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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真的需要“永恒”吗？

——在传统与 创新之间如何摆渡？

 

作者：王瀚林

 

文学这东西，原不过是些陈年旧账。有人偏要翻检出来，指认其中几笔为“永恒”，仿佛墨迹未干便已不朽。

且慢——先得问一句：他们指认的，究竟是哪一种“永恒”？

永恒二字，历来被人偷换。一种是以题材之旧冒充境界之深：写爱情、写生死、写命运，便可自诩不朽；另一种才是真货色——作品无论写什么、怎么写，都能让隔世之人照见自己。前者是老生常谈换了件寿衣，后者才是文学的本分。可惜世人多不辨此，把账簿记混了。

所谓永恒题材，大抵如此。莎翁剑上的血，托翁镜中的泪，确能引得几声隔世叹息。然此等叹息，究竟是为剧中人洒泪，还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我看多半是后者。可见那“永恒”并不住在题材里，而住在叹息的人心里——这一层，恰恰是偷换概念者不肯承认的。

更妙的是“传统”二字。古雅典的宿命论，经陀氏之手发酵成《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烈酒，倒像是给老树嫁接新枝。可嫁接的枝条若只学样不结果，终成枯木一根。当满纸皆是“命运弄人”的呻吟，读者怕要疑心：是人在写命运，还是命运在写人？

时下新酒却灌进旧瓶。算法与代码碾过伦理的田垄，贫富裂开大地，作家们却仍忙着在情爱账簿上添注脚。这般“永恒”何其轻巧！仿佛只要蘸着千年老墨，便能写出当世新愁。殊不知新愁需新砚，老墨早凝成块。

然而反过来说，换了新砚就一定是新墨么？也不尽然。多少小说满纸芯片与数据，拆开来看，内里仍是才子佳人的旧胎；多少故事号称书写科技伦理，写出来的不过是无病呻吟换了行头。可见题材之新旧，与文学之死活，原是两码事。旧题材写活了，是文学；新题材写死了，是账簿。

更可叹是“创新”成了遮羞布。标榜解构爱情，拆出的仍是才子佳人骨；号称颠覆人性，演的还是忠奸脸谱。恰如戏台上的武生，纵使翻出百十个筋斗，终要回到那方丈布景前。看客们喝彩，却不知自己早成了戏中人。

然则弃绝永恒便是出路？非也。张爱玲在弄堂的霉斑里嗅出苍凉，写的何尝不是男女——可那苍凉里有战乱、有家世、有一整代人的无路可走，于是私情成了史笔。莫言于乡土的血痂中榨出血性，写的何尝不是生死——可那生死里浸着饥馑与土地，于是乡野成了人心。二人之路数不同，却走的是同一条道：将永恒种在现实的裂缝里，让古人的叹息，长成今人的脸。

真正的永恒，恰是看客放下瓜子，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的脸。至于是写月下花前还是写数据洪流，倒在其次了。

文学终究是面照妖镜。照见阿Q的癞头，也照见看客的麻木；照见安娜卧轨的决绝，也照见铁轨旁看热闹的闲人。孔乙己的名字曾留在咸亨酒店的粉板上，那年节19文欠账——鲁迅偏拿这一笔账，钉住了世态的凉薄。粉板上的字早被掌柜擦去，纸上的孔乙己却至今站着。不朽的从来不是名字，是擦去名字的那块粉板。

所以别问文学该不该永恒。要问的是：合上书时，镜中那张脸——你敢不敢认。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