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原创首发

 

被环境塑造，还是突破环境？

——橘枳之辩的千年回响

 

作者：王瀚林

 

楚宫宴上，楚王以“齐人固善盗”发难。晏子没有正面争辩，只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这句话常被当作环境决定人性的证据，但若只这样读，便误读了那段外交辞令。现代植物学早已说明，橘与枳并非同一物种因水土而互变；晏子的真正锋芒，在于以“水土异也”反诘楚王：齐人在齐不盗，入楚则盗，莫非楚之水土使人善盗？因此，橘枳之辩留下的不是“环境决定一切”的判决，而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环境如何塑造人，人又能否突破乃至改造环境？

环境对人的塑造，首先体现在自然水土之中。在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记忆里，洪水肆虐，先民不得不协作治水、疏川导滞。这种长期与自然抗争的生存经验，塑造了坚韧、协作、重视秩序与公共事务的文化性格。传说不必当作严格信史，却折射出早期文明对环境的深刻回应：人首先活在具体的自然条件中，山川、气候、灾害与资源，都会参与塑造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

进入春秋战国，环境的作用更加复杂。齐国地处海滨，鱼盐之利与商业传统使其文化较为开放，管仲改革重视工商、富国强兵，正与这种条件相关。秦国偏居西北，长期与戎狄作战，民风强悍，生存压力大。但若因此说秦国强大只是地理决定，便失之简单。商鞅变法并非被动“顺应民情”，而是以国家权力主动重塑社会：军功爵制、什伍连坐、分户令、重农抑商，都是在改造旧有风俗与利益结构。环境提供条件，制度选择则决定这些条件被引向何方。

文化水土同样潜移默化。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孟母三迁的故事也说明，家庭与邻里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方向。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并非绝对规律，却提醒人们：人很难完全脱离所处环境而独立成长。制度、风俗、教育、舆论，构成一张无形的网，既给人资源，也给人限制。

当环境压力达到临界点，人的行为会发生剧烈转变。据《史记》记载，陈胜、吴广等戍卒因大雨失期，按秦律当斩，于是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揭竿而起。出土秦律又使“失期皆斩”之说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严苛制度与绝境感是起义的重要背景。橘树离开适宜水土便难结甜果，人也可能在制度与生存的双重挤压下走向反抗。这说明环境不仅塑造日常，也会在临界处改变人的选择。

然而，环境并非宿命。陶渊明身处黑暗官场，不愿随波逐流，最终辞官归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严格说，他并未完全摆脱环境，而是主动选择另一种水土：田园、诗书与自我。人突破环境，往往不是凭空超越，而是通过认知觉醒、选择迁移、组织行动、制度设计和技艺改造，去改变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个体可以择善而从，群体则可以合力改土易水。

都江堰便是人反塑环境的典范。李冰及其子二郎的传说背后，是民众根据岷江水文特点，以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工程分流、排沙、灌溉，将水患之地变为“天府之国”。这不是征服自然的浪漫神话，而是长期观察、协作与技术改造的结果。人适应环境，也改造环境；环境塑造人，人也重新安排环境。

现代城市生活亦然。城市提供资源、机会与自由，也带来快节奏、竞争和疏离。有人在高楼间迷失，也有人在压力中利用城市资源提升自我。雾霾、水污染等环境问题，既威胁健康，也催生环保意识与生态行动。环境与人之间，不再是单向决定，而是持续互动：环境改变人，人也通过制度、技术和价值选择改变环境。

橘枳之辩的千年回响，不在于证明“橘会变枳”，也不在于宣称“人定胜天”。它提醒我们：人首先活在具体水土中，自然、制度、文化皆构成约束；但人也能辨识水土、选择水土、改良水土。对个体而言，是择善而从、守心自持；对社会而言，是建设让人成橘而非成枳的制度与文化。承认环境的力量，却不陷入宿命；发挥主体的能力，却不狂妄自大。能如此，才算真正读懂晏子那句“水土异也”。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