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旗下的少年志（小小说）

 

作者：薛东林

 

一

 

黑牛山的雪，是带着哨音下来的。

1976年冬月，我揣着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入伍通知书，站在自家土坯房的门槛上，看雪花把秦岭余脉的轮廓糊成一片白。屋檐下的冰棱子挂得老长，像谁在檐角悬了串透明的刀，风一吹，叮当乱响。

“三儿，再试试这背包。”大哥蹲在灶门前，火光在他脸上跳。他军装的袖口磨出了毛边，那是1963年的老兵样式，洗得发白，却依旧笔挺。我爹坐在灶对面的长凳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火星子落在地上，瞬间被青砖吸了去。

“爹，你说我到了部队，能摸到真枪不？”我扯了扯背包带，帆布磨着脖子，有点痒。

爹没看我，眼睛盯着灶膛里的火苗：“到了那儿，听指挥。”

大哥把背包带勒得更紧些：“傻小子，到了部队，枪是让你练的，不是让你摸的。”他手指在背包顶上拍了拍，“当年我就是这毛病，总想着扛枪耍帅，结果新兵连第一个挨批的就是我。”

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响，大姐正往里面下饺子。面粉袋子堆在墙角，印着“备战备荒”的字样，那是她从百里外的婆家借来的白面。我娘在灶台边转，眼角的皱纹里沾着面粉，像落了层霜。

“明早吃了饺子再走。”她把碗摆得整整齐齐，“路上冷，揣俩煮鸡蛋。”

我嗯了一声，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从接到民兵连长那句“体检过了”开始，这兔子就没消停过。全村二十多个报名的，就我和村东头的二柱子过了体检。公社武装部的人说，一百多个青年里挑出十个，我们俩是其中之二。

那晚的家庭会开在油灯下。大哥先发言，说部队要叠“豆腐块”，被子边角得用牙咬；大姐抹着眼泪，说要给我寄鞋垫；小妹才十岁，举着她画的冲锋枪，说哥你要当门神那样的兵。最后是爹，他吧嗒着烟袋，说：“你爷爷的弟弟，当年是红军，后来当了官，咱找不着了。你爹我，被国民党抓过壮丁，跑了。你大哥，63年的兵，守过边防。现在轮到你，记住，穿了军装，就不是山沟里的娃了，是国家的人。”我把这话刻在心里，像刻在老家那棵老槐树上的名字。

 

二

 

走的那天，天没亮透。

娘的饺子煮在锅里，白胖的饺子在沸水里翻，像一群要跳出锅的鱼。她往我兜里塞了十块钱，钱被体温焐得温热，折了好几层。“到部队买块肥皂，买支牙膏。”她的手在我胳膊上蹭了蹭，粗布棉袄上的线头粘在我军装上。

大哥帮我把背包扛上肩，带子勒得肩膀生疼，却踏实。“记着，背包不能随便放，武器不能离身。”他当年也是这样被爹送走的，如今轮到他送我。

出门时，月亮还挂在黑牛山的尖上。小妹追出来，把她画的冲锋枪塞给我，画纸上的枪托歪歪扭扭，却涂着鲜红的颜色。“哥，打坏蛋！”

我爹跟在后面，他穿的还是那件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褂子，步子迈得比我还大。30多里山路，他一句话没说，只在我喘粗气时，递过他的水壶。水是凉的，带着山泉水的甜。

公社大院里已经聚了不少人。敲锣的，打鼓的，披红戴花的新兵站成一排，像地里刚长出来的玉米。我爹站在人群外，烟袋锅冒着烟。武装部长过来，拍他的肩膀：“老哥，儿子出息了！”

爹咧嘴笑，露出豁了的门牙：“先有国，后有家嘛。”

声音不大，却像炸雷。周围的掌声、锣鼓声都停了，就听他这句话在院子里荡。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原来这个一辈子没走出过秦岭的庄稼汉，心里装着比黑牛山还大的天地。

登上去县城的卡车时，我回头看。爹还站在原地，像黑牛山下一块沉默的石头。娘在抹眼泪，大哥挥着手，大姐把小妹抱起来，让她看得更清楚些。卡车开动了，尘土卷起来，把他们的影子埋了半截。

我把小妹画的冲锋枪揣进内衣口袋，贴着心口。那上面的红色，像一团火，烧得我浑身发烫。

 

三

 

新兵连的日子，是从叠被子开始的。

大哥没骗我，那床绿被子要叠成四四方方的“豆腐块”，边角得用木板刮，用牙咬。我总叠不好，班长就把我的被子扔到门外，让我在雪地里练。北风像刀子，刮得脸生疼，可我想起爹那句话，就咬着牙叠，直到手指冻得发紫，被子终于有了棱角。

我们的营房是是解放战争时期所建的老营房，红砖墙青瓦。东北的大火炕烧得我彻夜难眠，后背上的汗把草垫子洇出人形。班长是个山东大汉，总用他的解放鞋拍我的被子："这褶子能藏耗子！"训练是苦的。五公里越野，我总落在后面，班长就拽着我的背包带跑，他的汗滴在雪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射击瞄准，我总晃，他就把硬币放在枪杆上，掉一次，罚做五十个俯卧撑。“山里来的娃，骨头硬，不能怂。”他说。

我想起爷爷的弟弟，那个当了红军的小爷爷。爹说他当年就是凭着一股狠劲，从秦岭打到陕北。我也有这股劲，在操场上跑吐了，爬起来再跑；练投弹，胳膊肿得抬不起来，用热毛巾敷完继续练。

三个月后，我成了新兵连的“尖子”。打靶次次优秀，越野能跟上排头兵，叠的被子成了全连的样板。班长把我的照片贴在荣誉栏里，照片上的我，穿着新军装，戴着红领章，笑得傻气，却挺直了腰杆。

第一次给家里写信，我趴在班里火炕上 ，钢笔尖在信纸上洇开墨团。我告诉爹，我得了“优秀新兵”，告诉娘，部队的馒头管够，告诉大哥，我的被子比他当年叠得好。没提训练多苦，没说想家想得直掉泪。

回信来得慢，要转好几个地方。爹请邻里的人写了一封歪歪扭扭，就两句话的信：“好好干，别想家。家里都好。”娘在信里夹了片晒干的槐树叶，是老家门口那棵的。大哥写得详细，教我怎么跟老兵处关系，怎么抢着打扫卫生。

那年春节，连队让我们包饺子。我擀皮的手艺，还是娘教的。看着雪白的饺子在锅里翻滚，我忽然想起走的那天早上，娘煮的饺子，也是这样白胖。班长说我包的饺子像“元宝”，非要跟我换着吃。

年夜饭后，我们在寺庙的院子里放鞭炮。火光里，我仿佛看见黑牛山的轮廓，看见爹站在门口抽烟，娘在灶台边忙碌。我对着秦岭的方向敬了个军礼，军帽上的红星，在烟火里闪着光。

 

四

 

从连队到师部，再到军部，一晃就是十多年。

我扛过枪，站过岗，在边境线上巡逻，在演习场里摸爬滚打。手上的茧子换了一层又一层，肩上的军衔添了一颗又一颗。最险的一次，是在戈壁滩执行任务，汽车陷进沙坑，我们用手挖了半夜，指甲缝里全是血。天亮时，看着升起的太阳，我想起爹说的“先有国”，忽然懂了这三个字的分量——国是千万家，我们守着国，就是守着黑牛山下的那间土坯房，守着娘煮饺子的灶台，守着小妹画的那把歪歪扭扭的冲锋枪。

每次我部队立功受奖时，我首先把奖章和证书寄回家。后来妹妹写信说，妈妈把奖章用红布包着，藏起来，谁来都不给看。有回村里来了照相的，爹非要戴着奖章，在老槐树下拍张照，照片洗出来，他天天揣在怀里。

1988年，我转业了。分配到北方一座城市，成了一名政府机关干部。收拾行李时，我翻出小妹画的那把冲锋枪，纸已经发黄，颜色却依旧鲜艳。还有妈妈给的那十块钱，我一直没花，夹在一本旧相册里，钱上的折痕，像一道道年轮。

七年前我和爱人回了趟老家，黑牛山下的土路修成了水泥路，我家的青瓦房也被扒掉了。全队几十户人家仅剩3户.大哥,大姐，妹妹和邻居一样早已搬出大山到镇里住上了楼房。可惜爹娘没赶上好时候,早已去世了, 我和弟弟给爹娘从立碑。碑文最后刻着："先有国，后有家。"风掠过碑面，像抚摸着老枪的准星。山脚下的小学里，孩子们正在唱军歌，稚嫩的嗓音在山谷里回荡，像当年新兵连的晨号。

晚饭后，我在村口散步，看见有孩子在玩“打仗”的游戏，举着玩具枪，喊着“冲啊”。月光洒在他们身上，像给他们镀了层银。我站在原地，敬了个军礼。

风从秦岭的方向吹来，带着山花的香，也带着军营的味。我知道，那个从黑牛山走出来的少年，永远穿着那身军装，站在军旗下，从未离开。

 

作者简介：薛东林，退役军人、政府机关退休干部、中国书画节组委会，大公文化艺术节组委会委员、吉林省长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白城市作家协会会员、老年书画研究会副秘书长、白城市大公书画院院士、中国火炬杂志通讯员、吉林日报、白城日报通讯员。本人爱好文学、诗歌、书画，曾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及新闻媒体发表各类文章5000余篇，多次获奖并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优秀通讯员等。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