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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博弈：文学里的文化元素究竟该“存”还是“废”？

 

作者：王瀚林

 

读着近来关于文学中文化元素的种种争论，我总忍不住多想一层。不少文章洋洋洒洒，道理讲得满满当当，可绕来绕去，落到纸上终究只有两个字：“存”与“废”。

其实这问题，原不必争得面红耳赤。

譬如一个人家的祖宅，梁上的雕花，门前的石鼓，你说该拆不该拆？若说是为了修路，让汽车过得去，那便拆了；若说是为了住得舒服些，换几扇玻璃窗，那便换了。可若有人说，这雕花太旧，这石鼓太沉，索性一把火烧了，另盖洋楼，那便是败家子。又若有人说，这祖宅的一砖一瓦都不能动，连蜘蛛网也要留着，那便是迂腐。

世间的事，大抵如此。

中国的文人，向来有两种脾气。一种是“保存国粹”派，看见洋人用钢笔，便说毛笔有几千年的文化，不能改；看见人家穿西装，便说长衫马褂才是正道。另一种是“全盘西化”派，恨不得把线装书都扔进茅厕里去。这两种人，其实是一对双生子，都犯了同样的病——把“文化”当作一件死物，要么锁在箱子里，要么丢出门外。

殊不知，文化这东西，活着的才是文化，死了的便是古董。

《诗经》里的“七月流火”，在当时不过是农夫的口头禅，如今却要注解得满头大汗才能读懂。这不是文化的悲哀，这是时间的公道。屈原佩着香草，在汨罗江边行吟，他那时断不会想到，两千年后有人把这些香草当作“文化元素”来争论。香草还是香草，只是人变了。

我有时想，文学里的文化元素，好比是一个人身上的痣。有的人生在眉梢，是美人痣；有的人生在嘴角，是馋痣；有的人生在不该生的地方，便想去掉。可去掉之后，那人还是那人么？恐怕是，又恐怕不是。

马尔克斯写马孔多，失眠症蔓延，美人升天，那是拉美的痣。老舍写北平，鸽哨，豆汁儿，骆驼祥子的汗味儿，那是北京的痣。这些痣，去不得。可若是把这些痣原封不动地搬到别处去，便成了笑话。日本人读《雪国》，读的是“物哀”；中国人读《雪国》，读的可能是雪和女人。这不打紧。打紧的是，你读完之后，心里动了没有。

翻译家的苦处，就在这里。严复老先生说的“信、达、雅”，其实是给自己找了个天大的麻烦。既要对得起原作者，又要对得起读者，还要对得起文章本身。这好比走钢丝，掉下来是常事，走得稳才是本事。林纾把茶花女的故事用文言文讲给中国人听，删了沙龙，删了礼仪，可情还是在的。这就够了。若有人嫌他删得不够，大可以去读原文；若有人嫌他删得太多，那便自己来译。

我是不懂洋文的，只能读译本。读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洋人的故事，可想的却是自己的心事。这便是好译本。

儿童文学又不同。给孩子吃的东西，总要切得细些，煮得烂些。但切得再细，也不能没有骨头；煮得再烂，也不能没有味道。曹文轩写《青铜葵花》，苦难是有的，可罩了一层暖色，孩子看得进去。待他长大了，再读一遍，便知道那暖色底下还有别的东西。这便是好。

所以，这存与废的问题，归根结底，不是一个问题。

该存的存，该废的废。该存的不是因为它旧，该废的不是因为它新。该存的，是那点精神；该废的，是那层壳。壳太厚了，里面的东西透不出来，便要敲一敲。可敲的时候，要小心，别把里面的东西也敲碎了。

中国的文化，五千年了，什么风浪没见过？胡人来过，佛经来过，洋枪洋炮也来过。哪一次不是活下来了？活下来，不是靠死守，也不是靠全盘接受，是靠变。变一点，留一点；留一点，变一点。变得面目全非，可骨子里还是那根骨头。

这骨头，就是中国人看世界的那双眼睛。

文学，就是这双眼睛写出来的东西。眼睛没瞎，写出来的东西就还是中国的。至于写的是旗袍还是西装，是四合院还是高楼大厦，是《诗经》还是朦胧诗，都不要紧。

要紧的是，写的时候，心里有没有那点东西。

那点东西是什么？我也说不清。说得清的，就不是那点东西了。

大概，就是读《红楼梦》时，看见黛玉葬花，你会心疼；读《百年孤独》时，看见美人升天，你会恍惚。这两种心疼和恍惚，不是一种，可都是真的。

真的东西，不必问该存该废。

它自己会存，也会废。

如同你我，终究要老，要死。可我们的孩子，会活。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