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写字，半生谋生（散文）

 

作者：凌霄

 

江汉平原的秋夜，总是来得又轻又深。风从排湖那一侧吹过来，掠过稻茬、芦苇，掠过还没收尽的棉田，最后贴着窗缝钻进屋子。罗银湖就这样伏案到深夜，双手粗糙，指缝里还留着白天劳作的尘屑和铁锈。可当笔尖一触到纸面，那些粗粝的岁月便忽然软下来，变成温润的文字，汩汩地往外流淌。

他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仙桃市作家协会会员，也做过湖北日报网文学版主，还是江山文学网签约作者。但这些称呼，像是贴在一件旧棉袄上的标签——外套可以换，棉袄里那点体温却换不掉。他真正的位置，一直在田埂上、在车间里、在夜班结束之后那盏昏黄的灯底下。

他生长的江汉平原，是一片不奇崛却深厚的土地。水网密布，村庄依水而居，春天油菜花铺天盖地地黄，夏天蛙声连成一片地响，秋天稻浪翻金，冬天霜雾笼住整座村庄。没有高山，没有险峰，连堤岸都是缓缓的坡。可正是这样的地方，能把一个人的根扎得极深，深到日后走得多远，鞋里都还留着那一层泥。

十八岁高中毕业后，罗银湖做了一名民办教师。那是一段清贫却明亮的日子。站在讲台上，手里握着粉笔，心里却一直装着文学。粉笔写过的字能被黑板擦抹去，心里那几个字，没人替他抹。

命运第一次重重地推了他一把，是在一九八八年。因为一件生活琐事，他与村支书起了争执，做了五年的民办教师工作就此被解聘。那一年他刚结婚不久，十一月大儿子出生。喜事和打击挤在同一个冬天里，像田里同时长出的两样东西，一样朝上，一样朝下。从讲台回到田埂，他失去的远不止一份稳定的收入，还有一种被认可、被需要的体面。可他没有失去对文字的敏感。土地收走了他的身份，却没有收走他的眼睛。

往后的路，他是一步一坑地走过来的。他种过地，做过派出所宣传干事，当过报刊和电台的特约记者，后来在生活更紧的逼迫下辗转外出，做过仓管、舍监、流水线工人。白天面对的是货件、机床、金属毛坯，是长得几乎看不到头的工时；夜晚面对的是纸、笔、灯光，和一个不肯沉默的故乡。流水线的节拍催着人往前走，可他的内心一直在往回走，走回那些堤岸、湖泊、棉田、菜畦、老屋和炊烟里去。车间不会替他记住这些，他便替车间记住。

他的写作从来不是书斋里的闲情。它是从生活的深处长出来的，根上还带着湿泥。他写得最多的，是故乡。江汉平原没有高山，他却能写出最高的那道堤岸——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高，是人心一次次被水逼到绝处时垒起来的那种高。他写童年的玉兰片，写年味，写乡夜，写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小人物。在他笔下，故乡不是一处供人凭吊的远方风景，而是一块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命现场：人就在那上面走，走得快了摔一跤，走慢了又被水追上。

他写得最沉的，是亲人。他写三哥为了这个大家庭牺牲了自己的远方；写母亲在重压之下的坚韧；写妻子陪他度过困顿岁月时那份几乎不说话的深情；也写父亲、儿女和整个家族在时代风雨中的起伏。这些文字里很少有夸张的抒情，因为苦难本身就是一种很重的语气，再加任何修饰都是失礼。他只是老老实实地写：写日复一日的劳作、一次次分离、一份牵挂，写一个人怎样在漫长时间里守着另一个人。读他的亲人记，常常要停下来，不是因为句子有多难，而是因为那里的日常太真，真到让读者想起自己家灶台上那口冷了的锅。

他写得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底层女性。绣娘、山妹、阿秀、杜娟婶、马二娘……她们多平凡，甚至卑微，可他让她们在文字里拥有了尊严。马二娘中年丧夫，独自把女儿拉扯大，一分一厘地省，最后把积攒的血汗钱拿出来修桥，让乡邻都好过一点；阿秀一生悲苦，却在命运的夹缝里始终保留着人的温度。他写她们的时候，不居高临下，不猎奇，更不消费苦难。他像一个站在田埂上的人，看见她们弯腰劳作，也看见她们灵魂里那点火光——风那么大，却没有被吹灭。这是一个男性写作者对女性最难得的体谅：他不替她们喊疼，只是站在那里，让她们的疼被看见。

他写得最贴身的，是打工生活。车间、宿舍、夜班、机器声、工友的鼾眠，还有巡夜之后匆匆落在纸上的片段，都进了他的文字。有人说，看他的东西，会忘记他身上那些标签。那是一双握过锄头、握过铁件和毛坯的手，在昏黄灯下握住钢笔的时候，仓管、舍监、流水线工人这些身份便一层一层地褪掉了，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个写作者对生命的凝视。这份凝视没有居高临下的悲悯，只有“我也是其中一个人”的懂得。

所以他的文字有一种很独特的质地：粗粝，却不粗糙；朴素，却不浅薄。你能在里面闻到汗味和烟火味，也摸得到金属的冷光，同时又触得到江汉平原水汽氤氲的那点温柔。它不靠华丽的词招惹你，它靠一个真实的人的体温靠近你。

这条文学的路，他走得并不急，却一步也没有落下。早年他以通讯、报告文学和散文见长。上世纪九十年代担任报刊、电台特约记者时，他关注的是基层社会，尤其写过不少公安题材作品。《利剑出鞘》《为警当求一身清》《失窃的舢板船》等通讯和报告文学，陆续登上《人民公安报》《湖北日报》《湖北法制报》《仙桃日报》等媒体，受到社会好评，他也因此受到仙桃市政法委和市公安局政治处的表彰。那时候的荣誉是纸质的，一张张通知和证书，和车间里发到手里的工资条一样实在。

真正让他写得放开、写得辽阔的，是网络文学时代。二〇一五年三月，他注册江山文学网，开始系统地写。仅仅一年，就发表各类文章九十余篇，累计四十余万字，其中五十六篇获推荐、绝品一篇，并担任江山文学网轻舞飞扬文学社荣誉社长。这个速度，对一位年过半百、白天还要谋生的人来说，近乎于燃烧。此后他的身影又陆续出现在湖北日报网、湖北日报客户端等平台，也散见于《湖北日报农村版》《四川农村日报》《河南经济报》《当代工人》《速读》《仙桃日报》等报刊。平台换了，载体从纸变成了屏幕，可他写字的姿势没变——还是那样一笔一画地，把心里的东西往外掏。

三部长篇小说，撑起了他文学世界的骨架，也把他人生的三个方向写成了三条路。

最早面世的是《等爱回家》，二〇一九年至二〇二〇年间在中国作家网连载。姑娘燕子因家贫辍学，外出打工遭遇欺凌，与善良的李仁寿相识相守，最后又因一场车祸阴阳两隔。他直面的是打工者的漂泊、留守老人的孤寂、亲情的撕裂与修复。那些在列车上塞满的人，那些在电话里报喜不报忧的人，那些把想念咽回肚子里的人，都在他的字里行间重新有了姓名。他不是在写一个悲剧，他是在写：就算是这样，人还是可以爱。

二〇二五年前后，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尘埃里的花》，并在顶端新闻客户端连载。这部书写月月和狗娃两口子进城打工十来年的苦与累。一家人挤在滨江城中村十几平方米的出租房里，婆婆卧病，儿子上学，学费压得人喘不过气。月月在服装厂食堂洗碗切菜，狗娃在家具厂上夜班钉沙发，日子四处漏风。月月心里还搁着旧情人张宇，狗娃的自卑和张宇后来的浪子回头，让这段婚姻几经风雨。桐儿从趴在折叠桌上写作业的小孩，长成了有心事、跟父亲闹别扭又和解的少年。城市磨了他们，也给了他们重新来过的机会。一家人最终决定回老家创业，丰收节的夜空里亮起了新的星星，婆婆在亲人陪伴下安详离去。他在这部书里反复拿“星星”打比方——这不是漂亮话，是替泥地里打滚的人说的一句话：就算是一粒尘埃，你也能在黑夜里发出自己的光。月月、狗娃、桐儿、张宇、婆婆，全是被人潮推着往前走的普通人；可正是这些普通人，把日子一点点熬成了暖的。这部小说，是他半生信念最完整的落处：那些像尘埃一样被忽略的生命，依然会开花。

二〇二六年九月，《排湖往事》登上湖北日报客户端连载。这是他写得最晚、也最近的一部。小说以家乡排湖为背景，写沔州报社记者荣耀华与排湖渔女蝴蝶的爱情纠葛，又穿插着上一辈荣国庆与清莲三十年错过的遗憾。抗洪抢险是其中重要的场景——湖水一寸一寸地涨，人的心事也一寸一寸地漫上来。蝴蝶、湖水、两代人的坚守与错过，都是他对故乡水土最深情的回望。他写的不只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而是整个平原上的人怎样跟水相处、跟命运相处，怎样在洪水退去之后，还愿意把房子重新盖起来、把日子重新过下去。

这些年他的笔一直没有停。二〇二三年前后，《那年那事那人》《童年的故乡》《儿时的麻叶子》《绣娘》等散文，以及小说《悔》《暗恋》《最美的风景》，相继与读者见面；二〇二五年至二〇二六年，又有散文《古榕树下》《我家儿媳胜闺女》《童年囧事》《杜鹃婶》和小说《那年春运》《亲情无价》陆续面世。题目朴素得像是庄稼人随口起的，可一读进去，就知道那是一个把心掏出来的人写的。他一直在做的，是以普通人写普通人，以真情写真生活，以一个个微小的个体命运，去映照时代的褶皱。褶皱里头，往往藏着最细最真的那部分人生。

他的文学成就，从来不以喧哗的姿态出现，却一步步被读者和文学平台看见。《乡夜》《山妹的心思》入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大地上的灯盏·中国作家网精品散文选》，在全国公开发行；中国作家网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这一入选意味着他的作品进入了更广阔的文学视野。报告文学《熊坤和他的枣红马》获《今古传奇人物年鉴（二〇二二卷）》全国有奖征文二等奖；散文《圆匠外传》获第二届“三亚杯”全国文学大赛金奖；此外还有凤凰网全国征文大赛优秀奖等。这些荣誉，没有一项来自显赫的文坛背景，它们属于一个长期在底层劳作、靠夜班后那点时间写字的人。正因如此，才格外珍贵。它们说明：文学不只属于城市的书房，它也属于田埂、车间、夜班的灯影，属于那些被生活磨出厚茧的手。

罗银湖的人生是有传奇色彩的，可这份传奇一点也不刻意。他的传奇，是命运一次次把他推向泥泞，他一次次把笔捡起来。被解聘教师工作后，他没有沉沦；生活困顿的时候，他没有放弃写作；外出务工以后，他也没有把文学当成一件体面的装饰品，而是把它当成呼吸、当成尊严、当成自救的方式。一个人在最紧最难的时候还在写，那写的就不只是字了，那是一种活着的证据。

他的传奇，还在于他始终站在普通人那一边。他写乡野女性，写打工者，写乡邻，写那些没有机会被书写的人。他不把苦难包装成苦难，也不把底层写成悲情的标本。他只写他们怎么活着，怎么忍耐，怎么善良，怎么在卑微的地方守住人的体面。这种写法不讨巧，因为真实的生活从来不讨巧；可它有力，因为真实的东西自带分量。

他的传奇，更在于他把写作当成一盏灯。那盏灯照见过往，也照着后人。他曾说，写作于他，早已不是对名利的追逐，而像生命本能的呼吸；他愿自己是一盏旧灯，虽然不足以照亮四方，却能照见自己走过的路，也能照见后辈前行的方向。一个人能把“照亮四方”的念头放下，只求照见一小段路，这才是真正的谦逊。可事实上，被他照见的人，早已不止一小段路。

如今，他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累计发表散文、小说及报告文学近百万字。这些文字，有些登在纸媒上，有些发在网络平台，有些被选进国家级出版物，有些就在读者的留言里惹出了眼泪和共鸣。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位农民作家的精神版图：脚踩泥土，目光却伸向更辽阔的人间。

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辽阔？未必是走过多远的地方，而是心里装了多少人。他的人生经历告诉人们：一个人可以出身平凡，可以经历坎坷，可以被生活反复打磨，却仍然拥有仰望星空的权利。所谓传奇，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壮举；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普通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不肯熄灭心里那一点光。

半生写字，半生谋生。他以半生的风霜为笺，以血肉为墨，写下的这些字，属于江汉平原，属于底层劳动者，也属于所有在困顿中仍热爱生命的人。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