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民族精神的烽火史诗

 

袁竹

 

引言：抗战文学的历史坐标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的抗日战争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这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面貌，也在文学领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浪潮，催生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抗战文学。抗战文学，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承载着中华民族在战火中不屈的灵魂，铭刻着那段血与泪交织的历史记忆。它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高峰，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抗战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

 

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来看，抗战文学是 “五四” 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延续与升华。“五四” 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科学，追求思想解放和文学革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抗战文学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继承了 “五四” 文学的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将文学的笔触深入到战争的各个层面，展现了战争对人性的考验、对社会的冲击以及对民族精神的重塑。它打破了以往文学题材和风格的局限，以更加贴近现实、贴近民众的姿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苦难与抗争、牺牲与奉献。抗战文学的出现，使中国现代文学更加关注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增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价值，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在抗战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抗战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对战争的简单记录，更是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和对民族精神的有力弘扬。抗战文学通过诗歌、小说、戏剧、报告文学等多种文学形式，生动地展现了正面战场的激烈厮杀、敌后战场的艰苦卓绝以及大后方人民的坚韧不拔。它记录了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等重要战役中的英勇表现，歌颂了抗日英雄们的爱国情怀和牺牲精神；它描绘了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以及他们为了生存和尊严而进行的顽强抗争；它还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战争的残酷本质，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和抗争意志。抗战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成为鼓舞民族斗志、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武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将从中华民族的心声、无可估量的伟力、抗战历史的见证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抗战文学的社会价值及其历史意义。通过对大量抗战文学作品的研读和分析，挖掘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怀和时代价值，展现抗战文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抗战历史中的独特魅力和重要地位。同时，探讨抗战文学对当代文学创作和民族精神传承的启示，以期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

 

一、时代悲歌与战歌：抗战文学的情感交响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悲愤序曲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中国的天空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早在 “九一八事变” 之前，留日归国诗人穆木天便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了日本的经济掠夺与势力扩张。他的《奉天驿中》等诗篇，宛如一记记警钟，在文坛率先敲响了抗日的警笛。这些诗作以浓郁的写实色彩，生动地展现了日本势力的嚣张气焰，以及东北大地在其压迫下的经济萧条和人民的痛苦生活。诗中描绘的东北，工厂倒闭，农田荒芜，百姓们在贫困与恐惧中挣扎，日本的经济侵略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无情地撕扯着这片土地的生机 。穆木天以诗歌为武器，抒发了对侵略者的强烈愤慨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他的作品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早的抗日救亡之声，激励着更多的人关注东北局势，反抗日本的侵略。

 

1931 年 9 月 18 日，“九一八事变” 爆发，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整个中国。仅仅四个月零十八天，东北全境便迅速沦陷，这片广袤的土地陷入了黑暗的深渊。紧接着，“一・二八” 淞沪事变爆发，伪满洲国出笼，淞沪抗战以《上海停战协定》告终，长城抗战也以《塘沽协定》结束战事。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而当局却一再退让，这种屈辱的局面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感到无比的愤怒和痛心。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文学成为了人们表达情感、宣泄愤怒的重要途径。上海《民国日报》从 1931 年 9 月 23 日起，便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的浪潮中，发表了大量表现与声援东北抗日的作品。9 月 23 日刊出的苏凤的寓言《镇静》，以犀利的笔触讥刺当局要求国民 “镇静” 的懦弱态度，揭示了当局在面对侵略时的软弱无能，引发了读者对当局政策的深刻反思。9 月 24 日发表的潘寿恒新诗《赴敌去》，则以激昂的语言控诉日军的侵略暴行，呼吁国人奋起反抗：“谁个青年没有血性，/ 谁个青年没有沸般的热情！/ 我们要奋臂奔赴疆场，/ 纵然死也须死得光明！”“四面洪洪地撞着警钟，/ 快举起武器向敌人进攻，/ 我们誓死不做亡国的奴隶，/ 甘为国家牺牲做赴敌的先锋”！这些诗句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侵略者的心脏，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和战斗意志，让人们意识到，只有勇敢地拿起武器，才能捍卫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 。

 

稍后，《民国日报》还刊出了题为《战歌》的多篇同题新诗，这些诗歌以豪迈的气势、激昂的节奏，表达了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怒和坚决抵抗的决心。诗人们用文字描绘出战争的残酷和侵略者的残暴，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申报・青年园地》等报也纷纷刊出关于 “九一八事变” 的诗歌，一时间，诗歌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有力的呐喊，抒发着国人面临 “九一八事变” 时的惊愕、恐惧、屈辱、痛苦、愤慨和信念。

除了新诗，民间的旧体诗词创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千年的诗歌传统在国难当头之际焕发出新的生机，尽管 “五四” 文学革命推动了新诗的发展，但民间吟诗赋词的文化传统从未中断。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深厚的文化积淀如同一座巨大的宝藏，为人们提供了无尽的精神力量。民间无数的诗人以旧体诗词为载体，表达对东北沦陷的忧愤与抗日旨趣。他们的作品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却饱含着真挚的情感和坚定的信念，或痛斥侵略者的罪行，或抒发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或表达对胜利的渴望。这些诗词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了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武器，让人们在苦难中看到了希望，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 。

 

“九一八” 作为文学的重要母题，此后反复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其文体丰富多样，遍及小说、话剧、曲艺、杂文、散文等领域，尤以诗歌最为突出。据《1931—1945 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诗歌卷所收，仅 “纪念九一八” 新诗就有 40 余首，歌词也有多首，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松花江上》。“九一八事变” 爆发后，张寒晖来到西安省立二中任教，并担任民教馆总务部部长。西安街头东北军和人民背井离乡的哀怨神情，深深刺痛了他的心，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以北方女人哭坟哀调为素材，作词、谱曲，创作出了这首饱含深情的《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歌曲以深沉的旋律和鲜明的意象，唱出了背井离乡的东北人痛彻肺腑的乡愁悲情，唤起了千千万万同胞的共鸣。它如同一首时代的悲歌，倾诉着东北人民的苦难，也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日热情，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 。

 

自 “九一八事变” 爆发起，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在正规军主力撤出之后、东北抗日联军组建之前，义勇军成为东北武装抗日的主角，他们的英勇事迹成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一时间，义勇军成了戏剧、小说、诗歌、歌曲、曲艺、散文的热门话题，尤其是义勇军诗词与歌曲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1931 年 9 月 27 日成立的锦州黑山县高鹏振镇北军有《义勇军誓词歌》，用古曲满江红曲调，以豪迈的旋律表达了义勇军将士的坚定信念和爱国情怀；1931 年 10 月 19 日，辽东成立的血盟救国军，有孙铭武等人创作的《血盟救国军歌》，歌曲中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祖国的热爱；东北大学中文系学生苗可秀等组织的东北学生军，有刘永济作《满江红・东北学生军军歌》，展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 。还有李广政所作《献给义勇军》，配有五线谱的胡敬熙作《义勇军歌》，黎锦晖作词曲（配有简谱）的《义勇军进行曲》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义勇军的英勇形象和爱国精神。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振奋人心的歌词，成为了鼓舞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劲动力，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

 

（二）全民抗战的激昂乐章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这一事件彻底点燃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怒火，全民抗战的激昂乐章自此奏响。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文学作为时代的记录者和精神的引领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深刻地反映了民族精神在战火中的锤炼与升华 。

 

全面抗战打响之后，民气大振，然而，战争的残酷远超想象。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济南、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大片国土被日军践踏，日军对大后方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对平民进行残酷杀戮，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面对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国人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愤怒和焦灼。许多文学作品真实地描绘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如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北京小羊圈胡同为背景，生动地展现了沦陷区人民在日军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书中的祁家老小，在战争的阴影下，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们不仅要忍受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还要遭受日军的欺凌和压迫。祁天佑被日军诬陷为 “奸商”，最终含冤投河自尽；祁瑞宣在尽忠与尽孝之间痛苦挣扎，无法保护家人和同胞。这些情节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让读者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民的痛苦与无奈 。

 

巴金的《寒夜》则通过描写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在战争背景下的悲剧，展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和对家庭的破坏。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原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但在战争的压力下，生活变得异常艰难。汪文宣失业后，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而曾树生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家庭，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最终，汪文宣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地死去，家庭也支离破碎。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战争时期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困境，以及在困境中人性的挣扎与无奈 。

 

然而，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正面战场的抵抗与敌后战场的开辟，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一次次捷报的传来，给处于黑暗中的国人带来了希望和安慰，激发了人们对胜利的期盼。许多文学作品热情地歌颂了抗日英雄的事迹，如孙犁的《荷花淀》，描绘了白洋淀地区的抗日军民在水生嫂等妇女的带领下，积极投身抗日斗争的故事。他们利用白洋淀的有利地形，与日军展开了机智灵活的战斗，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勇敢和智慧。水生嫂等妇女们不仅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还要参与战斗，她们的坚韧和勇敢令人敬佩。作品中充满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胜利的信心，如 “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亩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这些描写生动地展现了抗日军民的英勇形象和乐观精神 。

 

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则以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为原型，讲述了他们在铁路线上与日军展开英勇斗争的传奇故事。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凭借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敌人的仇恨，在艰苦的环境中与日军进行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他们扒火车、炸桥梁、截物资，给日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成为了日军的心头大患。作品中充满了紧张刺激的战斗场面和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如 “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这句歌词，生动地描绘了铁道游击队队员们在战斗间隙的乐观精神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 。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消息如同一道曙光，照亮了历经八年抗战的中国大地。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胜利，欣喜若狂的情绪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许多文学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人们欢庆胜利的场景，如于右任的《中吕・醉高歌》：“万家爆竹通宵，人类祥光乍晓。百壶且试开怀抱，镜里髯翁不老。” 这首诗描绘了中华大地万众欢腾、通宵达旦庆祝胜利的热烈场面，燃放爆竹是中国人民表达喜悦心情的传统方式，在这里，爆竹声象征着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人类祥光乍晓”，一个 “乍” 字，形象地表达了人类和平吉祥的光芒刚刚出现，寓意着战争的结束和和平的到来 。

 

夏衍在回忆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写道：“《新华日报》的全体同人发疯了。也可以说，全重庆，全国人民都发疯了。”“发疯” 这个词，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在听到胜利消息时的极度兴奋和激动。人们欢呼雀跃，有人无言流泪，这种复杂的情感是对八年抗战艰辛历程的感慨，也是对胜利来之不易的珍惜。在延安，人们手舞足蹈，奔走相告，有人激动地撕开棉衣、棉被，掏出棉花，捆在木棒上，蘸上煤油，点燃火把，高高举起。通红的火光照亮了宁静的夜空，狂呼的声音震动了山头。延安连绵起伏的峰峦，到处是噼呖的爆竹声，到处是游龙般的火炬。人们向宝塔山下的广场涌去，共同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

 

抗战文学不仅展现了民族心声的波澜壮阔，也描绘了个体心理的细腻情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爱情、亲情和友情在艰难的环境中显得更加珍贵。如陈毅与张茜的爱情故事，就充满了浪漫与深情。陈毅看到张茜在话剧演出中的出色表现时不禁怦然心动，闻知张茜乳名春兰，情不自禁地写下《赞春兰》：“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 不久，又作《无题》：“春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统锐师。豪情廿载今何在？输于红芳不自知。”1940 年 1 月 28 日，二人在溧阳县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喜结连理，2 月初，陈毅作《佳期》：“烛影摇红喜可知，催妆为赋小乔诗。同心能偿浑疑梦，注目相看不语时。一笑艰难成往事，共盟奋勉记佳期。百年一吻叮咛后，明月来窥夜正迟。” 华中敌后战场形势紧张，二人时因反 “扫荡” 而分头行动，1941 年 1 月，陈毅赋诗《内人东来未至，夜有作》：“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 这些诗歌从初见倾心到爱极自惭，再到终于遂愿反而疑似梦境，战时短别悬心牵挂难以入睡，生动地展现了将军的铁骨柔肠，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战争背景下，爱情的坚韧与美好 。

 

彭雪枫写给妻子林颖的家书、左权写给远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的家书，以及许许多多带有个人色彩的诗歌、书信、日记等文本，都充满了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这些文字虽然朴实无华，但却饱含着真挚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了战争时期人们内心深处的柔软与坚强。在残酷的战争面前，这些个体的情感故事，如同一束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抗战的意义和价值 。

 

二、笔为利剑，墨作硝烟：抗战文学的战斗伟力

 

（一）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宣传的曲折推进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国民党当局对文化宣传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九一八事变” 的爆发，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国民党当局，使其开始意识到文化宣传在抗战中的重要意义。在此之前，国民党对文化工作的关注度相对不足，但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使得国民党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化宣传的作用。此后，舆论管控有所放松，当局报纸开始为抗日救亡作品开放绿灯，各地党部及文化机构也积极组织编创、演出一批宣传抗日救亡的剧本 。

 

然而，在全面抗战之前，国民党当局在抗日救亡宣传上表现得首鼠两端、犹豫不决。一方面，他们认识到需要通过文化宣传来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担心抗日救亡宣传会引发社会动荡，影响其统治地位。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抗日救亡宣传在推进过程中面临诸多阻碍 。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局势，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文艺政策调整到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上来。1938 年 2 月 6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同年 4 月 1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主管文化宣传工作。郭沫若出任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下设三个处，分别掌管动员工作、艺术宣传和对敌宣传 。

 

第三厅的成立，为抗战文艺宣传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洪深、郑用之、徐悲鸿等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纷纷参与其中，他们积极组织和开展各种文艺宣传活动。第三厅将此前成立的救亡演剧队、宣传队整编为 10 个抗敌演剧队、4 个抗敌宣传队、1 个孩子剧团、1 个漫画宣传队、1 个电影制片厂、5 个电影放映队。这些文艺团体如同一支支轻骑兵，奔赴各个战区，深入前线和敌后农村，以演剧、歌咏、文字和口头宣传等形式，广泛传播抗日救亡的思想 。

 

抗敌演剧队在各个战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高度的重视。陈诚部长亲自授旗，并表示 “这十个队要当十个师用”，这充分体现了抗敌演剧队在抗战宣传中的重要地位。演剧队所到之处，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的演出不仅丰富了军民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广大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抗战意志。在第四战区，抗敌演剧队的演出让官兵们深受感动，他们看到这些青年文化工作者冒着风霜险阻来到前线，为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和鼓舞，官兵们的士气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

 

源自战区生活的作品对战区工作发挥了积极效应。话剧《桂南前线无战事》在曲江演出时，张发奎和余汉谋两位战区司令长官都在现场观看。余长官看到剧中有张长官慰问民众的情节，对张长官说：“此剧告诉了我许多方法。” 这表明这些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能为实际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蜕变》在各地的演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陪都重庆几轮公演，均反响热烈，中国万岁剧团因演出此剧而获得戏剧指导委员会的嘉奖；在上海 “孤岛”，该剧每天日夜两场，连演 35 天，天天满座，令日本军方甚感恐慌，对公共租界工部局施加压力，才终止了演出热潮 。

 

这些演出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对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触动。它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和坚定的抗战决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支持。通过这些文艺宣传活动，中国人民的抗战形象更加鲜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关注也进一步加深 。

 

（二）共产党领导区域：文艺力量的蓬勃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将其视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宣传工作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 爆发后，丁玲主编的《北斗》在杂志界率先推出抗日作品，田汉、楼适夷、白薇、李辉英、穆木天等左翼作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以笔为武器，用犀利的文字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唤起民众的觉醒和抗争意识 。

 

舒群、罗烽、白朗、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东北作家，因家乡沦陷而流亡关内，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侵略者的仇恨。他们以亲身经历为素材，生动地描绘了东北人民在日军铁蹄下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这些作品激发了广大民众对侵略者的痛恨，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

 

1935 年，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八一宣言》发表后，以上海为中心掀起了 “国防文学” 热潮。“国防文学” 强调文学的抗日救亡主题，主张文学要为抗战服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这一思潮的兴起，为抗战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了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 。

 

全面抗战时期，延安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强大的感召力，吸引了大批文艺工作者与青年学生。延安成为了抗战文艺的中心，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学校如同一座座文艺的摇篮，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文艺人才。这些人才在延安接受了系统的文艺教育和思想熏陶，他们深入抗战生活，从火热的现实中汲取养分，创作出了大量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文艺作品 。

 

1938 年，田间、史轮、邵子南等在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这一运动犹如一阵春风，吹遍了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街头诗以其短小精悍、风格质朴、节奏铿锵有力的特点，迅速在群众中传播开来。这些诗歌如同一把把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又似一声声号角，鼓舞着人们的斗志。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这首诗以简洁而有力的语言，揭示了不抵抗的后果，激发了人们的反抗意识 。

 

街头诗的传播范围广泛，影响力巨大。在晋察冀根据地，仅在 1941 年 7 月之前，就印行了多种街头诗集，如《战士万岁》《在太行山上》《文化的民众》等。这些诗集在根据地广泛流传，深受军民喜爱。一册街头诗集《粮食》在晋察冀边区销售就达七千份，足见街头诗的战时威力及前途。田间在一个村庄的门楼上，看到自己在延安所写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用很大的字写在那里，还配着一幅画，这充分展示了街头诗的魅力与感召力 。

 

全面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焕发出新的生机。一方面，源远流长的传统诗词在现代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民间能写旧体诗词者众多。在战时，他们备受生离死别、艰难困苦的折磨，感情波澜起伏，旧体诗词成为他们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这些诗词或抒发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或表达对侵略者的痛恨，或倾诉对亲人的思念，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

 

另一方面，旧体诗词多为精短的绝句律诗小令，易于传播。它们可以通过口口相传、书信往来等方式，迅速在群众中流传开来。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借此架起统一战线的桥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高自立、陈毅、阿英、李一氓、彭康、聂荣臻、吕正操、邓拓等共产党人联合地方耆老，分别于 1941 年 9 月、1942 年 11 月、1943 年 1 月，在延安、华中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发起成立怀安诗社、湖海艺文社、燕赵诗社等以旧体诗词创作为主的社团。这些社团的成立，密切了与地方耆老士绅的感情，凝心聚力联合抗日，其社会效应十分显著 。

 

对于平均文化程度不高的根据地民众来说，戏剧是最易于取得宣传效果的艺术形式。因此，陕甘宁边区与各根据地都十分重视剧团建设。晋察冀边区规模较大的剧团有西战团、抗敌剧社、联大文工团等，这些剧团在专业剧团的带动下，通过培养基层文艺骨干等方式，大力扶持民间剧团的发展。一时间，业余剧团遍布边区县、镇、村、学校、部队，形成了 “村村有剧团，人人都参与” 的繁荣景象 。

 

1940 年，边区普遍兴办村剧团，1941 年到 1942 年，开展 “创造模范村剧团” 活动，北岳区、冀中区各有 1500 个村剧团。这些村剧团在抗战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组织了许多军民誓约晚会，在恢复 1941 年大 “扫荡” 后军民情绪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分区 1942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底，“在游击区沟线外共演出二十二次，有八十三个村庄的观众，共八九千人”。戏剧演出不仅宣传抗战、鼓舞士气，还活跃了根据地文化生活，满足了军民的文化需求，纯洁了社会风气 。

 

所演剧种丰富多样，有话剧、小歌剧、多幕歌剧，还有秦腔、河北梆子等地方戏曲。这些剧种在人物性格、语言乃至布景、服装、化妆等方面都尽力贴近当地生活，适应军民的审美趣味。所演剧目主要取材于边区根据地建设与敌后抗战的现实生活，密切配合工作，涉及动员参军、反 “扫荡” 战斗、多民族团结抗战、根据地建设、农村妇女解放、军民关系、防范汉奸、改造落后分子等多个方面 。

 

1939 年 4 月下旬，一二○师主力与冀中军区部队在掌握了准确情报的前提下，对包围齐会村的日军内外夹击、外线打援，一举歼敌 700 余人，“齐会战斗” 打响前夜，战斗剧社搭台演戏。戏演完天已发亮，胸有成竹的贺龙将军登台做战斗动员。这边，战斗剧社继续收拾幕布、布景，那边，八路军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战斗。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文艺宣传与军事斗争紧密结合的胜利 。

 

戏剧题材源于现实，艺术形式汲取传统养分，表演风格贴近生活，因而取得了巨大的宣传效果。据新华社晋察冀 1943 年 6 月 28 日报道，在晋察冀边区的政治攻势中，艺术工作者深入敌占区，据不完全统计，在 1942 年的三次政治攻势中，“抗敌剧社、西战团、联大文工团、火线剧社、铁血剧社、七月剧社等七个剧团，曾先后在游击区及敌占区演出三百十五次，展览一百零八十次，写大标语二百三十四件，街头宣传二百十五次，吸引观众十二万五千余人，编大小剧本一百八十八篇，歌曲九十一个，通讯、报告、宣传诗等一百五十四篇” 。

 

“村剧团搞得红火热闹，凡是根据地内的村庄，几乎村村都有。有的村剧团还置备了汽灯、幕布。有的剧团由武装保护着到敌人据点附近去演出。…… 据说，有的伪军，换了便服，叫咱们的‘内线关系’领着出来看”。根据形势的需要，冲锋剧社分成两支文艺小分队，配属两个武工队到敌占区开展活动，“走到哪里就把战斗的歌声和戏剧带到哪里”。剧社在进行抗战宣传的同时，也从军民抗敌斗争中汲取新鲜的养分，丰富文艺创作，增强了宣传效果 。

 

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1939 年 10 月突破敌人重兵封锁的同蒲线，进入晋察冀边区。他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遍历十五个县五百多个村庄，遍访军政民各界。在切身体验与深入考察的基础上，于 1940 年 7 月写出《华北敌后 —— 晋察冀》，留下了对模范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真实记录与深刻感悟。他高度评价道：“戏剧在晋察冀发挥了充分的效能。凭借着这一支有力的宣传武器，教育了晋察冀一千二百万民众，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政治水平，发扬了民族精神，揭破了敌伪阴谋。在每一项工作上，戏剧不仅起了宣传作用，而且起了启蒙作用。在一切工作的困难前面，戏剧发挥了解释、说服和鼓动的力量。多少壮丁，由于看了一出戏，而自觉的、坚决的参加了抗日部队。不少的顽固分子受到戏剧的感动而悔过自新。边区的戏剧不仅起了伟大的政治作用，在它自身亦已逐渐凝结为民族戏剧的雏形。” 晋察冀戏剧不仅反映了抗战现实，而且 “还能看出未来的光明远景，和侵略者、反动力量的灭亡。每一出戏中都充满了晋察冀的乡土气息和人民英勇斗争的情绪，晋察冀的进步和团结，也充分的在舞台上表现着” 。

 

易于接受与传播、普及性强的艺术形式，除了戏剧，还有歌曲。活跃在延安与晋察冀、华中等根据地的音乐工作者努力从地方戏曲、曲艺、民歌等民间音乐汲取养分，融汇现代音乐元素，与诗人共同创造出时代色彩鲜明的一支支抗战歌曲，如《延安颂》《游击队之歌》《八路军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 字为后来所加）等。这些歌曲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振奋人心的歌词，迅速在根据地传唱开来，成为鼓舞军民斗志的有力武器 。

 

其中影响最大的经典当数《黄河大合唱》。1938 年 8、9 月间，诗人光未然以第三厅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名义，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到第二战区晋西吕梁游击区，从事抗日宣传，并见缝插针进行创作。途中，乘民船横渡黄河，领略黄河的风貌，壶口瀑布波涛呼啸、震撼峡谷的气势尤其令他印象深刻。1939 年 1 月，光未然行军中坠马，左臂骨折，中旬抵延安治疗。在医院治疗期间，整理抗战宣传尤其两次横渡黄河的所见所感，拟作长诗《黄河吟》 。

 

适在鲁艺任教的音乐家冼星海来医院看望，交流中希望再度合作成声乐作品。光未然已经酝酿有日，此时创作激情如同奔突已久的地下岩浆砰然爆发，仅五天便写出了《黄河吟》组诗。1939 年 1 月 26 日，除夕夜联欢晚会上，光未然动情地朗诵刚刚完成的组诗《黄河吟》，冼星海听罢激动异常，当即表示有把握写好曲谱。为了 “吃透” 歌词的精神，他采访光未然的队友，深入了解黄河的样态、横渡黄河的体验与两岸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在酝酿成熟的基础上，3 月 26 日正式动笔，以六天的神速于 3 月 31 日谱出全曲，又用一周时间完成伴奏乐谱。经过试唱、修改、完善，一部划时代，也跨世纪、跨地域、跨民族的伟大作品横空出世 。

 

1939 年 4 月 13 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公演，演剧三队三十余人参加演出，“鲁艺” 音乐系学员组成乐队伴奏，邬析零指挥，光未然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千人观看，掌声雷动。5 月 11 日，在庆祝 “鲁艺” 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北门外中央组织部大礼堂再次公演，以 “鲁艺” 音乐系学员为主，参加演出者有上百人之多，冼星海亲自执棒，观看演出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7 月，为欢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回到延安，《黄河大合唱》又一次公演，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兴奋地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1939 年 8 月，重庆生活书店迅即推出《黄河大合唱》单行本。《黄河大合唱》犹如鲲鹏展翅，扶摇直上，将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与审美高度的歌声传遍大江南北，进而飞越浩瀚的海空，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经典 。

 

抗战歌曲乃至整个抗战文学的伟力之大，难以形容。《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响彻大江南北，前线后方，而且鼓舞着中国远征军第二次赴缅作战威震海外、得胜归来；当年不知有多少青年唱着《延安颂》跋山涉水奔赴延安，至今这首歌仍然令人向往宝塔山的金光；《黄河大合唱》写出了炎黄子孙对悠久历史与壮丽山河的自豪，倾诉了遭受侵略的巨大苦难，表达出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抗争意志与收复家园的必胜信念，讴歌了抗日英雄、游击健儿乃至觉醒了的民族，这部民族壮歌唱得多少人心潮澎湃，激励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历史走向未来 。

 

三、血火记忆，真实映照：抗战文学的历史见证

 

（一）非虚构作品：战场的直接呈现

抗战文学中的非虚构作品，犹如一面镜子，清晰而真实地映照出战争的残酷与壮烈，成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的重要窗口。在抗战时期，新闻出版业的迅速发展为非虚构作品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而报告文学这一新兴文体的崛起，更是让人们能够及时、深入地了解战争的进程和英雄们的事迹 。

 

上古时期的战争文学，韵文以抒情为主，散文类多见于历史典籍，但受史书性质的限制，其即时性不足。中古时期，文学虽逐渐独立发展，战争文学作品增多，但除民间笔记与纪实诗外，即时性仍被其他因素冲淡。清末民初，新闻出版业的兴起为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黄远生所代表的文言纪实性通讯 —— 报告文学的雏形登上历史舞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则开现代白话系列通讯之先河 。

 

“九一八事变” 和 “一・二八事变” 的爆发，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人对战争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促使报告文学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描述东北抗战和 “一・二八” 淞沪抗战的报告文学作品。立川的《血战归来 —— 关外义勇军抗日纪实》，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关外义勇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日军进行英勇战斗的场景，展现了他们的顽强意志和爱国精神；韵绮的《三日从军记》，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记录了从军三日的所见所闻，让读者感受到了战争的紧张和残酷；醒槐的《一个无名义军的自述》，以一名无名义军的视角，讲述了他在抗战中的经历和感受，揭示了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抗争 。

 

在记述 “一・二八” 淞沪抗战的作品中，南强编辑部（实则为钱杏邨）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收录了多篇反映淞沪抗战的报告文学，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这场战争的全貌；翁照垣将军口述、罗吟圃笔记的《淞沪血战回忆录》，则以将军的亲身经历，详细描述了淞沪抗战的激烈战况、爱国官兵的牺牲精神以及军民团结的动人场景，同时也表达了部队奉命撤退时的郁闷激愤之情 。

 

这些作品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侵略者的残暴，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苦难与抗争。作品中对爱国官兵和普通民众的描写，展现了他们的英勇无畏和爱国情怀，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力量。这些作品还通过生动的描写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战争的氛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

 

全面抗战爆发后，反映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战况、战争态势与英雄人物的通讯、散文与报告文学大量涌现。在战略防御阶段，报纸杂志纷纷投入大量篇幅报道战争，这些通讯、散文与报告文学结集出版之多，在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盛况空前。这一时期，国人急切地渴望了解战局的态势，知晓抗战将士浴血搏杀的事迹，而这些非虚构作品正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

 

在抗战时期，记者们成为了非虚构作品创作的重要力量。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大批记者赶赴战地采访，他们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战争的每一个瞬间。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等重要战役，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长沙大捷等重要胜利，以及 1945 年 9 月 2 日在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都有记者的身影。他们的报道不仅及时、准确，而且富有文学性，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正面战场的战斗情势，刻画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

 

范长江是抗战时期著名的记者之一，他的战地通讯具有独特的风格。他赴卢沟桥前线采写的通讯，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入的分析，提供了战争风云变幻的大量细节。他揭穿了日本侵略者的狡诈贪婪，赞颂了我军将士的爱国情怀与牺牲精神，同时也指出了我方备战不力、供给不足等问题与困难。随后，他跟进抗战前期战局的通讯，视野开阔、分析透彻、细节鲜明，展现了他对战争的深刻理解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他的战地短讯快捷准确，能够及时传递战争的最新消息；时事评论纵横捭阖，对战争的形势和走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预测；长篇通讯则气若长虹，以宏大的叙事和深刻的思想，展现了战争的全貌和历史意义 。

 

台儿庄之战取得完胜后，范长江与池峰城师长同入台儿庄，进行战地踏查。他边走边访，很快写出了 4000 余字的通讯《慰问台儿庄》。这篇通讯气势磅礴，叙事节奏匆促，夹杂其间的文言色彩，平添了抑扬顿挫之感。文中对台儿庄战场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激烈，“台儿庄内，断壁残垣，焦土一片。昔日繁华的街道，如今已变成了一片废墟。炮弹的爆炸声、机枪的扫射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对官兵们英勇战斗的事迹的叙述，充满了敬佩之情，“池峰城师长身先士卒，带领着官兵们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这些描写让读者仿佛置身于战场之中，感受到了战争的硝烟和战士们的英勇 。

 

陆诒也是一位杰出的战地记者，他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国共两党及其军队的重要人物，还借助参加全国慰劳总会慰问团赴鄂西劳军的机会，受命探访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软禁在恩施的新四军叶挺军长。他的通讯现场感十足，时代感鲜明，通过对这些重要人物的采访，展现了他们的领导风范和抗战决心，也让读者了解到了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合作与分歧 。

 

陆诒关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部在五台山区建立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道，产生了轰动效应。他详细描述了根据地建立的过程和意义，“聂荣臻将军率领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将士们，深入五台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他们与当地百姓紧密合作，共同抗击日军的侵略。根据地的建立，为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国的抗战树立了榜样。” 这篇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激发了人们的抗战热情 。

 

子冈性格开朗、意志坚韧、有胆有识、文风犀利、锋芒毕露，她的通讯视野开阔，涉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她笔下的孙夫人、蒋夫人、张自忠将军、我军伤病员、城市清道夫、妇女、儿童以及日本俘虏等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有些人物刻画和场景描写不输小说。她对张自忠将军的描写，展现了将军的英勇和忠诚，“张自忠将军在战场上，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果敢，让人感受到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 这些描写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品质 。

 

吕德润作为特派战地记者，参加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赴缅作战，他的通讯反映出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作战的艰辛与神勇，以及中国远征军同反法西斯战争盟友美军的合作抗日。他描述了中国军队在缅甸的艰苦战斗，“在缅甸的丛林中，中国军队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日军的顽强抵抗。他们不畏艰险，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一次战斗中，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近身肉搏，战士们毫不畏惧，用手中的武器与敌人拼杀，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些描述让读者感受到了中国军队在异国他乡作战的不易和他们的英勇精神 。

 

朱启平记述密苏里舰上受降仪式的通讯《落日 —— 记日本签字投降的一幕》，以饱含历史感与民族自豪感的笔触刻画出胜利者的自豪与失败者的狼狈，留下了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性画面。“签字的日本代表，一个个低着头，脸色苍白，神情沮丧。他们的手颤抖着，签下了投降书。而盟军代表们则昂首挺胸，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这一刻，世界见证了日本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 这段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受降仪式的庄严和神圣，让读者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在经历了漫长的抗战后，终于迎来胜利的喜悦和自豪 。

 

除了记者，曹聚仁、夏衍、廖沫沙、王西彦、黄药眠、林林、萧乾、谢冰莹、臧克家等作家也以战地记者等身份赴正面战场采写战地通讯，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臧克家描述台儿庄大捷的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影响甚大，真实地展现了台儿庄战役的激烈和中国军队的英勇，“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双方在战场上反复厮杀，伤亡惨重。但中国军队始终坚守阵地，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然而，由于作品中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功绩描写过于突出，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担忧，对李宗仁题材作品加以限制 。

 

萧乾的通讯作品同样具有独特的魅力，他既有采访空军烈士刘粹刚之妻许希麟女士之后写出的《刘粹刚之死》，也有记述八路军奇袭日军的《一个破坏大队长的自白》，还有滇缅路题材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与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及纳粹战犯审判的特写。他的作品中，记者的敏锐眼光与小说家的形象描摹能力交相辉映，细节充盈、形象鲜明，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刘粹刚之死》中，他通过对许希麟女士的采访，展现了刘粹刚烈士的英勇事迹和许希麟女士的坚强与悲痛，“许希麟女士在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但她很快振作起来，决心继承丈夫的遗志，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些描写让读者感受到了英雄背后的家庭故事和他们的奉献精神 。

 

萧乾与朱启平担任盟军随军记者，报道欧洲与太平洋战场，这不仅证明了中国记者作家的人类情怀与出色能力，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员，中国不仅在东方大陆战场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也以多种形式在欧洲战场与太平洋战场做出了积极贡献 。

 

（二）虚构作品：战争中的人性与命运

抗战文学中的虚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从多个维度展现了战争的全貌，成为我们理解抗战历史和人性的重要窗口。这些作品通过小说、话剧等形式，不仅控诉了日军的暴行，描绘了军民的抗战，还深入思考了战争对人性的影响 。

 

草明的短篇小说《受辱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位女性在日军性暴力下的悲惨遭遇。主人公在遭受日军的凌辱后，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的生活从此陷入了黑暗的深渊。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日军性暴力的罪恶，让读者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脆弱。“她眼神空洞，身体颤抖，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生命力。曾经的青春活力和对生活的憧憬，在那一瞬间被彻底摧毁。” 这种描写让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受害者的痛苦和无助 。

 

丁玲的短篇小说《泪眼模糊中之信念》（后改题为《新的信念》）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同样聚焦于日军性暴力的罪恶。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丁玲不仅控诉了日军的暴行，还深刻地写出了同胞出自传统贞操观对受辱者的精神上的二度伤害。主人公贞贞被日军掳去做了慰安妇，当她回到家乡时，却遭到了周围人的歧视和排斥。然而，丁玲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受害者的同情上，她更展现了受辱女性以复仇洗刷耻辱的强烈反转。贞贞在经历了痛苦和磨难后，逐渐坚强起来，她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反抗侵略者，为自己和同胞报仇雪恨 。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长篇小说，它首次以长篇小说的篇幅描写了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联前身）英勇抗日、并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小说通过对一群抗日战士的描写，展现了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不畏强敌，顽强战斗的精神。他们在战斗中不断成长，逐渐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成为了真正的抗日英雄 。

 

萧红的《生死场》以东北农村为背景，描绘了在日军侵略下，农民们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抗争。作品中，农民们不仅要忍受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还要遭受日军的欺凌和压迫。然而，他们并没有屈服，而是在生死边缘奋起反抗。“在那片被战火燃烧的土地上，农民们拿起了简陋的武器，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不屈，仿佛在向侵略者宣告：我们绝不屈服！” 萧红以她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描写，展现了农民们的坚韧和勇敢，也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和对社会的破坏 。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以宏大的叙事展现了东北草原上的抗日斗争。作品中，草原上的人民在日军的侵略下，面临着家园被破坏、亲人被杀害的痛苦。但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团结起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小说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设置，展现了东北人民的英勇和智慧，以及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 。

 

万国安的《三根红线》、吴祖光的四幕话剧《凤凰城》等作品，也表现出义勇军揭竿而起的燎原之势与前仆后继的英勇无畏。《三根红线》讲述了三个年轻人为了抗日，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和生命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爱国的真谛，展现了年轻人的热血和担当。《凤凰城》则以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为背景，塑造了一群英勇无畏的抗日英雄形象。他们在凤凰城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为了保卫家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

 

陈铨的四幕话剧《野玫瑰》，以抗日特工为题材，展现了他们的明敏睿智与牺牲精神。剧中的特工们在敌占区，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情报，破坏敌人的计划。他们的工作充满了危险和挑战，但他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部作品既有现实基础，又具艺术表现力，在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 。

 

张恨水的长篇小说《虎贲万岁》，虽然在艺术表现上存在一些瑕疵，但它基本上反映了 1943 年 11 月至 12 月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将军率部 8000 余人死守常德、战至仅存 200 人的惨烈战况。小说中，五十七师的将士们在常德城下，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毫不畏惧，坚守阵地。尽管最终只有少数人幸存，但他们的英勇事迹却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

 

阿垅 1939 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南京》，真实地反映了我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浴血奋战，同时对军事当局的战役部署亦有批评。作品以饱满的激情和成熟的文字，展现了南京保卫战的激烈和残酷。“南京城的上空硝烟弥漫，枪炮声震耳欲聋。我军将士们在城墙上，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阿垅对军事当局的批评，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让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南京保卫战的历史 。

 

丘东平的短篇小说《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以淞沪会战为背景，既表现出官兵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果断出击斩获可观战果，又抨击了国民党部队的军阀作风。林连长在归队途中，向兄弟部队团长请求补给粮食，却遭到无情拒绝，甚至被强行缴械。回到所属部队后，还被营长执行了上级下达的枪毙军令。这部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国民党部队内部的腐败和黑暗，以及战争对人性的扭曲 。

 

晋察冀诗人以他们的笔触，描绘了战争的灾难和人民的苦难。邵子南的《五十九个》抨击侵略者野蛮至极的 “三光” 政策，诗中描述了日军的暴行，“日军的铁蹄践踏过村庄，烧光了房屋，杀光了百姓，抢光了财物。五十九个鲜活的生命，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钱丹辉的《敌人与黑夜》揭露日军以 “清查户口” 为名放肆地闯进民房、致姑娘含辱惨死的罪恶；商展思的《她变成了疯傻》痛诉年轻的母亲被侵略者夺去娃娃生命之后的疯傻；方冰的《过平阳镇》以简洁的笔触叙写了日寇将平阳千余人尸体填满水井地窖的惨剧之后，又表现出人民顽强不屈的坚韧意志 。

 

这些诗篇不仅反映了战争的残酷，也展现了人民的坚强。曼晴的《打灯笼的老人》以质朴而生动的细节描写表现鱼水一家亲的军民关系，“老人提着灯笼，在黑暗中为战士们指引着道路。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关切和温暖，仿佛在告诉战士们：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区长》更是以民众冒死保护区长的行动写出了根据地干部群众之间的骨肉深情。这些诗篇绘出了 “动人的人民战争

 

四、传承与启示：抗战文学的当代回响

 

（一）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

抗战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于主题、风格和精神内涵等多个维度，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 。

 

在主题方面，抗战文学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素材。许多当代作家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灵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的作品。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以抗日战争为背景，通过对主人公姜大牙从一个草莽英雄成长为一名优秀指挥员的历程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及在战争中人性的光辉与丑恶、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作品深入探讨了战争对人的影响，以及在战争背景下个人的成长、奋斗和牺牲，让读者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

 

都梁的《亮剑》则以李云龙等抗日英雄为核心，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英勇无畏的抗日战士形象。李云龙身上那种勇往直前、不畏强敌的 “亮剑精神”，成为了作品的灵魂，激励着无数读者。作品不仅展现了抗日战争的激烈和残酷，更传达出一种坚韧不拔、永不言败的精神力量，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展现出的伟大精神 。

 

在风格上，抗战文学的现实主义风格对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当代作家继承和发扬了抗战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描绘，以真实、生动的笔触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状态。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通过对家族故事的叙述，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顽强抗争和不屈精神。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描绘了一幅幅充满生命力和激情的画面，让读者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热血与豪情 。

 

铁凝的《哦，香雪》则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偏远山村女孩香雪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展现了在时代变革背景下，普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努力。作品以小见大，通过对香雪个人命运的描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刻内涵 。

 

抗战文学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成为当代文学的精神支柱，激励着当代作家在创作中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当代作家在创作中，将这些精神融入到作品中，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设置，展现出人性的光辉和伟大的精神力量。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虽然以宇宙为背景，但其中所蕴含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以及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都与抗战文学所传达的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 。

 

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草房子》，通过对桑桑等孩子成长历程的描写，展现了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孩子们所展现出的坚韧和勇气，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作品充满了温暖和希望，让读者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和力量，体现了抗战文学精神在当代儿童文学中的传承和发展 。

 

（二）对民族精神传承的重要意义

抗战文学在传承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所展现出的伟大精神品质 。

 

抗战文学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在抗战时期，无数中华儿女为了保卫祖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爱国情怀和牺牲精神，成为了抗战文学的重要主题。这些作品通过对爱国英雄的歌颂和对侵略者的批判，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抗战文学的经典之作，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振奋人心的歌词，成为了鼓舞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劲动力。“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句歌词，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在当代社会，《义勇军进行曲》依然激励着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抗战文学中所展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抗战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成为了抗战文学的重要内容。这些作品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和赞美，弘扬了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在抗战文学中被广泛传颂。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为了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毅然决然地把敌人引上了狼牙山峰顶，在子弹打光、石块用尽的情况下，他们宁死不屈，跳下悬崖。他们的英勇事迹，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无畏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壮举。在当代社会，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依然激励着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勇于担当，无私奉献 。

 

抗战文学所传达的坚韧不拔、团结一心的精神，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抗战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团结一心，共同抗击侵略者。这些作品通过对人民群众抗战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他们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以及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精神品质 。

 

《黄河大合唱》以其磅礴的气势和深刻的内涵，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的坚韧不拔和团结一心。作品中，通过对黄河的赞美和对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回顾，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痛恨，以及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精神。在当代社会，《黄河大合唱》依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 。

 

在当代社会，传承抗战文学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对于培养人们的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通过阅读抗战文学作品，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抗战历史，感受先辈们的爱国情怀和牺牲精神，从而激发自己的爱国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

 

抗战文学所传达的民族精神，也能够激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在当今社会，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如经济压力、社会竞争、环境污染等，抗战文学所传达的精神，能够让人们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坚定信念，努力克服困难 。

 

抗战文学还能够促进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的增强。在当代社会，民族团结是国家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抗战文学所展现的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精神，能够让人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 。

 

五、结语：永不落幕的精神史诗

 

抗战文学，作为中华民族在血与火中淬炼出的精神瑰宝，承载着那个时代的苦难与辉煌，凝聚着民族的坚韧与不屈，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的心灵写照，以文学的形式展现了民族的心声，传达了人民的喜怒哀乐、恐惧与希望，成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 。

 

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抗战文学发挥了强大的战斗伟力。它是鼓舞民族斗志的嘹亮号角，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中；它是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让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它是瓦解敌人斗志的有力武器，通过揭露侵略者的暴行和本质，削弱了敌人的战斗意志 。

 

抗战文学还是抗战历史的忠实见证者。非虚构作品如实地记录了战争的残酷与壮烈，展现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激烈战斗，让后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战争的硝烟和战士们的英勇；虚构作品则深入挖掘了战争中的人性与命运，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设置，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考验和对社会的冲击，使我们对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

 

抗战文学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成为了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作家从抗战文学中汲取灵感和力量，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的作品，传承和发扬了抗战文学的精神 。

 

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抗战文学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抗战文学，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感受抗战文学的魅力和力量，从而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增强民族凝聚力。抗战文学所传达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勇往直前，克服困难，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

 

展望未来，抗战文学将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光芒。它将不断地被后人解读和传承，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桥梁。相信在抗战文学精神的鼓舞下，中华民族必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

 

作者简介： 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著作《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作品选》（河北美术版）。袁竹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400余万字，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四川农村报”“少年先锋报”“作家网”“起点中文网”“喜马拉雅”等各大媒体。歌词《石榴红》荣获“词曲中国2025当代百首优秀作品”大赛决赛金奖。 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在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栏目连载。文学评论《新世纪蜀韵：四川作家笔下的文学版图》《阿来：于藏地书写中构筑文学的宏大宇宙》《〈贾平凹文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棱折射》等四十多篇论文被中国作家网发表，其中“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2024年度十佳”系列评论引关注。“作家网”刊载《＜白毛女＞的艺术融合之旅》《山河为证：抗战精神的时代长歌》《光影铸魂——解码中国电影的文明重构与精神谱系》等艺术评论50余篇。长篇小说《东升》单行本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