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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枫记

 

作者：王瀚林

 

它死了，却还站着。数十米的身躯，立在麻城盐田河镇，像一根钉入大地的钉子，不肯松动分毫。人们叫它古枫，又叫它“华中胡杨”。胡杨是沙漠里的树，讲究三个千年：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枫树也能如此么？树若有魂，大约也说不清。它只是站着，像个不会再说话的人——树洞是它的眼，枯枝的断口也是它的眼，睁着，却不看任何人。

传说它活着的时候，越长越大，开始吸取鲁家湾人的生气和财运。人死了，人走了，树却越来越壮。后来，有个周金元，抓了一只成精的黄鼠狼，镇封在树上。人们说，那黄鼠狼修了几百年，会说人话，专在夜里引人迷路。周金元把它钉进树身，用的是桃木钉。于是走夜路的人经过这里，听见树里传出老人般的“哼哼”声。于是夜路，便不敢单独走了。

这是一个关于“容器”的故事。但我要说的不是树装了什么，而是人往里装了什么。

人们把死亡装进去，把财运装进去，把恐惧装进去。黄鼠狼是最后一个被装进去的——或者说，被装进去的是人们不敢直面的东西：一个活了几百年、会说人话、专引人迷路的，也许从来不是精怪，而是人心里的那点东西。钉死它，夜就安稳了。你看，容器的好处就在这里：凡是说不清、不敢说的，封进去，贴一道符，就当作处置了。

树不说话，树只站着，于是人们就更加放心地往它身上添加故事。它承受了这一切，然后——死了。

奇怪的是，它死了，反倒更加威严。活着的时候，它不过是一棵枫树。死了，它成了传说本身。

我想象它的内部：年轮还在，一圈套着一圈，像被封存的年岁。也许在最深的地方，还有一道刻痕，是多年前某个孩子留下的。但现在，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不再长出叶子，不再滴下树液，不再在春天发出新芽。它只是保持着一种姿势，像一个握紧拳头的人，过了许多年也不肯松开。

为什么不倒呢？

风可以吹倒它。雨可以锈蚀它。白蚁可以蛀空它。但它没有倒。它站得那么直，直得让人不安。

或许它不倒，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一个人的恐惧是轻的，一百个人的恐惧就重了。鲁家湾的人死了、走了，但他们的恐惧留下了，装在树里，一层压着一层。至于那只黄鼠狼——如果它真的被封在树身里，那么这些年树里的“哼哼”声，究竟是它在挣扎，还是它终于也学会了人的办法，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树的重量，原本来自土地。活着的时候，它从泥土中吸收养分，长成自己的骨骼。死了，它不再生长，却也没有消散。它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被无数目光和口舌加固的符号。人们的传说像绳子一样，一圈一圈地捆住它，让它不至于散架。

一个人死了，人们会说“安息吧”。一棵树死了呢？人们偏不。人们给它起名字，编故事，封精怪，授予它“华中胡杨”的称号。它本该腐烂成泥，却被留了下来，留成一根钉子。

其实，并没有人在它活着的时候，对它说过一声“够了”。传说里的树永远在长，在吸，在壮——没有人说停，它便只能一直长下去，长到把全村人的生气吸尽，长到非请出一只黄鼠狼来钉住它不可。这大约是传说的逻辑，也是人的逻辑：先是放任，后是恐惧，最后处置。处置完了，还要把处置的地方供起来。

它继续站着，像一个不肯退场的老演员，明知台下的人已经换了几茬，却还是站在聚光灯下。

后来我专门去看过它。站在树下仰头，看不见顶，只看见灰黑的枝干一层一层撑上去，像一把烧完了却忘了落下的火。树皮糙得像老茧，手贴上去，是凉的，比石头还凉。当地人说，这树早就死了，死了很多年了。说这话时，他们的语气很平常，像说一个过世多年、户口还没注销的亲戚。

没有叶子，没有生机，却仍然挺立。我站在那里想：它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失去，也没有东西需要再守护。它不再是一棵树，它成了一个约定，一个关于不倒的约定。

胡杨有三个千年，枫树一个也没有。它没有生而千年不死，也轮不到倒而千年不朽。它只有中间那一截：死而不倒——不，它连千年也没有，它只有一个不肯倒的姿势。就凭这一个姿势，它顶替了胡杨。

树若有知，它会不会说：你们给我编了那么多故事，却没有一个人问过我，愿不愿意站着？

但它终究没有说。它只是站着，像所有被误解的生命一样，用沉默回应一切。

我们偶尔还会想起树里的“哼哼”声。那也许不是老人在叹息，也许不是黄鼠狼在挣扎，也许只是树自己还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一棵树，还是一个传说？

没有人回答。夜路上的行人加快脚步，走远了。风穿过枯枝，那把火没有落下来。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