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情绪”的简约、泛化及其他
——当前新诗发展的困境与难题
 
张立群/文


张立群（资料图）
 
中国新诗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就其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新诗已进入写作者多、产量高、传播快的历史阶段。考虑到网络新媒体为诗歌生产、消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上述阶段或曰状态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并在某种意义上使新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如果我们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考察当前诗歌的创作及其发展趋势，则不难发现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一直有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以扭结的方式影响着新诗的发展，而本文从“小情绪”的简约、泛化为出发点逐步介入、述析，正是要呈现当前新诗发展的困境与难题。
 
一、“小情绪”的简约与泛化
 
如果说世纪初十年的诗歌还可以通过“底层写作”、“打工诗歌”、“诗人代际划分”等勾勒出当代诗歌发展的某种流向，那么，从近年来诗歌发展态势来看，人们似乎很难通过合适的归纳加以描述。即使排除过度使用命名、概念会造成叙述上模糊甚至苍白无力，当前诗歌写作本身存在的问题恐怕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许多成名的诗人很快就呈现出自我重复、后劲不足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但更为严重的是，绝大多数诗人都开始了书写一种短暂的感受、一种自我的情绪——像一个小小的容器，像整日生活在高层楼房中足不出户、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的一群人，没有热情、激动与感动，这种写作似乎注定就无法进行大面积的铺陈，因为思想、意识以及情绪仅仅是轻微的浮动，所以，诗歌本身也只能做到戛然而止。在这种流行的创作形式中，不能说没有生活，只能说写作者本人将生活本身进行了窄化的理解。小格局、小规模，进而在模式化的叙述中千篇一律，“小情绪”的简约与泛化堪称当前诗歌基本面貌。
 
“小情绪”的简约与泛化，很容易让人首先联想到“大时代”中的“小自我”。客观地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诗歌确实在阅读和接受上遭受了冲击，诗歌无法转型进而以顺应的姿态与时代同步，同样也由于自身特点等原因减弱了与时代对话的能力，都使当代诗歌经历了惨淡经营的阶段。不过，从世纪初十年“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不胫而走，“地震诗歌”、“奥运诗歌”等依然可以唤起共同的主题，从各地诗歌活动、评奖活动此起彼伏以及网络诗歌的生产态势来看，诗歌写作者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诗歌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反映时代、实现自我的能动意识，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爱好者愿意为诗歌发展做出贡献，因此，当代诗歌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在于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在这种前提下，“小情绪”的简约与泛化显然跟不上大时代的节奏；“小情绪”的长期泛化自然也无法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极容易在适得其反的同时使写作沦为表现自我欲望、生活游戏和人生嬉戏。模式化、容量小、高产量但整体质量没有提升，使当前诗歌以近乎“千座土丘”的姿态进入了一个低速生长期，而许多关于诗歌写作方面的问题也随即而生，纵横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连锁式的反应。
   
长诗在几年前经历短暂的繁荣之后已经沉寂下来——也许，这本身就不是长诗的年代！也许，通过长诗来对应“小情绪”并不那么恰如其分？！不过，通过长诗，我只想说历史感的匮乏已成为近些年来诗歌的通病。没有将生活开掘得更深或者说干脆没有找到生活的质感，没有将真正的生命体验融入诗中进而以剖析的方式表达出来。事实上，诗歌可以有效对话时代的方式和形式一直有很多，然而，一旦我们悬浮于生活之上、肆意飞翔，一旦诗歌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自己放轻之后，余下的只能是只言片语般的体验。更何况，处理现实问题、摆脱业已形成的创作模式原本就不是当代诗人的强项，于是，“小情绪”写作就成为这个时代诗歌的普遍写照并成为一种流行的“病症”。
 
二、“口语诗歌”的内与外
 
“口语诗歌”或曰“口语写作”、“口语叙述”显然是当前诗歌写作的主要表现方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尽管，在有些时候，人们也可以在公开发表的诗作和个人诗集中看到古典式书写，但在口语诗歌盛行的今天，这些本可以成为诗歌创作途径的方式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溃败态势”。辨析口语诗歌实绩与问题的文章其实已出现很多，这其中还包括笔者参与的讨论①。然而，在诗歌写作者大多看轻批评者意见的今天，这种声音似乎并未对前者的写作产生多大影响。
 
若是从渊源和走势上看待“口语诗歌”，那么，中国历代诗歌的发展都没有离开过口语或者说民间语言资源。现代诗歌的出现本身就是一场口语化的行为。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口语诗歌”逐步为人们认可并上升为一个研究课题，却是80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伴随着声势浩大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口语越来越为众多先锋诗人所青睐，并在标志世纪之交先锋诗坛分裂的“盘峰诗会”论战后大有成为当代诗歌写作两大语言资源与写作方式之一。时至今日，口语在经历十余年的发展、积淀与传承后，俨然已获得了某种“历史的权利”：口语在当代诗歌中不仅大面积使用，而且还由此形成了一种语言泛化的态势。“口语诗歌”适应当代生活瞬息万变、零散化、世俗化的趋势，同时，也适应各层次写作者介入诗歌的实际运作方式并易于表现生活的各个层面。当然，在“口语诗歌”不断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其过度叙述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生活的简单记录与艺术的非加工”、“语言的散漫与非节制”、“意象的低俗与色情”、“口水诗的泛滥”②，都可作为“口语诗歌”过度叙述的问题。
口语写作当然是诗歌写作的重要方式，但其不应当成为唯一的方式。“口语诗歌”的大道其行不是以淹没其他形式写作的理由，而口语的独尊也必将造成当前诗歌写作整体上的视域狭窄和探索空间的萎缩。实践层面的“口语诗歌”与当代社会生活整体定位有关，同时也与诗人的思维、对诗歌的理解有关，与大诗人的引领及诗歌潮流的导向有关，而小诗人或曰准诗人即使有古典式、智性化的探索，却由于自身名气的问题无法左右诗坛时局，是以，口语诗歌只能蔓延下去……事实上，与传统诗歌写作相比，口语在相对于诗歌时是一种难度更大的写作方式：由口语引发的去修辞化、叙事泛化以及诗质的直白、透明，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于诗歌的理解形成了冲突的状态；口语写作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日记体、流水帐，进而使新诗重新落入仅能通过“分行自由体”证明自己的陷阱，同样地，“口语诗歌”的一枝独秀也影响到了当前诗歌的文化格局、品位与层次。
 
“口语诗歌”是当前诗歌发展的另一重难题，它在自我不断繁衍和重复中使当前诗歌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口语诗歌的过度叙述在艺术和意义下滑中，以强调和重复制造了一轮又一轮的语言暴力。这一倾向使口语诗歌远离了对峙于书面语、保持诗歌审美艺术品格和为诗歌写作注入活力的最初设想，又在沉湎其中时陷入了挥霍无度、难以自拔的状态。在我看来，针对当前“口语诗歌”的写作态势，应当在重复至连诗人本身都感到乏味的阶段后，意识到需要自觉建立一种关于口语的“诗的思维术”，应当自觉从语言、技艺、文化、道德等方面不断提升诗歌创作的艺术性及其表现空间、交流意识，尤其在口语大幅度使用并呈现出过度叙述的背景下。当然，正如口语诗歌的出现是各种合力的结果，口语诗歌的艺术净化也需要来自语言、诗人及诗歌观念的多方改变，并最终和其他形式的写作一道共同促进当代诗歌写作的整体进步。
 
三、“传记式”批评的意义
 
所谓“传记式”批评不是为当代诗人写传记，也不是将传记研究方法强加于诗歌批评，“传记式”批评的提出主要针对当前诗歌批评现象而言。曾几何时，诗歌批评作为文学批评之一部，长期遵循“知人论世”的模式。然而，就近些年诗歌批评的情况来看，批评文字本身与诗歌、诗人的分离已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许多批评者在找到一个术语之后就可以画地为牢进行阐释，而更多关于诗歌现象的分析也仅出自于批评者的主观臆断。在此前提下，批评本身的不及物以及自我重复就成为影响当前诗歌批评的主要问题，当然，就结果而言，它也影响到诗歌与批评之间应有的良性互动的效果。
 
“传记式”批评首先要求批评者对于诗人及其作品有很大程度的了解。没有对一个诗人的了解，很难进入其诗歌内部，也很难把握其写作的心态以及诗歌具体词语和意象的使用。当前诗歌批评在某些情况下，就是通过几首诗对一个诗人的创作进行评判——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诗歌批评由于自身的特点，往往在具体呈现时偏向整体性或曰总体性描述。然而，问题也常常就出在这里：如果评论者对于所评之人、所评之诗并不十分了解或是全面、立体的把握，那么，他得出的某些结论往往是望文生义的。不深入了解一个诗人甚至连其作品创作的时间先后都不知晓，评论者很可能会对被评者的创作道路知之不详，进而会对后者写作道路的起承转合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价。
 
“传记式”批评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反复阅读，仔细品味诗作的精妙之处。同时，也需要评论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实现批评的主客体融合和自我提升之道。然而，在批评同样处于消费时代、迅速生产的语境下，诗评者常常无暇更多阅读评论对象的全部诗作便匆匆上阵。是以，当下批评的两个“基本态势”就逐渐显露出来：其一，是批评的不及物，高高悬浮于作品之上；其二，是批评本身的模式化、自我重复。也许，对于一个长期从事批评的人，只要学会几个套路、融入几个理论术语、进行“酷评”就可以了。但这种批评显然对批评本身、诗歌导向以及诗学建设没有太多的价值。
 
应当说，批评需要一种针对性和有效性，这一结论对于当前诗歌尤为重要。本来，“小情绪”、“口语过度”就需要批评的提醒甚至“棒喝”，但批评本身的无效性只能使批评与创作在相互分离中各行其是。在上述背景下，人们很难看到那种有建议性的、指导意义的批评。也许，当前诗歌创作早已无法在重返别林斯基年代的过程中邂逅批评大师，进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作为一种符合现实的理想，真正的个性化批评还是诗歌界所期待的。为此，我强调批评本身的知人论世，进而在接续传统的过程中，脚踏实地、从基础做起，并在不断加深批评者自身修养的过程中，实现一种富有个人性的“传记式批评”。
 
四、“接受”的思考及其他
 
阅读网络诗歌、考察直至参与各地此起彼伏的诗歌活动及评奖活动，我们也许很容易对诗歌边缘化的判断产生质疑。不过，从另一面审视，如果网络诗歌只有产量而无读者问津、只是少数几个人的评点；如果诗歌活动及评奖活动总是反复出现熟悉的面孔，那么，这种表面繁荣、犹如出现热潮的现象势必会在理性思考的过程中大打折扣。应当说，诗歌由于文体的限制在传播媒体多样化的时代确实走向了边缘：边缘的冷清和寂寞有助于诗人反思写作本身，同时也极有可能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成为一种圈子化行为。因此，结合当前诗歌的实际情况，从未来发展的角度上说，当前诗歌应当对于诗歌传播和接受进行适度的思考。诗歌虽无法像小说那样可以与影视联姻，实现传播和接受上的“转变”，但诗歌却可以通过阅读形式的适当改变弥补自身的不足。诗歌阅读问题就具体展开时可从如下两方面着手：第一，是阅读形式问题。我曾看过地铁诗歌的形式，也曾在地铁站门口看到过著名诗人为本站的题字；我曾探讨过新诗与歌词之间关系，也曾听到有人将新诗谱曲后以歌的形式演唱。在我看来，上述种种形式有助于大家了解诗歌、认识诗歌，其潜移默化中产生的效果甚至会超过迅速更替的网络诗歌。第二，应当注重诗歌教育问题。诗歌教育主要是指小学、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新诗讲授，这一点其实是新诗的未来，因为它包含着无限广阔的、可能会在未来进入诗歌阵营的潜在读者群和写作者群。新诗基础教育问题自90年代末就一直成为一个课题，然而，近20年过去了，仍没有明显的进展，这个关乎篇目设置、课堂教学实际以及讲授者本人素养的复杂问题，在具体解决时显然是困难重重。而由此可以引申的儿童诗写作及出版的课题、古今中外优秀诗人作品出版与接受问题，都会影响到诗歌的传播、接受与发展，不仅如此，诗歌教育水准提升、诗歌阅读与传播的良性氛围、诗歌精品阅读与艺术标准的印象式确立，都会促进诗歌的接受，上述问题虽面向诗歌的未来，却时刻联系着诗歌的现实。
 
如果说接受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交流，那么，“交流视域”下的当前诗歌的问题还包括写作越来越呈现出某种圈子化、地域化的倾向。圈子化是诗歌边缘化后的一种表征；地域化是看待某一地区诗人的重要标准。这两种倾向不宜用简单的对与错或是好与坏的标准加以判断，因为在其背后还潜含正式诗歌刊物的发表量、民刊和网络诗歌的勃兴以及诗歌活动过程中的人际交往等一系列问题。但圈子化与地域化同样隐含着封闭性、个性化不足等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为此，对其极有可能存在问题的一面加以警惕是有必要的。
 
总之，上述问题虽各自独立，但在各自展开的过程中又相互作用，盘根错节地扭结在一起，或是成为诗坛积累多年的难题，或是表现了诗坛习气化甚至江湖化的一面，而作为一种后果，则是压制了大量有潜力的年轻诗人及其探索之路并缩减了当代诗歌的发展空间。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它既需要诗人写作上的自律，也需要读者接受能力的提升，还需要诗歌环境的整体改观，而为此，我们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注释：

①主要指笔者文章：《当代口语诗歌过度叙述批判》，《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4期。同期还刊发了向天渊的《口语诗的情色书写批判》、张德明的《口语写作中的去修辞化批判》，共计三篇文章。
②见笔者文章：《当代口语诗歌过度叙述批判》，《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4期。
 
来源：张立群新浪博客
作者：张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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