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血色与诗性的逶迤

——牧之抒情长诗《红色逶迤》的文本细读与理论纵深

 

作者：陈舟笛

 

在抒情长诗《盘江魂》荣膺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之后，诗人牧之又捧出了他的又一力作——抒情长诗《红色逶迤》。

收到诗人牧之的长诗《红色逶迤》时，正值初秋。黔西南的万峰林在暮色中渐次隐入薄雾，盘江的水声从远处传来，仿佛某种古老而持久的诉说。在这样的时刻阅读一部关于长征的史诗，山河本身就是记忆的容器，而诗歌则是最忠诚的唤醒者。

今年恰逢红军长征出发九十周年。九十年，足以让一代人的记忆沉淀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底色。正如牧之在序诗中写的那样：“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把悲壮揉进伤口和鲜血的故事／一直在我们的血液中逶迤着激荡着”。当然，这句诗可以说是理解这部长诗的一把钥匙。“逶迤”一词在牧之笔下获得了双重意蕴：它既是红军队伍在黔西南崇山峻岭间蜿蜒前行的行军路线，也是红色记忆在民族血脉中绵延不绝的精神轨迹。

然而，“逶迤”的深层含义远不止于此。当我们将这部长诗置于西方文艺批评的透镜之下，会发现牧之的书写实践在历史叙述、记忆建构、创伤见证与空间想象诸层面均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理论深度。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辩证，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对符号传递与身份认同的阐释，凯茜·卡鲁斯创伤理论对“见证”伦理的追问，以及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对栖居与想象的探究，都在《红色逶迤》的文本实践中找到了交汇的节点。

本文将试图在这些理论透镜的观照下，重新审视这部长诗的诗学构造，揭示其在多重维度上所达到的精神高度。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在长征途中途经黔西南州，在州境内活动十天，行程总计两千余华里，共经过七个县及其中的三座县城、六十六个乡镇、三百多个村庄。这短短的十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光辉篇章，也是黔西南各族人民心中挥之不去的历史情结与红色记忆。

牧之以十六个章节的篇幅，以红军穿越黔西南的时光节点为轴线，以经过地点、经历事件、故事细节为承载，完成了一次对这段历史的诗性重构。长诗从第一章《江涛汹涌，折不断闯滩的风帆》起笔，到第十六章《和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收束，牧之找到了一条通向这段历史的“脉络”，并以抒情的方式在红色往事和心灵之间为诗歌搭建起“桥梁”。

 

一是历史的文本性与叙事的自觉。

新历史主义的核心命题“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为我们理解《红色逶迤》提供了第一重理论坐标。“历史的文本性”意味着，人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接近一个物质性的历史存在。换言之，历史并非某种可以直接触及的客观实体，而始终是被叙述、被书写、被建构的。对于九十年后的读者而言，长征早已不是可经验的事件，而是经由无数文本诸如回忆录、史志、文学、影像等所中介的“历史表象”。《红色逶迤》正是这一文本链上的新的一环，它以诗歌的方式参与了对长征历史的再一次叙述。

牧之在序诗中称长征为“故事”，这个看似不经意的措辞，恰恰揭示了历史叙述的本质。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早已指出，历史叙事伴随着语言的修辞性、情节编织与意识形态渗入等诗性色彩。历史学家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的同时，也赋予它们以文学性。牧之将长征称为“故事”，并非对历史真实性的消解，而是对历史呈现方式的自觉，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以诗歌的语言重新“讲述”一段已然存在却被不断重述的历史。

这种自觉在长诗的结构安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牧之在诗中坦言：“在红军走过的黔西南山道／我可以和任何事物说话／可以用任何的思绪浮想联翩”。这种“与任何事物说话”的能力，正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叙述者姿态，他既承认历史的先在性，又坚持叙述的主体性。“任何事物”这一无所不包的范围，暗示着诗人的目光所及之处，历史便从沉默中苏醒。山道不仅仅是物理路径，它承载着脚步声、喘息声、命令声与沉默，而诗人通过与山道“说话”，让那些被时间封存的声音重新响彻。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书写与文学文本一样都是一种叙事，二者具有互动关系。《红色逶迤》的叙事策略恰恰体现了这种互动。牧之在诗中既援引了历史事实——红军途经的七个县、三座县城、六十六个乡镇，又以诗歌的修辞对这些事实进行了重新的意义赋予。他写“草鞋走出的根系有燎原的星火”，将“草鞋”这一具体的历史物象转化为“根系”与“星火”的隐喻序列。“草鞋”是长征中最具标识性的物质符号之一，它指向具体的穿着经验——稻草编织的粗糙、长途跋涉的磨损、脚底血泡的疼痛。然而牧之并未停留在这一写实层面，而是让“草鞋”生发出“根系”，根系向下扎入土地，又向上输送养分，恰如长征在黔西南大地留下的精神脉动；而“燎原的星火”则从微观的血脉上升为宏观的文明图景。从磨损的草鞋到燎原的星火，诗歌完成了一次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而这一飞跃并非对历史的背离，而是对历史意义的深度开掘。

他写“殷红的伤口，藏在接近天空的山巅”，将战争的创伤与山巅的空间意象叠加，使生理的伤口获得了精神的高度。“藏在”一词尤为关键，它暗示了创伤的不可见性与可见性的辩证。山巅是黔西南地貌的制高点，是接近天空之处，将伤口“藏”于此，意味着创伤既被隐蔽又被凸显：隐蔽于日常视线之外，凸显于精神的最高处。这种修辞操作在怀特的理论框架中，正是将历史事件“情节化”的基本手段，通过隐喻和转喻的运作，使杂乱的史实获得了叙事的意义结构。

 

二是文化记忆的符号生产。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回答了“历史如何被叙述”的问题，那么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则进一步追问：叙述之后，记忆如何被固化、传递并转化为集体认同。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不同于日常的交往记忆，它需要借助文字、仪式、纪念碑等稳定的符号载体才能超越代际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红色逶迤》本身就是一件文化记忆的符号装置，它以诗歌的形态，将一段地域性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可被反复阅读、传诵和激活的符号系统。

而长诗中最引人注目的符号操作，莫过于对“红军树”“红军井”“红军桥”这三个意象的创造性运用。在长诗第十六章中，牧之写道：

 

一棵红军树

让我的追忆，在黔西南

鲜血浸染的大地上翻山越岭

一口红军井

被红色的血液清洗

刀光剑影，硝烟弥漫

让落地生根的不朽

在黔西南，感召日月的缅怀

一座红军桥

与红军长征的坚毅与执着有关

那是历史长河的回溯

那是战斗的呐喊和弥漫的硝烟

 

树、井、桥，本是寻常的地理物象，但在牧之的书写中，它们被赋予了符号的职能，成为红色记忆的物质锚点。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这三个意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符号运作系统。按照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红军树”首先是指示性的，它指向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小红军在树下牺牲）；同时它又是象征性的，“树”的生命循环隐喻着精神的永续。“红军井”同样如此：井水指向具体的饮用行为（军民鱼水情），而“被红色的血液清洗”则将井从实用之物提升为精神净化的象征。“红军桥”则更明显地体现了符号的“桥梁”功能，它既是物理的通道，也是历史与当下之间的精神通道。

文化记忆理论特别强调符号的“身份固化”功能。这些物象符号的作用，不仅在于保存记忆，更在于塑造认同。当我们读到“一棵红军树／让我的追忆，在黔西南／鲜血浸染的大地上翻山越岭”时，不仅会被引导去追忆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更被邀请进入一种与这片土地、这段历史相关联的认同结构之中。“翻山越岭”这一动词的使用，巧妙地将追忆的行为与红军行军的身体经验同构，追忆者仿佛重走了那条路，而“鲜血浸染的大地”则将土地本身视为创伤与牺牲的承载者，使认同不再停留于智性层面，而是深入情感与身体的记忆之中。

长征在漫长的文化记忆建构中，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集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表征胜利、信仰、英雄、勇气、意志、征服和史诗的文化符号”。牧之的贡献在于，他将这一宏大的符号系统“地方化”了，他将长征精神锚定在黔西南的山水之间，使抽象的集体记忆获得了具体的地域肉身。这种“符号的再地方化”，正是文化记忆得以保持活力的重要机制。没有地方化的记忆是空洞的，没有记忆的地方是盲目的，牧之的诗歌恰好在这两者的交汇处建造了精神的居所。

 

三是创伤的见证诗学。

众所周知，长征无疑是一次充满创伤的历史经验，它“把悲壮揉进伤口和鲜血”。然而，如何以诗歌的形式书写创伤，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诗学问题。卡鲁斯的创伤理论为此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创伤既对抗对它的见证，同时又要求、呼唤这种见证。创伤经验的核心悖论在于它因其极端的冲击力而难以被符号化，但又因其对个体和集体的深远影响而必须被符号化，诗歌文学正是在这一悖论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红色逶迤》的诗学策略，恰恰回应了创伤见证的这一双重困境。牧之没有试图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再现”战争的残酷，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相反，他选择了一种间接的、隐喻性的见证方式，于是牧之写道：

 

霞光相伴云朵，行进的红

把对故乡的牵挂与回望

掖进行囊里的信念与执着

在趟过的河流，在爬过的高山

与天空的雁阵，用慧眼

在草鞋远征的荆棘里

发现生寒的铁箍

残阳的伤口

从雄鹰飞过的地方

在黔西南的土地不断地延伸

 

在这段诗中，“残阳的伤口”这个意象极为精妙，它将战争的创伤投射到自然物象之上，让“伤口”获得了一种诗性的距离，同时又没有被彻底消解。“残阳”是日暮时分的光色，温暖中带着衰颓，绚烂中含着悲凉，将这种视觉经验与“伤口”并置，使创伤经验获得了可被凝视的形式。伤口依然是伤口，但它不再鲜血淋漓到令人无法直视，它被“残阳”的色泽所包裹，成为一种可以被凝视、被哀悼、被记忆的对象。而“不断地延伸”则暗示了创伤的时间性，它并未结束于历史事件的终止，而是在记忆的时空中持续绵延。

创伤理论特别关注“见证”的伦理维度。卡鲁斯认为，创伤的传达必然面对危机与困境，而文学的价值正在于它在这种困境中坚持言说。正如牧之在诗中反复表达的一种见证的自觉：

 

鲜血染红的旗帜

都是向死而生的决心

我用我的仰望来表达我的敬仰

 

“仰望”与“敬仰”这两个词，标示了见证者的恰当姿态，既不是冷漠的旁观，也不是创伤性的认同，而是一种有尊严的、清醒的敬意。“仰望”在物理上意味着目光向上，在精神上则意味着承认某种高于自身的存在。“敬仰”则将情感的温度注入这一姿态之中，使见证不再是冷眼旁观，也不是过度卷入，而是一种带着距离的深情。

此外，长诗中对“牺牲”的处理尤为值得关注，牧之写下：

 

长满苔藓的山峦，让倒下的人

埋下永不枯竭的信仰

 

“倒下的人”这个表述避免了英雄主义的过度修辞，将牺牲者还原为“人”，而“埋下永不枯竭的信仰”则将个体的死转化为精神的生。“苔藓”的时间性意象极为丰富，它暗示了时间的流逝，苔藓的生长需要岁月，也暗示了遗忘与记忆的角力，苔藓覆盖了山峦，却未能覆盖信仰。这是一种典型的创伤叙事策略，它不回避死亡的实在性，但同时赋予死亡以意义，从而使创伤经验获得了可以被叙述、可以被传承的形式。而在长诗的第十六章中，这种见证诗学达到了高潮，“和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这并非空洞的颂歌，而是在创伤的深渊之上搭建的意义之桥，那些在长征中倒下的人，通过诗歌的见证，获得了与天地日月同等持久的象征性存在。 

创伤理论还提醒我们，创伤记忆的传递往往不是线性的，而是重复的、闪回的。《红色逶迤》的十六个章节并非严格的时间线性叙事，而是在不同的时空节点之间往复穿梭。这种结构本身就如同一份创伤记忆的图谱，诗人不断地返回某些核心意象（树、井、桥、山峦、伤口），不断地重新触碰那些历史的痛处，在重复中完成对创伤的消化与转化。每一次返回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新的语境中赋予旧的意象以新的意义，这种循环往复的叙述结构，恰恰对应了创伤记忆的工作方式，它无法被一次性地“解决”，而需要在不断的回访中被缓慢地消化。

 

四是空间诗学与地域的精神化。

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开创了一种从内部视角考察空间意象的现象学方法。他关注的不是空间的客观地理特征，而是空间在诗歌想象中被赋予的情感与精神价值。在巴什拉看来，家宅、角落、抽屉等空间意象不仅是物理容器，更是灵魂的栖居之所。这一理论视角为理解《红色逶迤》的地域性抒写提供了全新的维度，在牧之的诗中，不仅是事件发生的舞台，更是被精神化的空间，更是被精神化的空间，是记忆与想象交织的“诗意空间”。

牧之对黔西南的书写，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地理描述的功能：

 

在黔西南的彝山苗岭驱赶黑暗的阴影

长满苔藓的山峦，让倒下的人

埋下永不枯竭的信仰

 

这里的“彝山苗岭”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被历史事件所重新定义的精神地形，山峦因为“倒下的人”而获得了纪念碑的意义，苔藓因为“永不枯竭的信仰”而获得了时间的纵深。巴什拉会说，这是一种“空间的价值化”过程：物理空间通过诗歌的想象被赋予了情感与精神的密度。“驱赶黑暗的阴影”赋予了山脉以能动的意志，它们不再是静止的地貌，而是参与了历史进程的积极力量。

红军在黔西南的十天行程——两千余华里，七个县，六十六个乡镇，三百多个村庄，在牧之的诗中被转化为一系列被精神化的地点。每一个地点都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记忆的一个结节，意义的一个锚点。“一棵红军树”让一片具体的树荫获得了历史的重量；“一口红军井”让一汪具体的水源获得了记忆的清澈；“一座红军桥”让一道具体的跨越获得了精神的象征。这种将地点精神化的操作，正是空间诗学的核心机制，它使抽象的历史获得了可居的形态，使遥远的过去获得了切近的质感。 

巴什拉特别强调“家宅”意象在诗歌中的核心地位。在《红色逶迤》中，黔西南不仅是红军的途经之地，更是牧之自己的精神家宅。作为“黔西南山水孕育的优秀诗人”，牧之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是带有虔诚的乡愁和母体上的反哺情怀”的。这种双重身份既是历史的书写者，又是土地的儿子，使他的空间书写具有了独特的厚度。当他写“在红军走过的黔西南山道／我可以和任何事物说话”时，那种“可以说话”的亲密感，正来源于他与这片土地之间的栖居关系。他不是外来的观察者，而是归来的讲述者；他不是在“描述”一个空间，而是在“居住”于一个已经被历史和精神所充盈的空间之中。

巴什拉认为，诗歌空间不是对客观空间的复制，而是想象力的产物。牧之在长诗中多次使用了“梦”的意象，“为梦长出的翅膀”。这一意象将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连接在一起，长征不仅是已经完成的过去，更是不断被重新梦想的未来。黔西南的空间在牧之的诗中因此获得了双重的时间性，它既承载着九十年前的足迹，又向着未来的梦想敞开。这种空间的“梦想化”，使《红色逶迤》的地域抒写超越了地方志的层面，进入了精神地理诗学的领域。

 

五是主体性的介入与诗性精神的坚守。

吴义勤曾指出：“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是一种题材、一种文学形态，还是一种方法、一种态度、一种精神。需要作家有相应的人文情怀、文学修养、叙事能力、语言能力。”这段话揭示了现实主义写作的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即是作家主体性的不可或缺。新历史主义同样关注这一问题，认为作家主体“不是先于文学活动的、本原性的、既成的主体事实，而是通过文艺活动的文化赋予和自我塑形”。换言之，作家的主体性是在写作中生成的，而非写作的前提。

牧之在《红色逶迤》中的主体性介入，体现为一种高度自觉的叙事声音。他不是以全知全能的姿态“客观”地呈现历史，而是以一个具体的、有情感、有立场、有反思的“我”来与历史对话。这个“我”既不是历史的局外人，也不是历史的僭越者，而是一个恰当的见证者，他有足够的距离来保持清醒，又有足够的亲近来保持温度。

这种主体性在诗中的具体表现，是大量第一人称抒情段落的穿插。诸如诗句“我用我的仰望来表达我的敬仰”，这里的“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标识了诗人与历史之间的伦理关系。牧之没有假装自己就是当年的红军战士，也没有假装自己可以超然物外，而是坦诚地站在“仰望”的位置上，既低下，又向上；既谦卑，又坚定。这种姿态使他的历史书写获得了一种罕见的平衡，既有信仰的热度，又有反思的锐度。

诚然，现实主义写作的主体性还体现在对细节的选择与处理上。正如牧之写一个具体的场景：

 

“报告，山洞里住着的是熬硝的夫妇，

他们正在升火熬硝。”

侦察回来的红军带回了意外的消息

“走，去看看……”

红军侦察小分队向炊烟升起的山洞进发

此时，落日的霞光

映照着他们前进的山路

摇曳的树梢，一只喜鹊上下翻飞

 

这个场景的文学性恰恰来自它的“非英雄化”——熬硝的夫妇、升火的炊烟、翻飞的喜鹊，这些都是日常的、平凡的细节。但正是在这些细节中，历史获得了它的肉身，英雄恢复了他们的人间性。值得注意的是“落日的霞光”与“上下翻飞的喜鹊”这两个意象的并置，霞光赋予场景以史诗的辉光，而喜鹊的动态则将这一史诗瞬间锚定在最日常的生命律动之中。这种对细节的尊重，正是作家主体性成熟的标志，他不再满足于宏大的概念，而是执着于具体的真实。

在当代诗歌日益碎片化、私人化的语境中，牧之选择以长诗的形式书写红色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诗性精神的坚守。牧之曾说过，他要用现代诗歌为红军经过黔西南的这一历史传奇写一部真正意义的壮阔史诗。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创作抱负，他不是在写一首应景的诗，而是在建造一座精神的纪念碑。《红色逶迤》的十六个篇章，每一个都是这座纪念碑上的一块砖石，共同构筑起与长征文化符号密切相连的艺术形式。 

综上所述，牧之的长诗《红色逶迤》在多个理论维度上展现了其诗学的深度与复杂性。

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看，他以高度自觉的叙事姿态参与了对长征历史的重新讲述，在“历史的文本性”的意义上完成了对历史意义的诗性开掘。诗人通过“故事”的自我指认，清醒地意识到叙述行为本身的意义建构功能，使这部长诗不仅是关于历史的书写，更是对历史书写方式的反思性实践。 

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看，他通过对“红军树”“红军井”“红军桥”等符号的创造性运用，将集体记忆锚定在具体的地域空间之中，实现了文化记忆的符号化传递与身份认同的锻造。树、井、桥从日常物象升华为记忆的锚点，使九十年的时间距离在符号的运作中被有效地跨越。 

从创伤理论的视角看，他以间接的、隐喻性的见证方式，在“不可言说”与“必须言说”之间找到了诗歌的言说空间。“残阳的伤口”“倒下的人”“仰望”与“敬仰”这一系列意象与姿态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见证诗学体系，使创伤经验获得了既不被消解又不被滥用的恰当表达。

从空间诗学的视角看，牧之将黔西南的地理空间精神化为记忆与想象交织的诗意空间，使历史获得了可居的形态。“彝山苗岭”因为承载了“倒下的人”而成为精神的地标，山道因为可以“与任何事物说话”而成为记忆的场所，地域在诗歌的想象中完成了向精神家园的转化。

从现实主义主体性的视角看，牧之以恰当的见证者姿态，在信仰的热度与反思的锐度之间保持了珍贵的平衡。“我”的反复出现并非自我的膨胀，而是一种伦理的承担。诗人以个人的声音为集体的记忆作证，以当下的言说为历史的沉默发声。

这些理论视角并非彼此孤立的。相反，它们在《红色逶迤》的文本实践中形成了有机的互动：新历史主义的叙事自觉为文化记忆的符号生产提供了方法论前提；创伤见证的伦理要求使空间诗学获得了情感的深度；而作家主体性的介入则贯穿于所有这些维度之中，成为统摄性的诗学力量。正是在这种多重理论话语的交汇处，《红色逶迤》超越了单纯的红色题材写作，成为一部具有复杂诗学构造和精神深度的作品。

“逶迤”一词，既指红军队伍在黔西南崇山峻岭间蜿蜒前行的行军路线，也指红色记忆在民族血脉中绵延不绝的精神轨迹。而经过上述理论透镜的观照，我们或许还可以说，“逶迤”还指向历史叙述本身的曲折与绵延，它从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不同的叙述者、不同的符号系统、不同的代际之间蜿蜒流转。牧之的《红色逶迤》，正是对这一多重“逶迤”的诗性回应。他让历史的文本在诗歌中获得新的生命，让记忆的符号在阅读中被不断激活，让创伤的经验在见证中得到转化，让地域的空间在想象中成为精神的栖居。

牧之的《红色逶迤》，正是一艘诗歌的舟，它载着我们穿越九十年的时光，回到那片被鲜血浸染又被信仰照亮的土地，让我们在历史的深处，与那些不朽的灵魂相遇。而理论的任务，则是在舟行之后回望水纹，试图理解那穿越时空的航迹何以成为可能，又在何种意义上塑造了我们当下的精神地形。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