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家史

 

作者/池魏楠

 

一九三八年冬月十三，寒雾浸透来安水口镇的屋檐。十二岁的爷爷在书房听见枪声滚过长江北岸，每一声都震得他心口发紧。外曾祖母正往灶膛添柴，把最后半个山芋埋进灶灰，那是留给孙儿的口粮。

“哐当——”院门被刺刀撬碎。两个黄皮军装的鬼子端着步枪闯进来，军靴踩在冻土上咚咚作响，眼睛像饿狼似的盯在鸡笼上。鸡飞狗跳，羽毛纷飞，鬼子扑了个空。“八嘎！”矮个鬼子端枪朝鸡群扫射，子弹擦着爷爷耳边飞过，他捂住嘴，牙齿把嘴唇咬得发颤。

鬼子闯进屋内翻箱倒柜，碗碟碎了一地。没搜到值钱东西，便走向院外稻场。外曾祖母担心起来，那里藏着过冬的棉被，她颤巍巍探出头张望，“砰——”一声枪响，她捂着流血的右大腿倒在冻土上，黑红的血在雪地里洇开。“外婆！”藏在墙角的爷爷冲出来，抓起竹扫把塞进她手里，祖孙俩挣扎着要起身。鬼子折返，刺刀猛地刺来，爷爷躲闪不及，大腿剧痛摔倒在地，厚棉裤挡了锋芒，只划破一层肉皮。

鬼子骂骂咧咧地走了。村里烟火熏天，哭喊声零星——能跑的早逃了，跑不动的倒在枪口下。外曾祖母伤口汩汩流血，子弹有毒，大腿肿得发亮。爷爷剪开她棉裤，撕下衣襟，碾碎干鸡蛋壳敷上去止血。自己左腿未能及时处理，先红肿后长满恶疮，只能拖腿挪步。

绝望之际，避难医生宋德全路过，看到气息奄奄的祖孙俩叹了口气，清理伤口敷上药。外曾祖父逃反回来，砍了门前老槐树和香椿树，挑到镇上卖了一百二十块付清药费。没了房子，一家在残垣断壁下搭窝棚，四面漏风，夜里祖孙仨紧紧依偎取暖。

几天后，太祖父带着姑奶奶、二爷爷和三爷爷寻来，满脸风霜：“小鬼子心狠手辣，说不定又来扫荡，咱们马上躲到山里去！”

爷爷有三个兄弟，底下两个弟弟瘦得胳膊一捏只剩骨头，最小的后来咳了一整个冬天。为了躲避扫荡，太爷爷带全家逃进山，挖野菜啃树皮，有些有毒，二爷爷肚子绞痛打滚，爷爷按了他一整夜。太爷爷蹲在山洞口用身子堵风，把干粮都给家人，自己三天没吃东西。

开春回去时，村子已成焦土。腐烂焦煳的味道，井水里泡着的东西，井被填了，村里找不出一粒米。太爷爷卖了祖上三亩地换了半袋粮，投靠同山兄弟会。掌门人拨了几亩薄田，但那年闹瘟疫，太爷爷倒下发高烧，太奶奶每天带二爷爷和三爷爷挖“四脚菜”，苦得拉肚子，可不吃就得饿死。

大姑奶那年十四岁，被送去邻村给人做童养媳。走的那天早上，她把自己唯一没破洞的褂子洗了晾在门前的树杈上，风一吹像面窄旗猎猎作响。临行她拉着爷爷的手说：“大弟，照顾好爹娘和二弟三弟。”走出去老远又跑回来，从怀里掏出个煮熟的鸟蛋塞进爷爷手里——她在草丛里捡的，藏了好几天没舍得吃。爷爷攥到天黑，最后给了太奶奶，掰成四份一人一口。

二爷爷和三爷爷去给村里人放牛换残羹剩饭。三爷爷才六岁，天不亮赶牛上山，跟不上摔了跟头也不敢哭。后来咳血，太奶奶抱着他哭了一整夜。太奶奶那阵子总往水边跑，跳过河被人捞上来，又在屋里上吊，被三爷爷撞见救下。

那年冬天特别长，爷爷每夜醒着听风从墙缝钻进来，呜呜像有人哭。他就想，天什么时候亮，鬼子什么时候滚，全家人能痛痛快快吃一顿饱饭。

后来从乌衣开来一支抗日队伍。爷爷记不清具体哪一天，只记得枪声从早响到晚，震得地都在抖。全村躲在地窖，没人敢出声。入夜枪声停了，有人在地窖外面喊：“出来吧，没事了。”爷爷钻出身，看见村口老槐树上挂着一面红旗。

茅屋重新升起炊烟。有人从地窖拿出藏了许久的米，在陶罐里熬了稀粥，稀得照见人影。全村人分着喝，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父亲曾问爷爷：“那伤疤还疼吗？”过了很久他才说：“伤疤早不疼了。疼的是那些年，那些人。”大姑奶后来再没见过，生第二个孩子时难产走了。太爷爷临终还念叨那三亩地。

父亲常跟我说：“你爷爷那辈书生文人，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将家仇国恨写进家史，不是要你们记着恨，是想让后人知道，咱们家能走到今天，是怎么走过来的——那三亩地的代价，那些没回来的人，那个冬天怎么度过的，你得知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强不息，当是子孙应有的风骨。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