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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岚与张俊彪访谈录
时间:2026年7月23日
地点:陕西省旬邑县张俊彪文学艺术馆
➤红色风骨与丝路气度
曾岚:您生于甘肃,创作始终扎根西北厚土,能否聊聊西北文脉在您的人生与创作中,埋下了怎样的精神底色?
张俊彪:我生长在陕甘黄土高原的正宁县一个偏远落后又干旱贫困的农村,这里是陕甘边苏区最早的起源点,陕甘根据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永和塬苏维埃政府,早于南梁政府,就在我的村子里。故乡的人家,几乎都为中国革命做过重大贡献,都有过亲人牺牲。我父亲张自强的前妻,结婚不久,因父亲被在家养伤的红军游击队指导员发展为地下情报员,后成长为陕甘边02号特情员,在一次单独执行传递重要绝密情报离家多日期间,被国民党地方军队抄家时杀害,不到18岁。我母亲张菊花的前夫刘志藩,解放战争前夕,担任中共新正县(甘肃宁县、正宁,陕西旬邑、邠县——今彬州市,各一部分疆域)第九区党委书记兼区长,并兼任游击总队政委,在打了一个胜仗后,遵照关中分区指令,在指定村庄召开领导会议总结战斗时,遭敌重兵包围,五位领导和警卫人员全部英勇牺牲,无一生还。我小时候是听着村里的长辈和游击队员们的革命故事长大的,那时候,就曾萌生过把这片黄土地里的血火战斗故事写出来的念头。
曾岚:您早年书写大量西北红色文学,记录西北大地的热血与坚守,而丝路文化代表着西北的开放与包容,红色风骨与丝路气度,这两个看似不同的文化脉络,如何共同构成您的创作体系?
张俊彪:我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开始收集陕甘宁根据地、西北革命和江西根据地的相关资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就开始采访战争场地和当事人,并采用文学与传记相结合的写作手法,提出传记文学的文体,先后出版了长篇传记文学《鏖兵西北》《血与火》《最后一枪》等10余部数百万字作品,真实记述了陕甘根据地的创建、宁都暴动、西路军覆灭、大西北解放的艰险历程,生动再现了刘志丹、谢子长、董振堂、赵博生、彭德怀和赵铁娃等将帅和英雄的人物形象,不仅填补了西北党史和军史的诸多空白,还为江西错误“肃反”错杀10多位革命将领公开平反昭雪,为陕北历史与红军西征等历史问题的解冻直至解决,起到了催化与推动作用。这与我大量掌握第一手档案历史资料,大江南北,黄河流域,西出阳关,东过陕北,实地勘探踏访革命战斗场地,采访三百多位战争的亲历者与事件的见证者,其中省军级以上领导近百人,当然也阅读了数以百计的相关历史与文学书籍,从而开阔视野,洞开胸襟,融合黄土地文脉与丝路文明,息息相关。
曾岚:您见证经典舞剧《丝路花雨》从初创筹备到走向全国、风靡世界的全过程,在您看来,丝路文化的核心魅力是什么?它为何能跨越时代、打动不同地域的受众?
张俊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宋平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享誉中外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大型话剧《西安事变》,都是宋平最先提出的创作思路和题材导向,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坚,宋平夫人陈舜瑶(时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亲自策划,宋平利用星期天去剧团听剧本初稿的朗读,邀请兰州军区政委肖华亲自看彩排,我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全过程。《丝路花雨》的成功,重要在于,它从题材旨趣、表现形式、策划方略、审美趋向和传播手法,都从始至终贯穿了丝路精神主旨:变革、开放、融汇、美善。
➤从西北到沿海
曾岚:您从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到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深圳市文联主席,当年接到调令时,您对深圳的想象是什么?真正踏进深圳文联大门的那天,您看到的是什么?
张俊彪:我从甘肃选调到深圳,历时一年多,一来当时中央明文规定,深圳不能从西北几省选调干部和人才;二来我也犹豫不决,担心在深圳特区不适应。1990年深圳成为副省级特区市,原局委办升格,市委决定全国选调40岁上下的厅级干部来深圳部局委办担任主要领导,我有幸名列其中。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期间,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晚上找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讲深圳被外界称为“文化沙漠”,决定调我到深圳,改变文化面貌,摘掉“文化沙漠”帽子,请李子奇支持深圳的改革开放建设,同意放人。当年春夏之交,我奉调到深圳,李灏和市长兼人大主任厉有为,分别谈话,主要内容与李灏讲给李子奇的内容大致相同。 当时市文联在桂园路一个红砖民居多层小楼第一单元办公,院子小得只能停几台小车,几个领导挤在一间办公室,一个协会一间房子,条件既简陋又拥挤。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领导带我宣布任职,简陋破旧的会议室里,坐了二三十个干部,大多穿背心和短裤,还有人戴草帽穿拖鞋,乱嚷嚷地一片杂乱,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上班二十多天后,甘肃省委组织部陆浩部长委派干部处范佩君处长给我打电话,说李子奇书记让问一下我,如果不适应,就仍回甘肃,省委宣传部、文化厅、广电厅都有空缺,让我回去自己选单位。这时厉有为已任书记,我去找他,提出回甘肃,让他拍着桌子训道:“深圳选调你来,先后一年多,广东省委组织部下的调令,你是省委组织部和市委双管干部,来二三十天,屁股下凳子还没热,就想拍屁股走人,成什么话!你是文化名人,这么一走,传出去,深圳特区是什么影响?告诉你,有什么困难,提出来,组织解决。想走,你休想!”很快,市委组织部把我妻子侯晓菲和女儿张婉莹一起办到了深圳,我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曾岚:您到深圳时,深圳正深陷“文化沙漠”论。您没有简单否定这一说法,而是提出“沙漠之下有地下水”,深圳缺的不是文化,而是发现和培育的耐心。当年您是看到了哪些现象,让您有这样的判断?
张俊彪:我在深圳文联工作后,当时文联副主席中有祝希娟、胡经之、王子武、何煌友,文联离休干部中有陈江、汤洪泰,市领导中有刘波并兼任市书法家协会荣誉主席,已成立的几个协会中像杨作魁、姚关荣、熊源伟、李兰妮、黄三才、骆文冠、何玉生、王向同、卢绍武、师英琦、洪流、杨素等,《特区文学》钟永华(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现代摄影》社长兼总编李媚,他们都是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专业人才,有的是享誉全国的著名艺术家,他们对我都十分信任和支持,从而坚定了我下决心努力改变深圳文化面貌的志向。特别陆续成立了尚未组建的几个协会,也逐步组建了各区文联及其下属协会,很快将散落在各部门、各行业自谋职业来到深圳的文艺人才吸收到文联各级组织中来,建立健全机构和完善机制,组建文艺队伍,广博吸纳人才,集中全力抓文学艺术精品创作和评论,力求推出一批在全国能引起共鸣的优秀文艺作品,如长篇《鏖兵西北》《花季·雨季》,电影《过年》《找乐》《兰陵王》《花季·雨季》,戏剧《贺方军》《窗外有片红树林》,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歌曲《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到了1995年,全国召开文联工作会议,我大会介绍深圳文艺发展概况和成果,中国文联领导和文艺界名家前辈,发言中纷纷指出,深圳不再是“文化沙漠”,已经是“文化绿洲”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显著版面和位置,发表题为“深圳从‘文化沙漠’到‘文化绿洲’”的长篇专访,深圳从此摘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文化发展进入良性快速繁荣的轨道,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国文联派出调研组,对上海、广东和深圳三省市文联工作进行综合总结,形成报告,指导全国文艺体制改革和机制完善的探索发展。
曾岚:您早期创作以传记文学为主——写刘志丹、写《鏖兵西北》,是在为一段历史“立传”;南下深圳后,以“幻化现实主义”,立足深圳书写时代。从西北到深圳,跨越千里的地域变化,给您带来怎样的思想碰撞?
张俊彪:在西北,我的写作风格和基调,基本上是西北的黄土地文化根性,在深圳工作多年后,受海洋文化和岭南文化影响,特别改革开放思潮从肉体到灵魂的冲击和洗礼,加上各个协会打开国门,率先接纳港澳台和东南亚国家的文艺家入会,不少著名文艺家还被选为深圳市作协、摄影家学会、舞协、音协、剧协、影视协会和文艺评论家协会的理事、副主席,个别还被聘请为顾问或名誉主席,两岸三地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十分频密,特别深港两地文化艺术界率先融合起来,形成了香港回归祖国前的文化认同和融会,我也率团出访了许多西方国家,又被市委市政府选派赴美国与其他十多位年轻高级干部培训一月,开阔了视野和眼界,吸纳了外来的异域文化,并大量阅读了西方的文学、艺术、审美、哲学、宗教方面的经典书籍,尔后写出了《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和《曼陀罗》(《现实与梦幻》)长篇小说,产生了国内外影响。近年,主要作品翻译、出版到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被国内外读者肯定和认可。
➤在开放中扎根
曾岚:您在深圳文联期间,搭建文艺体系、扶持打工文学、都市文学、培育本土文艺力量,让深圳文艺从百项省级以上奖项跃升至两千多项,其中世界文艺奖项五百多项。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张俊彪:在深圳文联工作先后12年,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坚持不拘一格选调重用人才,将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新秀在换届中,推上协会领导岗位,像郁秀、李云迪、从容,当时都是20多岁的青年,在全国省市协会中都是罕见。第二,全国选调优秀的文学艺术人才,无论年龄大小,坚持破格选调,并在协会届中增选进入领导班子,如彭铭燕、苏曼华、杨争光、蒋开儒、李亚威、李建平、从容等文艺人才。第三,对北京明文专电要求处理的作品,例如《没有灵魂的家园》《野兰花》《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等,坚持冷处理,不唯上,不批判,不上报材料,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与后果。第四,在全国率先成立文艺评论家协会,纳入体制,自己兼任首届主席,提出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两手抓,两手硬,齐抓并举,倡导“文艺理论必须走在文艺创作的前面,成为文艺创作前进的火炬”。第五,坚持将文联及协会建制纳入公务员系列,在全国开了先例,使文联和协会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稳妥地向前发展。第六,倡导文联和协会办报办刊,为活跃文艺创作提供园地,搭建平台,当时文联国家刊号的有《特区文学》《现代摄影》《焦点》杂志;省市刊号的有《深圳周末文艺报》《深圳作家报》《深圳摄影报》《特区窗口报》《深圳舞蹈报》《深圳书法美术报》等。第七,坚定支持协会组建业余演出团体,音协业余合唱团,在全国多届专业合唱团比赛中连获金奖,参加多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深圳分会场的合唱表演;舞协业余少儿芭蕾舞蹈团,在全国少儿芭蕾舞蹈大赛中获奖,应邀出访香港回归十周年晚会表演;剧协业余话剧实验体,协会组织创作的《贺方军》《窗外有片红树林》等大型话剧,由业余话剧实验体演出,并参加全国戏剧大赛,获得多项大奖。第八,创建深圳文学基金会,1993年初筹款120万,其中香港企业家马介璋捐资100万人民币,是深圳市第一家基金会。时过一年,深圳市文化局成立深圳文化基金会,半年后,邵汉青、苏伟光、张俊彪共同商定,将深圳市文学基金会、深圳市文化基金会合并,改建设立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会,市财政首次注入资金2000万元,邵汉青任会长,苏伟光、张俊彪任副会长,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文联共同掌管基金会运作和基金分配使用。第九,市文联会同宣传部、文化局组成大鹏文艺奖组委会与评委会,邵汉青(常委宣传部长)主任,苏伟光(文化局长)、张俊彪副主任,王子武、祝希娟、胡经之、董小明、何煌友等十多人为评委,章程中规定评委不参与评奖,颁发全市文学艺术大奖。第十,组建多个尚未成立的文学艺术家协会;组建六个区文联及其学会,提出区文联首届主席由区委文教副书记或常委宣传部长兼任,便于文联初建阶段开展工作;在市文联换届中,我提名市文化局长苏伟光兼任市文联副主席,便于全市文化工作凝聚力量,形成共识。第十一,支持各区文联创办文艺期刊,为基层文艺写作者提供发表作品的阵地。第十二,在文联机关设立协会工作部、创作联络部,把文联工作的全部重心投放在协会和文艺创作方面,出作品,出评论,出人才,倡导“耐住寂寞,潜心写作,潜心研究”的学术氛围;提出“要虔诚地对待文学和艺术,要敬畏文学和艺术”的文化精神;建立“不告状,不内耗,不拆台”的机关作风。第十三,深圳市文联编制采取开放式,由行政编制、事业编制、事业编制企业管理(财政补贴)和企业文化编制(自筹经费,全员聘用)等多种混合编制模式,人员最多时有一百多人。第十四,市文联及其二十多个下属单位全部搬迁红岭路11层办公大楼,彻底改变办公环境,专业作家和工勤人员一视同仁配备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配置电脑和饮水机,办公室和走廊新铺地毯,中国文联主要领导高占祥来视察时赞叹说:“这是全国文联中最好的办公环境,简直就是星级酒店标准!”第十五,彻底解决文联及其协会和文学期刊经费问题,高占祥听了年经费数字,惊叹道:“你们深圳市文联经费,比中国文联经费还要多出不少啊!”第十六,申请财政经费新购一辆中巴车,一辆面包车,实行早九时上班,晚五时下班,避开全市早八晚六上下班时间的车流高峰期,中午解决职工午餐,规划两条行车线路接送职工上下班;节假日值班或举行文学艺术活动,按国家规定标准发放加班费;要求职工在办公室,“男的衣冠整洁,不争吵,不喧哗;女的容颜和悦,不浓妆,宜淡雅,”很快形成机关风气;重大节假日,市文联会同宣传部领导分别带队登门拜访探望离退休老干部和文艺界知名前辈,征求意见,形成制度,全市老干部工作会议受到表彰。 在离开文联岗位时,我向新的领导班子交接工作中,提出未完成的两大遗憾:一是将已纳入正处级事业建制的文艺创作室,改制设立文艺创作研究院(已先后三次向市委市政府呈文审批),将编制8名扩至15名,在文艺创作研究院创办《文艺思潮》双月刊,加强文艺理论研究;二是文艺创作研究院设立后,除全国选调两名中青年优秀评论家外,将因编制或某种原因未调入的莫言、贾平凹、马原、张承志、莫伸调来做专业作家,并在市作协担任相应职务。
曾岚:您从黄土地走来,在深圳完成了从“乡土叙事”到“都市文化建构”的转身。您曾说“深圳文化的危险不在于开放,而在于在开放中失重”。在您看来,深圳应如何避免失重,守住自己的文化根基?
张俊彪:深圳文化艺术界始终要警惕和克服浮躁情绪,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急功近利的创作操守,盲目全盘西化的极端倾向。
曾岚:在您眼中,兰州的厚重丝路文脉与深圳的先锋移民文化,二者之间有哪些相似性、又有哪些可以互补的地方?
张俊彪:两个地域,两种表象不同的文化存在,但实质上都是根植大地,源在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血脉,来自生活与实践的深厚沃土。大西北的雄浑、豪放、淳朴、质实、粗犷、坚毅、顽强、刚烈、直率等幻化为文学艺术的美学特征或文化文明的现实态势,形成了深厚的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文化生长外在模式;岭南地域的温润、兼融、柔细、汲纳、绵圆、和谐等浸淫的文学艺术审美特色或文化文明理想趋势,形成了弥久的浪漫主义为根基的海洋文化或商品文明的外在生态。
曾岚:想请您聊聊,丝路传统文化如何借力深圳的创新活力,实现年轻化、国际化的传播新生?
张俊彪:大西北需要持续发力,大胆革新,勇于创造,借助东南沿海改革开放的活力与生气,汲纳海洋文化与商品文明的时代劲风,在新的时期实现社会与经济建设的跨越式突进,当然文化要先行。
曾岚:最后,想请您用几个关键词,寄语本次“丝路双城”深兰文化专题,诠释两座城市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
张俊彪:在先者必为后,在后者必为先。东南沿海必须借助大西北广阔辽远的资源腹地,永保立而不衰;大西北必定在新时期的伟大进军中,借力东南沿海的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革新创造风暴,后而雄起。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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