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垛文化

 

南派杂技：建湖“十八团”

 

作者：赵安华

 《盐运》

 

写了《建湖与淮剧》以后，读者反响比较强烈，说这篇文章把建湖的前世今生说清楚了，也把建湖这片土地上为什么能够产生淮剧说明白了，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篇文章介绍了在地方戏发展面临困境的当下，建湖是如何扮演公认的淮剧核心区的重要角色，是如何保护和弘扬淮剧的，为一些地区发展地方戏提供了思路和经验。有些读者给我来电来信留言说，建湖有两张名片，一张是淮剧，还有一张是杂技。你写完了淮剧，能不能再写一写杂技。说实话，我对杂技了解得少一点，关于建湖杂技的信息在我脑中几乎是空白。在建湖，有一种说法，就是南边的人喜欢淮剧，我把它称为南面的人喜欢文；北边的人喜欢杂技，我把它称为北边的人喜欢武，这么看来，建湖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好地方。我是建湖南边的人，加之我小的时候，对淮剧特别钟爱，当然写起来就会得心应手，而对杂技我还真有点捉襟见肘。

为满足大家的要求，这阵子我还是做了很多案头工作。在我收集创作素材的过程中，要特别感谢建湖县文旅局相关负责同志，给我做了很多的基础性工作，帮我找来很多资料，特别是《建湖杂技》这本书，让我茅塞顿开，增加了我写好这篇文稿的信心。这本书把建湖杂技的前世今生、发展过程及兴衰史都写得比较详细，这是一本介绍建湖杂技很不错的作品。作为一个在外擅长用自己的方式写家乡的人，这些年，我把家乡的一些风土人情写成文章、写成歌，引起了更多的人来关注建湖、了解建湖、走进建湖、喜爱建湖，怎么能对建湖另一张名片的题材不闻不问呢？建湖杂技当然也是我感兴趣的素材，宣传建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还是以自己的叙述方式写写建湖杂技，也算是还关注我的读者的一个心愿吧。

 

一

 

要说建湖杂技，还是从海盐文化说起。

《炼——倒立技巧》

 

盐城作为海盐文化的发祥地，一直流传着她与盐的故事与传奇。这里素有“煮海之利，两淮为最”“淮盐出，天下咸”和“淮盐出，天下安”的美誉。从江苏及盐城的盐业发展史来看，盐城人口结构的来源及其变化，可以看到建湖杂技的产生和源头。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就出现了煮盐灶火，在春秋时期，吴王阖闾时代沿海就开始煮海为盐。西汉时，吴王刘濞在封地“煮海水为盐”，并开挖运盐河（今通扬运河前身）专事运盐。两淮地区产盐的明确记载始于汉代，汉武帝招募民众煎盐，刈草供盐，燃热盘铁，煮海为盐，昼夜可产千斤。汉唐时期，盐车盐船穿梭于江淮之间，运输海盐。唐代开沟引潮，铺设亭场。晒灰淋卤，撇煎锅熬，并开始设立专场产盐。到了宋代，煮海为盐的工艺已很成熟。据《通州煮海录》记载，“煎制海盐过程，分为碎场、晒灰、淋卤、试莲、煎盐、采花等六道工序。”到了元代，在江苏境内就有三十个盐场，都在盐城南北沿海一带，盐业发展已具相当的规模，已居全国首位。特别是明代，江苏盐业由煎盐发展到晒盐。《明史·食货志》记载，“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这就说明早在500多年前，江苏的海盐就有这个煎盐和晒盐两种生产技术。明清时期，盐商缔造了诸多商业传奇，扬州这座城市的兴衰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这里就不再赘述，但它与海盐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淮盐以巨大的课税财源备受历代朝廷和政府的关注。因此，历代朝廷向产盐区派驻盐监盐官，还从全国各地选派盐民到产盐区，因为不断有外地人员的到来，特别是到了清末民初张謇的“废灶兴垦”大量移民从南通的启东、海门等地来到盐城，盐城这个地方的人口结构伴随着盐业的发展，进进出出，不断在发生着变化。

我们在回顾海盐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海盐文化的形成也是人口迁徙的过程，因人口迁徙，各地而来的劳工们聚集在一起，在生产中交流、在生活中杂居，从而使各种文化和生活方式长期或短期进行交流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大杂烩，这也许就是海盐文化的独特之处吧。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远不只是调味品，它更像是贯穿王朝兴衰的经济命脉、政治筹码和文化符号，也是国家财政的支柱。海盐一直是受朝廷关注和支配的物资，长期被纳入国家专营，是封建社会稳定且巨大的税源。有一种说法叫作“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可见盐的地位有多高。

盐官们高高在上，盐商们巧取豪夺，而盐民们生活在最底层，靠卖苦力谋生。在采访的时候，和当地老人探讨，建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玩杂技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十八团”现象？一种说法是当年盐城的盐民们受朝廷支配，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当盐工，盐工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业余时间自行组织一些自娱自乐的活动，有些人本来在家乡就是学艺之人，有的还自带绝活儿，为化解清苦单调的盐工生活，空隙间为大家进行表演。其中杂技又好学，也具观赏性，在盐工中有愿意学的，也有愿意教的，一个传一个，互相帮带，久而久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会杂技的人多了，他们就会搞一些活动。据有关资料记载，盐民们每逢春节和在秋季的一些大节日，举行祭祀的时候，他们的这些“绝活儿”就会派上用场，会在这些祭祀上展示。

还有一种说法是盐城这里靠海边的人主要以生产海盐为生，而临近海的西乡人除了以传统的渔猎为生计，还以运盐谋生，特别是建湖东边和北边靠海近些的乡村，这种情况更为突出。盐城这里是水乡，从古到今都是沟渠纵横，又称“百河之城、万河之市”，西乡建湖更是如此。不管是渔猎，还是运盐，这些人大都是在水上作业。农民们用的船只都很小，在水面上行驶的时候很不稳定，总是摇摇晃晃，他就需要划船的人始终找到平衡，找平衡是一个技术活儿，它是需要练的。所以，水乡人生来就要有这种找平衡的本事，这也是他们生存的必备素质。苏北里下河地区历史上由于常年是水患成灾、民不聊生。在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在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为了生计，被逼学技学艺，凭着自己的一门技艺混口饭吃。从小就学会了这种平衡技术以后，像走钢丝、踩高跷、顶碗、爬树、泅水等杂技活儿，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做起来也容易，包括角抵、投石、举物、奔跑、跳丸、射箭这些项目，对他们来说就是像在干活儿。

 

二

 

江苏建湖与河北吴桥、山东聊城共称是中国杂技艺术的三大发祥地。我们在分析建湖杂技可能生长的土壤后，就要来分析究竟建湖是从什么时候有杂技的，也就是说建湖这支南派杂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建湖杂技发展脉络大致可概括为：起源于春秋，发展于汉唐，振兴于宋元，鼎盛于明清，复兴于当代。

《凌云踏浪》

 

建湖杂技的起源，不能不说“十八团”这个多次享誉世界的名字。“十八团”实际上是建湖境内有一个叫庆丰镇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建湖的东北方。上面曾说过，这里是盐城煮海为盐的地方，曾是一片滩涂，滩涂上尽是盐场，当年朝廷为了防止私自煎盐和贩盐，盐场的组织也是非常严密的，分设有团、户等层级，每个盐场下设若干个团，每个团又设若干个灶户，生产盐时由多家共煎共煮，从生产工具的管理到盐户分工，让他们都互相牵制，每家每户都不能单独地煎盐、煮盐，这种体制实际上叫作“团煎”“团煮”。汉唐时期，庆丰这个地方就是煮盐的重要基地，有南北两个大盐场，南场有八个团，北场有十个团，由十八个生产单位组成的南北盐场慢慢地就被人们称作“十八团”了。盐城的海是浅海，盐城的土地每年都会慢慢向东生长，随着时代的变迁，黄海的海岸线不断向东推移，庆丰这个地方也慢慢远离了大海，没有海水就失去了煮盐的生产条件，那个曾经名声在外的产盐基地消失不见了，但“十八团”这个名称，随着曾经制盐业的辉煌保留了下来，再后来就慢慢成了十八个自然村落。

这里的村民没了煮盐晒盐的活儿后，只好重新自谋生路，杂技成了他们谋生之道，因为杂技在这里本身就有基础。这里方圆百里，老百姓对杂技一直就情有独钟，玩杂技本身是有传统的，男女老幼随时都能亮出自己的“活儿”，每当劳动之余，从六七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逢场作戏”，利用随手可得的劳动工具或者闲置的生产用具，在田间地头、场头院落既当表演又当练习，目的就是用来自娱自乐和强身健体。久而久之，杂技就成了当地人特有的一种民俗。每逢节假日或者有什么喜庆的日子，人们都会请来那些会玩杂技的人表演，以此营造气氛、愉悦心情。后来随着市场的增大，那些具有高超水平的杂技艺人们组成“小班子”，专门为这些庆典服务。这些杂技人把玩杂技作为谋生之道，走南闯北去卖艺，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甚至东南亚地区，有的还到宫廷充当“象人”（演艺者）。从此，“十八团”就成了杂技的代名词，成了建湖地理上的一个著名标识。 

建湖这个地方为什么能够把杂技发展起来、生根下去、传承下来，还能不断地发展壮大？我在写《建湖与淮剧》的时候也详细分析过，这是与这片土地上的一些风土、人情和风俗密不可分的，同样也与大时代的背景密不可分的。盐城西乡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先人在此生产劳作，历来是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在这里渔樵耕读，世代传承，先秦时就有傩舞（古时在腊月间驱除疫鬼仪式时跳的一种戴面具舞蹈）。这里自古巫婆风较盛，明清以来，香火会、船头会、火星会、青苗会等民间文化活动很多，这些节会上常见的是人们设花坛、扬门幡，击鼓串铃，载歌载舞。这实际上是举行驱邪纳吉、酬神祭鬼的图腾仪式，这就为淮剧和杂技的表演提供了舞台。据一些史料记载，秦汉时期，建湖这个地方就有了百戏即杂技，这在后来的文物发掘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在一些遗存的石刻、陶罐、铜镜上均有对杂技动作的生动描绘，进一步说明“十八团”这个地方在当时已经是百戏的一个集散地。上世纪80年代，建湖草堰口西汉墓地群的考古发掘中，在古墓壁和挖掘出的一些器皿上均发现杂技的图形。

这充分说明海盐文化催生的杂技，杂技在这片土地上是有传统的。“十八团”的艺人们从乡野走进都市，从民间走向宫廷，他们对中国杂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东方六国顶尖的杂技艺人都集中到咸阳为皇室权贵表演。作为楚国“十八团”中的一部分优秀艺人也被选进了皇宫，可秦国只活了短短的十五六年就寿终正寝，那些被选进皇宫的“十八团”艺人们最后又回到了他们的老家。汉代的盐城煮盐业十分发达，那些从事盐生意的富人、商贾纷纷来到盐城做生意，长期在盐区生活十分单调，这些盐商们就把盐工们玩的杂技作为打发单调生活的一种方式，正是他们的需求，一些盐工们就干脆当起了专业的杂技艺人。这些盐商们慢慢地对杂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回到城里或者老家以后，就干脆把一些杂技艺人带了回去，专门为自己表演，供自己享乐。

在建湖境内有一座古塔，称为“朦胧塔”。关于这座塔，还有一段神奇的故事。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率师东征息马驻扎在建湖。有一天，李世民单人匹马夜巡大营时，被临近的敌营主帅发现，随即策马挥刀对他进行追杀，李世民的马儿慌不择路，陷入淤泥河中。于是，他便跳下马来，藏身于路边的一口枯井中。敌军追到井边，却不见人影，看到井口上积满蜘蛛网，就判定井里不会有人，便分头到别处去追查，巧的是一帮“十八团”杂技艺人经过此地，凭借全身的功夫，将敌军打败，救出了李世民。事后，李世民为感谢杂技艺人相助，派人到这口井边上建起一座宝塔，取名“朦胧塔”。李世民登基以后，将救他性命的这群杂技艺人召进长安，让他们专在皇宫里演出，还让他们传授技艺。宫里杂技艺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往往都身怀绝技，有些功夫，不免会受到特别的关注，朝廷怕这些杂技艺人势力壮大以后，如管理不好会生事儿。据史料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在发动诛灭韦后的政变中，正是由于杂技艺人们为他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得到江山以后，他对这些杂技艺人是又敬又怕，留在宫里怕他们结党营私，为别人所用，扰乱自己的政权；放到民间又怕他们节外生枝，便提出“散乐巡村，特宜禁断”，不许这些杂技艺人在民间卖艺，一经发现就要被拉去充军劳役。同时又采取手段，设置教坊，由朝廷和军队直接管理，开元盛世时期的长安，朝廷设的教坊就有四处，每处艺人多达万人以上。 

在这个时期，建湖杂技艺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杂技艺人进行交流融合，他们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技艺得以提升，越来越精湛。宋代以后，宫廷对杂技开始产生偏见，认为它是“橦末小技”，不能登大雅之堂，杂技艺术也就失去昔日的辉煌，地位随之下降。

 

三

 

杂技从宫廷回到了民间以后，“十八团”的艺人们在艰难的夹缝中求生存，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那些看家本领，把保护好杂技这个火种作为头等大事。这些宫廷杂技艺人回到自己家乡“十八团”后，一边精心培养新人，一边根据现有的条件，在民间继续操练起来。没有了宫廷的清规戒律，他们便临时选用场地即兴表演，这种表演形式被称为“瓦舍”“勾栏”和“撂地”。为吸引更多观众，他们不得不苦练绝活儿、翻新节目，如顶碗、空竹和转盘等节目，正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

《金乌涅槃》

 

在“十八团”杂技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说由于马戏的加入，让南派杂技更加丰富起来。在苏北里下河地区所有的大事件中，有一种现象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明代洪武赶散，这次人口的迁徙数量之大、涉及之广，注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有一种说法，大批的苏南人迁到苏北，这里面也有不少江湖艺人，那些在苏南搞杂耍的艺人们来到苏北以后，纷纷加入“十八团”，这里面一些艺人们懂马术，于是驯兽等杂技表演成为“十八团”杂技新的表演内容。正是从那时起，“十八团”杂技班慢慢地被称为“马戏团”“马戏班”，没有马的杂技班就被称为“把戏班”。马戏班的诞生，南派杂技更加丰富了，那些硬气功和一些顶技、蹬技等硬功夫加入到杂技表演中，这些不光动作难度较大，而且要有大场面、好的服装造型、道具等。在建湖庆丰和近湖交界，有一个叫古基寺的地方，是当年举办马戏会的会址，它见证了建湖“十八团”“马戏团”“马戏班”的兴衰成败。从康熙年间，“十八团”每年都要举办马戏会，这个马戏会曾在当地乃至全国影响很大，每年都吸引全国各地不少的杂技艺人和杂技爱好者前来观摩，或者来拜师学艺。时间是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前后，为期半个月左右。马会期间，在外演出的“十八团”杂技艺人，都会纷纷返回原籍参加汇演，这个马戏会实际上也是“马戏团”“马戏班”相互交流、相互促进、提高技艺的一次盛会。马戏会还专门设有民间杂技赛会，这个赛会是专门发现民间杂技人才的，只允许非杂技班的艺人参加，这样就吸引大批隐藏民间的杂技艺人前来赴会，在赛会中如发现一些功夫好的艺人，“十八团”一些私家杂技班就会将他们招进来当帮手，农闲时候让他们来帮忙演出，农忙时候让他们回家种田。马戏会举办期间，每次现场都是群英荟萃、各显神通，精彩纷呈、盛况空前。到了清代中叶，由于“十八团”马戏会的影响和马戏班艺人们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江湖上早已名声大噪。

“十八团”之所以被称为南派杂技之地，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家族杂技的兴起，为杂技事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人才。历史上，“十八团”这个地方最多的时候就有200多户杂技之家。其中名气最大的有高、吴、周、徐、陆、万、夏、董、廖、张等10户，这些人家户户都是杂技世家，家家人丁兴旺，人人都是身手不凡，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历史上这些人家在建湖一带被称为“杂技十大家”。还有朱、刘、王、孙、谷、陈、丁、沈、应、祁等10户，被称为“新十大家”。这些家族开枝散叶、桃李满天，把杂技带往全国各地、走向世界，走到哪里都有“十八团”杂技的影子。他们中的不少后人分散在全国各地艺术院团，从事杂技表演和杂技指导工作，可以说，建湖杂技为中国杂技事业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先说说这个高家班，这个家庭是建湖“十八团”杂技中历史最长久的私家杂技班，先后涌现出几十位杂技名人，其中有七八位担任一些地方的艺术团业务团长与教练。高家班的领军人物高同宝出生在晚清时期，他带领高家班常年活跃于东北，以及华北、华南、华东、西南等地，献艺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在杂技界，人们只要一提到高家班都竖起大拇指。他的儿子高金标，人称“高三麻子”，是有名的千斤大力士。他技艺超群，纵身一跃，能穿过立在五张方桌上的五道刀圈，这就是民间享有盛誉的“高三麻子钻五台”。这个“高三麻子”很有本事儿。抗战前，他的高家班改名字叫大天球马戏团，长期在日本演出，而且很有名气。抗战时期，日本侵略中国，仇视中国人。于是，他们在日本无法生存下来，只好又转战到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才带领全家人回国。他的家庭成员几乎都是从事杂技的，由于“高三麻子”性格热情开朗、好为人师，他这一生所带的徒弟无以计数。

说完了高家班，再来说说朱家班。朱家班来自建湖庆丰镇朱港村，这个家庭是公认的“十八团”中阵容最强的杂技班，被同行们誉为“朱半帮”。我们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朱家班这个杂技世家玩杂技的人数之多、历史之久，在同行里是占了很大分量的。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相关朱家班的传说，给这个世家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传说清代某位皇帝下江南的时候，看过朱家班杂技表演后，十分高兴，大加赞赏，当场就赐给他们家一根红绒索，正是这根红绒索，不仅让朱家光宗耀祖，还使朱家班的江湖地位得到大幅提升。可想而知，皇帝亲赐红绒索，那是何等之荣耀。像朱家这样的杂技世家，在全国也是少有的。从这个家族走出去的杂技从业人员散布在大半个中国。清末民初，在“十八团”一带，享有盛名的朱锦文、朱锦武、朱锦全、朱锦才、朱锦友朱氏五兄弟，个个都是杂技好玩家、个个都有绝活儿。这里要重点说说老五朱锦友，此人是朱家五兄弟中功夫最全面的、最扎实的，而且还非常能干，也是他们家主事儿的那一位。解放前，他组建“四喜马戏团”，常年在广东、福建一带演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锦友任武汉市第一杂技马戏团团长。朱锦堂、朱锦汉兄弟俩与朱锦文五兄弟为堂兄弟关系，朱锦堂是“十八团”马戏会的老会长，他的腰腿功夫十分了得。他的弟弟朱锦汉先后供职于四川一些地级市杂技团，擅长滑稽戏、魔术和马术。朱氏晚辈朱长青、朱长魁、朱长林、朱长富、朱老五兄弟五人均为朱锦全之子，这五个兄弟在杂技行当里也都小有名气，混得风生水起。朱长青是芜湖市专业杂技团业务团长，朱长富曾在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做武功教练，朱老五任安徽省戏曲魔术团团长。

朱家后生们至今多人仍在全国各地艺术院团从事与杂技相关的工作。

还有那些董家班、刘家班、吴家班、周家班、王家班、张家班、祁家班、万家班、孙家班、陈家班、沈家班，等等。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当然，每个世家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但共同点就是在建湖家乡练就本领、成长成才。除了少数留在建湖从事杂技事业，大都走了出去，在不同地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中国杂技事业发展培养人才。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培养自己的家乡，那个叫建湖“十八团”的地方。

从建湖“十八团”走出去的那些在杂技界响当当的杂技艺人，还有夏菊花、吴振华、刘万春、祁美英、祁俊洪、刘春萍、朱晓林等，他们都是建湖“十八团”的骄傲、中国杂技界的骄傲。其中，夏菊花是建湖杂技的代表性人物，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技协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主席，第三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夏菊花本姓徐，在她5岁的时候过继给十八团夏家班班主夏群做养女，从此改姓为夏。夏菊花6岁学艺，天资聪慧，加上勤奋刻苦，在其养父母严格的训练下，8岁就开始登台表演马术、蹬梯子、小吊子等险活绝活。后来，她随夏家班来到武汉扎下了根。她的成名之作《顶碗》获得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杂技马戏比赛金奖。《顶碗》的成功改变夏菊花命运，但她并没有就此止步。她积极探索，不断突破自己，首创顶碗单手顶、顶碗含水转、顶碗脚面夹碗、顶碗双层双飞燕拐子顶、单飞燕拐子顶脚面夹碗等高难技巧。1965年，她在法国演出时轰动巴黎，被誉为“顶碗皇后”。夏菊花的艺术生涯足迹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表演的杂技节目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夏菊花作为中国杂技艺术的领军人物，一生获得无数个荣誉称号，成就和影响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她的名字入选《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她的事迹也被编入到世界的一些名人传记中。但她永远忘不了自己的根——建湖“十八团”。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江苏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杂技艺术在建湖的根脉，非常重视“十八团”杂技传承发展。从建湖杂技团成立70年来几易其名就可以略见端倪。解放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建湖“十八团”杂技不能像过去一样以家族为班底采用各自为阵、各管各家、散兵游勇式的运作方式，随机在外演出了，杂技艺人们只好纷纷改行，流落在民间。建湖县委、县政府看到这个情况后，把散落在民间或者已经改行的“十八团”杂技艺人又重新组织起来，并召回一部分流落在外的艺人，根据自愿和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成立双福、江河、胜利、新民、得胜、大众、新艺、人民等八个县属民间杂技团。这些艺术团都是人员齐整、装备精良，从事杂技的艺人们也一改过去“江湖艺人”的社会地位，光荣成为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生活、演出都有了保障，从此建湖杂技和杂技艺人更加扬眉吐气。

《照影成双—肩上芭蕾》

 

1956年6月，县委、县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将八个民间杂技团合并，成立建湖县杂技团，积极给予财政等方面支持，还专门修建剧场。建湖杂技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深刻变化，杂技艺人们从此弃马丢船，走进剧场、登上具有声、光、电的舞台。这个时期，建湖杂技迎来大发展阶段，除了传统保留节目外，深入挖掘一批即将失传节目，还推陈出新排练许多新节目，像《空中飞人》《高车踢碗》《圆台溜冰》《花样空竹》《九狮图》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推出和发掘出来的。1959年10月，盐城为了加强杂技艺术的发展和后备人才的培养，将建湖县杂技团更名为盐城专区杂技团。1973年4月，盐城专区杂技团奉调到南京参加为期近三年的江苏省杂技集训班，受训结束后重新恢复为建湖杂技团。1976年，又更名为盐城杂技团，1983年春，盐城撤销地区建市后，也随之改名为盐城市杂技团。1997年1月，增挂江苏杂技培训中心牌子，建湖这里成为江苏省的杂技培训基地。2015年6月，江苏省杂技团挂牌成立，建湖杂技成为全省唯一的省属县管的杂技专业院团。

近年来，建湖杂技受到国家和省、市、县的关注和重视，江苏省杂技团作为国家非遗项目“建湖杂技”的保护传承单位，先后引进多名知名杂技教练、编导、制作人员，高层次杂技人才的到来，为建湖杂技注入新生力量，建湖杂技也迎来灿烂的春天。作为南派杂技的代表，建湖杂技多年来对节目编创与表演一直坚持高、精、尖、稳、健、美的六个字要求，即节目要有高超的技巧，每个节目都要经过反复的磨炼，成为精品；节目的质量要出尖，演员表演要十拿九稳，动作要刚健利落；舞台综合艺术要美些再美些的不懈追求。他们坚持出精品、出人才，建团70年来，江苏省杂技团传承和创新节目200多个，在江苏省、华东地区、全国和国际杂技大赛中荣获奖项五六十个，先后受邀赴亚、欧、美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成为国家和省、市、县对外友好往来和经贸活动的文化使者。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建湖杂技推出的《滚杯》《扛梯》《软硬钢丝》《叠椅子》《抖空竹》《双人花环》《青春豆豆》《春江花月》《敦煌造型》《惊风浪》《问天鸟》《国凤》《金鸟涅槃》《水乡奇兵》等节目，融杂技、武术、舞蹈和音乐于一炉，形式多样、技艺精湛，造型优美、表演丰富，既保留传统杂技的民族风格，又富有鲜明时代特色，堪称杂技中的奇葩。特别是这几年新创作的《猴·西游记》《小桥流水人家》《芦苇青青菜花黄》《盐·运》等杂技剧，大幅提升杂技的文化品位和格调，受到全国杂技界同行和杂技观众的好评。

建湖杂技的故事和荣誉多不胜数，它承载着江淮儿女对中国杂技事业发展的责任与担当，这颗黄海之滨灿烂的明珠带着千百年的光荣与梦想，正不断开辟新的境界、创造新的辉煌。

 

（注：本文资料来源徐守忠编著的《建湖杂技》等）

 

注：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

 

刊载于《建湖日报》

来源：建湖县第二中学

https://mp.weixin.qq.com/s/Amdi_WXwBdeTtALrKnzr3A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