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讲座（二）

 

作者：范云程

 

诗的艺术特点（2）

 

第二讲 诗言志——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

 

诗要抒情，也要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志”也是诗人心中的一种感情。但它比一般所说的“感情”更进了一步，是感情向思想的升华，还包括诗人的理想、抱负和情操等更深刻的意义。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在我国诗歌史上，无数进步的诗人都坚持这一正确主张，更用他们的诗歌创作来实践这一主张。

屈原作《离骚》，杨雄解作“牢骚”，诗中确实发泄了一种抑郁不平的情感，是一首杰出的政治抒情诗。《离骚》是抒情之作，更是明志之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诗人对真、善、美的矢志不渝的追求。诗人“上下求索”，不正是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寄予了他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表达了他为国家不怕身遭祸殃的坚强意志。屈原一生为了实践他在内政上进行改革，在外交上联齐抗秦的主张，确实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诗歌不是抽象地直说诗人的思想，而是运用大量的比、兴和丰富的想象，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的心志和情感。它用“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并且着力刻画了这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诗人上天入地，到处去探索真理，以求得国家和人民的出路：到沅、湘去向大舜倾吐衷情；朝发苍梧、夕至县圃，去找天帝，天国的大门却对他紧闭着；他又请鸠鸟、凤凰为媒去向古代的美女求婚（喻寻找贤王合作，施行他理想的美政），也没有成功；诗人又去问卜灵氛，求告于巫咸,进而上昆仑、涉流沙,并且要到西海去……他上天入地，四处追寻真理，可悲的却是生不逢时（“哀朕时之不当”），楚王昏聩不觉悟（“哲王又不悟”），小人当道，嫉贤妒能（“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他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即使如此，他仍反复表示：“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犹未变兮”。诗写到最后，当诗人在高处瞥见了故土时，就连赶车的仆人也感到悲苦，马也伤痛地踏步不前了。他知道自己的美政已不能实现,就说：“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再一次表示不惜以死来坚持他的政治主张和美好德行。诗中所表达的正是这种热爱祖国、为真理而宁死不屈的伟大心志，这就是《离骚》的思想意义所在。《离骚》一诗，如果仅仅是抒发诗人的“牢骚”、“离忧”之情，而没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境界，是绝然不能够成为流传千古的伟大诗篇的。

诗言志，可以是直抒胸忆、直接表达诗人志向的。如曹操的《龟虽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虽然也用了老马的比喻，但基本上是直抒胸忆，明确地表达自己不甘年老，要创造功业的雄心壮志。

再如曹植的《白马篇》：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更是直接表达他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伟大抱负。

诗言志，是诗人作诗的总目的。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诗人往往并不直接提出自己的主张，而是借助于别的事物，把自己的思想志向寄寓在某一特定事物之中：或借史藏慨,或游仙托志,或借人抒怀，或托物言志，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陶潜的《读山海经》，就是借神话、历史来吟志，以其中的第十首为例：“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即是用精卫、刑天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壮志不衰。郭璞的《游仙诗》，也是借想象中的仙山灵域来寄托自己的怀抱，用游仙来否定“朱门”仕途。李白写了相当多美人遭弃绝的诗，如“芳心空自持”、“玉颜艳红彩，云发非素丝。君子恩已毕，贱妾将何为！”（《古风》），也是借美人遭弃来喻自己怀才不遇，表达他希望君王重用，报效国家的愿望。

托物言志，诗人的思想倾向虽然深埋潜伏，但却有“意在言外”之妙，使人在细读之后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例如明代杰出的民族英雄于谦的《咏石灰》：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诗就是托石灰言志。作者没有直叙志向，却把“志”全都寓托在石灰的艺术形象之中。作者以石灰自比，“千锤万凿”、“烈火焚烧”、“粉身碎骨”，全都在所不惜，只要留得清白在人间，从而表达了他大无畏的精神和高尚清白的思想情操。

恩格斯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致玛·哈克莱斯》）诗贵含蓄。“托物言志”往往能够使诗寓意更深刻，更耐人咀嚼回味，作为表现方法来说是应当提倡的。但如何“言志”却要因人、因事、因时、因情而异，不可强求一律。民族英雄于谦托石灰言志的“要留清白在人间”是好诗；民族英雄文天祥直抒胸忆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样是言志的佳作。

“诗言志”是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历代的诗人都把它视为指导自己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从《诗经》、屈原、汉魏六朝诗歌、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元明清直至现代诗歌，这一优良传统一直相沿不衰。特别是到了现代，“诗言志”的传统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毛泽东在诗歌理论上是主张言志的，创作实践上更是身体力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站在桔子洲头，就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诘问；中年时期，在《念奴娇·昆仑》中，更想到要抽出倚天宝剑，把昆仑山裁为三截，让“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到了晚年，还借梅花咏志（《卜算子· 咏梅》），并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中发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战斗呐喊，“言志”的主张贯彻于他诗词创作的始终。1936年，陈毅同志被围梅岭，伤痛伏于丛莽中的时候，也写下了“此去泉台招旧部，十万旌旗斩阎罗”（《梅岭三章》）的诗句，表现了他与旧世界拼杀到底的坚强斗志。臧克家写《有的人》，歌咏了鲁迅战斗的一生，同样也给自己如何做人立了一个标准。像这类言志的诗作，都是感动人、激励人的。

今天，我们倡导“诗言志”的主张，就是要求诗歌要抒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健康感情；要求诗不仅要给人以美的享受，还要寓有深刻的思想意义，重视诗的教育作用。但有人却认为：诗是语言的艺术，它要表现的是形象的美，而不应该提出思想意义的要求。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的艺术怎么能离开思想呢？“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思想（心志）是诗歌（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艺术）的根本。勿容质疑：诗是应当表现形象的美的，但美的形象却不能离开美的思想，无论这种思想是显露的或者是潜藏的。罗丹说得好：“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所以使人感动，不单因为它使人得到多少适意的感觉，实际因为它惊起的思想。”

否定诗的思想意义的错误倾向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是不乏其例的，人们在文学刊物上也能经常看到这类思想空乏虚无的诗作。比如有这样一首诗：

 

你应当是一场梦，

我应当是一场风。

──《你和我》

 

全诗只有两句。这就是一首思想空乏虚无的诗。诗中的“你”是谁？是情人？是朋友？是祖国？或者说是“人生”？是“希望”吗？都叫人捉摸不定。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朦胧，是一种美。如果这叫朦胧，那就只能使风行一世的朦胧诗蒙羞含垢。因为朦胧诗的美，就犹如雾里看花，是要给人在“似花非花”的感觉中感受一种美。但要使人们能唤起美感，那隐在“雾”中的必须是一束（或一丛）“花”而不是一堆“牛屎”。所以朦胧诗也是不能离开美的思想的，只不过它是潜藏在“雾”中的一种思想。隐在这首诗的“雾”中的“梦”和“风”又是什么呢？人们可以推测诗人遭遇过不幸，或者爱情有过波折，或者生活历经过坎坷……因此诗人的头脑里一切便如“梦”一样虚无，一切便如“风”一般的飘浮，“雾”里隐藏的就是“空虚”。

而另一首诗：

 

只要天上的星星还在闪烁，

又何必埋怨生活的坎坷。

让别人去作生活的娇子吧，

我们的使命永远是开拓。

──转引自陈建功的小说《流水弯弯》

 

这首诗虽然没有“雾”，但你却不能不承认它是一首好诗，因为它表达了勇者的心志。本诗作者与《你和我》的作者也许同样历经了生活的坎坷，但“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语），他即使在遭遇了人生的最大不幸之后，依然觉得饱满充实、生机勃勃，却并不感到生活空乏，万事虚无。

这就是有思想的诗与无思想的诗，孰优孰劣，岂不一清二楚？

真正的诗人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立志用诗反映人民的痛苦和欢乐，用诗表达人民的情绪和理想。普希金说过：“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在一首题名为《先知》的诗里，他又指出，诗人的职责是“走遍陆地和海洋，用语言去把人们的心灵烧亮。”诗人临死前半年写的《纪念碑》一诗，是他对自己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也正是在这首诗中，诗人写出了自己最崇高的志向：

 

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我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

 

如果普希金的一生不是始终如一地为人民歌唱，当人民的歌手，表达人民的情绪，他能够永远“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么？

真正的诗人应当是真理的勇敢探索者和忠诚的卫士。要像屈原那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追求真理“虽九死其犹未悔”；要像普希金那样：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要像裴多芬那样：“即使在皇座面前我也不会背弃真理”。

当然，诗人对于真理的探索，可以是哀痛的回顾，也可以是热切的向往；可以是深邃的沉思，还可以是战斗的呐喊；可以写滔滔万里江河，也可以写一片深红的树叶；无论是急促的鼓点，或者是婉转的琴弦，诗都应当寄寓深刻的思想意义，体现人民的理想和情绪。否则你的诗就是没有灵魂的。诗的形式要更美一些，力争给人以更多美的享受。但美的衣服要穿在美人的实体上才更美。如果把一件漂亮的金缕玉衣套在一个没有灵魂的死人身上，那是无论怎么也美不起来的。对于诗歌来说，美的形象必须与美的思想内含和谐统一，也正是这个道理。

 

作者简介：范云程，男，汉族，教师（已退休），当代作家、诗人，已出版的著作有：写作理论《作文思维系列训练》、《诗歌艺术讲座》、杂文集《猴子为什么不能变成人》、诗体小说《羿与嫦娥》、诗体小说《大舜天子》、长篇叙事诗《华夏龙图腾》，长篇小说《姊妹花》、长篇小说《好人碑》、中短篇小说集《截贤岭下》、散文集《草根亲情》。代表作《华夏英雄史诗》（团结出版社。含羿与嫦娥、大舜天子、伏羲子孙、鲧禹父子、华夏龙子五部）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