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讲座(二二)
范云程
现代诗歌的音韵节奏(4)
第二十二讲 新诗韵律探讨
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主要是新诗要不要韵律和要什么样的韵律形式问题。诗坛曾为此争论得十分激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比较一下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的两种中译诗。
一种翻译是: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ɡ─ɑo,遥条辙)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p─ɑo,遥条辙)
另一种翻译是:
自由与爱情!
我需要这两样。 (yɑnɡ,江阳辙)
为了爱情,
我牺牲我的生命,(m─inɡ,中东辙)
为了自由,
我又牺牲我的爱情。(q─inɡ,中东辙)
熟知第二种译诗的人大概不多;然而殷夫所译的第一种译诗却在我国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许多人都能背诵它。我不懂匈牙利文,也许第二种翻译更接近于原诗的意义,但为什么却比第一种译诗效果差得多呢?其原因就在中国诗歌声韵特点的把握上。第一种译诗双行押韵,有铿锵的音韵,第二种译诗的第二行与四、六行不押韵;前者有鲜明的节奏,整齐的五言三顿,后者在节奏上就更差,个别诗行甚至显不出清楚的顿挫。
毛泽东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有人以为这个批评过于尖锐,但从针对一些新诗不注意诗的韵律特点的弊病而言,这样的批评却是值得深思的。有不少写诗的人能背诵上百首的唐诗、宋词或民歌,却常常不能背出几首自己写的诗,岂不奇怪!为什么呢?一些新诗“出格”得太大,既不押韵,也不讲节奏,连自己也记不住,怎么能要求别人易记、易诵呢?
俗话说: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诗也应当有规矩,这就是讲韵律。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便有人提出了新诗格律的主张,力主新诗格律并很有研究的有闻一多、何其芳等人。
那末,现代诗歌的格律应当是怎样的呢?
首先,新诗不宜继续沿用旧诗的格律。旧诗的格律对于表现今天的生活是有限制的。仅以律诗为例:
/红军不怕远征难,(平平仄仄仄平平)
相对
\万水千山只等闲。(仄仄平平仄仄平)
相粘/
\五岭逶迤腾细浪,(仄仄平平平仄仄)
相对/
\乌蒙磅礴走泥丸(平平平仄仄平平)
相粘/
\金沙水拍云崖暖,(平平仄仄平平仄)
相对/
\大渡桥横铁索寒。(仄仄平平仄仄平)
相粘/
\更喜岷山千里雪,(仄仄平平平仄仄)
相对/
\三军过后尽开颜。(平平仄仄仄平平)
──毛泽东《七律·长征》
* 第四句“磅礴”的“礴”今读阳平,古入声字。
这是一首平起式首句入韵的七言律诗。有定句( 八句 )、定字(五十六个字),第一句起韵,一、二、四、六、八句押韵,而且每一联的上下句要平仄相对,上联的对句要与下联的出句平仄相粘。如第二句的“万水千山”与“千山万水”是一个意思,但如果用“千山万水”(平平仄仄)就不能与上句的“红军不怕”(也是平平仄仄)平仄相对,也不能与下联的出句“五岭逶迤”(仄仄平平)平仄相粘,就不合律诗的格律,而只能用“万水千山”(仄仄平平)。这样工整的平仄规矩,读起来当然和谐铿锵,但写起来却是有一定束缚的,一般都不易掌握。再就汉语的发展趋势讲,古汉语单音词多,到现在双音词已占优势,这就为写诗用旧格律造成了新的困难,特别是一些外来的多音词如“英特纳雄耐尔”、“布尔什维克”这样的词更无法用律诗格律入诗,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词几个字全部都是仄声字,怎么还能够去“平平仄仄”对“仄仄平平”呢?
再次,新诗也不宜有过于严格的格律。像闻一多有一部分诗作,不仅要求音组相等,字数整齐划一,甚至还有平仄相对、收双音尾等规矩,那就过于严了。如《死水》里的诗节: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sǐshuǐ,仄仄)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yīlún,平平)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làntiě,仄仄)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cánɡēnɡ,平平)
每行都是九个字,四个音组,都是双音收尾,而且单句和双句收尾都是“仄仄”对“平平”。这样严格的格律读起来确实是和谐的,但它简直严格得像旧格律诗一样了,无疑会妨害诗歌情意的表达。新诗格律过于严格 就会适得其反,不易为人所接受,而且也没有必要。闻一多、何其方等人对于新诗格律的研究都是很有成绩的,但在他们的新诗格律理论系统化之后,创作实践上却没有写出多少超过自己前期那样的好诗,不能说与他们把新诗格律规定得过严没有关系。
关于新诗的韵律形式,我以为可以提倡一种广义的格律体。这种广义的格律诗是一种不太严格的格律,如王力先生所说:“只要依照一定的规律写出来的诗,不管是什么诗体,都是格律诗。”最重要的是“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诗的节调“大体整齐”,“押大致相近的韵”。具体来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诗首先应当有节奏。诗行的节奏不限具体顿数,随着内容表达的需要二顿、三顿、四顿……都可以,但同一节诗的节奏应力求大体整齐使人看起来有点“建筑美”,读起来有音乐感,能诵、易念。一首五言诗,每句三顿算节奏整齐;一首七言诗,每句四顿,也算节奏整齐。像这样的诗:
秋到/葡萄/沟,
珠宝/满沟/流,
亭亭/座座/珍珠/塔,
层层/叠叠/翡翠/楼。
轻轻/走!
“玫瑰紫”/刚刚/吃醉/酒,
且/留神!
小心/“马奶子”/蹭身/油。
……
──张志民《秋到葡萄沟》
第一节诗前两行三顿,后两行四顿;第二节诗的一、三行都是两顿,二、四行都是四顿,节奏有规律可循,能够显示语言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就算是有大体整齐的节奏,而不必在字数和顿数上作硬性规定。
(二)诗行,主要是双行末尾要求押韵。押韵的标准是:应当押韵的字归于十三辙中的同一韵辙之内。少数地方也允许近韵通押。
例如:
天上星星亮晶晶, (j─inɡ)
罱河泥船数不清。 (q─inɡ)
双手破开水底月,
月下水底掏黄金。 (j─in)
──新民歌
“晶”、“清”与“金”虽然分属“中东”和“人辰”两辙,但韵母的主要元音都是i,收音n和nɡ都是鼻音,南方许多地方前、后鼻音不分,in和inɡ读音十分相近,这叫近韵通押。近韵通押不是任意用方音押韵,而必须注意它的读音与普通话读音有相近之处,具备这样的条件才能通押。
押韵要求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这是因为同一类的字发音的音响基本一致,声调协调,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能达到易诵、动听的目的。
(三)押韵不需要像旧格律那样字字句句讲究平仄,但在不妨害诗意的前提下要适当注意诗行收尾的四声交错搭配。古诗讲平仄虽有限制,但不是没有道理的,平声为扬,仄声为抑,有平仄方有诗的抑扬高低之分;现代戏曲唱词要求收音上仄下平也是为了行腔拉音的需要。普通话的四声:阴平高而平,阳平往上升,上声先降后升有拐弯,去声高处往下冲。诗行的收音有了四声的变换就会有高低抑扬,回旋跌宕的音乐美。如:
地球,我的母亲! (q─īn,阴平)
你是我实有性的证人, (r─én,阳平)
我不相信你只是个梦幻虚影,(y─ǐnɡ,上声)
我不相信我只是个妄执无明。(m─ínɡ,阳平)
……
地球,我的母亲! (q─īn,阴平)
我想那飘渺的天球,是你化妆的明镜,(j─ìnɡ,去声)
那昼间的太阳,夜间的太阴, (y─īn,阴平)
只不过是那明镜中你自己的虚影。(y─ǐnɡ,上声)
──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
南方许多地方的读音,“in”和“inɡ”同在一个韵辙内。像这类句句押韵的诗节,如果押韵的字又全在一个声调上,那就不会有抑扬顿挫的音律美,如同一支曲子只有“1──”或者只有“6──6──”一样了。但这两节诗却不是这样的。第一节:押韵的字有阴平(亲)、阳平(人,明)、上声(影)的变化;第二节,押韵的字有阴平(亲,阴)、去声(镜)、上声(影)的变化。由于有这种声调上的变化,就给人有起伏跌宕的音韵感,觉得它是和谐铿锵的了。
诗行的收音适当地注意一下声调的交错搭配,并不需要高深的音韵知识,而仅仅从语音的直感上,多读一两遍就可以办到。
(四)换韵要有相对的自由。同一个韵辙押多少诗行,不必作硬性的规定,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换韵是在一节诗完了之后,还是在一节诗的中途转换,也不必作硬性规定,以自然,不影响诗歌音乐节奏的紧凑为准。一节诗在中间换韵的,《诗经》就有,如:
式微式微,
胡不归?
微君之故,
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
胡不归?
微君之躬,
胡为乎泥中?
──《诗经•式微》
两节诗都是一、二句一韵,三、四句又换一韵,甚至在句式上都有变化。除律诗、绝句外,古体诗换韵一般都相当自由,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等中间都多次换韵,两句、四句、八句一换韵的都有,诗的韵律感依然很强。现代诗歌的换韵更应当有这种相对的自由。
按照上面的几点要求,这种广义的现代诗歌格律,既受限制,也有自由,限制不是很严的,自由有一定的范围。凡属有助于表情达意和加强诗歌音乐形象的,从严要求;凡与诗歌的音乐效果关系不大的,可以从宽;如果因此而影响表情达意的,则舍音律而就情意。这就是原则。但如果把既统一又矛盾的几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得“适度”,则有待于在实践中去探索检验,不能强行用一种模子去生搬硬套。
在以这种广义的格律作为诗歌的主要形式的同时,自由诗也应当而且必然存在。自由诗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艺术形式,它的存在是不依人们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的。事实上自由诗古已有之。《诗经》主要是四言两顿的格律,也同时有杂言,从一字到八字的句式都有,《伐檀》就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八言五种句式。汉魏是五言诗的时代,但乐府民歌《上邪》是自由体,《东门行》也是自由诗: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帐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苍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从一言到七言的各种句式都有。唐诗是五、七言律绝居统治地位,但一部分歌行体就突破了五、七言的限制而用杂言,平仄声律上也没有律诗那样严格,相对律诗而言也算一种自由体。词的长短句在最初也可以说是对律诗格律的一种自由,后来人们按词牌填词才把它又翻成一种更严格的格律体。不难看出,在我国古典诗歌中,自由体与格律体是处在一个共同体中,相互斗争,相互促进,又相互转化的。
五四时期自由体新诗的出现,在当时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它对于冲破旧的思想束缚,打破旧的格律限制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果没有当时自由诗与旧格律的斗争,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意义的适合于表现现代社会生活内容的新诗格律。对五四以来自由诗的成就抱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正确的。问题在于:一部分新诗已经自由到没有任何限度,这就必然要走向反面。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的运动的,文艺现象也不例外。绝对的自由实际并不存在。自由超过了限度,就要受到秩序的制约,作为诗的秩序就是它的韵律规则。如果像一部分新诗那样,完全不讲声韵,句子无限地向二十个、三十个字一句发展;没有任何节奏规律可循,读不出顿挫,诗没有了音乐形象,与散文无异,和说话差不多,还要诗干什么呢?其实,自由诗也应注意一下节奏,一至七言都有的《东门行》不是有鲜明的节奏吗?自由诗也要推敲一下声律,使之更富有音乐感。这样岂不更好?只不过它比格律诗较少限制,有更大的自由罢了。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向格律靠拢吗?”难道格律没有向自由体靠拢?自由诗和格律体相互矛盾斗争,又在相互渗透影响,一种间乎二者之间,兼有二者优点的诗歌形式不是正在崛起么?因此,我们只有同时认真研究传统的格律诗和新的自由诗的特点,不断地总结发展,才能探索出一种比较合理的新诗韵律来。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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