台机器，用了四十几年，齿轮开始打滑了。我常一边揉着肩膀一边想，那当年一口气写三万字不歇气的年轻人，是去了哪儿？他没走远，他只是被后来这副会疼的身子收编了。可我又能怎么样呢？疼归疼，稿还得删，字还得敲。我非得证明点什么不可——证明我还存在，还能折腾，证明这副头发开始白、开始稀的身子里头，还住着一个不肯熄火的人。

写东西的人，对“证明存在”这四个字是有共鸣的。史铁生坐在轮椅上，被人问为什么写作，答得近乎决绝：写作，是为了不至于走到那一步。他把写字当作一条命拴着的绳子。我跟他差着十万八千里，没他那样的苦，也没他那样的通透，可那种“我不写，我就不知道自己还在不在”的执拗，是相通的。人到中年，写作不再是才华的炫耀，而是一种确认——确认我还没有被日复一日磨成一块光滑的、什么都不剩的鹅卵石。

正删着稿，剔总来电话，说找几个老同学来新化聚聚。我嘴上说“争取来”应得飞快，心里清楚：这种事，我推不掉，也不想推。有些亲友的宴席要赴，有些聚会没法拒，这都不是人情世故，是中年人仅剩的、还能主动抓住的几根线。

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忽悠三个人来。结果文正、周校长、谢5，一个电话过去，人家一点不推辞，一点都不“客气”。所谓“客气”，是年轻人拿来维持距离的礼貌；人到中年，肯为一句话就动身，才是真交情。周校长最绝，接到电话时饭正煮到一半，他干脆把电一关，丢下那锅夹生饭，开了四十公里的路往这儿赶。事后我拿这话打趣他，说你这是“亚暖谈的精神”。

“亚暖谈”这个词，是经典的梅山话。谁也说不清它到底什么意思，但谁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大约是介于正经与不正经之间、介于叙旧与胡扯之间、介于取暖与自嘲之间的一种东西。它比“聊天”重些，比“座谈”轻些，比“叙旧”随意些，比“八卦”郑重些。

剔总自己拉来两三个，剩下的，都是闻讯赶来的，谁也没叫,谁也没约。这倒应了一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可这“淡”字里头，藏着惊人的自觉——不请自来，才是真惦记。

到场的,一共十二个人。原全班的四分之一。十二个人，谁也不怪谁迟到，谁也不怪谁没叫上谁——人到中年,连遗憾都学会了分寸，懂得哪些账该记，哪些账该让它随风。

十二个人在路边拼了两张桌子，十二把旧椅子，十二只搪瓷杯里泡着粗茶，就开聊了。搪瓷杯是旧物件，杯沿磕掉了几块瓷，露出黑铁底子，像人脸上的旧疤。我们端着这样一只杯子，就开聊。谢5一开头就把自己一路的委屈吐槽了出来。文正还是老样子，把“暖谈文艺”和说话这门艺术揉在一块儿，一句家常话从他嘴里出来，拐三个弯，弯出花来，明明是闲扯，却像在台上说书，能听清，但转弯才能理解清，能记清，但写不清。剔总喝了半杯茶，开始一路回顾：商路、情路、来时路，三条路绕成一团。刘巧云聊起了养生。朱委员、老苏、老油、阿梅、阿婷，还是当年那文静的性子，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一句，句句都在点子上。小康用牙签剔牙的姿势倒是优雅了好多……

我们这一桌,没有一个人风光,也没有一个人潦倒。大家默契地不去问对方的职务、房子、孩子咋样,这些词太新,配不上这十二只搪瓷杯。我们聊的都是些没用的、老得掉牙的事：谁当年抄过谁的作业，谁给谁起过诨名，谁和谁一起去学生科找肖胖子吹胡子瞪眼。黄庭坚那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年轻时读它，是被它的漂亮句子震住；如今就着路边这一桌残茶读它，才知道那“十年灯”三个字，是拿多少个不睡觉的夜晚、多少次咽下去的话点亮的。我们没本事写诗，我们只是活成了诗里那个“十年”又“十年”。

辛弃疾说“为赋新词强说愁”,少年不识愁,偏要装;等他真懂了,只剩一句“却道天凉好个秋”——所有惊天动地的痛,到最后都被这一句轻描淡写盖住。我们这桌人,正是到了“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年纪。剔总讲创业的坎坷,讲到最险处,轻描淡写说“后来就过去了”。

散场时已夜深。十二只搪瓷杯见了底,杯底积着一层泡涨的茶叶,像一场旧事被彻底泡开、泡透,再没有滋味可出。我们互相一句“下次再聚”，没有挽留，没有客套，也没谁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人。从前我们毕业那天，谁也没哭，只是把书本往天上一扔，然后各自散了。这些“从前”，如今说来，竟像别人的故事。可再一想，又分明是自己的。中年人的记忆就是这样，远的事记得清，近的事反而模糊。就像我改稿子，二十一万字里，记得最清楚的反而是那些删掉的部分。

回到家里，灯一开，桌上还是那份删到十五万字、仍嫌不够的稿子。我坐下来,揉了揉发痛的肩膀,忽然笑了。二十一万磨成十五万,字越删越薄,可留下来的那部分,分量反倒压得住手了。删掉的,是不该在的;留下的,才是真的。

我想,人到中年,活的就是这么个“删”字。删掉多余的字,删掉多余的客套,删掉多余的应酬,删掉那些你以为非留不可其实一文不名的东西。删到最后,能剩下一锅关火的夹生饭、一只磕了瓷的搪瓷杯、一个愿意为四十公里掐电的人、一桌四分之一仍肯赴约的旧相识——那就够了。

那就够了。够了，还愿意再写一笔、再折腾一程，那就是还活着，并且活得明白。

黑暗中，我摸到自己的肩膀，轻轻按了按。还是痛。我想，明天或许可以把稿子再改一遍。删到九万字？还是就停在十五万？算了，明天再说吧。今晚，我只想证明一件事：我还能折腾，还能“亚暖谈”，还能用搪瓷杯茶碰出烈酒的味道。这大约就是“亚暖谈”的全部意义了。不，是全部的无意义。而无意义，有时候就是最大的意义。

也许人生走到中段，我们一边在纸笔之间寻找自我，对抗庸常带来的虚无；一边走进烟火人间，接纳人情聚散。有伏案独守的孤清，亦有故人相逢的暖意。我们肉身渐渐损耗，可精神依然可以保有折腾的勇气。那些灯下修改的文字，路边搪瓷杯升腾的热气，旧友谈笑的声音，共同拼凑起中年真实的模样。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守住内心热爱，珍惜眼前相逢，于清寂笔墨与人间烟火之间，安稳行走，慢慢前行。

不管了，睡了，明早还要去看老母亲，顺道把那里厨房的灯修一下。

 

作者个人简历：阳跃君，男，湖南新化人。中国小说学会会员，全国教育书画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教师作家分会会员，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