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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新诗”谜语

2018-09-30 12:18 来源:作家网 作者:邱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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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新诗”谜语

——第二届中美诗学对话综述

 

  诗歌与现代性

 

  “第二届中美诗学对话”发起人、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石江山首先抛出一系列问题:“新诗”是什么?“新诗”在中国是什么?在美国又是什么?“新”到底是什么?他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厘清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差异,探索现代诗意的发生机制。

 

  石江山认为,以中国诗歌为例,古典诗歌通过整饬的格式、和谐的韵律来塑造诗歌形象,它所描述的是一个单纯、完整的农耕文明的世界。它的诗歌节奏是古老的二元结构,即“阴-阳”“生-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由此产生了“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这样的“对韵”。它如同钟摆,在两点之间来回往复地晃动,构成了一个纯粹、完美的整体。

 

  现代生活摧毁了它的完整性。现代生活的碎片化、欲望化催生了崭新的现代节奏。现代形象在古老的韵律中支离破碎,四言、五言、七言已包容不了它。它试图从简单的二元结构中挣脱出来,表达更复杂的经验,于是,自由体诗便应运而生了。它不再拘泥于格律,尽管仍要分行,但依据不再是音律、限定的字数,而是现代人“呼吸”的节奏。

 

  也就是说,诗歌的现代性,是一种否定的、反叛的现代性,它的目的不是怀旧忆故,而是跟上当代人的脉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诗发展逾百年,我们讨论它的“现代性”,讨论“新”的特质有没有形成,是能够找到适当的标准的。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诗人臧棣回顾了自胡适以来,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在“五四”运动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想象中,新诗被看做是“新旧之战”的武器,是事关国家命运、社会变革的一个文化事件。在具体的实践中,他们致力于重新认识汉语,激发汉语的活力,用一种新的语言与旧的传统决裂,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百年新诗的发展,的确是围绕这一目的展开的。但值得思考的是,新诗之“新”,仅仅是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新的文体吗?新诗发展到今天,对现代汉语的运用日趋成熟,对诗歌形式的探索也更深入,我们能够说,新诗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吗?事实上,在处理“现代性”这一主题时,我们的新诗仍然呈现出疲软的状态:当代诗人热衷思乡怀古,却不擅长描绘城市的日常生活;他们使用“新”的语言,却要么是在翻译诗歌里得到的灵感,要么是从古典诗歌里提取的资源,缺乏贴合个人气质的创造。也就是说,新诗文体的活力并没有被释放出来,新诗的可能性还远远没有穷尽,它需要诗人赋予它既属于当代的、又属于生命的活力。在这个意义上,臧棣认同胡适对于新诗的期望:要使用新的语言,塑造现代人新的人格。

 

  自然写作与生命的细节

 

  在“现代性”的主题之下,在诗歌创作实践之中,新诗之“新”如何得到具体的呈现?中美双方诗人聚焦“新”的问题,从创作诗学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创作体验。

 

  首先,回到诗歌创作的源头,中国诗人王小妮指出,写诗本身就是一种求新冲动,是人对一切既有的、因循守旧的观念的挑战。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她不采取主动攻击的态度,而是选择“守株待兔”,等诗句自己找上门。“在写作过程中,那些最先跳出来的词语和意象,是谁让它冲到了最前面,我也不知道,但既然它冲到了最前面,那么,就它吧。”也就是说,王小妮采取的是一种自然写作的方法。

 

  百年新诗发展至今,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精致的设计感” 。当前,许多学院派诗人追求“知识分子写作”,使读者只见“学者”,而看不见个体的“诗人”;还有一些诗歌为求新求变,试图以写小说的方式写诗,刻意在结尾制造诗意的“反转”,比起真诚的表达,似乎抖机灵的成分更多。诚然,一首好诗从来不排斥完整的构思,但当前绝大部分新诗仅仅实现了结构上的完整,而不是诗歌形象上的完整。为了打破这种诗歌的“套路”,自然写作的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

 

  此外,在诗歌创作的选材上,美国诗人劳拉·穆伦认为,文学和诗歌应该有一双“不断扩大的眼睛” ,将更多细微的东西纳入视野。劳拉举例,今天中国的年轻人“玩转”古典诗歌,戏谑地将“春眠不觉晓”的下句改为“处处蚊子咬” ,听起来很不严肃,但却为新诗之“新”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诗歌的“蚊子”在哪里?更多时候,我们关注天空、海洋,鸟语、花香,但着实很少去观察更使我们烦恼的蚊子、跳蚤。

 

  为此,劳拉提出一对概念,即诗歌中的“口水和上帝” 。在传统诗歌里,只有上帝具有价值,口水和蚊子、跳蚤一样,是丑陋、有害的,因而不能入诗。现代派诗歌正是针对这一点,要解放“蚊子”和“口水”的价值,复原我们生活的全貌,尤其是被我们隐蔽起来的生活和生命的细节。为此,劳拉还举了一个有关“时尚”的例子:一件传统的衬衫,它的商标势必要隐藏在内里,但一件现代的衬衫,完全可以将商标贴在衣服的外面。这正是新诗可以学习的“新”的方式。

 

  跨越语言的诗意

 

  正如石江山所言,在求“新”的道路上,中美诗歌都遇到了问题。为此,中国诗人向美国诗人寻找答案,开始读庞德,美国诗人也向中国诗人寻找答案,读起了李白和杜甫。百年间,中美诗歌相互影响、碰撞,为中美诗学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娅以中国现代“九叶派”诗人杜运燮为例,简述了中国诗人受美国诗歌的影响。在处理战争等重大现实题材时,美国诗人奥登的作品给了杜运燮许多启发。首先,在创作视角上,写战争不一定要写“大英雄”,可以聚焦到无名的小人物身上,摄取更真实、更有普遍意义的细节;其次,要具有广阔的生命意识,在名篇《滇缅公路》中,杜运燮以奥登式高空俯瞰的、飞行员的视角来打量世界,为作品注入了史诗的气魄;最后是诗歌的语调,杜运燮从英文中译来“轻松诗”的概念,并由此创造了中国的“轻松诗”,以一种轻快、反讽的方式揭示战争背后巨大的罪恶,体现了悲悯的情怀。

 

  总之,汲取外国诗歌的养分,对新诗“新”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中美诗人,都面临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即诗歌的翻译。为探讨诗与翻译诗的关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光明引用了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名句:“诗是诗歌翻译中失掉的东西。”的确,作为最难翻译的文体,诗歌在两种语言之间捉摸不定。如果说,原文诗是一首“真正”的诗,那译文诗到底是它的影子、它的副本,还是“另一首诗”?诗歌真的能跨越语言的藩篱吗?


  纽约州立大学学者金咏梅对此作了回应。她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到诗歌和语言的关系上来。通常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东西,它是人类沟通和交流的工具;经过几千年的使用,我们对语言已经不再敏感,但事实上,语言创始之初,不仅仅承担着“工具”的职能,它更多地包含着人类描摹世界、探索未知的冲动。
 

  诗歌的使命,就在于激活语言的生命力,让它刺激人类的感官,恢复人类对世界的好奇。所以,诗歌的语言不同于大众语言,虽然它仍然建立在社会语言的基础上,但它具有绝对的独创性、反叛性;与其说它使用语言,不如说它试图创造一种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母语”都不是诗歌的本质,真正的诗歌悬浮在语言的上空。因此,在涉及“诗与翻译诗”的问题时,我们不妨认为,诗歌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东西,它为克服语言的局限提供了可能。中美诗学对话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这种“跨越语言的诗意”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邱振刚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928/c404034-303190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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