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之间（心理学小说）

 

作者：高拥军

 

一

石门市的春天来得迟，四月里还裹着薄棉袄的城里人，望着街旁榆树刚刚冒出的嫩芽，心里头便也跟着生出一丝若有若无的欢喜来。

博释心理咨询室坐落在槐安路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门前两棵老槐树，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俞博释每日早晨八点准时推开门，先烧一壶水，把诊室里里外外擦一遍，然后坐在他那把老藤椅上，等着预约好的来访者。

年逾七旬的俞博释，头发基本掉光了，脸上皱纹却不多，眼睛倒是越发清亮，像是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书，都化作了眼底的光。

他早年学过中医，认得三百多个穴位，后来考进华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到石门经济报社，做了二十多年记者编辑。

退休那年，有人劝他享清福，他却去考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在这巷子里开了这间咨询室。

“人这一辈子啊，”他常对老友说，“前半生是往外面走，后半生得往里面看。看了几十年别人的故事，到老了，该听听人心底的话了。”

这话说得轻巧，做起来却不容易。来找他的，多半是走投无路的人。

有厌学的少年，有焦虑的职场人，有婚姻破碎的中年妇女，也有被噩梦缠身的老人。

俞博释从不挑来访者，也从不打包票说能治好谁。他只说一句话：“来了就坐坐，喝杯茶，聊聊。”

可就是这句话，让许多人心里莫名地踏实了些。

那天下午，风刮得紧，巷子里的老槐树哗哗作响。俞博释送走了一个考研失利的大学生，正收拾茶几上的茶杯，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深蓝色棉袄，头发在脑后扎了个低马尾，脸上带着那种长久熬夜才会有的灰黄色。她站在门口，有些局促地四下张望了一下，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那些证书及锦旗上，又移到俞博释身上，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坐吧。”俞博释指了指沙发，转身去倒了杯温水递过去，“外面风大，喝口水暖暖。”

女人接过杯子，在沙发上坐下，杯子捧在手里，却没喝。她低着头，看着杯子里的水纹，好一会儿才开口：“您是俞老师吧？我叫赵秀兰，从S县来的。”

S县离石门市六十公里，坐长途车要一个多小时。俞博释打量了她一眼，见她鞋帮上沾着干泥巴，心里便有了数——怕是赶了早班车来的。

“赵女士专程跑这么远，是有什么事？”

赵秀兰抬起头，眼眶忽然红了。她使劲眨了眨眼，像是要把眼泪逼回去，声音却还是颤了：“俞老师，我在网上看到您给好多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做过疗愈，那些厌学躺平的孩子，您都让他们重新回学校了……我……我有个儿子……”

她说到“儿子”两个字，声音就断了。杯子里的水晃了晃，溅出几滴在她手背上。

俞博释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诊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老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

“我儿子叫宋天佑，今年十六了。”赵秀兰终于接上了话，声音低得像怕惊着什么，“两年前……两年前查出来双向情感障碍。您知道那种病吗？就是……就是有时候整个人像掉进井里，拉上窗帘关上门，谁都不见，好几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候又像着了魔，把家里能砸的东西全砸了，拦都拦不住……”

她说到这里，终于忍不住，眼泪扑簌簌掉下来，落在水杯里，发出细微的声响。

俞博释把纸巾盒往她面前推了推，没说话。

赵秀兰擦了擦眼睛，吸了口气，像是攒够了力气才继续说：“我们在北京看过，在石家庄也看过，三甲医院的心理科都跑遍了，钱花了不少，药吃了一堆……可天佑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严重了。俞老师，您说他是不是……是不是没救了？”

最后三个字出口的时候，她的声音轻得像一根头发丝落在地上。

俞博释沉默了片刻，问：“孩子现在在做什么？”

“在家。休学两年了。”赵秀兰说，“白天拉着窗帘，晚上不睡，打游戏打到天亮。我和他爸不敢说他，一说就炸。他爸……他爸现在基本不住家里了，受不了。”

俞博释点了点头，又问：“你们带他做心理咨询，是药物为主还是谈话为主？”

“都做过。可他不配合，去了几次就不肯去了。医生开的药，他不好好吃，我们盯着就摔药瓶。后来……后来北京那个专家说，实在不行就住院。可天佑一听说要住院，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三天不出来，我怕……我怕他出事，就没敢再提。”

俞博释靠在藤椅上，指腹轻轻叩着扶手，一下，两下，三下。

“这个个案，您能接吗？”赵秀兰抬起头，眼睛里全是小心翼翼的期待，像是溺水的人伸手去抓一根浮木，又怕那浮木是假的。

俞博释看着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你能把他带来吗？带来看看，才知道能不能接。”

赵秀兰点了点头，又有些犹豫：“他……他不愿意出门，我怕他不肯来。”

“你先回去跟他说，”俞博释说，“就说有个老头想跟他聊聊，不看病，不看病，就是聊聊天。”

赵秀兰走了。门关上后，俞博释坐了很久，目光落在窗外那两棵老槐树上。风还在刮，树枝摇来摇去，像是在跟谁招手。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报社做记者，去采访过一个八十岁的老画家。老画家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记了半辈子：“人心里头的病，多半是光进不来。不是外面没有光，是窗户关上了。”

天佑的窗户，关了两年的。

 

二

 

赵秀兰回到S县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S县是个不大的地方，一条主街贯通南北，街两旁是些三四层的楼房，底商开着超市、药房、理发店。赵秀兰家在县城东边的一个老小区里，六层楼，她家住三楼。

她站在自家门口，没有急着掏钥匙，先侧耳听了听。屋子里很安静，没有游戏的声音，也没有砸东西的声音。她松了口气，轻轻开了门。

客厅里没开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电视机待机时那一点微弱的蓝光，映着沙发上缩成一团的影子。

“天佑？”她小声叫了一句。

那影子动了动，没说话。

赵秀兰换了鞋，走到沙发边上，伸手去摸儿子的额头。少年猛地偏开头，动作又快又硬，像一只被惊动的刺猬。

“妈跟你说个事，”赵秀兰收回手，在沙发扶手上坐下来，“今天妈去石门了，找了个心理咨询老师，姓俞，七十多岁了，原来做过记者，人也挺好……”

“不去。”沙发上的影子发出一声沉闷的回应，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干涩而冷淡。

“你听妈说完，那个俞老师说不是看病，就是聊聊天，你要是觉得没意思，咱就不去了，行不行？”

“不去。”

赵秀兰沉默了一会儿，换了个策略：“俞老师还说，想跟你加个微信，聊聊。你看你微信上不是也跟人打游戏吗？就聊几句，不聊就不聊。”

这次，沙发上的影子没有立刻拒绝。

过了好一会儿，那影子慢慢坐起来，露出一张苍白的脸。十六岁的少年，脸上的线条还带着少年的圆润，却被长久不见阳光的苍白罩上了一层病态。眼睛很大，睫毛很长，眼神却很涣散，像隔着一层雾在看什么。

“叫什么？”少年的声音还是涩涩的。

“俞老师，俞博释。”

少年没再说话，伸出手。赵秀兰赶紧把手机递过去，心里砰砰跳着，不知道这一步是对还是错。

宋天佑接过手机，翻到赵秀兰和俞博释的聊天记录，看了一会儿，然后打了一行字过去：“你好。”

消息发出去不到一分钟，对方回了：“你好，天佑。”

天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几秒，又打了第二行字：“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你是咨询师？”天佑打这行字的时候，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嘲讽。

“我是跟你聊天的人。”对方回得很快。

天佑愣了一下。他大概没料到这个回答，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停了几秒钟，然后打了一行英文：“Nicetomeetyou.”

“Nicetomeetyoutoo.”对方回了英文。

天佑的眉头微微皱起来，又打了一句：“Howoldareyou?”

“Seventy-one.”

天佑抬起头，看了他妈一眼。赵秀兰正紧张地盯着他，见他看过来，赶紧把目光移开。

“He’sold.”天佑又打了一句。

“Yes,butoldpeoplecanbeinteresting.”

天佑的嘴角又动了动，这次不是嘲讽，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他把手机往沙发上一扔，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门关上了。

赵秀兰拿起手机，看到那些对话，心里头翻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天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这么多话了，哪怕是在微信上。她往上翻了翻聊天记录，看到天佑打的那句英文，忽然想起这孩子小时候英语特别好，老师说他发音像外国人。

她正看着，手机震了一下，俞博释发来一条消息：“他愿意聊。你找个时间带他来，不急。”

赵秀兰捧着手机，眼泪又掉下来了。

 

三

 

天佑到底还是来了。

那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天蓝得透亮，风也软了。赵秀兰连哄带劝折腾了两天，最后天佑同意出门的条件是：戴帽子和口罩，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如果觉得不舒服立刻走。

赵秀兰全答应了。

从S县到石门市的长途车上，天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黑色卫衣的帽子扣在头上，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和村庄，灰蒙蒙的，看不出在看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看。

赵秀兰坐在他旁边，大气不敢出，像坐在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边上。

到了石门市，换乘公交车，在槐安路那站下来。天佑跟在他妈身后，低着头，脚步拖沓，像一株被风吹弯了的草。

博释心理咨询室的门开着，俞博释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羊毛衫，手里端着一杯茶。他看见赵秀兰身后的少年，没有迎上去，也没有打招呼，只是侧身让开了门，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

赵秀兰先进去了，天佑在门口停了一下，像是门框上有个看不见的屏障。过了几秒，他迈了进去。

诊室不大，布置得却让人舒服。靠窗一张书桌，桌上摆着一盆绿萝，藤蔓垂下来，绿莹莹的。靠墙是一整面书架，书塞得满满当当，有些书脊上还贴着报社的标签，大概是俞博释当年做记者时用的参考书。书架旁边是一张老藤椅，藤椅对面的沙发就是给来访者坐的。墙角有一个小香炉，一缕极淡的檀香味若有若无地飘着。

天佑在沙发上坐下来，没有摘帽子，也没有摘口罩。

俞博释在他对面的藤椅上坐下，没有看他，而是拿起茶几上的茶壶，给一个空杯子倒了杯茶，推到天佑面前。茶是淡黄色的，几片叶子在杯底慢慢舒展开来。

“今天风大吧？”俞博释随意地问了一句。

天佑没回答。

赵秀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嘴唇动了动，想替儿子回答，又忍住了。

俞博释也不在意，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报社，有一次去内蒙古采访，那风才叫大，沙子打在脸上像针扎。回来之后，我脸上的皮脱了一层。”

他说得很慢，像在讲一个故事，又像在自言自语。天佑的眼睛隔着口罩看着他，那层雾一样的涣散，似乎淡了一点点。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内蒙古，不是为了采访，就是想去看看那里的天。你知道吗，草原上的天跟咱们这儿不一样，大，远，干净。你躺在地上看天，会觉得天在往后退，越退越远，远到你觉得自己要飘起来了。”

天佑的眼睛眨了一下。

俞博释没有继续讲下去，而是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书，翻了两页，又放回去了。他转过身的时候，天佑忽然开口了。

“你学过英文？”

声音闷在口罩后面，含混不清，但俞博释听清了。

“学过。”俞博释坐回藤椅上，“在华师大的时候学的，那时候学英语的人少，我们班三十个人，就我一个从新闻系转过去的，英语底子薄，天天抱着收音机听VOA。”

天佑又沉默了。

俞博释知道，不能急。一个把自己关了两年的孩子，愿意开口说一句话，已经比中彩票还难得了。他换了个话题，问赵秀兰：“你们过来坐的什么车？”

赵秀兰赶紧说：“长途车，倒公交，一个半小时。”

“那挺累的。”俞博释说，“下次要是天佑愿意来，我看看能不能协调一下时间，你们上午来，聊完在附近吃个饭，下午回去，不那么赶。”

天佑忽然站了起来。

赵秀兰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以为他要走。但天佑只是摘了口罩，又坐下了。

那张脸比两周前更苍白了，嘴唇干裂起皮，下巴上冒了几颗青春痘。他摘下帽子，头发乱糟糟地支棱着，像个鸟窝。

俞博释看着他的眼睛，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那杯茶又往他面前推了推。

天佑低头看了一眼那杯茶，没有端起来，但也没有拒绝。

那次见面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天佑从头到尾没有再说什么话，但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最后还是赵秀兰提醒时间不早了，天佑才站起来，重新戴上帽子和口罩，跟着他妈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俞博释说了句：“天佑，下次来，我给你讲个故事。”

天佑停了一下，没回头，走了。

 

四

 

第二次来，天佑自己提出的。

赵秀兰接到俞博释的消息说，下次可以约在周三。她把消息念给天佑听，以为儿子会像往常一样说“不去”，没想到天佑沉默了一会儿，说：“周三就周三。”

赵秀兰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周三那天，天佑没有让赵秀兰催，自己起了床，洗了脸，甚至还换了一件干净的卫衣——虽然还是黑色的，帽子还是扣在头上，但赵秀兰知道，这对天佑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

一路上，天佑依然没有说话，但赵秀兰注意到，他看窗外风景的时间比上次长了一些。

到了咨询室，俞博释这次没有站在门口，而是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本泛黄的旧书。天佑进来的时候，他把书放下，朝沙发抬了抬下巴：“坐。”

天佑坐下，这次没有戴口罩，帽子也摘了。俞博释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但什么也没说。

“上次说要给你讲个故事，”俞博释端起茶杯，“想听吗？”

天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那意思是：你说吧。

“我三十三岁那年，在报社做记者，接了一个采访任务，去采访一个得了绝症的老人。老人七十多岁，癌症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我去的时候，他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脸色灰白，看着随时都会走。”

天佑的眼睛盯着俞博释，那层雾又淡了一些。

“你知道那个老人跟我说了什么吗？”俞博释问。

天佑摇了摇头。

“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不是没赚到钱，不是没当上官，而是有一年，他儿子想让他陪着去放风筝，他嫌浪费时间，没去。后来他儿子长大了，再也没让他陪着放过风筝。”

俞博释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喝了一口茶，像是在给那个老人留一点沉默的时间。

“我听完这句话，当天晚上回去，给我儿子打了个电话。我儿子那时候在外地上大学，我跟他说，周末回来吧，爸带你去放风筝。我儿子以为我疯了，说爸你没事吧？我说没事，就想跟你放个风筝。”

天佑的嘴角动了一下，这次不是嘲讽，而是一种俞博释见过很多次的表情——一个被说中了心事的人，本能地想掩饰，却又掩饰不住。

“后来呢？”天佑的声音比上次清楚了一些。

“后来他回来了，我们去公园放风筝。那个风筝飞得挺高，线都放完了，他就那么仰着头看着，看了好久。我站在他旁边，忽然觉得，这三十年我好像没怎么跟他一起仰头看过天。”

俞博释把茶杯放下，目光落在天佑脸上，语气还是那么平平静静：“天佑，你多久没看过天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一个密封了很久的气球。天佑的眼睛猛地红了，他低下头，两只手攥着卫衣的衣角，指节发白。

沉默了很久，久到赵秀兰在旁边坐不住了，差点站起来。

“两年。”天佑的声音闷闷的，像是在跟自己说，“两年没拉开过窗帘了。”

俞博释没有说话，只是把那杯茶又往天佑面前推了推。

天佑这次端起了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但他好像没在意，端着杯子又喝了一口。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拉开窗帘吗？”天佑忽然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眼神比之前清亮了许多，“因为外面那些人都在看我。他们都在看我，都在笑话我，都在说宋天佑是个废物，说宋天佑考不上高中，说宋天佑疯了。”

赵秀兰的眼泪唰地下来了，她用手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俞博释的声音很轻，很稳：“谁说的？”

“所有人。”

“你听到他们说了？”

天佑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没听到，但我知道他们在说。”

“你怎么知道的？”

天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俞博释站起身，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了一道缝。阳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地上画出一条细细的光线，正好落在天佑的脚边。

“天佑，你过来看看。”俞博释站在窗前，朝外指了指，“你看看外面那些人，有没有在看咱们。”

天佑没有动。

俞博释也不催他，就那么站着，一只手搭在窗帘上，像在等一个朋友。

过了大概一分钟，天佑站了起来。他走到窗前，慢慢地把窗帘又拉开了一些，贴着玻璃往外看。

巷子里有人在遛狗，有个老人在晒太阳，有个快递员在打电话。没有人在看这扇窗户。

天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那天他离开的时候，跟俞博释说了一句话：“下次，我自己来。”

赵秀兰在门外听到这句话，背过身去，把脸埋在围巾里，哭了很久。

 

五

 

俞博释给天佑制定的疗愈方案，他称之为“三位一体”——中医心理、穴位组合、催眠技术。

这话说起来玄乎，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俞博释早年学过中医，知道中医讲的是“形神一体”，身体和心理是分不开的。肝气郁结的人容易发脾气，心肾不交的人容易失眠，这是中医几千年的经验。年轻人双向情感障碍，躁狂和抑郁交替发作，在中医看来，多半是阴阳失调，气机紊乱，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

穴位按摩是俞博释的拿手活。他年轻时跟一个老中医学过，认得三百多个穴位，知道哪个穴位管什么。太冲穴在脚背上，是肝经的原穴，按揉这里可以疏肝理气，缓解躁狂；神门穴在手腕上，是心经的原穴，按揉这里可以安神定志，改善抑郁。百会穴在头顶，是诸阳之会，轻轻按揉可以升提阳气，让人精神一些。

至于催眠，俞博释学的是艾瑞克森派的催眠技术。他不搞那些玄虚的“你睡着了”之类的套路，而是通过讲故事、用隐喻，把积极的信息种到人的潜意识里去。他以前当记者时采访过上千个人，肚子里攒了几百个故事，随手捡一个出来，就能让听的人不知不觉地跟着走了。

第一个疗程，十次个案，俞博释安排得很细。

第一次个案之后第三天，安排了第二次。天佑确实自己来的——赵秀兰把他送到长途车站，他自己坐车到石门，换公交，找到那条巷子。赵秀兰说要在石门陪他，他拒绝了，说“我自己行”。

赵秀兰在长途车站看着儿子一个人上了车，心里又害怕又欣慰。害怕的是万一他在路上情绪不对怎么办，欣慰的是，儿子已经两年没有说过“我自己行”这三个字了。

第二次个案，俞博释没有讲什么深刻的东西，而是带着天佑做穴位按摩。他让天佑把鞋脱了，教他自己按揉太冲穴——脚背上，第一、二跖骨结合部之前凹陷中，用大拇指按着，揉三分钟，力度以酸胀为宜。

天佑笨手笨脚地按着，俞博释在旁边看着，时不时纠正一下位置和手法。

“你这个劲儿太大了，不是要把自己按骨折，是温柔的、持续的力。”俞博释说，“你看，就像这样。”

他在天佑脚背上示范了一下，力道不轻不重，天佑感觉到一股酸胀感从脚背蔓延到小腿，又从小腿往上走，走到膝盖就不走了。

“有感觉吗？”俞博释问。

“有点胀。”天佑说。

“那就对了。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三到五分钟，坚持做。”

天佑点了点头。

第三次个案，俞博释开始教天佑按揉神门穴——手腕内侧，小指一侧的腕横纹上。这个穴位对改善睡眠和缓解焦虑很有帮助。天佑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有一千只苍蝇在嗡嗡叫。俞博释让他睡前按揉神门穴，配合深呼吸，吸气的时候数四个数，屏住呼吸数四个数，呼气的时候数四个数。

“这叫方形呼吸，”俞博释说，“你把这些动作连起来做，就相当于在脑子里画了一个方形，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框住了。”

天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回去之后就试了试。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没有打游戏到凌晨，而是十一点就躺下了，按揉着神门穴，做着方形呼吸，不知不觉睡着了。

赵秀兰第二天早上发现天佑竟然在睡觉而不是打游戏，吓了一跳，以为他出什么事了，偷偷推开房门看了一眼，看到儿子蜷在被窝里，呼吸均匀，脸上竟然有一点血色，她站在门口，扶着门框，腿软得站不住。

从第四次到第七次个案，俞博释开始用催眠故事。他讲了一个关于竹子的故事——说竹子种下去，前四年都在长根，地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但地下的根系已经蔓延了几十米。到了第五年，它开始往上长，六个星期就能长到十几米高。

天佑听完这个故事，沉默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让俞博释印象深刻的话：“你是说，我之前那些年，都在长根？”

俞博释看着他，说了一句不是套话的话：“也许你不只是在长根，你是在经历一个冬天。竹子冬天不长，但地下根也没死，它在等春天。”

天佑低下头，眼圈又红了。

这孩子太容易红了，像一层薄薄的冰，稍微一点温度就要化。但俞博释知道，冰能化成水，水才能流动。一个不会哭的人，才是真正病了的人。

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个案，俞博释把重点放在了疏导怒气上。双向情感障碍的躁狂发作，往往是被压抑的愤怒找到了一个出口，但那个出口是混乱的、破坏性的，像决堤的洪水。俞博释教天佑用另一种方式表达愤怒——通过大声喊叫、击打枕头、写愤怒日记等方式，把怒气疏导出去，而不是压在心里等着下一次爆发。

天佑一开始觉得这些都太幼稚，“又不是小孩子了”。但俞博释让他试了一次，他冲着枕头打了几拳，打着打着，忽然哭了出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得浑身发抖。

俞博释没有安慰他，只是把纸巾盒推到他手边。

那天哭完之后，天佑像是卸掉了一块大石头，整个人轻了半截。他坐在沙发上，喘着气，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忽然说了句：“俞老师，我觉得我好像把什么吐出来了。”

俞博释笑了笑：“不是吐出来了，是放出来了。关在笼子里的东西，你把它放出来，它就咬不了你了。”

第一个疗程结束时，一个半月过去了。

那天从石门回来，天佑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在客厅坐了一会儿。赵秀兰正在厨房做饭，听到电视的声音，吓了一跳，跑出来一看，天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虽然节目是他以前爱看的纪录片，虽然音量开得很小，但他确确实实地坐在客厅里，窗帘也拉开了一半。

“妈。”他忽然叫了一声。

赵秀兰愣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拿着锅铲。

“明天我想去医院复查。”天佑说，语气平平淡淡的，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赵秀兰的眼泪又掉下来了。这阵子她哭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但她不觉得难过，而是像身上积攒了两年的雨，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哗哗地往下流。

 

六

 

北京那家医院的检查结果，让精神科的王主任都吃了一惊。

他翻着天佑的病历，又看看面前的少年，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两个月前你的指标还是这个数，”他指了指病历上的一个数值，“现在怎么降了这么多？你在哪里治的？”

“石门。”天佑说。

“石门？”王主任想了想，没想起来石门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心理专家，“哪个医院？”

“不是医院，是一个心理咨询室，一个姓俞的老师。”

王主任沉默了一会儿，对赵秀兰说：“不管怎么样，指标确实是好转了。药可以先减量，维持最小剂量观察一段时间，但不能停药，不然容易复发。”

从医院出来，赵秀兰激动得不行，想立刻给俞博释打电话报喜。天佑拦住了她：“回去再说。”

回到S县，天佑破天荒地主动给他爸宋建国打了个电话。宋建国跟赵秀兰分居大半年了，住在厂里的宿舍，偶尔回来拿个东西，连天佑的面都很少见。电话接通的时候，他不知道说啥，沉默了半天才憋出一句：“爸，我复查了，好多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一个男人粗重的声音：“好……好就行。”

挂了电话，宋建国给赵秀兰发了条微信：“天佑给你打电话了？他说他好了？”

赵秀兰回了个“嗯”。

宋建国又发了一条：“我明天回来。”

赵秀兰看着那条消息，心里五味杂陈。她不是不恨宋建国——在儿子最需要父亲的时候，这个男人选择了逃避，躲到厂里去了，把所有的重担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但她又知道，宋建国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被吓破了胆的父亲，看到儿子发病时砸东西的样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逃。

人这一辈子，谁不是在逃呢？有的人逃到酒精里，有的人逃到工作中，有的人逃到另一个城市去。宋建国逃到了工厂宿舍，天佑逃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说到底，都是怕。

但怕不能当饭吃，怕也不能把孩子治好。

第二天晚上，宋建国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兜水果，站在门口，像客人似的。天佑从房间出来，父子俩对视了一眼，都别开了目光。

“吃了没？”赵秀兰打破了尴尬。

“吃了。”宋建国把水果放在茶几上，在沙发上坐下，眼睛却一直往天佑那边瞟。

天佑坐在沙发的另一头，拿着遥控器换台，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那天晚上，一家三口难得地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天佑吃了半碗米饭，宋建国喝了两杯酒，赵秀兰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来来回回地走，像一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母鸡。

吃完饭，宋建国帮赵秀兰收拾碗筷的时候，低声说了句：“秀兰，对不起。”

赵秀兰的眼泪差点又掉下来，但她忍住了，只是说：“别说这些了，先把天佑治好再说。”

“那个俞老师……真有这么神？”宋建国擦了擦碗，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的好奇。

“不是神，”赵秀兰说，“就是一个挺好的老人，会说话，会听人说话，还能按穴位。天佑喜欢他。”

“那就继续看吧，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宋建国说完这句话，穿上外套走了，说要回厂里上夜班。

赵秀兰站在阳台上，看着他的车消失在夜色里，心里头又酸又涩。

第二个疗程开始了。每周一次，每次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地点还是在博释心理咨询室。

这个阶段，俞博释把重点放在了认知调整上。天佑的指标虽然好转了，但他的思维模式还有问题——他依然认为周围的人都在看他，都在议论他，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这在心理学上叫“自我中心化”和“参照性思维”，是很多青少年情绪障碍的核心问题。

俞博释没有直接跟天佑讲这些理论，而是用了一个他常用的方法——讲故事。

这次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

“天佑，你知道我为什么退休了还来做这个吗？”俞博释靠在藤椅上，慢悠悠地说。

天佑摇了摇头。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跟你一样的毛病。”

天佑愣了一下，那双清亮的眼睛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二十七岁那年，在报社实习，写了一篇报道，被主编退了回来，说写得不行。我当时就觉得全世界都在笑话我，走在路上觉得别人在指指点点，坐在办公室里觉得同事在背后议论，连吃饭的时候都觉得食堂大妈看我的眼神不对。”

俞博释说到这里，笑了笑，那种笑不是嘲笑自己，而是一种过来人的温和平静。

“后来呢？”天佑问。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去找了我大学时候的老师。老师听完我说的，问我一句——‘他们真的在说你吗？你有什么证据？’我说不上来。老师说，‘你没有证据，你只是猜的。你用猜的东西折磨你自己，你说你是不是傻？’”

天佑听到“你是不是傻”四个字，嘴角动了一下，差点笑出来。

“我当时不服气，说我就是觉得他们在看我。老师说，‘好，那咱们做个实验。你去大街上站一会儿，我找个人在远处观察，看看有几个人在看你。’”

“结果呢？”天佑的眼睛亮了一下。

“结果我在大街上站了十分钟，来来往往几百个人，只有一个人看了我一眼——还是个问路的。老师后来跟我说，‘你看，你以为你是世界的中心，其实你连一个路人甲都算不上。’”

天佑低着头，手指在膝盖上来回划着，像是在画什么东西。

“俞老师，你是说……我想多了？”

“我不是说你想多了，”俞博释斟酌着词句，“我是说，你的想法和现实之间，隔着一层东西。那层东西叫‘我以为’。你以为别人在看你，其实别人根本顾不上看你。你以为别人在议论你，其实别人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可是……”天佑抬起头，眼睛里又有了那种挣扎的神色，“可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真的有人说过我坏话。他们说我神经病，说我是疯子，说我应该去精神病院。”

俞博释点了点头，表情严肃了些：“那是真的。那些人说的话，确实伤害了你。但天佑，你要分清楚两件事——过去真的发生过的事，和你现在想象的正在发生的事。过去有人欺负你，这是真的；但现在你拉上窗帘不出门，外面的那些人有没有在欺负你？没有，因为外面根本没有那些人。”

“可是S县那么小，他们要是知道我又去上学了……”

“他们要是知道了，然后呢？”

天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然后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围在你家门口骂你？会把你从教室里拖出去？还是会动手打你？”

天佑沉默了。

“天佑，”俞博释的声音放得更低了，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真正伤害你的，不是那些说过你坏话的人，而是你脑子里那个一直在重复他们声音的录音机。你把那个录音机关掉，他们就再也伤不了你了。”

天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俞老师，那个录音机，怎么关？”

俞博释从书架上抽出一张纸，递给天佑：“你回去之后，每次脑子里出现一个‘别人在议论我’的念头，就把它写下来。然后问问自己——证据呢？有什么证据证明别人真的在议论你？如果没有，就打一个叉。坚持写一周，下周带给我看。”

天佑接过那张纸，折了两折，放进口袋里。

那周再来的时候，那张纸上写满了字，也画满了叉。

“别人在看我”——叉。

“邻居在说我坏话”——叉。

“同学在嘲笑我”——叉。

“老师觉得我没救了”——叉。

只有一个地方打了个问号——“我妈说我爸不回来是因为我”。

俞博释看着这个问号，沉默了片刻，然后问：“你觉得呢？”

天佑低下头，手指又开始在膝盖上划来划去：“我觉得……可能有点对吧。我生病以后，我爸就不怎么回家了。我妈说他厂里忙，但我……我知道是因为我。”

“你有没有问过你爸？”

天佑摇了摇头。

“那下周你回去，问问你爸。直接问，‘爸，你不回家是不是因为我？’”

天佑瞪大了眼睛：“这怎么能直接问？”

“为什么不能？”

“因为……因为……”

“因为你怕听到的答案是‘是’？”

天佑不说话了。

俞博释也不催他，等了一会儿，说：“天佑，有些东西你不敢问，不敢看，它就会一直堵在那里，越来越大，越来越黑。你问了，看了，它可能就是个小石头，一脚就能踢开。你想当个被大山压着的人，还是想当个踢石头的人？”

天佑回到家，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给他爸打了电话。

那天宋建国刚从厂里下班，接到天佑的电话，有些意外。天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分钟，然后一口气说：“爸，你不回家是不是因为我？”

宋建国愣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了一句让天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傻孩子，爸不回家，是因为爸怕。怕看到你难受的样子，怕自己帮不上忙，怕……怕自己不是个好爸。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你爸没用。”

天佑握着手机，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上。

那天晚上，宋建国回来了，没有提前打电话，直接推门进来的。赵秀兰正在做饭，看到他愣了一秒，然后多拿了一副碗筷。天佑从房间出来，父子俩在客厅中间站了一会儿，宋建国伸出手，在儿子肩膀上拍了拍，笨拙地，轻得像怕拍碎了什么。

天佑没有躲开。

 

七

 

第三个疗程，十天一次。天佑的状况越来越好了。

他不再是那个缩在黑色卫衣帽子里、把自己藏起来的少年了。他开始穿别的颜色的衣服——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是赵秀兰在网上给他买的，他穿上之后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没有说不喜欢。他开始在客厅里看完整部纪录片，而不是看几分钟就缩回房间。他开始跟赵秀兰聊学校里以前的事，虽然聊着聊着就会沉默，但赵秀兰已经很知足了。

最让赵秀兰惊喜的是，天佑开始看课本了。

那天她打扫卫生，路过天佑房间门口，看到儿子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数学书，正在做题。铅笔在草稿纸上沙沙地响，阳光从半拉的窗帘缝里照进来，落在他肩膀上，金灿灿的。

赵秀兰站在门外，看了好一会儿，悄悄走开了。她回到厨房，趴在灶台上，哭得浑身发抖。

她还记得两年前，天佑刚休学那会儿，她把课本收起来的时候，天佑说了一句话：“我再也不碰那些东西了，再也不了。”

那时候她觉得天塌了。她的儿子，从小成绩优异、老师夸奖、同学羡慕的儿子，说再也不碰课本了。她不是心疼那些课本，她是心疼儿子心里的那座灯塔，灭了。

现在，那座灯塔又亮了。

第三个疗程的重点，是帮天佑建立新的意义系统。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如果人生只剩下打游戏和睡觉，他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的。天佑需要找到一件让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做”的事情，哪怕是再小的事。

俞博释问他：“天佑，你小时候最想做什么？”

天佑想了想，说：“小时候想当科学家，后来想当老师，再后来……什么都不想当。”

“为什么后来什么都不想当了？”

“因为觉得没意思。当科学家要考大学，考大学要上高中，上高中要中考，中考要先回学校……太远了，太累了，不值得。”

俞博释点了点头，没有否定他，而是说：“那咱们不想那么远，就想眼前。你下周回去，找一件你觉得还值得做的小事，做一做。不用很大，一件就行。”

天佑想了很久，说：“我想养一盆花。”

俞博释笑了：“那就养一盆花。养什么花？”

“不知道。我妈以前养过绿萝，后来死了。”

“绿萝都能养死，你是认真的吗？”俞博释的语气带着明显的调侃，不是恶意的那种，而是朋友之间才会有的那种。

天佑竟然笑了一下——不是嘴角动一动的那种，而是真的笑了，眼睛弯了弯，露出一排白牙：“那养仙人掌，仙人掌总不会死吧。”

那天回去的时候，天佑路过花店，买了一盆仙人掌。很小的一盆，放在书桌上，圆圆的一坨，上面顶着几根刺。赵秀兰看到那盆仙人掌，差点又哭了——不是因为仙人掌，而是因为天佑跟花店老板说了话。虽然只是“多少钱”“十块”“给你”三个短语，但那是两年来天佑第一次跟除家人和俞博释以外的人说话。

仙人掌买回来的第二天，天佑发现它歪了，浇水浇多了，根有点烂。他赶紧上网查怎么救，照着视频里的方法，把仙人掌从盆里挖出来，晾根，换土，重新种回去。

第三天，仙人掌活过来了。

天佑坐在书桌前，看着那盆仙人掌，忽然觉得，这盆东西跟他有点像——看起来浑身是刺，其实里面全是水，一碰就烂。但烂了还能救，救活了还能长。

他把这个想法跟俞博释说了，俞博释没有评价，只是说了一句：“你开始会打比方了，这是好事。会打比方的人，心里装着另一个世界。”

天佑不太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觉得这是一句好话。

第四个疗程，每月两次。这个时候，天佑已经在计划回学校的事了。

S县的初中是五四制，天佑休学两年，按理说应该跟着下一届的同学上初三。但赵秀兰跟学校沟通了之后，学校同意天佑回去试读，从初二的第二学期开始，如果跟得上就继续，跟不上再想办法。

天佑知道这个消息后，紧张了好几天。他开始做噩梦，梦到回到学校，所有人都在看他，都在笑他，都在说“宋天佑回来了，那个疯子回来了”。他从噩梦里惊醒，满身冷汗，坐在床上喘了好一会儿。

他拿起手机，给俞博释发了条微信：“俞老师，我怕。”

消息发出去，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他以为俞博释睡了，没想到过了几分钟，那边回了：“怕什么？”

“怕回去之后，所有人都在看我。”

“你之前是不是做过那个练习，把‘别人在看我’的念头写下来，然后找证据？”

“做过。”

“还记得结果吗？”

“大部分都没有证据。”

“那你现在还怕什么？”

天佑握着手机，想了想，打了几个字：“怕万一。”

“万一就万一。万一真的发生了，你有我。”

天佑看着屏幕上的这几个字，把手机扣在胸口，躺了很久。那天晚上他睡得比平时都好。

五月中旬，天佑回到学校的那天，赵秀兰和宋建国都请了假，开车送他去的。

车停在S县实验中学门口，天佑坐在后座上，看着校门口那些来来往往的学生，手心全是汗。他穿着一件白色T恤，外面套了件深蓝色外套，头发剪短了，脸也圆润了一些，不像之前那么苍白了。

“妈陪你去？”赵秀兰试探着问。

“不用。”天佑深吸了一口气，打开车门，下了车。

他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他原来的同学已经毕业了，现在的这些比他小一届，大多数不认识他），忽然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没有人停下来看他，没有人对他指指点点，所有人都在忙自己的事——赶着进校门、跟同学打闹、低头看手机。

天佑想起了俞博释说的那句话：“你以为你是世界的中心，其实你连一个路人甲都算不上。”

他笑了一下，迈进了校门。

班主任是个三十出头的女老师，姓李，教语文，长着一张圆圆的脸，说话声音很温柔。她把天佑领到初二（3）班的教室门口，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进去吧，我给你安排好了座位，第三排靠窗。”

天佑走进教室的时候，四五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他。

他的心跳猛地加速了，手心又开始出汗，脑子里那个录音机又开始响了——“他们在看你，他们在议论你，他们在说你是疯子……”

但这次，他做了一个动作——他深吸了一口气，在心里数了四个数，然后慢慢呼出去，又数了四个数。方形呼吸。

他的脚步没有停。

他走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把书包放下，坐下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课桌上，金灿灿的。

旁边的同学是个戴眼镜的男生，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新来的？”

天佑愣了一下，然后说：“嗯。”

“我叫张伟，你叫什么？”

“宋天佑。”

“天佑，好名字。你从哪个学校转来的？”

“不是转来的，是……回来的。”

张伟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把笔记本往天佑那边推了推：“今天的课我记了笔记，你要不要看看？”

天佑接过笔记本，看着上面工工整整的字迹，鼻子忽然一酸。他忍住了，说了声：“谢谢。”

那天放学，赵秀兰和宋建国在校门口等着，两个人伸长了脖子往里看。看到一个穿着深蓝色外套的少年从教学楼里走出来，脚步不快不慢，阳光落了他一身，他们同时愣住了。

天佑走到他们面前，把书包扔进后座，上了车。

“怎么样？”赵秀兰紧张地问。

“还行。”天佑说，语气平平淡淡的，但嘴角有个压不住的弧度。

赵秀兰看着那个弧度，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天佑第一次上幼儿园回来，她问他幼儿园好不好，他说的也是这两个字——“还行”，嘴角也是这个弧度。

她转过头，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树影，无声地笑了。

 

八

 

中考是在六月底，天佑回学校还不到两个月。

赵秀兰和宋建国本来不想让他考的——时间太短了，课程落下太多了，就算考也考不出什么好成绩，万一考砸了反而打击信心。但天佑坚持要考，他跟俞博释商量过，俞博释说：“考不考得上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敢去考。敢坐进那个考场，就是赢了一次。”

天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走进了中考考场。

S县的考点设在实验中学，就是天佑自己的学校。他对考场太熟悉了，甚至有些过分熟悉——他休学之前，曾在这个考场上考过无数次试，每次都考得很好。那时候他还是老师和家长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名列前茅，性格开朗大方，谁见了都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

然后他就病了。

天佑坐在考场上，看着面前的语文试卷，忽然觉得命运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它可以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给你一记闷棍，也可以在你以为一切都完了的时候，偷偷给你开一扇窗。

窗开在哪儿呢？天佑想了一下，觉得窗在石门市那条巷子里，那两棵老槐树后面，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每天坐在藤椅上，等着一扇又一扇紧闭的窗户打开。

他把思绪拉回来，开始答题。

中考成绩出来那天，天佑自己查的分数。赵秀兰在厨房做饭，听到房间里传出一声喊叫，她吓得锅铲都掉了，跑过去一看，天佑站在书桌前，手机举在眼前，整个人在发抖。

“妈！”他转过头，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我考上了！”

赵秀兰凑过去一看，总分比S县一中的录取线高了八分。

她站了几秒钟，然后一屁股坐在天佑的床上，捂着脸哭了起来。这次她没有忍住，哭得很大声，哭得整个人都在抖，像是把两年的恐惧、两年的煎熬、两年的眼泪，全都倒了出来。

天佑站在他妈面前，手足无措地看着她哭，想安慰又不知道说什么。他想说“妈你别哭了”，但觉得这话不对；想说“妈谢谢你”，又觉得这太煽情了。最后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手放在他妈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赵秀兰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儿子，发现他长高了不少，肩膀也宽了，脸上那层灰白色的病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健康的、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毛茸茸的光泽。

“妈，我想去石门。”天佑说。

赵秀兰擦了擦眼泪，点了点头：“去吧，去找俞老师。”

天佑一个人坐长途车去了石门，换公交车，在槐安路那站下来。那条巷子还是老样子，两棵老槐树在阳光下投下浓重的影子，博释心理咨询室的牌子安安静静地挂在墙上。

他推开门的时候，俞博释正坐在藤椅上喝茶。老头看到他，眼睛亮了一下，但没有站起来，只是朝他点了点头：“来了？”

“来了。”天佑在沙发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俞老师，我想请您看看这个。”

俞博释拿起信封，里面是一张纸，S县第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印着宋天佑的名字。

老头看了好一会儿，把通知书折好，放回信封里，递还给天佑。

“还记得我给你讲的竹子的故事吗？”俞博释问。

天佑点了点头。

“竹子在地上看起来没长，其实地下的根在走。你的根走得够远了，该往上长一长了。”

天佑握着那个信封，想说点什么，但觉得说什么都轻了。最后他站起来，朝俞博释鞠了一躬，不是那种九十度的标准鞠躬，而是微微弯了一下腰，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羞怯和倔强。

俞博释摆了摆手：“别来这套，我没教你这些虚的。”

天佑直起身，咧开嘴笑了。

俞博释看着他，忽然想起了四年前，一个戴帽子和口罩的少年坐在这个沙发上，像一只浑身是刺的刺猬，不肯摘帽子，不肯摘口罩，不肯说一句话。那时候他以为这座冰山可能要化很久，没想到春天来得比他预想的要快。

不，不是春天来得快，是天佑自己走出来了。俞博释心里清楚，他没有治好任何人，他只是坐在那里，等一个人决定走出来。所有的疗愈，说到底，都是一个人自己疗愈了自己。另一个人能做的，只是在旁边坐着，不催促，不评判，安安静静地，让那个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天佑走的时候，俞博释送他到门口。

“俞老师，我还会来的。”天佑说，阳光照在他年轻的脸上，眼睛亮亮的。

“随时来。”俞博释站在老槐树下，看着少年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

风从远处吹来，老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在说什么。俞博释听不清，但他觉得那声音很美。

他转身回了诊室，藤椅上还留着刚才的温度。他坐下来，把那杯凉了的茶倒掉，重新沏了一杯，等着下一个来访者。

门外的老槐树上，一只鸟开始叫了。

 

九

 

俞博释后来很少跟人提起宋天佑的事。有人问起，他就说：“那孩子自己把自己治好了，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书架上多了一盆仙人掌。很小的一盆，圆圆的，顶着几根刺，放在他平时坐的藤椅旁边。有人问起来，他就说是以前一个来访者送的，别的就不多说了。

天佑上了高中之后，还是每月来一次博释心理咨询室。有时候带着作业来，在沙发上写完了再走；有时候带着新学的英文单词来，跟俞博释聊几句英文；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坐在沙发上，跟老头喝喝茶，聊聊天。

有一次，天佑忽然问了一个问题：“俞老师，您说人的心里为什么会生病？”

俞博释靠在藤椅上，想了一会儿，说：“因为人心里有一个东西，叫‘应该’。你应该考第一名，你应该受欢迎，你应该什么都做得好。当现实和‘应该’之间出现了差距，人就难受了。难受久了，就病了。”

天佑想了想，又问：“那怎么才能不病呢？”

“把‘应该’换成‘可以’。”俞博释说，“你可以考第一名，你也可以不考第一名；你可以受欢迎，你也可以不受欢迎；你可以什么都做得好，你也可以做得不好。‘应该’是一条路，‘可以’是很多条路。路多了，人就不怕走不通了。”

天佑看着窗外，阳光正好，老槐树的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他忽然笑了：“俞老师，您说得对。”

俞博释也笑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还是淡黄色的，几片叶子在杯底慢慢地舒展开来，像一些正在被慢慢打开的心事。

窗外，那两棵老槐树又高了一些。它们站在这里很多年了，见过春去秋来，见过人来人往，见过一个人进来时关着窗，离开时推开了门。

风吹过的时候，树叶沙沙响，像在说——光进来了，就好了。

 

（全文完）

 

高拥军简历

高拥军,诗人，作家，高级催眠疗愈师。

高拥军,男，石家庄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生人，汉族，中共党员，期刊编辑，大学文化（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笔名：高军、高仁。

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主要作品：

散文集《美丽的回忆》，书信体散文集《羽高家书》，游记散文集《足行山河》，词集《虚怀若谷》，心理学文集《幽谷寻光》及科普集《龟舟搏楫》等十余部书藉。

另外，还在报刊及网上发表数千篇诗词、散文及小说作品。

曾任报刊社编辑，期刊主编，国企宣教处长，某学院国学教研员，老年大学写作课老师等职。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