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连河岸的火把

 

马振凯（山东）

 

派连河在广西宁明县，它蜿蜿蜒蜒，安安静静，从南向北流淌，在离宁明县城不远处汇入明江。汇入明江前，它先在浦瓜山头前面拐了一个弯，于是弯出一小段由西至东的河面。

当年我们的连队就驻扎浦瓜山头，营房前面是派连河，河对面是寨安人民公社，远处是一抹黛色的山影。公社驻地与河岸隔着不到二里路，中间是阡陌纵横的稻田。河面大约有二三十米宽，河水清澈宁静，即便夏季山洪暴发时，也只是偶尔湍急一下，很快又静成一片湖水，就像一位温柔的少女，在葱绿的山野与田地之间娴静地流过。

连队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派连河，洗菜、洗衣、取水浇地，战士们晚间也会去河里洗澡。河对岸有连队的菜地，我们常常撑着小船去对岸挑水灌溉，播种施肥，我还曾过河去寨安公社给炊事班扛过劈柴。炊事班在岸边挖鱼塘养鱼，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事。记得71年7月下旬，一场山洪袭来，连队刚刚投放的15元钱的鲫鱼苗全被冲走，炊事班懊恼得不轻。

除了常规的战备值班外，当时的环境下，政治运动很多，路线教育一个接一个。1971年4月8日，新一轮路线教育又开始了，为期10天。第二天团副政委辛坚专门到我们连队作报告，内容是学习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副政委亲自下连队作报告，可见上级对这次路线教育的重视。按照部署，11日由寨安公社副社长作阶级斗争形势报告，12日去寨安公社向贫下中农学习，参加他们的阶级斗争事实教育会议，并开展忆苦思甜。战士们对此非常期待，因为去营房外面参加活动，比在屋里坐着小马扎听报告有意思多了。

雷达部队的单机连人数不多，一般在四五十人，除去战备值班的，能出去的也就二十来人。12日早饭后，参加路线教育的人员乘船到达对岸，步行来到寨安公社下面的顺宁大队。会场设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很像是过去的祠堂。会议内容是忆苦教育，由顺宁大队贫下中农代表发言，讲述农民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会议内容和我们经常听的忆苦报告差不多。发言代表有好几个，讲完听完到了中午，按照预定安排是吃忆苦饭。于是会场变成了食堂，当地的干部群众把早就准备好的几个桶搬上来，刚才的主席台上摆了几摞碗。我们依次走到桌前，每人盛了一碗青菜汤，拿两个粗面菜团子。粗面菜团子黑乎乎的，看不出什么菜，也吃不出什么面，就觉得很难吃。不过这是吃忆苦饭，大家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不管好吃难吃，每个人都把分的菜团子吃完了。战士们都知道，吃不吃得下，吃不吃得完，不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而是阶级感情问题。

吃完忆苦饭，下一个环节就是与村民同劳动。一走进稻田，大家的气氛一下活跃起来，上午的沉闷一扫而空。大家脱了鞋，挽起裤腿，下到田里，说笑声四起。有人插秧，有人分秧苗，秧苗在空中飞来飞去，落到稻田的待插空地。插秧的人除了顺宁大队的农民，还有县城下乡插队的知青。村民和知青很好区分，当地的妇女都是穿着黑蓝色的大襟上衣，下身是同样颜色的肥筒裤，头上顶着一块黑蓝布。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少数民族，只知道这是当地老百姓最普遍的着装。女知青则和我们同时代的青年穿戴一样，都是小翻领的上衣，或蓝灰色，或有小花，裤子也是平日常见的样式。至于男知青和男村民的差异，虽没有女知青和女村民那么大，但也能一眼分辨出来。战士们都喜欢和知青一起插秧，这并不是看不起当地的村民，是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这些老百姓连会讲白话的都很少，大都讲本地土语。据他们自己说，本地土语也是千差万别，隔着几十里，他们之间也听不懂。刚才作报告的贫下中农，别看普通话讲得别别扭扭的，那也是百里挑一。

女知青很愿意和战士们一起插秧。战士们也因为和她们有话说，能交流，气氛就格外活跃，最初的话题很自然就是讨论语言不通的问题。有战士问女知青，“他们本地人说的话你们懂不懂？”“懂一些，但是也有听不懂的。”“那吃饭怎么说？”“那要分吃早饭，还是吃午饭吃晚饭？”“这不一样吗？”“不一样的。”我很好奇，就问我身旁的一位扎着双小辫的女知青，她看起来性格比较开朗。“那吃早饭怎么说？”“耿粱啊。”女知青噗嗤笑了，自己也觉得这几个发音“很不普通话。”“吃午饭怎么说？”“耿埃啊。”“吃晚饭怎么说？”“耿劳啊。”这三顿饭的发音大致记忆不错，只是三顿饭的次序我有些拿不准。但“耿”一定是“吃”，这是错不了的。大家从语言开始，又问知青的插队情况，场面非常活跃。

这时我看见水田里有小鱼游过，就问女知青：“鱼叫什么？”“bià。”我笑了，又指了指稻田里的水牛，问“牛叫什么？”“苦噢。”我说：“这倒真是，牛这一辈子光干活，就是苦噢。”我这样一说，战士们和女知青们都笑成了一片。

说说笑笑，活干得很快，分给我们的稻田很快插完，太阳也快落山了。我们收拾一下，回到大队的会议室。中午吃的菜团子不顶事，肚子也饿了。我正想是不是该“向后转”了。这时只听李宗蒙指导员宣布，晚饭不回营房吃，尊重顺宁大队领导意见，在村里和群众一起吃思甜饭。我们一听，高兴得鼓起掌来。指导员把战士按单位分成几组，我们电台几个人是一组，然后跟着一位村民来到他家里。

这是一户很普通的人家，没有院子，墙外堆放着农具。走进屋，看到陈旧的家具裸露着木纹，中间是一张小方桌，四周摆放着马扎和小板凳。小桌上已经摆满了碗筷，有的碗里盛着鱼，有的盛着肉，有的是青菜，大概有八个盘碗，女主人看来已经忙了一个下午，现在还是忙里忙外的。我们很吃惊，根本没想到思甜饭这么隆重，老百姓过年也没这么丰盛啊！

主人个子不高，和当地村民一样，穿一件土布衫，上面两个扣子敞开着，我们喊他大叔，他的儿子也上桌陪我们。估计大队干部也是挑了一些家庭条件好、有普通话基础的人当东家，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很难听懂他的话。幸亏我们电台有一位广西桂林兵，叫阳裕平，他和主人讲白话，双方能够交流，这样就相当于饭桌上有了一个翻译，场面立时热闹起来。那顿晚餐我们吃得非常高兴，不光菜的花样丰富，而且主人特别热情。父子俩也不会说别的，就是一个劲儿劝我们吃啊，吃啊，不时给我们往碗里夹鱼夹肉。我们按照规定不能喝酒，席间只有他们父子俩喝酒，喝的像是自家酿的米酒。主人非常高兴，喝到后来，他爷俩儿的脸都红扑扑的了。

吃完饭，指导员集合队伍，我们在会议室门前集合好，准备往回走。这时大队的干部群众，还有那些吃饭时不知跑到哪里去的男女知青，全都打着火把出来了，原来他们要送我们。指导员连连推辞，说：“不用不用，就一二里路。”他们死活不听，坚持要送，指导员也只好尊重他们的意见。

月亮从东面刚刚升起，清辉洒在小路上，迷迷蒙蒙，远处则一片黢黑。他们举着火把，穿插在我们的行列中间，给我们照路。大家刚刚吃完饭，老百姓又喝了酒，兴致都很高，火光中看得见老百姓脸上兴奋的表情，女知青一路上和战士们有说有笑。路很近，不一会儿就来到河岸。

船已经在南岸等我们，我们和老乡们挥手告别，请他们回去。船开动后，回头看，那些老乡和知青一个也没往回走，反而更走近河岸，往前探着身子，举火把的手也是尽量往前伸着，尽可能地为我们照亮归程。月光下的河面更安静，我们在船上一边挥手，一边大声喊着：“回去吧老乡，谢谢啦！”但老乡们仍然没有一个往回走的，直到我们下船登岸，他们还在那里举着火把。我看见了大叔，还有扎小辫的女知青，老乡们在河岸边站成一排，一手举着火把，一手不断挥动，嘴里大声喊着：“再见！再见！”

我以前写过，“广西老百姓对解放军很好，好得让人感动，很少有地方像广西老百姓对军人那么好。”文章写的是另一个场合，但不论哪个场合，论起对解放军的感情，我总认为广西老百姓排第一。这可能是我只在广西当过兵的一种偏见，但没有办法，我就是只在广西当过兵，就是改不了这种“偏见”。

时光已经过去了55年，但那晚上派连河岸的火把、晃动的火把中一个个热情兴奋的面庞，却不因岁月流逝而消减半分，反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有时想着想着，会感到鼻头一酸。

 

2026年8月4日

作者马振凯先生

 

作者简介：马振凯，齐鲁师范学院研究馆员，图书馆原馆长。原籍阳信县东南村，1952 年出生于济南长于宁阳，1968 年初中毕业于泰安三中，同年入宁阳酒厂当学徒工。1969 年底参军，任空军雷达六团十七连报务员，复员后在宁阳电厂工作。1978 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 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共泰安地委党史办公室，1984 年调山东教育学院（即今齐鲁师范学院）工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