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风载往事，布衣见沧桑

——评长篇纪实小说《阆山风云》

 

陈守生

 

在当下抗战题材文学的书写之中，多数作品往往聚焦重大战事、知名人物，藏于深山村落、不见于正史记载的民间个体经历，常常容易被淹没在宏大叙事里。邓乾安（浪子文清）的长篇纪实小说《阆山风云》，把叙事落点放在鄂东南阳新阆山邓通府，以乡民邓礼荣的一生作为主线，串联起1937至1993年数十年岁月变迁，辅以当代回望的视角，以平实克制的笔触，打捞一段乡土口述记忆，呈现普通乡民在时代浪潮中的抉择与命运。

 

全书分为四卷四十章，严格依照时间时序推进，叙事节奏贴合人物生命轨迹与地域历史情境。第一卷落笔于1937年，战火逐步蔓延至鄂南山区，二十五岁的邓礼荣是当地被乡邻信赖的主事人，主持村落民俗、调解邻里纠纷。在危机来临之时，他没有选择独自避险，而是先组织全村老弱向山林转移，又折返空村吸引敌军，为乡亲争取逃生的机会。古祠对峙伪军一节，是文本颇具分量的一处细节：面对枪口，邓礼荣并未一味以仇恨对抗，而是体察对方身为底层、身不由己的处境，选择放行。这一处处理跳出了战争题材常见的二元对立，写出战乱环境下人性的复杂，不简单以善恶标签划定乱世中人。

 

1938年的星潭铺经历，构成全书冲突最集中的部分。邓礼荣被日军掳走，在营地充当伙夫，忍受奴役与屈辱。他没有一味消极等待，而是悄悄观察守备规律，联合其他被俘劳工谋划出逃。暗夜突围一路险象环生，同行之人大多失散、遇难，唯有邓礼荣带着一袋食盐艰难返回阆山。盐在物资匮乏的战乱年代，是维系山村生存的紧要物资，他将食盐均分各家，以一己冒险的成果，支撑村庄度过艰难时日。这段叙事没有刻意渲染传奇色彩，而是落脚于一个农人朴素的生存互助，让民间的守护力量落到具体的生活实处。

 

抗战胜利之后，小说转入漫长的和平岁月，也就是第三卷《山河归宁·岁月余温》。硝烟散去，故事重心从生死搏杀，转向乡土日常的重建与相处。邓礼荣带领乡邻整修屋舍、开垦田地、修缮祠堂，慢慢抚平战争留下的伤痕。面对曾经附敌的乡人，他选择放下隔阂，体谅乱世之中普通人的身不由己。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回归农耕生活，调和邻里矛盾，维系乡里的相处秩序。书中反复提及他的一句话：“活人比死人要紧”，这一句朴素的话语，成为贯穿人物一生的行事底色。作者没有刻意拔高人物，只是记录他春耕秋收、待人处事的日常，写出一个历经生死之人，归于平淡之后的宽厚与通透。等到晚年，村庄里年轻人陆续外出谋生，乡土慢慢空寂，他独自留守故土，守着老屋与山林，守着一段旁人渐渐淡忘的往事。

 

第四卷开启当代回望，叙事从邓礼荣1993年离世延伸至今。后辈年年清明祭扫，以盐、故土作为信物追念先辈，旧时祠堂改造为乡村文化场所，战火遗迹转化为地方记忆载体。今昔对照的写法，让这段尘封的乡间往事，不再仅仅属于一个家族，而成为地方乡土记忆的一部分。小说将历史和当下打通，思考乡土记忆如何延续，普通人的选择与坚守，怎样在岁月流转之中留存下来。

 

从叙事方式来看，《阆山风云》采用纪实时序叙事，人物年龄、事件节点、地域空间都有明确的边界，尽量贴合当地口述史料提供的线索。不同于戏剧化的战争故事，这部作品的主角不是军人，而是一名普通山村农人，他的抗争不是上阵杀敌，而是护佑乡邻、守住一方烟火。这种平民视角，补足了宏大抗战叙事之外，山野民间的生存图景。文本大量取用阆山本地风物，古槐、祠堂、田垄、山道，地域标识清晰，乡土气息自然，叙事松紧有度，烽火段落紧张迫人，和平年代的篇章舒缓沉静，两种质感相互映衬。

 

当然，作为依托口述记忆整理而来的纪实小说，作品也带有这类写作自带的局限。素材来源于家族口传，缺少官方档案的交叉印证，部分情节依靠民间记忆还原，更偏向文学化的乡土记录，而非严谨的史学文本。小说重心放在人物命运与乡土人情，对时代背景中的社会机制、多方势力的梳理相对简略，笔墨始终集中在阆山这片小地域与乡人的个体感受上。

 

整体而言，《阆山风云》的价值，在于它把目光投向正史较少记录的乡间平民。它记录鄂东南阆山一带，从抗战烽烟、战后重建到乡村变迁的漫长历程，书写普通人在危难之际的担当、绝境之中的共情，以及和平岁月里长久的包容与坚守。它不追求激烈的戏剧冲突，而是以沉静的文字保存一份地方乡土记忆，让那些散落在山野之间、无名布衣的选择，被文字留住，供后人阅读与回望。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