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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雪梅

高雪梅

 

作者:贠靖

 

 

  陈嫣然透过玻璃窗望过去,一团白色的云从远处的南山那里漫了过来,像一群出栏的羊,撒着欢儿跑到眼前就化成一层薄雾落了下去。

  脚底下是一条熙熙攘攘的商业街,街上的人像一群水鸟,在阳光下密密麻麻地移动着。

  陈嫣然每天上班就坐在窗前,端一杯滚烫的茶水,望着街上的人群发呆。如果有人朝这边涌过来,她的心就惊觉起来,担心是有上访的人来了。

  她已在厅里干了十几年的信访,一眨眼就从二十出头的黄毛丫头变成了四十来岁的阿姨,也和 “老上访户”高雪梅成了无话不说的姐妹。厅里的人都说高雪梅脑子不正常,但她觉得她比任何人都正常,就是吃了爱较真的亏。

  陈嫣然第一次见到高雪梅,她大概就是自己现在这个年龄,虽然看上去有点憔悴,但从眉眼、下巴的轮廓依稀看得出来,她年轻时一定长得很漂亮,是个美人胚子。她高挑的个子,穿着水红的棉袄,翠绿色的裤子,一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眨着,笑起来嘴角上翘,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活脱脱一个《红灯记》里的李铁梅。

  她尽量不去想高雪梅这个人,就当是从来没见过她。

  这会她打开电脑,移动着鼠标,点了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奇怪,播放出来却变成了布莱兹的《第二钢琴奏鸣曲》,音色也从优美柔和的曲风变得空茫而冷漠。她索性关掉电脑,闭上双眼,斜倚在椅子里,让混乱的思维一点点沉静下来。当她再次睁开眼朝楼下看去的时候,发现刚才还穿梭不息的大街上竟空荡荡的,了无一人。

  她拎上包,带上门,下楼来到街上。街上的人还和往常一样熙熙攘攘的,并且每个人都带着口罩。

  老公打来电话,说已经几个月没回父母那边去了,现在疫情有所缓解,问要不要下班后过来接她,一起回家去看看,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她说:“你自己回吧,我有点不舒服。”老公又捎带问了一句:“你没事吧?”她说:“没事。”

  她想起来了,高雪梅是陕北一个县剧团的演员。她的父亲高晓斌是陕北一位小学老师,母亲齐云是北京女知青。

  她姥爷曾在北京的八大胡同里开过烟馆,娶过两房姨太太,在文革中患了精神病,半夜起来光着屁股在院里游荡,扑咚一声掉进井里淹死了。姥爷一死,她母亲在北京也没了亲人,为了远离那个伤心的地方,就毅然决然地响应政府的号召,来到陕北黄土高原上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插队。

  高雪梅母亲齐云的到来,给这个在地图上压根找不着、掩藏在黄土旮旯里的小山村——高家河带来了一丝新鲜的、躁动不安的气息。多少年后,提起当年的齐云,村里人还感叹不已:“那可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姑娘,细皮嫩肉的,硬是让那个没良心的给祸害了!”

  北京女知青齐云给高家河人的印象是性格开朗,皮肤白皙,嗓音清亮,留着样板戏《洪湖赤卫队》里韩英那样的短发,笑起来像百灵鸟一样好听。别看她是个城里女子,干起农活来一点不比山沟里长大的男人差,打垄、追肥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推起胶轱辘车一溜风在田垄上跑得飞快。

  她下地干活的时候,队里那些男人就一个个眼睛滴溜溜地盯着她看,都争着抢着要和她分在一个组。

  自打齐云来到高家河之后,村里的婆姨们就把自家的男人看得更紧了。齐云仍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动不动就咯咯咯地笑。队长就说:“笑笑笑,像吃了喜娃他娘的奶一样,迟早笑出事儿来!”

  陕北那地方,山高日头低,天黑得早。那些没结婚的后生,白天干活无精打采的,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到了晚上就来了精神,两眼放光,夜猫子一样到处胡乱游荡。也有的叫上村里的女娃娃,在崖畔畔下,麦秸垛背后,这里一对,那里一窝,像野鹁鸪一样,挤在一起,嘀嘀咕咕说着悄悄话儿。

  就有那把持不住的,趁着天黑偷吃了禁果,等女子肚子鼓胀起来,生米做成熟饭,引到双方家长面前,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没话可说,只好认账了。

  高晓斌就是在看完一场电影后,回来的路上情不自禁,把北京来的漂亮女知青齐云拉进了生产队的苞米地里。

  村里的婆姨都在背地里指指戳戳的,觉得这北京来的女知青真傻,脑瓜有点不正常,大队书记高玉佩的儿子瞧上了她,托人带过话来,她一口就给回绝了,却和这个长相平平,穷得叮当响的小学老师打得火热!你说一个穷教书的能有啥出息?他能给得了你幸福?

  但齐云偏就和这高晓斌对上眼了,且在众人不理解的目光中,抱着铺盖卷儿,搬进了高晓斌的窑里,俩人出双入对,俨然过起了俩口子的小日子。

  人在热恋中往往会失去理智和判断力,而只有生活在一起,在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碰撞中,才能更真切地了解一个人。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个心里头清楚。

  齐云和高晓斌在一块儿过了一段日子,就觉得这人毛病不少,一身的坏习惯。比如说话办事不切实际,还有就是太自私,做事情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齐云和高晓斌领结婚证还是费了一些周折的。开始村支书高玉佩故意卡着不给开证明,齐云就把攒的私房钱拿出来,让高晓斌去队里的代销店买了一条工字卷烟和半斤水果糖给书记送过去,东西书记收了,却还是不给开证明,推说会计到县里学习把公章带走了。

  后来齐云被逼急了,直接骑上自行车,到白云街去找公社书记。书记那天下乡不在公社,她就追到了书记家里。

  “看来你这个北京来的女知青还蛮有个性的嘛!”书记当下给高玉佩打电话,让他别耍小心眼,痛痛快快地把事给人办了。书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落户农村,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得支持哩!”

  1978年,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各地的知青陆续返城,国家也恢复了高考。高晓斌跃跃欲试,准备报考省城的师范大学。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女——女儿高雪梅和儿子高雪峰。

  与齐云一起分到高家河插队的两个知青张伯阳和穆晓玲已先后托关系调回北京落实了工作。齐云说:“我这一辈子怕是要被这两个小冤家拴到这鸟不拉屎的高家河了!”但她并不后悔,既然老天爷把她安排到了这个地方,她也做好了在这里生活一辈子的思想准备。

  在高晓斌准备参加高考的那些日子里,齐云这个从小生活在大城市,几乎没有干过农活的城里姑娘,和高家河的婆姨一样,包揽了地里家里所有的活路,看孩子、做饭这些琐碎的家务活一概不让高晓斌沾手,他除了给学生上课,就一门心思复习备考。

  家里养了两只老母鸡,齐云每天都要给高晓斌卧两个荷包蛋,自己和孩子一个也舍不得吃。她说:“你大大现在是咱家的重点保护对象,这个家以后就全指望他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令齐云感到欣慰的是,香没白烧,灯没白点,高晓斌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省里的师范大学。

 

 

  齐云这个单纯善良,毫无心计的北京姑娘没料到的是,高晓斌离开高家河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一只脚迈进腊月的门槛,齐云就掐指头算着高晓斌该回来了。她每天都要往大队部跑上几趟,看有没有她家的信。每回都是兴冲冲地去,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地回来。

  她还是满心欢喜地张罗着过年的事情,把窑洞里外收拾一新,早早地贴上了春联,又到白云街上去,把攒了几个月的鸡蛋卖了,割了四斤羊羔肉,又咬咬牙给他买了两包纸烟一瓶西凤酒。

  孩子们也眼巴巴地盼着大大回来。大大说了,过年回来的时候,要给他们买好吃的水果糖,好看的新衣裳。

  直到过了正月十五,高晓斌还是没见踪影。他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齐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她把孩子们托付给邻居的四婶,打算到城里去找高晓斌。过年的羊肉还一直留着没舍得吃,她给孩子们切了一小块,剩下的全装进布兜里,连同烟酒一起带在身上。

  齐云先坐大队运化肥的马车到白云街,在收购站等了半天才等到一辆往县城送羊的卡车,给司机说了不少好话,塞了两个熟鸡蛋,司机才不耐烦地摆摆手让她挤上去。

  一路上她紧紧地搂着布兜,蹴在羊群中间,沾了一身的尿臊味。到了县城,已没了去地区的班车。这时齐云才感到饥肠辘辘,腰酸腿疼,浑身像散了架。她只好倚着墙根坐下来,啃了块随身带的窝窝头,又到车站门口的水龙头上接了一捧凉水喝了,然后在候车室里坐了一晚上,第二天挤上去地区的班车。

  到了省城齐云就彻底抓瞎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街上车水马龙,打听了半天才打听到师大的大概位置。

  学校还没开学,空旷的校园里冷冷清清的,青砖铺砌的林荫道上落满了枯黄的梧桐树叶,风一吹便刷啦啦飞起来,打着旋儿卷向空中。齐云用手搂着鼓鼓囊囊的布兜,仰起脸瞅着空中飞舞着扑簌簌落下来的树叶,她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北京的胡同里,回到了中学时的校园里。

  若不是嫁给了高晓斌,若不是有了那两个拖油瓶,她可能早回北京了。不,北京她是不愿意回去的,她宁愿呆在高家河那个鸟不拉屎没人知道的地方,也不想和那两个没有任何感情的后妈住在一个屋檐下。

  她们老在背后挤兑她,说她是个赔钱货。还说她和那个掉进井里的爹长得一点都不像。

  或许这就是命吧。不过老天还是公平的,那边缺少了一块,这边就会给找补回来。高晓斌不就顺顺当当地考上大学了么?这苦日子总归是有了盼头。这么想着,齐云的心底里就踏实了许多。她边走边打听,找到了学校后边的一排宿舍前。

  “一二三……”她拧过脸去数着,应该就是这里了!她抬手正要敲门,里边传来嘻嘻哈哈的嬉笑声。她轻轻地咳了一声,里边的人似乎听到响动声,吱拗一声拉开了门。

  一位穿着时髦,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子翘着腿坐在床沿上,高晓斌手里拿着削了一半的苹果,站在门里愣住了:“你咋来了?”“这是谁呀?”女子止住了笑声,盯着齐云问道。“哦,是、是我一个远房亲戚。”高晓斌慌乱之中搪塞道。

  “原来是亲戚呀?咋没听你说过有啥亲戚!”女子站起来不屑地打量着齐云:“那好吧,你们拉拉话,我就先走了。对了亲爱的,晚上我在小礼堂等你,记得一块去看电影哦,不见不散!”

  瞅着女子离去的背影,齐云手里的布兜啪地一声掉在地上,她怎么也接受不了刚看到的一幕:“你一去杳无音讯,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大老远地寻到这里来,还以为你出了啥事,原来你不回去是在这里忙着和人谈情说爱呢!你拿我当傻子呀?!”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如一瓢冷水兜头浇了下来,浇得齐云浑身冰凉。她内心深处刚燃起的火苗一下子就被浇灭了。她站在那,气得脸色煞白,一排细碎的牙齿在嘴唇上咯出一道深深的血印儿,泪水像决堤的河水哗哗地流下来。“你听我说……咱好说好散嘛……”高晓斌解释道:“本来我是要等到暑假回去和你说的,没想到你却跑来了……”“哦,原来你早就打定主意了,怪不得不回去呢,连信也不写,我们娘三还在屋里傻傻地等着你!”齐云再也忍不住内心的委屈,跺着脚嚎啕大哭起来:“高晓斌,你的良心是叫野雀雀掏了!”

  “这里是大学校园,你别哭闹好不好,让人听见还以为我把你怎样了呢!”高晓斌黑着脸道。齐云知道他们的这桩婚姻已走到了尽头,没有了挽回的余地。她已经被眼前的这个男人气疯了,绝望、愤懑、憋屈一股脑涌上心头,她扑上去揪住高晓斌的衣领,愤怒地撕打着,昏厥过去。

  等她醒来的时候,已躺在一家小旅馆的木床上,高晓斌垂头丧气地坐在床沿上。“你走吧——我只当是你死在外头了,只当是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个人!”她掀开被子坐起来,指着门外吼道:“你滚,你个野雀雀掏的,我不想再看见你!”高晓斌见她在气头上,没再说啥,站起来走了。

  齐云的心已伤透了,她感到四肢冰凉,像跌进了冰窟窿,冷得浑身发抖。

  齐云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了县里。下了班车,灰蒙蒙的天空飘起了雪花,她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路已白了,她的眼睛也模糊了。她忍不住又坐在地上哭起来,一个摆烟摊的白胡子老爹筒着手颤巍巍地走过来,在她跟前停下,跺跺脚上的雪说:“这闺女,大冷天的不回家,在这里哭啥哩嘛。”她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哭。

  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垮了,那岂不是更让人瞧不起?!再说了,我还有两个娃娃,他们还需要我。齐云停了哭声,用袖子擦擦眼睛,强打起精神回到了高家河。

  自从回来后齐云像变了一个人,脸上再也没了笑容,下地干活也没了笑声。她拼命地劳动,拼命的做家务活,用劳动发泄着内心的痛苦。挖地的时候,她双手紧紧地握着䦆头把子,手心都磨出了鲜血,仍一下一下狠劲地挖着,像要把脚底下的地挖个底朝天。

  队里的人隐隐地知道了一些内情,私下里都替齐云感到不值。

  齐云,这个骨子里有着一股子倔强劲的北京女知青,她心里憋足了一股劲,就是要让高家河的人看看,让高晓斌瞧瞧,她齐云离了男人照样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照样能把一对儿女拉扯成人!照样能在这高家河站稳脚跟,干出一番名堂来!

  不久上边出了政策,包产到户,生产队给齐云分了一头瘦得皮包骨头的老叫驴。大晌午的,火辣辣的日头下,齐云套上叫驴在院子里磨包谷糁子,闺女在一边独自玩耍,儿子蹬着腿坐在地上哭闹不止,一泡尿从屁股下流淌岀来,溻湿了半条裤子。

  驴已晒焉了,极不情愿地打着转转,仰起脖子昂昂地叫着,不肯往前走。看来这日子是实在过不下去了,连驴也闹别扭,想要罢工。她用棍子狠劲抽着驴屁股,驴索性卧在磨道里不动弹了。一只老鸦落在头顶光秃秃的树枝上,咕儿咕儿叫着,似在看笑话。

  齐云气得扔掉棍子,挥手吆着老鸦,一屁股跌坐在磨道里,拽过儿子搂在怀里抹起眼泪来。

  齐云打小骨子里就有股狠劲儿,那股犟劲儿上来,谁想拦也拦不住。她说:“天下的筵席离了驴肉还不上菜了?既然命苦摊上了一个忘恩负义的男人,就得打没男人的主意,不能就这么认怂,就这么趴下了,那样的话,甭说旁人,连我自个都瞧不起自个! ”又嘀咕:“人都是惯出来的,你不对自己狠点,这日子就没个出头之日!”她一狠心,干脆把坡下的麦子地全翻了,栽上了果子树,又赊了几头猪,养了一群羊。

  几年后齐云就在高家河男人们惊诧的目光中改换门庭,带着一对儿女搬离了半坡上的土窑洞,在塬上头盖起了三间让人眼红的青砖大瓦房,檩条、椽子全是从东北运过来的松木,连一个杂木楔子都没有。门楣、窗棂、屋里的家具,也请了白云街上最吃香的老木匠打制,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全刷了红漆,看着都喜庆。

  搬家的时候,齐云宰了一只羊,特意把村里几位长辈和平日相处融洽的邻居都请到新房里,摆了几桌酒席,做了一大锅羊肉烩面片。

  对齐云来说,这回总算是扬眉吐气,在高家河人面前把头给抬起来了。提起高晓斌那个白眼狼,大伙唏嘘着直摇头。

  “今儿高兴,咱不提他!”齐云端起酒杯道:“来,咱喝酒!我敬老少爷们一杯薄酒,感谢大伙这么多年对我们娘儿三的关照!”

  一个城里来的女知青,拉扯着两个孩子,能把日子过得如此红火,高家河的人不仅对齐云刮目相看,且自愧不如。

  秋天的高家河,像一位出阁的大家闺秀,不施粉黛,也美得令人窒息。蓝天白云下,火红的高粱穗子摇摇晃晃,园子里的果子像一盏盏红透的小灯笼挂满了树梢。无定河唱着欢快的曲儿,从毛乌素沙漠一路下来,卷着细浪向东流去。

  齐云把养拦到山坡上,挽起裤腿,下到河滩里,撩起清亮的河水洗洗手,坐下来给小雪梅梳着辫子,把她打扮得像样板戏里的铁梅一样,在河滩上一比一划教她“唱,念,做,打”,吊嗓,托绢、抛绢、转绢,翻鹞子……

  这小丫头片子天生就是个机灵鬼,有唱戏的天分,戏匣子里的词儿听一遍就记住了。

  入冬后,白云街上逢庙会,齐云牵着两只羊到街上去卖,一眨眼的功夫小雪梅就跑得不见了踪影了。她拧过头问坐在地上玩蛐蛐的儿子:你姐姐呢?儿子不知所措地摇摇头。齐云有点着急起来,就沿着路边的店铺,从街北头向南头找去,到了老戏楼那一块,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原来是县剧团被请来唱大戏。

  齐云费了好大劲儿,才挤到戏台子跟前,大老远就瞅见雪梅站在台下的石凳上,仰起小脸神情专注地朝台上瞅着,一双小手还在胸前比划着。

  这熊孩子,齐云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在她屁股蛋上拍了两巴掌,拽着胳膊拉出了戏园子。这孩子也犟,到了围墙外边,又挣脱跑了进去。

  回到家,齐云还生着气,就让雪梅在院子里罚站。这丫头倒好,站在院里的石磨盘上,仰着小脸,一招一式地比划着唱了起来:“奶奶,您听我说!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透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哎呦喂——你瞧这小模样,再听听这嗓子多脆活呀,没看出来我们雪梅还会唱戏呢!”隔壁的四婶过来串门子,一迈进院子就被这小丫头给迷得神魂颠倒,一个劲地朝屋里喊着:“不得了咧,齐云你快些来看,这高家河怕是要出人稍子呢!”

  齐云撂下擀面杖从屋里出来,两只面手在围裙上揩着,偏着脑袋绕着石磨盘转了一圈,脸上就乐开了花:“哎呀妈吔,我咋就没瞧出来,你个碎人儿还有这本事呢!”她上去就抱起雪梅,在她额头上响响地亲了两下。

  齐云在北京的戏园子里看过京剧,小时候也是个戏迷。她想,这丫头打小没爹,可不能让我给埋没了,说不定稍加指点将来还真能成个角儿呢!

  齐云一高兴跑到白云街的供销社,扯了几尺红底碎花的灯芯绒和翠绿色的绵绸,回家照着年画上铁梅的穿着,给雪梅缝了一身戏服,放羊的时候就带着她到河滩里排练。

  正午的阳婆下,雪梅穿着红艳艳的灯芯绒上衣和一条翠绿色的绵绸裤子,一只脚点着地,一只脚朝后抬起,两手向前举起,敞开嗓门唱道:“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却原来我是风里生来雨里长。奶奶呀,十七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今日起志高眼发亮……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我这里举红灯光芒四放......

  “吆,这不活脱脱就是一个小铁梅么!”齐云乐得眉开眼笑:“再这样练下去妈可教不了你啦,怕是要把你送到县里的戏校去呢,可不敢给耽搁了!”

 

 

  齐云同父异母的哥哥齐海从北京寄来一封信,信上说,政府落实政策,把文革期间没收他们家的四合院给还了回来,希望齐云抽空回去一趟,商量商量怎么处置。

  这节骨眼上,县剧团到白云街来招演员,齐云看完信就收起来,带着雪梅去了白云街。

  说来也巧,齐云以前认识的那个公社书记尚晓武调到县剧团当了团长,这次正是他带人来白云街招演员。刚开始尚团长还没认出她来,她提醒道:“我就是高家河那个北京来的知青,那回撵到你屋里……” 不等她说完,尚团长一拍脑门道:“你瞧我这记性,想起来了,还真是你!哎吆,这才几年不见,娃都长这么大了!快让娃准备一下,先上台给咱唱上一段戏听听!”

  雪梅也不怯场,穿着红上衣和那条翠绿色的绵绸裤子,跑上台去,双手向空中一抛,转身一个劈叉,跳起来,抬手唱道:“听罢奶奶说红灯,言语不多道理深。为什么爹爹、表叔不怕担风险?为的是:救中国,救穷人,打败鬼子兵!我想到: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哎哟哟——好好好!”尚团长和剧团的几个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一个劲儿鼓掌叫好。尤其是那个司鼓冯老师,眼睛睁得跟老碗一样,啧啧道:“你瞧这丫头,这小蛮腰多软和呀,这扮相,还有这嗓音,真是绝了!”“可不是么!”尚团长说:“看来这回咱到白云街没白来,想不到在这里还能遇上这么好的戏苗子!”

  齐云面露喜色,怯怯地问道:“尚团长,这么说我娃能招上了?”“当然能招上了!”尚团长拍拍雪梅的肩膀道:“我给你说,这个娃娃我要定了!她将来肯定要红遍全地区!”齐云听了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激动得抹着眼泪花花抽泣道:“谢谢团长收下我娃,您真是我家的大恩人!”

  尚团长忙扶起她:“你快起来快起来,现在可不兴这个了!要说我还得感谢你呢,你给咱剧团培养了这么好的一个苗子!”齐云听了又扑哧笑了。

  高雪梅就这样进了县剧团,一边排练一边学习文化课。尚团长专门给她开了小灶,亲自帮她过台词,让团里演铁梅的苗小红带着她排练台上的基本功,帮她纠正发音。这小姑娘还真能吃苦,晚上剧团的人都睡了,她还在练功场上一个人练卧鱼、拿大顶、翻鹞子,练得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全黏在胳膊腿上,仍咬着牙一遍遍地练习。

  齐云隔三岔五地搭白云街拉货的车来一趟县里,每回来都大包小包地带着自家产的苹果、红枣、小米,让雪梅分成几份,给尚团长、冯老师、苗小红挨个送到家里去。她说:“这些人都是帮过咱的贵人,一辈子都不敢忘呢!”

  高雪梅十七岁的时候,登台唱戏一炮走红,紧接着一场挨一场地演,场场观众爆满,掌声雷动。后来,她除了演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铁梅、《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还排了传统的秦腔剧目《火焰驹》、《白蛇传》、《杨门女将》,将戏演到了地区的人民大剧院,名气也越来越大。她扮演的穆桂英,英姿勃发,形神兼备,令人过目不忘。她每次演出完谢过幕,卸了妆出来,还有不少戏迷在台下候着,迟迟不愿离去,想再一睹她的风采。

  高雪梅一下子走红,让苗小红在剧团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挑战,团里排练的几出大戏,都是由高雪梅唱主角,她演配角。难怪有人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苗小红嘴上不说,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美气。有几回高雪梅兴冲冲地请她去排练,她都吊着脸,推说嗓子不舒服,钻在屋里连门也不开。

  “她那人就那样,见不得别人比她演得好,娃你甭理她,咱练咱的,离了狗屎还不上席了!”冯老师说:“雪梅你放心,你是凭真本事唱出来的,你现在的唱腔、台上的功夫,别说是咱县剧团,就是地区剧团也挑不出几个来。你冯老师任何时候都支持你,站在你一边,你想啥时候练,你冯老师就啥时候给你敲!”高雪梅激动地点着头。“也算我一个,陪咱雪梅练练!”高雪梅回头一看是尚团长也来了。

  高雪梅练的还是《红灯记》,地区文艺汇演,专门点了他们团的《红灯记》,虽说对这部样板戏她已烂熟于心,每一个动作都刻在了心里,但她还是想再练一练台词动作,毕竟是参加地区汇演,得做到万无一失。

  锣鼓镲钹响起,雪梅向前迈了一步,亮开嗓门唱道:“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我跟你前进绝不彷徨!红灯高举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她刚唱罢一段,尚团长上前一步唱道:“好闺女! 提篮小卖拾煤渣, 担水劈柴也靠她。 里里外外一把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行啊团长,您这是宝刀不老呀!”冯老师调侃道。“哪里,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业余的陪练!”团长笑道。

  高雪峰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来剧团投奔姐姐了,他说:“姐你都成名角了,我还上什么学?你是我亲姐,你还能不管我啊!你那光不让我沾让谁沾?你就去跟团长说说,给你弟我在团里谋个差事干干吧!”高雪梅被缠得没办法,就去找团长。团长倒是爽快地答应了,给他安排了一个剧务的工作,主要负责剧团外出演出时的装台、卸台,以及布景和道具搬运。

  干了没多久高雪峰就撂挑子不干了,又缠着高雪梅去找团长给他换份工作。他说:“这一天到晚钱没挣几个还累得跟狗一样,我累点倒没啥,主要是怕丢你主演的面子么!”“我不嫌丢面子!”高雪梅说:“你心还野得不行,当团长倒是既轻松也有面子,你去当呀!”“姐你这不是欺人么!”高雪峰嘟囔道:“算了,你不愿给团长下话,我自己想办法去。”“你可不许乱来啊!”高雪梅警告道。“放心吧,你弟我掂得来轻重!”

  别看高雪峰文化程度不高,情商却蛮高,他平时不吸烟口袋里却不离烟,见了团里的人就拿出来发上一根,并掏出打火机给点上。团长来看排练,大老远地他就把椅子给摆好了,还用袖子擦擦。团长过来屁股刚落座,他就端着一杯热茶递了过来。团长当着高雪梅的面还夸过几回:“雪梅,你这个弟弟蛮有眼色的,人也灵醒得很。”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团长就给高雪峰换了份工作,让他负责团里对外演出的联络和演员的衣食住行。这下他就有些神气活现了,走在剧团院子里的排练场上,头仰得高高的,手插在裤兜里,一副当领导的架式。

  赴地区汇演取得了圆满成功,剧团一连演了十几天大戏,并应戏迷们的强烈要求,临时增加场次,每天加演两场折子戏,场场观众爆满,把剧院挤得水泄不通,好评如潮。

  有天晚上演出完毕,高雪梅正在后台卸妆,高雪峰进来站在她身后说:“姐,有个人想见见你。”“谁呀?”高雪梅问,“你去了就知道了!”高雪峰说着拽上她就走。“我妆还没卸呢——”“没事,这样挺好的!” 高雪峰说。

  高雪梅被弟弟拽着,一路小跑来到白天来过的地区剧团团长办公室,高雪峰掀开门把高雪梅推了进去。屋子里亮着灯,沙发上坐着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四方脸,浓眉大眼,咋一瞅有些面熟。见高雪梅进来,他忙满脸堆笑地站起来。高雪梅转过脸,甩上门气呼呼地出来。高雪峰见情况不妙,忙嬉皮笑脸地走上前去,想把她劝回去,高雪梅鼻子都气歪了,一把推开他,一字一顿道:“你以后要再和这个人来往,就别认我这个姐!” “姐,你至于这么大反应么!这仇还能记一辈子?”高雪峰撇撇嘴道:“妈不是也说过么,在外头与人相处,要得饶人处且饶人!”“那是说别人,他另当别论!”高雪梅气得扭头就走。

  原来,屋子里的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的父亲高晓斌。他后来和那个女同学孟若男再婚,进了文化厅,当上了分管文艺团体的处长。或许是报应吧,他们在一起将近20年了,还没有孩子。

  见高雪梅真生气了,高雪峰又低声下气地求她:“姐你就别生气了,那个人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团长发话了么,我不给他面子得给团长面子呀!” “你那点心思我还不清楚?”高雪梅转过脸去吧嗒吧嗒掉着眼泪:“他害咱妈害得还轻吗?你还和他一伙!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从地区汇演回来,高雪梅跟团里请了几天假,专门回了一趟高家河,把齐云接到了县城。

  这一次,是高雪梅离开高家河后回家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早起她和母亲齐云一起到果园里锄地,给大葱培土,回来的时候还摘了一大捧母亲种的黄瓜、豇豆、线椒、西红柿。齐云眉开眼笑地看着闺女问:“你想吃啥?妈给你做!”雪梅躺在炕上,瞅着屋顶说:“妈做啥都好吃,妈做啥我就吃啥!”齐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这死丫头,还学会拍妈的马屁了!”说完自己先咯咯咯地笑了,笑得前仰后合。

  整整一个晌午,娘俩坐在院子里的杏树下,边说话边摘菜,完了齐云起身进屋去和面,雪梅便跟进来烧火。饭做好了,雪梅一口气吃了三个菜盒子一碗蒜蘸面,手摸着肚子,一个劲地嚷嚷吃撑了。

  晚上母女两就躺在一张炕上。瞅着闺女熟睡的样子,齐云脸上情不自禁地乐开了花,她觉得这么多年所有的辛苦都值了。闺女长这么大,她还是头一回近距离这么长时间地瞅着她。都说陕北这地方出美人,她觉得闺女长得一点不比那个“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貂蝉差到哪里去,你瞧这双眼皮,这笔挺的鼻梁,棱角分明的嘴巴,要多好看有多好看。

  真要离开生活了二十年的高家河,到城里去居住,齐云还是有点舍不得。不过这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她心里还是蛮高兴的。

  齐云把圈里的猪和羊都吆到白云街上去卖了,又把坡下的果园托付给四叔四婶帮忙照看,她门一锁就跟着雪梅进了县城。

  团里给雪梅分了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她简单收拾一下就搬了进去,她和母亲住一间,弟弟一个人住一间。高雪峰经常夜不归宿,问起来总是闪烁其词,说是忙完团里的事太晚,怕打扰她们休息,就在排练室凑合了一晚上。高雪梅担心的是这个弟弟在外惹事生非,她不止一次看见他挽着外边那些不三不四的女孩子在团里溜达,这几天好像一有空就往剧团后边的饭堂里跑,和苗小红那个在剧团做饭的妹妹苗小倩勾勾搭搭地有点不正常。

 

 

  团里排《桃花扇》,尚团长特意让高雪梅和扮演候朝宗的小生关振东配戏。关振东长相英俊,父母都是县教育局的干部,他本人也是团里重点培养的台柱子。尚团长已经注意关振东有一段时间了,他发现关振东对高雪梅似乎有点那个意思,就把苗小红换下来,让高雪梅来演李香君。

  这天关振东和高雪梅在排练场二次排练,尚团长也来观看。高雪梅一甩长袖开口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关振东上前一步接上:“今夜晚到此间真如梦境,又是惊又是喜五内不宁。可叹我避难人飘泊无定,只有这一寸心报答娉婷。”

   “好好,唱得好!”司鼓冯老师拍着手喝彩。尚团长瞅着台上一招一式配戏的二人,摇摇头道:“我咋看这没戏呀!”冯老师不明就里,问道:“怎么就没戏啦?唱得多好呀!”“你不懂”团长说:“敲你的鼓去!”

  看来关振东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了,高雪梅不知是没意识到关振东对她的爱慕呢,还是压根就对他没那个意思,总之她是一门心思都在唱戏上了,除了唱戏,俩人再没任何接触。

  后边几次排练完,关振东就邀请高雪梅出去吃夜宵,她婉拒了,说累得骨头架都快散了,想早点回去睡觉。

  关振东照例送高雪梅到剧团旁边的巷子口,望着她走进巷子里的背影,他叹了口气,转身准备离开,黑暗中有人拽了他一下,他扭头一看是苗小红。

  走,我请你吃铁锅炖羊肉去!苗小红说。关振东本来不想去,但看苗小红兴冲冲的盛情难却,便跟着去了。

  羊肉炖好,在小铁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苗小红撒上葱花香菜末,先给关振东盛了一小碗,又要了两瓶啤酒。关振东说嗓子有点不舒服,明天还要排练,不敢喝。苗小红就仰起脖子把两杯都喝了,又满上一杯。关振东说:“你也少喝点!”“没事儿,好不容易高兴一回!” 苗小红端起酒杯盯着关振东问:“你是不是还放不下那个小贱人?”关振东啪地将筷子拍在桌上道:“你不许背后这样说她!”“好好,不说她!”她忙陪着笑脸给他夹菜:“你不喝酒,就多吃点菜,这羊肉补身子!”

  看来苗小红酒量也不怎么样,喝完两瓶啤酒,便有点舌头发硬,走路也摇摇晃晃地站不稳了,关振东只好送她回家。

  到了家属院,上楼进到房间,苗小红拽着关振东不让他走,上前把他摁坐在沙发上,黏黏糊糊道:“你先坐一会儿,我去给你倒杯水。”

  等了一会儿,苗小红光着腿,穿着拖鞋,披了一条浴巾从卧室出来,走到他跟前一松手,浴巾就滑到了地上,她便赤条条一丝不挂地扑进了关振东怀里。

  “你喝多了,别这样!”关振东站起来往后缩着,欲夺门而逃。“我没喝多,我清醒着呢!”苗小红死死地抱住关振东,把他摁倒在沙发上。“我今儿豁出去了!”苗小红压在关振东身上,嘴里喘着粗气道:“姐就给你来个霸王硬上弓,我就不信收服不了你,我就要把你变成我的男人!”

  再排练的时候,关振东见了高雪梅便有点不自然,高雪梅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还和往常一样排她的戏。她越是这样,关振东越是心里难受,排到最后就排不下去了,推说身体不舒服,早早回家了。

  不久,团里的人就都收到了苗小红和关振东的结婚请柬。高雪梅也收到了一份请柬,苗小红还再三叮嘱她到时候一定要赏光,她笑着答应了。

  北京的齐海大哥又给齐云来信了,还寄来一笔钱。信上说大妈这两年身体不大好,且每况愈下,想在有生之年见上齐云一面。齐云正在犹豫要不要回趟北京,四婶打发儿子来县城找她,说村里修路,高增印那二杆子货把她家屋后的半边墙给推倒了。

  高雪峰一听就毛躁起来,嚷嚷着要回去找高增印算账。齐云说:“你哪是人家的对手,你还是在这里安安生生地呆着,省得给我回去惹事!”

  高增印是老书记高玉佩的儿子,他大退下来后把儿子扶持起来当了村主任,新选上来的支书是个老好人,说话不管用,村上的事基本上是高增印一手摇。

  高家在白云山上开了一个采石场,要往镇上修一条柏油马路,正好从齐云家屋后经过。事先村里也没打招呼,就叫人把铲车开来,将齐云家屋后的一面墙和墙内的茅房推倒了,望着半边塌下来的茅房,齐云气得蹲在地上说不出话来。这不是欺负人么,齐云放下手里的包袱就去村委会找高增印。

  高增印正低头看文件,见齐云进来,乜了一眼,头也没抬。齐云过去拍拍桌子道:“主任,你咋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把我家的墙推倒了?”“这修路是给大伙办好事,一村人都同意了,还用给你打招呼么?!”高增印说:“不过你可以说个数,那一堵墙的损失村上给你赔!”“这是钱的事儿么!”齐云气呼呼道:“村里修路是好事,我当然得支持。但总得打声招呼呀!”高增印瞪着眼道“已经这样了,你就说吧,想怎么解决!”“你但凡把我当个人招呼一声,我齐云也不是不讲道理,村里修路从我家过,我一分钱不要!但你不打招呼就把我家的墙推倒了,你今天要不说出个样样行行来,你就是给三万块钱我也未必答应!”“你这不是胡搅蛮缠么!”高增印说:“你要这态度,村里没法给你解决!”“你不解决我就去找镇上,我就不信还没个讲理的地方了!”

  齐云从村委会办公室出来,村会计高明放跟出来拽她,高增印摆摆手说:“你别拦挡,丢开了让她去告呗,她爱上哪告就让她上哪告去!”“你——”齐云气得心口发疼,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四叔和四婶担心他们闹起来就跟了过来,见齐云蹲在地上脸色发白,就把她扶起来搀到了村委会对面的诊所。

  齐云躺在诊所的床上挂吊针,村会计高明放拎着一盒饼干进来,他把饼干放到床头柜上说:“主任让我来看看你。”齐云还在气头上,她一抬手把饼干拨到了地上,转过脸说:“你去告诉高增印,他不是说让我爱上哪告就上哪告么,镇上我也不去了,刚好我要回趟北京,我直接去北京,明儿就走!”

  高增印听说齐云要去北京还是有点慌了,他知道跟齐云一起下来插队的那个张伯阳在国家的一个部委当上了副局长,这齐云要去找他,弄不好就把事情给捅大了,对镇上、县上影响都不好。“这可咋办?这娘们就是个二百五,她可啥事都干得出来!”高增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他给镇长打了个电话,镇长说:“这件事一定要处理好,不管采取什么办法,绝对不能让她去北京,进京上访对镇里县里影响都不好!”

  天擦黑的时候,齐云挂完吊针刚回到家里,高明放就跟了过来,他咯吱窝里夹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鼓鼓囊囊的,进了门说:“主任叫我给你送钱来咧!”齐云说:“你拿走,这钱我不要!”“你看你,咋还跟钱有仇呢!” 高明放说:“你也甭多想,这钱和修路的事没干系,是给你看病用的。主任说了,你病倒了,多少和村里有些关系。这是三万块钱,你拿着先看病,等病看好了,你该上哪告还上哪告去,村里保证不拦着你!”高雪梅说:“看病也要不了这么多钱!”

  高明放把钱放到桌上,掏出一片白纸和钢笔说:“反正我就是一个跑腿的,钱送到了,你给我打个收据,就说收到村委会三万块钱,签上名字就成,让我回去先把差交了。至于这钱你若实在不愿意要,可以还给主任,他把收据再还给你不就行了!”齐云听着有些道理,也不想让高明放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就按他说的,收下钱打了收据。

  事情并非高明放说的那么简单,第二天一大早,一辆警车鸣着警笛开进高家河,到了村口停下来,几个人跳下车进到院里,不容分说就把齐云给抓了起来。

  原来村委会报案,说齐云以到北京上访要挟,敲诈了村里三万块钱。

  望着绝尘而去的警车,高增印嘿嘿冷笑道:“你不是要去北京告状么,这回我把你放到牢靠处,看你还咋告!”

  高雪梅都快要急疯了,她跑到公安局去找人,公安局说案件正在侦办取证阶段,不能见当事人。她又买了一大堆东西,回高家河去找高增印。高增印说:“你妈也真是糊涂,你说这事咋能威胁村上呢,还收了钱。不过你放心,村里会如实说明情况,争取公安机关宽大处理!”

  高雪梅一走,高增印就关上门,面带愠色,拉下脸对高明放说:“这回可一定要咬得死死的,让她翻不了身,把牢底坐穿,我就不信治不了她!” 高明放说:“哥你这是要报当年的仇呢,谁让她不识相,嫁给了高晓斌那个陈世美,还被一脚给踹了!” 高增印说:“快闭上你的臭嘴,少给我皮干!”

  高雪梅回到剧团,尚团长和冯老师都过来帮着一起想办法。高雪梅抹着眼泪道:“这可咋办呀?看来这回真遇到麻烦了!” 尚团长说:“要不要去省厅找找高处长?都这个时候了,救人要紧!毕竟他的路子比咱宽!” 高雪梅说:“不用,我妈已跟那个人没任何关系了,这事我自己想办法!”尚团长再没说啥。

  法院一审宣判,认定齐云以上访相要挟,收取村委会三万块钱,证据确凿,已构成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尽管法庭上齐云再三申辩,自己没有以上访要挟,向村委会索要钱财,钱是村会计执意留在她家的,但却提供不了任何人证物证。

  一审宣判后,高雪梅请了律师提起上诉。律师去了好几趟高家河,但没人出来为齐云作证。“看来二审获胜的希望比较渺茫,你要有心理准备。”律师对高雪梅说:“现在唯一能翻牌的机会就是村会计高明放能站出来作证。”高雪梅摇摇头道:“可能性不大,我知道你也尽力了!”

果然,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齐云入狱后高雪梅四处托关系,为她妈申诉,剧团演出的事就暂且搁置下来。“看来雪梅这一时三刻是上不了台了,这样下去也不成,全团百十号人要吃饭呢,演出是断不能停下来的。”团长就又把苗小红给用了起来。

  高雪梅去看守所探望她妈,齐云精神状态很不好,一个多月时间,她头发几乎全白了,额头爬上了几道深深的皱纹,眼眶也凹陷了下去,看人目光呆滞,从头到尾老是重复着一句话:“我没要挟,我没向他们要钱……” 高雪梅忍不住就哭了。看来母亲一定是受了很大刺激才变成这样,她恨自己无能,眼看着母亲被冤枉,却无能为力,不能替她洗刷冤屈。她托人找到看守所长,提出要为母亲申请保外就医、监外执行,但所长说: “你母亲还未达到严重疾病范围,不符合‘生活不能自理’规定,不具备保外就医条件”, 并加上一句:“寻衅滋事罪,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是不能办理监外执行的”。

  高雪梅还是不死心,她相信母亲不会糊涂到那一步,更不会干出敲诈勒索的事情来,她向团里请了长假,决心要为母亲讨回个说法。

  高雪梅又去了几趟看守所,回来把自己关进屋子里,写了厚厚的一摞申诉材料,拿到剧团门口的打印部复印了,寄到省里、市里的检察院和法院。信寄出去了,她感到自己的心也被掏空了,但却迟迟没了音讯。

  这样死等也不是个办法,高雪梅就到地区行署去上访。行署信访办的人看了材料摇摇头说,上访材料你可以放在这里,我们也会按照规定转到地区法院去处理。但已经判决的案子,铁证如山,你又没有推翻判决的证据,估计是不会有啥结果的。

  高雪梅近一年时间没上班,剧团的演出和票房收入一落千丈。尚团长已退了下来,文化局考察后把苗小红提成了团长。这期间县里兴起了一股流行歌舞风,年轻人闲下来不是坐在电视机前看连续剧就是往歌厅里跑,很少有人来看戏。苗小红就把剧团的人分成几拨,排练歌舞,又把年轻人都撒出去揽活,不论红白喜事、单位开业还是娃过满月都接,揽的活多就提成多挣得多,揽不到活就只能领几百块钱的基本工资,生活都成问题。

  高雪峰已和苗小红的妹妹苗小倩住在了一起。苗小红当上团长后他一下子成了团里的红人,整天跟在苗小红屁股后头,姐长姐短,叫得可亲热了。其实苗小红重用高雪峰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就是省厅的高处长亲自打过招呼,让她对高雪梅、高雪峰姐弟俩关照着点。团里的经费还攥在处长手里,是不敢得罪的。再说她有点私心,想给自己找个靠山。高雪梅那么高傲的一个人,肯定不愿接受她的关照,她也懒得搭理她,索性发个基本工资,由了她去闹腾。高雪峰看样子迟早要成为自己的妹夫,她是真的想用他。

 

 

  事情不能就这么认栽了,那母亲还不冤枉死了!高雪梅决定到北京去上访,为母亲讨个公道。临走之前,她专门到团里去给苗小红打了声招呼。她这个人做事向来丁是丁卯是卯,喜欢摆在桌面上,又不是啥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她觉得没必要藏着掖着的。

  高雪梅收拾好上访材料,拎上包,打车到了火车站,上了车睡了一觉,第二天晌午就到了北京西站。下了车,她拎着包,一路打听着,来到天宁寺附近的广安门桥,在那里找了一个旅社住了下来。听母亲说过,张伯阳叔叔和穆晓玲阿姨就住在这一片,她想静下心来把材料再整一整,先找张叔叔把诉状递上去,然后再去东交民巷找大舅他们。

  登记好房间高雪梅便给高雪峰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已到北京,住在广安门桥,家里如有什么事,就把电话打到旅社叫一下她。

  文化局听说高雪梅到北京去上访就慌了,把苗小红叫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通,问她为什么不提前报告。苗小红说,她也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又不是去告剧团、告文化局。“告谁也对县里、对地区不光彩!”局长说:“你赶紧想办法把人先叫回来!”

  回到剧团商量一番后,苗小红就让高雪峰给高雪梅打电话:“你就说你妈在看守所病重了,叫她赶紧回来。”高雪峰有些不情愿,说他怕他姐回来收拾他。苗小红就许愿说:“只要你把人哄唆回来,我就去求局长,给你解决一个团里的正式编制!”关振东说:“这不是骗人么,事情也不能这么做呀!”“这事你甭管”苗小红说:“我自有分寸!”

  高雪梅一听她妈病重了,在电话里就哭得稀里哗啦:“咱妈她到底咋了嘛?”高雪峰说:“我也不大清楚,看守所的人只说叫赶紧过去一趟,姐你也甭太着急。你抓紧去买火车票,最好今晚就能动身,明个晌午我和团长去接你。”高雪梅听说团长也要到车站来接她,就更觉得母亲的病不乐观,心里越发地毛焦。

  高雪梅在车上一夜未眠,天亮下了车,弟弟高雪峰已在站台上朝她挥着手,苗小红和团里的保卫科长张大奎站在后边。高雪梅见了苗小红多少还是有点尴尬。她俩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刚进团时,尚团长安排苗小红带着高雪梅,教她唱戏,那时候她是打心眼里敬重苗小红,感激苗小红。后来她开始走红,一步步取代了苗小红。她能感觉到,苗小红心里恨透了她,也在演出时处处给她使绊子、为难她,出她的洋相。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现在她遇到了难怅事,苗小红能不计前嫌来接她,她心里还是挺感动的,就走过去轻轻地抱了一下苗小红。

  高雪梅心里有事,一路上低着头不说话,下车后她才发现有点不对劲,还没等她灵醒过来,就被几个人架着,拖到一个安着铁门铁窗的平房门口推了进去。她还不知道这是邻县的一个精神病院,这里关的都是些疯疯癫癫、精神失常的疯子。

  从精神病院隔离区出来,张大奎去办手续,高雪峰还是有些不落忍,就对苗小红说:“你把我姐关到那里头不会有事吧?”“这不是没办法的办法么,要说这也是你姐自找的!”苗小红说:“你放心,等她在里头性子磨下来了,咱就把她接出来。”

  高雪梅发疯似地抓着铁栅门使劲地摇晃着喊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但根本就没人理她。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把她关到这里,苗小红也就罢了,高雪峰是自己的亲弟弟,他为啥会跟人合起伙来祸害自己的亲姐姐?!

  高雪梅的嗓子都喊哑了,两只手磨出了血泡,她的心里也在流血。她想不通,她又没做啥伤天害理的坏事,为啥这些人要这样对她?家里的围墙平白无故被推倒,母亲被人陷害关进看守所,她又被骗回来关进这种地方!

  高雪梅肩膀颤抖着,无助地流着泪,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这时她听到身后传来嘿嘿的怪笑声,有点瘆人。她转过脸去,发现靠墙根坐着三个披头散发的壮汉,其中一个躺在地上,用舌头舔着另一个的脚趾头,一个光着膀子,解开裤子,傻笑着张牙舞爪地朝她扑了过来,她惊恐万状地尖叫着捂上脸跪倒在地上。

  高晓斌得知高雪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大吼大叫道:“混账,胡闹!”他拿起电话就把苗小红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你赶紧麻利地去给我把人接出来!我告诉你,她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挂了电话又呸呸了两下,嘀咕道:“我这张嘴怎么这么臭!”雪梅的个性他知道,他去了反而会激怒她,他是真担心她在里边会出什么事,那样他就更对不起齐云了。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他是有责任的,如果当初他不抛弃他们娘三,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苗小红从未见高晓斌发过这么大的火气,吓得大气不敢出,挂了电话半天还惊魂未定。很快她又换了一副嘴脸,鄙夷道:“哼,瞧把你气的,人家倒是认你这个先人呀?!哎,合着我里外不是人了,这盐里没我醋里没我,我跟着操的哪门子心!”牢骚归牢骚,她还是把张大奎和高雪峰喊来,叫他们赶快去把高雪梅接出来。

  见到高雪梅,高雪峰惊悚得眼睛跟铜铃一样,两腿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像筛糠一样,将一泡热尿顺着大腿哗哗地撒到了裤裆里。

  高雪梅衣衫不整地坐在地上,蓬乱的头发上黏着麦草,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地上,嘴里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什么。听见吱扭的开门声,她拧过脸,骇然地盯着他们,继而双眸怒睁,倏地从地上一跃而起,张开双臂,哭叫着扑过来,抓住高雪峰的衣领一下一下地撕扯着。高雪峰怔怔地立在那,裤腿上还往下滴着尿液,脸上就有了几道刺眼的抓痕。张大奎则转身把一肚子火撒到了精神病院的人身上:“你们他妈是怎么搞的?好好的一个人儿,才几天时间就给折腾成鬼了么!”

  高雪梅回家后梳洗一新,又像个正常人一样在剧团家属院出出进进,只是见了谁都不说话。她独自到派出所报案,说县剧团的团长苗小红和张大奎、高雪峰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让一个疯子给强暴了。派出所十分重视,把苗小红和张大奎、高雪峰传唤到所里做了笔录,又带着高雪梅到精神病院指认,现场调查取证。关在精神病院后头的三个重症病人,其中两个都不能证明另外一个强暴了高雪梅。

  派出所又依照法定程序给他们做了精神鉴定,结果是他们分别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先天性精神障碍、间歇性精神失常,没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按照法律规定,这样的人既是犯了罪,也不负刑事责任,只能责令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强制医疗。

  法律上不支持,制裁不了那个强奸犯,高雪梅就到县文化局状告苗小红和张大奎、高雪峰。文化局的人说:“他们的做法虽然欠妥,但初衷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且从法律上够不上犯罪。”

  县文化局不给做主,高雪梅就到地区文化局和省厅上访。在省厅信访办工作的嫣然也就这样认识了高雪梅。高晓斌处长在任时还当着她的面给地区文化局打过电话,问能不能把高雪梅的工作关系转到文化局,让她离开剧团那个是非之地,离开苗小红那些人。地区文化局考虑情况特殊,答应给办,但高雪梅死活不去。

  后来高雪梅再来的时候,嫣然就觉得她脑子有点不正常。这时,她母亲齐云已提前释放出来,但她仍四处上访,说要讨个说法。她到北京去过很多次,每次回来都要来看嫣然。她说,只有嫣然是个好人,对她好,不赶她走,每回来还带她出去吃饭,给她钱。其实,那些钱都是高晓斌放在这里,让嫣然给她的。

  高雪梅每次到厅里来上访也不多待,像走亲戚一样,坐一会儿就走。有时她还给陈嫣然讲北京的新鲜事,讲他们怎样记领导的车牌号,如何在路上拦堵领导的车,聊到高兴处还眉飞色舞,笑得前仰后合。嫣然问:“那你每回去都住在哪里呀,是住那个张伯阳局长家,还是大舅家?”她摇摇头,过一会笑笑说:“哦,住么,火车站,桥洞子底下,随便找个地方就对付了,咱又不是啥了不起的大人物,没那么多的讲究。”陈嫣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天市政府信访办把电话打到省厅,陈嫣然拿起电话,那边说:“你们底下的县剧团是不是有个叫高雪梅的,就那个老上访户,她又到市政府这边来了。这回她的情况有些不妙,看那样子病得很重,你们得赶快过来把人带回去。”

  陈嫣然听了心里咯噔一沉,她已经一年多没见高雪梅了。她怎么会跑到市政府去?她赶紧将这一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说:“把人接上直接送到人民医院吧,医疗费厅里想办法先垫着,找专家会诊,全力进行救治,绝对不能让上访群众生命安全出现差池。”

  见到高雪梅陈嫣然就有点想哭。她才四十多岁,背已经驼了,脸上爬满了皱纹,像一个六十多岁、饱经沧桑的叫花子,瘦小的身材在冷风中佝偻着,瞅见她咧咧嘴痛苦地笑笑。陈嫣然很难把她和那个曾经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的铁梅及意气风发的穆桂英联系起来。信访办的人把陈嫣然拽到一边小声道:“她可能患了乳腺癌,身上已经溃烂了,老远地就闻到一股子恶臭。”

  厅里的领导来医院探望了一下,安排陈嫣然和前台接待室的小姑娘在医院轮换照看。

  高晓斌来到医院,偷偷地在病房外边看了一眼,他没敢进去,怕高雪梅一激动于病情不利。他说:“我知道她恨我,恨就恨吧,是我对不起她。但病总归还是要看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她!”他把一张银行卡塞到陈嫣然手里说:“这里边有八万块钱,我这些年的积蓄都在这里了,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说着泣不成声。

  高雪峰和苗小倩也来医院看望姐姐,高雪峰见了面就抱着姐姐痛哭起来:“姐,你咋成这样了?都是我害了你!”高雪梅眼角流着泪,伸出手抚摸着弟弟的头,哭着道:“别跟咱妈说,姐不行了,不能孝敬妈了,你要替姐照顾好妈,给妈养老送终……”

  高雪梅住进医院的第三天,病情有似乎所好转,精神状态看着也不错,她坐起来,吃了一个馒头,又喝了半碗稀饭,完了抹抹嘴对陈嫣然说:“你这两天也辛苦了,夜里也没睡好。你瞧我腿脚好着呢,能吃能走,上茅厕自己也可以,你就回家去睡一觉吧,哪怕下午有空再过来。”嫣然就点点头,去给护士说了一声,回到病房又问高雪梅:“你真的能行?”“行——没问题!”高雪梅说:“你快去吧!”“那你多注意着点,我到厅里把手头的事情处理一下,回家取点东西就过来了。”走到门口,嫣然转过脸,高雪梅还朝她笑着摆了摆手,说了声拜拜。

  下午陈嫣然来到医院,高雪梅已经走了,病床上空荡荡的。医生护士都慌了神,找遍了医院的角角落落也没找见高雪梅。

  厅里报了案,又发动所有人到大街小巷里去寻找。几个月过去了,高雪梅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渺无音讯。

  也许高雪梅在什么地方躲起来了,她不想让人看到她痛苦、难受、不堪的样子,她想把美好的一面留下来,想走得有尊严一点,也许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嫣然站在玻璃窗前,泪如雨下。忽然,她耳边响起一首陕北民歌: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着那好光景,有朝一日翻了身,我和我那个干哥哥结个婚,哎依儿呦……”

  高雪梅,陕北高原上一支鲜艳的红梅花儿,人长得那么美,那么有艺术才华和表演天赋、那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但刚绽放便凋谢了。陕北是个生长爱情的地方,她却没谈过恋爱,没过结婚。她唱过很多与爱情有关的戏:《白蛇传》、《桃花扇》、《长生殿》,而她自己却从没谈过一场恋爱,哪怕是一次短暂的约会都不曾有!上天对她是不是有点不公呢?

  陈嫣然关上音响,陷入了沉思……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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