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天而出，只为看见自己的江山”
——读“崛起的边缘民族90后诗群”札记
 
□苏文健
 
 
在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发展的今天，少数族裔现代诗的发展及其创作实绩，对中国当代诗歌史的书写带来了多重可资借鉴的有效经验。可以说，中国当代诗歌史的书写如果忽略或无视彝族等少数民族（边缘民族）的诗歌创作，那都是不完整的诗歌史。因此，“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及其批评实践，假如没有了少数族裔文学的助力与参与，这样的口号与实践都将会是缺陷的，变得十分可疑。
彝族诗人发星在上个世纪末提倡并积极践行的“地域诗歌写作”不仅对彝族汉语现代诗的发展拓展，甚至对少数族裔诗歌的现代书写都具有不容忽视的诗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彝族是一个诗歌浓厚的民族。彝族不仅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精神与灿烂的诗歌传统，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彝族汉语现代诗以其强劲的姿态参与到诗歌发展大潮中去，一段时间内还引领一个时代的诗歌风潮。因此，通过对“地域诗歌写作”的考察，以及对近期涌现的90后少数族裔汉语现代诗的批评与想象，庶几可以帮助我们在全球化化语境下深入理解少数族裔诗歌的创作现状及其精神风貌，也可以为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书写提供另外一种经验与视野。
 
一、概念或方法：“地域诗歌写作”
 
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在全球化同质化、一体化价值诉求下，如何有效地处理地方民族文化的转变与发展？全球化对异质性的民族文化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与挑战，在现代化的驱动下，少数民族的生活、话语方式逐渐地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原来的独特文化元素如何参与其中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的重大问题。对此，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在互相对话碰撞中，一方面可以发展本地域文化的特色，接续与继承本民族的精神气脉，并且注入新鲜的血液与元素，促使本民族（地域）文化的现代转型，保留其差异性与丰富性；另一方面参与到全球化的写作进程中，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和谐的大合唱注入自己的血液与灵魂。
基于新时代发展情势的判断，结合着现代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发星及其诗歌同仁及时提出了“地域诗歌写作”等诗学概念，并且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讨，一路过来收获颇丰。
发星在其主编的《独立》第7卷，他这样定义“地域诗歌”：
即以中国各地域中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以诗意的呈现，首先它是宽阔的，带有根性的，自由的一种诗歌风格，其次它有别于少数民族诗歌的狭隘与偏见，即以文化大环境中人类的关怀为主，努力朝向人类的明净精神家园天空挺进。形成作品与思维方式有别于浮躁、虚伪、经济物质的一种纯洁诗歌行为。地域，即中国的、人类的、我们的、家园或广阔的游牧自由之地。
接着，发星这样命名“地域诗人”：首先它是独立的人，然后才是地域诗人，再然后才是……
可以说，地域性是现代的概念与意识，因为有了世界性这个他者的存在，才有地域性的强调与凸显。地域性是走出地域、看地域的结果。它关系着，显与隐，此与彼，这与那，中心与边缘等互为辩证的思维，不仅体现了一种世界的阔大视野与眼光，更强调一种比较的自觉意识与方法。地域是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这就是它的眼界与根性的辩证。在此意义上，诗人梦亦非认为“地域诗歌”应该具有本地文化、本地经验、本地体验与本地事物等几种特征的诗歌。对“本地”的深入挖掘，以此为立足点，即有根性的写作，具有世界宏阔的胸襟，并且能够形成两者的辩证，既强调地域与历史的隐秘关联，又不忽略地域与现实的复杂纠缠，这正是“地域诗歌写作”所努力推进的写作方向。
克利福德·吉尔兹在论文集《地方性知识》中这样谈到：“法律与民族志，如同驾船、园艺、政治及作诗一般，都是跟所在地方性知识相关的工作。”写诗与其他手艺一般，都与所在的“地方性知识”有密切的关系。纵观中外文学史，大凡成功的大作家都建基于对自己所在的“地方性知识”的挖掘与建设。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佩索阿的里斯本、本雅明的巴黎与柏林、沈从文的边城、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笔下的高密、雷平阳的云南等等。一个地方与一个文学空间的书写与建构成为地域写作的典范。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这样指出：“诗中有两种地方感情。有一种地方感情使诗只能被有相同背景的人接受，对那些人来说诗歌意义非凡。另外一种地方感情可以被普遍接受，那就是但丁对佛罗伦萨的感情、莎士比亚对沃里克郡的感情、歌德对莱茵兰的感情、弗罗斯特对新英格兰的感情。他具有那种普遍性。”在中国古典传统里，《诗经》中的十五个国风的存在，就是当时人们对十五个不同国家、地区的民谣民歌的反映，经过后人的采集加工，都很好地融进了“诗”这个概念中。十五个国风很好体现了地域写作的某些特征。因此，出生地、地域性、地方性、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就能够形成一个文学场。场与场之间的权力大小强弱，影响着各个场域之间的磨合、交融程度，甚至出现吞并、同一化也自不待言。这体现了一与多、大与小、强与弱、全球化与地方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等多维的辩证思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即，这既要保留地域性的独特性，承认其差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又要允许同一性、一体化的文化逻辑。发星等人对“地域诗歌写作”，也有深入的思辨，认为“地域诗歌写作”，是世界的诗歌写作，它具有世界的视野与眼光，这就轻易地超越了少数民族诗歌、地方主义、本土主义等的狭隘与偏见。
1827年，歌德与爱克尔曼谈话中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歌德《歌德谈话录》）在此，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辩证，我们不能想见。闻一多早年在评论郭沫若《女神》的地方色彩的时候就曾这样辩证地指出：“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期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那条艺术底金科玉臬‘变异之一律’了。”（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因此，“地域诗歌写作”是大有作为的，从它提出及其后续的推进与深化就可以见出。
发星先生在多篇回顾“地域诗歌”发展历程的文章说到“地域诗歌”的发展分期。他认为，2000-2004的四年中形成了“地域诗歌写作的第一期”，其代表性诗人有发星、梦亦非、胡应鹏、郑小琼、阿索拉毅、阿库乌雾、鲁娟、吉狄兆林、湄子、黄漠沙、张联等等。这四年，发星及其主编的《独立》民刊把“地域诗歌写作”走向全国的最强阵营，形成地域诗歌写作第一波。2005年以后，经过十多年时光的磨合，以及分化与再分化，而后汇聚起一个黑色的群体，其最大的特征是，“地域诗歌写作”除了有强大的文本支撑外，还有强大的原创理论与原创评论的支撑，其代表性诗人有发星、张家谚、西域、阿索拉毅、麦吉作体、孙阿木、吉克布、吉克喜珍、英布草心、沙辉、孙守红、吴若海、马布杰伊、嘎足斯马、孙谦、高亚斌、黑惹子喊、马海五达、鲁子元布、比曲积布、雷晓宇、赵滇等等。对于“地域诗歌写作”的第三期的开始及发展，发星这样说道：“2014年4月，当我编完《独立》22期‘独立16年纪念专号’，将以前的地域诗歌写作与办刊作为一个小结时，比曲积布出现了，他一个人划开了‘地域诗歌写作’第三期的崭新篇章，还有他周围那些‘90年后’美眉兄弟们，这是一个新的开启与开始。”结束与开始就在那么诗意的瞬间完成。这种诗学的转换或升级，不仅说明了“地域诗歌写作”的迷人境地与巨大发展空间，也体现了少数族裔（彝族）诗人在面对日益变化的外部社会环境所做出的迅速应有应对与敏感诗思策略。尽管这种声音或许还显得有些微弱，但它昭示出来的可能前景，已足以唤醒那些久已昏睡的诗歌精神，并且它最终会成为一种有效的诗歌声音而引起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注意与汇聚，汇成彰显时代精神的具有震撼力的交响乐章。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文详述。
“地域诗歌写作”所彰显出来的几点辩证言述值得关注。第一，地域性与差异性。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对本民族（地域）文化（传统的、现代的、官方的、民间的等等）、对异域文化的吸收与转化，成为“地域诗歌写作”的有效推动力。差异性是其根本所在，但又不是无原则的承认其差异，不能无限地放大，我们还需要审视其中的趋同性，避免落入相对主义的窠臼。恰如诗人沈苇在言述“西部诗歌”时所说的：“差异性是一种美，每一种异质性经验都弥足珍贵。人的差异，社会的差异性，地域的差异性，才构成了这个世界多元、丰富与活力。趋同就是死亡，自己把自己提前送进了坟墓。”同样，“地域诗歌写作”的重点也是在强调各自文化的根性，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这些在文化上、精神上、风土上与族群上的差异性使得成为“自我”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与标示性所在。谈到传统的与地域性的关系，或许我们更多会从空间角度进行思考。我们是否也可以从时间的维度进行沉思呢？沈苇对“时间的地域性”这一维度有过独特的追问，对我们思考本论题或有某种启发意义。他说：“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概念，然而不仅仅是。空间中的不同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是同一事物的多个侧面。我们注意到，从来没有人从时间的角度去考察过地域性，似乎地域性只是时间之外的某种东西，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另类空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诗经时代不是一种地域？盛唐时期不正是一种地域？而且你也不能武断地说，诗经时代和盛唐时代已经消失了。与此时此没有了任何关系。这样一问，地域性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同时也变得有趣了。”的确，回顾中国文学史，诗经国风、春秋笔法、魏晋风度、建安风骨、盛唐气象等等就是“时间的地域性”，它是“时间的地域性”的生动写照。在文学地理学的视野下，一个地域的人文风貌、地理状况及其历史传承与传统延续等等，这些因素与一个独特“地域”的形成于发展息息相关。它在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种族宗教信仰、人性的差异性等方面决定这个“地域”的特征与精神气脉。
第二，地域性与遮蔽性。遮蔽性是随着差异性而来的。维特根斯坦曾说，“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又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伽达默尔也认为，“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其实，在每一种语言的内部，由于地域的差异也会形成对世界的多样化认识与把握。这种情况在中国少数族裔诗歌内容就更为明显。在多元文化融合的当下，大部分少数民族存在着明显的双语、甚至多语现象，这种跨语际、跨文化的现象，使得其呈现出复杂的面相。我们都说一个地域与其语言、历史、自然风物互为关联，形成千姿百态的文化景观。当我们用一个大概念进行逻辑归纳的时候，有意识地抽取共性的部分，从而忽略了它的差异性部分。这种做法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我们对其弊端与存在的问题应该保持应有的警惕。就是被发星所指认为“地域诗歌写作”的诗人，他们的表现形态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性。因此，当我们以“地域诗歌写作”来归纳他们的时候，这其中的遮蔽性就暴露无遗。诗人沈苇在说到“西部诗歌”这一概念时，就谈到了这种遮蔽性，这种认识对我们打量“地域诗歌写作”同样具有启发。他说：“‘西部诗歌’是个羊圈，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羊群，被统统赶赶进了里面。地域风格的刻意化、趋同化，是‘西部诗歌’的痼疫和化妆术，这是一个貌似壮汉的病人，这是一个破败不堪的羊圈，只能勉强收留走散的羊群。‘西部诗歌’遮蔽了‘诗’，正如‘羊群’遮蔽了‘羊’。不存在‘西部诗歌’，只存在一个个具体的诗人写下的一首首具体的诗。在羊群的合唱中，更值得我们倾听的是每一只羊的独唱，饱含了牺牲与隐忍、经验与天真的‘咩’——”种种迹象表明，当我们对某些方面凸显进行照亮的时候，也会有某些必然在有意或无意的作用下暗淡下去，遭到某种程度的遮蔽。
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在此，我更愿意把发星等所提倡及践行的“地域诗歌写作”理解为一种以诗歌认识世界的生活方式。“地域诗歌写作”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诗学理论或诗歌世界观，具有某种解蔽敞开的洞见，它能够给我们照亮前行的路，能够将我们带到更远的远方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二、“世界地域写作”与新时代的应对
 
如前所述，发星提出“地域诗歌写作”后，后续应和者与跟进者甚众，在诗歌批评理论与创作实践等方面都收获了丰厚的作品文本。从发星到阿索拉毅，再到这里的比曲积布，构成了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而这条脉络正是被发星所指认的。可以说，对于“地域诗歌写作”，由发星发其端，阿索拉毅接其绪，比曲积布接续并且进一步深化拓展，他们建构了这个发展链条上的三个重要扭结。
关于“地域诗歌写作”，发星的作用与重要性我们在此怎么强调都不会为过，其对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发展版图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在此勿须我赘言。发星的学生阿索拉毅2011年创办民刊《此岸》从多方位推动地域诗歌的发展。2013年由其主编面世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此岸第2期），以及编辑完成的《中国彝族诗歌诗评论全集》《中国彝族现代母语现代诗全集》等，以及将由主流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彝族诗歌大系》《中国彝族现代诗评论大系》等，阿索拉毅在彝族现代诗的整理推介等方面，在彝族诗歌界，乃至少数族裔诗歌界，甚至中国当代诗歌界，都具有积极的影响。阿索拉毅凭借其厚实的诗作文本与重要的诗歌推动实绩，成为“地域诗歌写作”第二期的代表，乃实至名归。而比曲积布作为一个重要关口，即将主领“一个未来发展时期”。对此，发星在《地域诗歌写作发展简史（2000-2014）》一文这样总结道：“地域诗歌14年来，出现了二个重大的发展时期和一个未来发展时期，二个时期：1、以发星的两刊为主的稳健持续发展。2、以阿索拉毅一刊为主专推彝诗的稳健持续发展。一个未来发展时期：以比曲积布的两刊为主推动国际地域诗歌写作，以及吉克布、马海五达、阿优等的民刊活动，都在自觉地进入未来发展阶段，这是值得期待的年轻一代的未来创造。”
至此，很显然地，90后彝族诗人比曲积布提出“世界地域诗歌写作”，这个概念或口号与发星的“地域诗歌写作”既有内在的关联，又有在新时代环境下的敏锐应对。“地域诗歌写作”是有根的写作，它接地气，有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强大支撑，也有其他民族文化的精神滋养，在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中产生出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更大视野更大格局的文学书写。而“世界地域写作”则更关注与“世界”的互动，展现一种宏阔的视野与眼光，彰显一种辽阔的胸襟与气度，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由的呼唤与拥抱。
比曲积布在《开启地域诗歌之门——读<独立>创刊16年纪念集》一文中说到：“2014年春天，我在诗歌的十字路口彷徨迷茫之时，发星在双乳山下把‘地域诗歌’的火苗种在我的心灵，并且不断的让我品尝地域之树结出的野诗果子，此后，我听到暗涌于骨头的那泥巴、石头、洪水碰响的地域血流之声，在饮渴中兴奋地食下发星的‘地域诗歌’之火，我灵魂得以跟随充满营养的地域美食攀向通往雪洁的自然精神王国之路。”比曲积布的事后叙述自己走向“地域诗歌”虽然不无神启或者灵根顿开的味道，但我们不会怀疑其中的真诚与敬意。的确，比曲积布在此之后，短期内以火山喷发的姿态创作了体量大、诗根厚实的一批诗歌作品，比如《骨苍》、《语祭山梦》、《地域琴键》、《日史普基九十九个词》、《地域迷药》等，并且获得国内外的一致好评。比曲积布在“地域诗歌”的理论与实践上都迈开了新脚步，也给“地域诗歌写作”带来了新的可能，堪当“地域诗歌”第三期的大任。
“地域诗歌写作”第三期的提出，乃是基于他们对现代社会遭遇精神危机这样的判断：现代社会单向度高速发展，人类已经失去了原根性应有的精神气质与贲张的力量，人的精神、灵魂、根性被物质抽空殆尽，成为一个空心人。这种批判反思的意识难能可贵。发星在《地域写作是人类共有的写作方式》一文中指出：“地域写作的提出，是为面临全球化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危难中，显明我们目前人类的人文价值的所处环境和位置，给人们一个提醒与击打，现在是真正到了还乡与找根找魂的危机时刻。”比曲积布在本刊代前言《开启“地域诗歌”第三期时代》中认为现代社会的无限度发展使得“一切的纯质与原质都已经在被扭曲和异化”，落下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因此，他们提出以“地域诗歌写作”加以救治，认为地域写作能够“使写作者永远活在精神的焰火中、母体中、根性中”，这样“他延传了传统文明之根中的母性原根之血，同时重树了现代文明在当下适宜现代人的自然生活方式，这点更加重要，这如银雪一样对抗着社会的精神沉沦黑暗、无信仰空虚黑暗，它为人类的理想与梦与诗意的栖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当下现实实例。”（发星《地域写作是人类共有的写作方式》）有鉴于此，比曲积布在《大地》创刊号代前言中说到的“任务”或“旨趣”，我们就不能理解了。比如：“‘世界地域写作’，我们要守护和铭记自己有根性的、有母性的那个我们土生土长的地域”；“‘世界地域写作’是人类回家与归根的建魂写作”；“‘地域写作’第三期的任务是世界人类回归母地和母血精神文化的写作，我们应该在自然的群山、森林的家园中和其他民族进行碰撞中混血自己。”等等。
比曲积布在诗学理论方面先后撰写了《世界地域写作草论》、《血诗学草纲》、《新世纪地域诗歌草论——在宜宾国际地域诗会上的讲座开场白》等等表明自己诗学观点的文章，在“世界地域诗歌写作”的理论建构方面做出了积极有意义的探索。除此之外，他在诗歌创作实践方面也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思考与书写，留下了一批可圈可点的诗歌文本。这些诗歌在国内外获得的奖项与好评，足以证明它在处理地域性与世界性等方面做出的可贵探索。
在新的发展情势下，继承着对地域诗歌写作的“母原性”、“根文化性”、“独立性”、“乡土性”与“混质性”等特性的独到理解，在此刊发的《复狱》、《黑地场》与《归视》三首诗歌，比曲积布进一步发挥了他对远古、经卷、大地、自然、森林、母性、生命与死亡等的诗思，表现出作者宏阔的诗歌视野与坚实的思想基础。前面说到，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带给人的无限的伤害，让人单向度发展，成为没有思想、失去灵魂、遗失根性的空心人。《复狱》这首诗歌以长句来展现自己对此的深刻反思，长句也似乎昭示着短促的句子已经远远不能够包孕作者那复杂的、丰富的诗之思。面对世界的满眼疮痍，“森林的景象是阴郁的，原野都是满眼的莽苍”，“黑暗光明处的混沌，王的宝座，却是一片满目荒凉的深渊”，诗人自觉重新返回（或者复狱）《周易》、《神曲》、《失乐园》、《荒原》、《比萨诗章》等古今中外的思想源头武库中寻找拯救的神力，进而发出“我应该是世界的造物主，不用冒犯神明和上天的旨意，守着一项土地上平等的条约，做自己的主人”的呼声。在此意义上，这首诗可以理解为，“我以一个已经干枯了的躯体，在地狱的地狱里，远远的眺望和沉思着伊甸园里那亚当与夏娃传说的故事。”《黑地场》也在不停侧面延伸着这样的言述路径，对远古的魔经、经文、魔图等发挥了神奇的想象与梦幻般的书写，意象纷繁，光怪斑驳陆离。“魔图的老人对未来的基督满怀了信仰，荒野的座位与殉道是地狱的源地，人类的先祖的全部心血来把那生命的蓝图测定/繁衍的原理探寻的新奇的景象，我看见祖地与轮回的光圈相适应，心灵的宿愿能够闪光的完成，以推动太阳和土地的轮子。”中外诸神在此得以交汇，人类先祖也得以在此实现宏愿。这两首诗所彰显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所在，常常会落得“不好消化的食物是另一个世界的秘闻”的诗歌印象。比如：“光秃秃的木盆伸出乳房一样的手指”；“只见一条六足的阴毛在山的面前窜了”等等，让人云里雾里也就不足为训了。相对而言，《归视》延续了诗人前期诗歌的优点，语言凝练，意象明晰，叙事有力，与其《语祭山梦》诗集中的一些短诗一样，比如《大西南天空上的伤口》（组诗）、《走过魔幻的世界》（组诗）、《土地和生命》等等，能够迅速击中读者的神经。《归视》中如：“我想在母地的面前把自己推翻/彻底的消灭自己的影子和血液”；“我要把它一丝一丝的分给我自己/也分给我的族人与土地”等等，较好地展现出作者一以贯之对大地、生命、自然等地域元素的诗性思考，在在彰显出诗人的理论穿透力、精神高度与诗歌气脉。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来看，比曲积布不仅具有对诗歌写作发展历史富于洞察力的敏锐目光，而且具有充当诗歌先锋运动的胆识才力。这种对诗歌富于前瞻性意识与眼光，充分展现了他的写作才华，被发星视为“地域诗歌协作”第三期代表诗人也就不在话下。因此，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对其诗写实践给予足够的期待。
从《大地》创刊号上的“崛起的边缘民族90后诗群”专栏，我们会发现，除了比曲积布为男性外，其余的均为年轻的女性诗人。如果说少数民族诗歌属于第一重边缘的话，那么90后少数民族女性诗歌而言则属于边缘的边缘。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详述。从入选诗人的个人简介来看，大部分具有大学文化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们都熟悉多种外国语言，比如蒙古族的耶律燕熟悉英、日、俄、阿拉伯四门外语；生于大凉山上的汉族的孟晓雨熟悉日、俄、法、德、英、泰、西班牙七门外语，是重庆大学的在读硕士；纳西族的阿月丘熟悉日语、英语两门外语；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藏族诗人央金拉姆熟悉法语、英语、德语三门外语等等。前面引述维特根斯坦说到的：“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她们大部分熟悉多门外语，对于促使一种国际化、世界性视野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这一批年轻的少数民族诗人与他们的前代诗人相比，彰显出来的诗歌优势自不待言。回到“地域诗歌写作”，年轻一代提出“世界地域诗歌写作”也合乎时宜，顺应了时代社会与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
 
三、批评与想象：90后·少数民族·女性诗歌
 
当诗歌与女性相遇，会发生什么事情？90后、少数族裔、女性诗歌，这是一个奇妙的诗思组合。在诗歌一词前面附加上这么多的定语，让这次诗歌阅读变得充满想象的张力。帕斯卡曾这样说到：“美实际上以各种方式处处陈列的，最适宜保持美的，是女性。”这种美的追求与书写，在诗歌中亦然。2005年广州黄礼孩编辑的《诗歌与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总第11期），对当代的少数民族女诗人的诗歌写作进行了集中式的推介，具有补白的诗学意义。当时90后诗人冒头的少之又少，少数民族女诗人更是凤毛麟角。现在又过了十年，这正是90后诗人/少数民族女诗人大显身手的好时候。因此，“崛起的边缘民族90后诗群”专栏可以视为是对以上的接续与延传。在此意义上分析她们的诗歌就别具意义。她们的出现不仅是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接续（尽管还在路上），而且是“世界地域诗歌写作”的具体实践与展开，对“地域诗歌写作”的发展与拓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诗学意义。由此，下面我将顺着专栏的顺序对她们的诗歌文本进行我的“批评与想象”。
作为现年13岁的纳西族诗人阿勒丘，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诗歌中对黑色的独特描写。她的《灵像》《国画培训课》《黑生活》《黑裙》这几首诗作都描写到了黑色的意象。这种黑色的元素与“以胖为美以黑为贵”的纳西族文化精神有某种隐秘的内在关联。研究表明，纳西族虽然各个支系的自称不同，有“纳”、“纳日”、“纳亥”、“纳西”等，但是“纳”有“黑色”之意，“日”、“亥”、“西”意思为“人”，所以，也有“黑族”或者“尚黑的民族”等意思。在纳西族中，黑色的引申义有“大”的意思，形容暴雨、深山老林的时候都会用“纳”这个词。《灵像》中“那匹黑色的羊”、“眼睛一样的黑”、“我的黑丝袜”等等，言说着那些“已经记不清”、“不那么完整”之“记忆的拼凑”，既交织着对现实的思考，又夹杂着对远古地下的回声与忆取。这首诗的低吟姿态让“我以神的喻解释自己/心灵有了代言的人”，对土地、太阳、情爱、刺杀等的沉思与怀想，最后落实在“停泊在思念和痛苦的空地上”。此诗写出了一定的深沉与对“灵像”的独特的呈现，出自13岁初中生之手，难能可贵。《国画培训课》则通过对水墨画的构思与书写，对毛笔的运笔过程，展开了丰富的联想与想象，在颜色、线条、图像等意象中穿梭，体现了一种奇特妙思的芬芳：“从甜美的纵深中/图幅的喉管里溢出月亮的芬芳/在我的骨缝里射出/黑色缓缓的命响”。《黑生活》则对“黑色”展现了另外一种思考刻画，是痛苦的，隐忍的，或者是失语的，又或者是对溢出了记忆之外的梦中秘密，它在时间与空间上“一直吞食我无主的词语”，甚至是“统治着一种女人的生活”。这其中带入的忧伤与悲痛跃然纸上。在《黑裙》中，作者把“黑裙”书写为“黑色的海”。“黑色的海”内与外，左与右，存在着辽阔的天地与神秘的暗礁，交织着一种对“性”“女人”“身体”等的萌动意识与思考，淡淡的，却又是实在的。
蒙古族90后诗人耶律燕的《酒猎》，现实与梦幻、想象一起交织其中，在地狱、大地与上天三界自由出入，既有远古族神的回声再现，又有历史战场的想象与改写，更有诗人对此的现实介入与思考，展现出丰富惊人想象力。
 
我在天地的中间发言
我在撤退，回到那个宁静的地方
对于时间──梦是生存送来的
愿土地接受绵羊纯色的香气
发出神的指示，只要我还活着，和看得见阳光
阴暗的心里充满对世界的忿怒
眼睛是发亮的火焰
有太多的预言都没有实现
这全是因为的祭词——苦难赠送的礼物
但是我的牛群还在
养育英雄的肥沃土地也还在
只是谷物毁坏了
山谷上脱离的树干，不长枝叶
鲜绿因为铜刀而削去
我只能在自己的内心咬出胸中一颗忧郁的心
 
酒（醉）、梦、预言都是一种没有在现实中落实的存在，但具有可以促使人达到此地的神秘力量。面对这个变化太快的社会，在众声喧哗的语境下，在充满苦难与世俗狡黠的眼光中，要坚持自己内心的宁静与淡泊，“我在撤退，回到那个宁静的地方”，这在世人看来，显得那么的难以理解，因而难能可贵。从耶律燕的自我介绍中，“蒙古族，女，1991年生，辽皇族后裔，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2012年考取武汉大学，但觉得读书没有意思，回家单独经营一个牧场，熟悉英、日、俄、阿拉伯四门外语”，我分明感到了一种霸气，一种勇气，一种隐忍，或许一种忧伤。“每一片叶子就是一个世界/作为一个女人/像太阳射燃的光芒/总是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因为钟点的不同/然而，透过服装的改变/赤裸着的身体，把心灵深处震撼。”在美丽的语言与族人健壮的心灵之间架起一道连接桥梁，这便是是诗人的使命与快乐之源。这种诗歌担当意识在《土地，生命的语词》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土地，生命的词语，一种有根的稳固与坚实，对土地的坚守与不弃，才能返回远古与历史上的金戈铁马带来的力量与沉默的锋芒。“从此我不知道遥遥在上的天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和我厮守在一起/土地不弃，与我吻出一条生命的大道。”与土地平等的对话，是“另一种生活的宁静”之开始与抵达。在这首诗的最后，诗人这样唱道：
 
伟大的诗人，请热爱每一颗星球的结石
把种植到你的苍茫里
因为只要你一抬头，它就开花和结果
辽阔的时空拿焰火在演出的时候
你骨腔的扬声器，自然的设置为静音
一浪声波过后的声波
打开你的海关，结算自己的泪水
你我共有的天荒和地老
那不是光芒，那是你驱动器里
一碟刻录了所有春天与冬季的药物
一棵再生的嫩芽草
情不自禁破天而出，只为看见自己的江山
 
语言、生活、生命、经验、大地、自然等等各种元素都和谐地纠缠在一起，从而使人能够如其所是地存在于这个星球上，诗意地栖居，犹如“一棵再生的嫩芽草/情不自禁破天而出，只为看见自己的江山”。这种独特的发现与诗思让人读到一种无上的力量。这些发现与思索与她在《一只眼睛的梦》这首诗写的保持了高度一致性。“眼睛”与“梦”，这本身就令人遐思。面对这个遭毁坏的世界，“种族的庄严，其实是可悲的/神树的生长难免于恐惧的战栗”，“谷仓的贪婪是无穷的/一切都在从悲惨的遭遇中重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和世界”,诗人只能用语言恢复原始的热力，并且往人类的根脉里深刻地追问：“人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属于宇宙的哪个部分？”“天下最繁华的地方/财富的运动是怎样进行的？”这些疑问发人深省，也注定不会得到完满的回答，想重新回到天、地、人、神的四维空间中存在，也注定是忧伤和被拒绝的结局。诗人在诗末尾唱道：“深渊的复活逐渐拒绝了我/所以，我只能触摸那些不存在的伤口/一道河，一座山，一只床/我发咸的骨殖穿过沙漠的荒凉/在时间最后贫穷的屋子/点燃没有油的灯/寻找自己的影子和看见自己的眼睛。”诗歌语词中透露出的悲痛与坚定，在在让人难以忘怀。人们常说，诗歌艺术与年龄无关，耶律燕的这几首诗歌或许就是其中的有力明证。它根基坚固，思想厚实，语言醇熟，对大地的悲悯、人类生命的洞悉，让人感佩。
孟晓雨虽然在民族归属上属于汉族，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凉山人而言，她对彝族的文化熏陶与日常生活晕染，使其自是与其他地域的汉族有不一样的特色。与前述的诗人不同，孟晓雨的诗歌虽然有对“出生地”文化的怀想与对话，但整体上显得轻松，充满欢喜，当然也有忧伤。这这种忧伤来自诗人对世界、自然、爱情、人生等的忧伤与感思，也有对诗歌、语言、事物之间关系的独特思考。孟晓雨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熟悉日、俄、法、德、英、泰、西班牙七门外语，在诗歌中也彰显出一种国际视野与眼光，因此她的诗歌对异国他乡的体验与书写成为主要色调。《诫咒》的开篇道出了这种美妙的欢喜：“天空美妙的结构，在我心中的原野里荡漾，我的梦我的泪我的土地，在一起的时间与嗜好在夜鬼的阴魂上是显得多么的欢喜/在慌乱时代的岁月，我没有什么放在心上的事情，只是在全神贯注地倾听情人远方的呼吸与歌声。”然而，这种喜色与欢欣随着“现代的洪荒”出现而中断。“聚在山里啄食的土鸡，没有显出惯有的丰美模样，而是看起来像一种让人惧怕的东西”，而“忧虑了一个世纪的人类，看起来像一群新鲜的鬼”，面对眼前的一切黑暗，自责、痛苦与苦恼油然而生。“自古以来，人类是无法解释的，此时亚里士多德垂下他的头/神色仍出烦恼和无奈，思想的山脚下是绝壁无比的陡峭，和最为荒芜的墓场一样， 我看见左边里有一群阴魂出现/移动脚步向我走来, 仿佛又不在前进，脸上的触觉露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笑容, 坚定希望/把手投到目标的远方，我是被上天选中的精灵，成为了自己，看见幸福的地域，触摸向一切邪恶的尽头。”在这里交织着悲与喜，乐与苦，幸福与邪恶，呈现了作者复杂的现代性体验与情绪。
《诗行散记》是一篇“诗歌游记”，诗人“带着语言在世界到处旅行”，“旅行了一次迢遥的长途，只为诗歌，只为爱情”。作者把旅行的所思所想所见所感一一写来，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与追问。“这些人，这些城市，有些什么样的思想和信仰？”“那个白色头发的女郎是什么的化身呢？”等等。诗歌的第三节对此进行了集中的呈示：
欧美的行程里，我听见了什么呢？
 
我听见富士山的雪山在飘落
我听见西伯利亚的远处传来苍鹰的血声
我听见远去的瓦尔登湖里猎人追猎时的呼叫
我听见伦敦人敲着钢琴的响板在灯光的树荫下跳舞
我听见法兰西沉睡已久的革命回响
我听见非洲沙漠里野狼的激昂与凶残
我听见阿拉伯白色的宗教
我听见泰戈尔金黄色的诗在印度的天空流淌
我听见印度尼西亚日落时分绿海的歌曲
我听见泰国人妖的低唱与佛教的寺庙
 
这些来自异域的声音正是“我”需要寻找的和需要规避的。在这些书写中，我们会感到诗人美术背景对颜色、构图、线条等绘画的谙熟与对美色的独特发现及感受。“我听见”写出了诗人所具有的独特“听觉”敏感，这也是诗人内心的声音。“我找到了自己的旅途，却找不到了自己的归宿/我继续用声音来追踪，追踪旅途，追踪灵魂。”
在此次所刊耶律燕的这几首诗歌中，体现了诗人对“诗歌”本身的思考与书写而更值得珍视。比如：“炼金术——高贵而又纯洁的良心，一件使人感到痛苦的咒语/语言的匆忙，恢复了所有思维行动的庄严和法则，人间畏缩的心灵。”（《诫咒》）“在某些时候，我不知道诗歌是伟大的，还是卑劣的/因为其中有乐的极致/也有苦的深渊/诗歌降临——降临——降临/为了给自己赋予一种生命的执着与死亡的守望。”（《诗行散记》）“带着语言在世界到处旅行的日子/是谁打碎了冰冻的瓷碗/黑色的语言，点燃远族经幡里金黄的旗帜。”（《感觉》）等等。诗歌语言具有唤醒照亮暗睡万物的神力，它们在诗人的笔下能够一一朗朗呈现。诗人的语言对人、物、神、自然、生命、等点亮与招魂，使得诗人作为“炼金术士”的崇高地位得以某种突出。在此意义上，诗人不是人在天地万物间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而是守护者与滋养者。因此，在《感觉》这首诗的最后，诗人如是唱道：“我在收割地质下的煤层/让时间在源头枯竭的时代/为自己塑一个像/毛发粗野的敬礼着山风/踏着那条长蛇的盘旋/我走在蜡烛的血影里/划下和生命一样活跃的航线。”
90后女诗人阿丘月，无论在诗思的内容广度上，还是是诗思精神的深度与力度上都较同是纳西族13岁的阿勒丘略胜一筹，或许这是由于年龄而带来的识力与视界的差异使然。《失地源》这首集中呈现了诗人对人与土地关系的伦理思考，显示了作者诗思的一种深沉感与厚重感。此诗交织着大地与自然万物关系的思考，并且连接民族的古寨、经文、传说、太阳、高僧、魔鬼、精灵，基督、王母，甚至人类的心灵等等，意象纷繁，复杂纠缠，以此来诉说着对土地沦陷带来的悲伤与苦难。在诗人看来，在水与地的交界处，生长着人类的心灵，存在着天堂的法则与语种的源头，具有一切生命创世的准备。然而，当“土地失去了，和母亲的芬芳，让活了的诗歌死过去”，并且只落得“我熄灭了，和土地一起熄灭了”的哀叹。这其中，人类负有足够的责任，诗人这样说道：“太阳没有遵从土地吩咐的旨意/因为人类的痴愚，已经有很多年了/只有在曾经走过来的路上/我们才能看见自己犯罪的空间/魔鬼掌管下的邪恶，应该拿什么去洗净罪孽。”在大地上生活，人类的主体性充分凸显，表现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乐观性，然而其背后隐含的破坏力与损害性常常遭到人类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从而致使了大地的沦陷，人类最后只能自食其果。面对失去土地的哀怨与悲痛，“向着土地节哀生命”，诗人最后唱道：“只具外形的空虚的阴灵们啊，我该用什么样的慈悲来和你们交流/那渐渐变咸的土地，把我收容了进去/土壤与阳光经常不断在眼泪上聚集在了一起/一切爱情的欲望归于平静/使忘掉旅行着的灵魂/在失去的土地中快乐的失去自己和所有一切的宇宙世界。”聪明的人类早该到了反省自己的时候了。在此意义上，《魔调》这首诗也可以作如是观，只是更多了一分“眼神的忧伤”，一分“悲伤的心跳”。
阿月丘的《夜纹的礼物》以“鬼鱼版的语言”述说着“梦幻的风景”，充满思辨与芬芳，比如：“在万物永居的地方/恐惧显示出了自己的原形/卸下沉重的身体/神明熄灭了我的命灯/贫苦很深 ， 但是/废墟却在黑暗中变成了花蕊。”《等待，雪山的忧伤》则是一首关于黑与白的色彩辩证对话，也是诗人心情的一种尽情释放。这既有纯真的青春友情，也有无言的时间等待，“等待所有的陷阱/为了相遇时的忧伤”。在此，雪山的忧伤，其实正是诗人内心的忧伤与对青春流逝的迷离，以诗歌语言写出领队时间、岁月的思考。因此，通过这几首诗歌的解读，可以窥见诗人阿丘月一颗热烈、纯真、忧伤的心，也可以见出她所具有的对诗歌物象的捕捉与穿透的诗人才能。
读到藏族年轻诗人央金拉姆的诗作，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起关草原、游牧、羊群与狼等的美丽画面，还有酥油茶、糌粑、青稞酒等美味。事实上，央金拉姆的作品中也有对此的书写，除此之外还有对雪域高原、母亲、大地、经文、羊群、狼、羊骨头等的描写与呈现，更有对祖先的故事遗迹的追踪与畅想，比如《牧经》、《一个藏女的沉思》、《西藏的月夜》就对此有着很好的体现。后者还对人类的命运与族群的生存有所反思，“我——一个盲人——回归于宇宙的盲人/人类的资源消耗殆尽，世界在沉默的哭泣”，并且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但是，我想停下来，去寻找那深奥的传说/和族人永恒的脉根。”至于《少女之歌》《梦的邻人》《一场雨的孤寂》《秋的火焰》《在夜的边缘上》等几首可以看作是作者内心对生活与诗歌的独白与诉说，其中尤以《少女之歌》为集中：
 
远方的人必须长途跋涉
去寻找黑暗中的那个诗人；
他们必须沿途打听，
可有人见过谁在唱歌，
可有人见过谁在弹琴。
只有少女们铁勿需询问，
何处是通往形象的桥；
她们只需嫣然一笑，
这笑比银盘中的珍珠
还要明亮、晶莹。
她们生命中的每一扇门
都通向广大的世界，
都通向一位诗人。
 
在此，我愿意把这首诗歌看作是关于诗的诗。当诗人殚精竭虑、冥思苦想在寻找诗的时候，其实诗就在你的身旁。“少女之歌”或许是最为纯真的，也是最为朴实的，不需要一丝一毫的言语修辞，也不需要故作高深的思想伪装，一切都那么的自然而然，是一种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美丽动容，“她们只需嫣然一笑，/这笑比银盘中的珍珠/还要明亮、晶莹”，这就是一首最美的诗。整体上而言，在对本民族文化宝库开掘的深度与广度上，央金拉姆的诗歌没有耶律燕、阿丘月等人来得深刻与厚重。与她们的“重”相比，央金拉姆恰恰在“轻”这方面下功夫，因而也书写了少数族裔诗歌的另外一番风景，另有其诗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维吾尔族的达利卜·安斯90后年轻女诗人更是如此。《日纹》是诗人真诚地唱给太阳的一曲美丽赞歌。作为大地上的亲身劳作者，她对太阳、大地、作物棉花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棉花地里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光芒的太阳，如黑夜一样的熄灭/我仍在劳动，在太阳临终的那一刻/金色谷路上，谁在为了土地奔波。”在诗人眼里，太阳不仅是“火红的磨砂”，它能够“以温度爱抚着黑夜”，而且还是点燃诞生的辉煌与光明的创世者：
 
穆斯林——生命是用来哺育的
研制光明的创世者
死亡了的神灵——你点燃了诞生的辉煌
请让我在沙漠的远方
化为一生的竖琴，走进你无上的光荣
用舌头喝下太阳
构成一幅画土地美丽的纹案
 
“用舌头喝下太阳/构成一幅画土地美丽的纹案”，既是太阳神力的显现，也是诗人自己对诗歌的一种信仰的书写。《宿地》《干了的词》则书写诗人内心的思想流动，有对爱情的憧憬，也有对人类命运的思索，也有对母亲、大地的感激，也有对苦难的直面与见证，更有对幸福家园心灵住家的向往等等，这些诗思都体现了诗人所能到达的写作边界，体现了诗人的某种写作能力。由于诗人在知识背景与视野眼界的差异，她们所展现出来的写作诗域也不尽相同，与前述的几位少数族裔女诗人相比，达利卜·安斯的诗写实践往往捉襟见肘，虽然在具体生活体验的深刻性方面具有某些独特性，但在诗思、语言、修辞及识力等方面就稍逊风骚了。
面对《语病的礼葬》这首诗歌，我更愿意认为，这是壮族90后女诗人李彦对两种语言文化交流碰撞的思考。“我在写作，像两面乐曲的梦/从八个地方行走。”在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壮族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汉化同化现象。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表现得最为集中的就是语言。语言承载着一个地域、民族的文化与思想，因此不同的语词其实是不同思想的颉颃博弈与争斗。这其间的激烈与疼痛，只有个中人才更能够感受到那份心灵真切与精神震颤。“在另一半的废墟/蓝色的灯芯，为谁死去/把幸福引渡，忧伤的痕迹在里面/但麻木了的喉咙已经荒凉/一个词语，又将是一个结果。”其他的诗歌，或对蛇纸的联想与想象（《蛇纸》），或以“指甲”为视点展开的事物模写及其对现实的体验思考（《指甲》），或对时间及其方式的沉思（《时间的方式》），或对诗歌与诗情的书写与抒怀，不一而足。这些诗歌的出现，在某个方面说明了诗人具有较为的以诗歌特有的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琐碎的写作能力。
总的来说，就专栏中的这些少数民族90后女性诗人的作品来说，有一些诗人如阿勒丘、耶律燕、孟晓雨、阿丘月，能够结合本民族特有的地域文化展开合理的想象与对话，在现实、梦幻与传统等多维度展开古今话语的对接与集体记忆的激活，展现出较强的诗歌写作能力；也有一些诗人如央金拉姆、达利卜·安斯则由于知识结构与教育背景等原因，虽然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特色有所挖掘与接续，但是她们的诗歌作品在理论识见、眼界视野等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不足，洞见与盲视并存。而且最遗憾的是，在这几位90后女性诗人的这些作品中，还没有见到发星早年在论述彝族女性诗人鲁娟诗歌中所指认的“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这种明显特质。或许这与她们的人生社会历练有很大关系。其实，此专栏所入选的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的数量还可以多一些，风格还可以丰富多样化一些。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诗人在处理词与物的关联上，还显得生涩与芜杂，有些地方不能很好地、较为清晰地表达自己心中所要表达书写的诗思。瑕不掩瑜，她们所表现出来的诗歌写作能力与对少数族裔诗歌的思考本身足以让人感动与感奋，她们未来的诗歌写作道路将会是无可限量的。换言之，以上诗人从各自特有的民族心理与文化为入口，一方面挖掘自身民族文化的有效写作资源，进行理论的对接与实践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在多种民族、地域文化的交互影响下，为本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新元素，丰富发展了自己所在民族的文化精神。这样的诗写实践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四、反思与启示：有根的诗歌写作
 
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发星等人把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称之为“边缘民族”。发星在《独立》第15期“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专辑”前言《边缘诗歌革命的前兆与预谋》一文中，认为人们习常使用的“少数民族”在汉语词典中带有偏狭不公的意思，因而在论述中他以“边缘民族”来替换它。发星指出“边缘民族”的含义由以下几个重要因素构成：一、边缘民族在地理上属于边缘；二、边缘民族在话语上属于边缘；三、边缘民族在思想姿态与民族文化个性独立上属于边缘。发星从地理空间、话语权力、思想姿态与个性独立等方面指出“边缘”的特征对“边缘民族”诗歌的写作方向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与现实意义。然而，需要追问的是：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这些都是由谁来规定的？
假如真的存在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的话，称少数民族为“边缘民族”，那么汉族就是所谓的“中心”民族。从民族的结构来说，汉族人口比例占据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占据一个主导的位置，它相对于汉族意外的其他民族是位居“中心”的位置。然而，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中心地位，却并不是说明它一切的一切都位居中心位置。在全球化发展浪潮席卷之下，一切地方都将变为“地球村”。也就是说，当每一个地方都是中心的时候，它也就每一个地方都是边缘，反之亦然。叶芝在《基督重临》中早已指出：“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在现代性的裹挟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再也没有了“中心”可言，要有的话，那也是人为的自我划限。因此，在世界发展迅猛的格局中，中心与边缘的对举，其中更为凸显的是权力话语的这个外在力量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少数民族的发展遭到现代性的压抑，成为“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客体。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与互补发展，多民族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态势。恰如阿莫兹·奥兹所言：“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因此，原先被称之为“少数或边缘”的民族，现在大可不必再自称为“少数民族或边缘民族”，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凸显自己民族（地域）文化的特色，在此意义上，中心的也是边缘的，边缘的也是中心的。梭罗曾经这样说道：“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 少数族裔文学的这种策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少数边缘向中心的滑动与谋求，而是自我身份认同内在建构与族裔性本位意识凸显的必然延伸。少数民族之族裔性的强调，一方面成为他们自身民族身份自我认同与族裔情感表达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自觉与重建的发展逻辑使然。在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族裔诗歌写作风格品质与精神面貌对民族本位的自觉意识、文化身份追求、文化根性固守等等，将会成为少数族裔未来一代诗人写作的内在驱动力。也正因为如此，发星也不无清醒地指出了原民族写作被消解的几大因素：“1、来自世界的强势文化一统的侵袭与蚕食；2、来自汉文化主流意识文化体制局限规则的执行与修改；3、来自用汉语写作过程中，母语文化因素的削解与减少；4、来自原族内部没有责任与使命意识文化携带者的叛离与陌生。”（《边缘诗歌革命的前兆与预谋》）这种忧伤忧思来自内部与外部的互动关系，是一种辩证的深刻思考。
这种诗写姿态是边缘的、独立的、自由的思想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规训下，这种立场与追求日益昭示出它的精神魅力与历史价值。在此意义上，少数族裔诗歌写作是一种有根、有方向的写作，更是一种有尊严的写作。有可以平等对话的“他者”的存在，获取有根性的稳固，这就可以抛却那种浮萍的、虚空的呓语或语言游戏式写作。地域作为有根与有方向的写作，能够使他们的写作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与原点，从而收获大气、充沛、沉稳、光亮，乃至有内容、有生命、有精血的诗歌作品。一个地域以其博大的母性文化与大自然馈赠，能够迅速触及人的躯体、灵魂与血液，并且让其轻易激活原乡经验与历史记忆，从而产生出强大的精神原创力与生命力。诚如发星所言：“每一个自觉地有文化使命的写作者都应该是本民族文化的专家、学者，只有深入了自身文化内层，积累沉淀了自身文化原质，才能以家园与灵魂来去有依的根性意识在写作上游刃有余，而具有方向感与责任感的写作。”《边缘诗歌革命的前兆与预谋》）写作者只有身心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母性文化血脉中，并且对异域、异族文化有兼容并包的自由吞吐吸纳意识，在开放对话碰撞中，才能重建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文化自信。
有根的写作、有尊严的写作，它本身就要去是独立的写作，是自由的写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所有有担当的诗写实践者的追求与信仰。发星对“独立”的理解与阐释，深刻全面，富于洞见，发人深省，在今天看来它同样保持着它的锐利与锋芒。在此有必要全引如下：
 
写作独立性在我看来，有如下含义：一是写作者姿态上的前倾独立，且写作语言风格，不依附、不随流、不俗众的个性。二是写作者语言背后文化根性的独立，即以写作母源文化的个性、独立性为写作前件，在吸收、交融其它民族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使自身文化得到饱满与再造，而自身文化是一个独立坚硬的体系。他应该剔除奴性、狗性与软弱性。三是写作者思想灵魂信仰的独立，一切从文化流源出发来延伸与繁盛自已的精神层次与质量，没有信仰与思想、文化根性的写作是空洞的写作。其实以上三个独立是互混的，但强调的重点在思想文化上的首先独立，才有写作的独立。（《边缘诗歌革命的前兆与预谋》）
 
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的诗歌写作，彝族汉语现代诗在这一方面就表现出较为自觉与清醒的诉求。彝族现代诗的繁荣，不仅有深刻思辨的原创诗学理论体系做基础，还有众多诗人提供出众多坚实的诗歌文本做支撑，在发表园地上也得天独厚，因而他们的路会走得更远，走得更宽阔，近几十年的发展硕果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发星的“地域诗歌写作”到比曲积布的“世界地域写作”，我们都可以从中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强有力的声音。因此，当比曲积布以《大地》的创刊为平台，带领他的90后美眉兄弟们摇旗呐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奋于他们的先锋姿态，以及势不可挡的勇气与锐气。让我们静静倾听他们的呼声：
 
今天《大地》创刊就是抒写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地域——“世界地域写作”，我们要守护和铭记自己有根性的、有母性的那个我们土生土长的地域，因为离开了它，我们的眼睛就会黑暗，我们就会在现代社会的浪潮中迷失自己，不管是哪个时候，那个母族的地域是灵魂和生命之根。摆在《大地》和“边缘民族90后诗群”面前的是一个人类精神文明最边缘最被漠视的时代，作为刚现雏形的我们，更要回归自己生养我们的那个地域，净化现代经济时代的一些污浊，放眼世界，用自己诗歌的火焰在与各个民族碰撞中生成自己的灵魂与血肉——做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人。
 
《大地》和“边缘民族90后诗群”的自觉与清醒，让我们看到了新鲜的血液与充满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着。通过《大地》及其“边缘民族90后诗群”专栏，让我有了阅读这些充满朝气活力的诗篇和诗人们的机会。这些资料打开了我的阅读视野，使我发现了一片崭新的、喜悦的诗歌天空。
总之，少数族裔现代诗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重要力量所在。他们的独特言说、运思方式、审美旨趣、美学诉求与价值立场等，给外界呈现了一种异质性的诗歌话语体系，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建设在思想、语言、修辞、意象、美学、经验等等方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诗写经验。“重写文学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及其批评实践，如果忽视了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的创作实绩，属于第一重不完整与缺陷的话，那么再对中国少数族裔文学的历史与成就熟视无睹视而不见，那将会是第二重不完整与缺陷。这是一种严重的缺陷，更是历史的虚妄与文学史书写的巨大漏洞。因而，国内外学界有足够的理由应该对以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存在给予应有的重视与研究。

 
苏文健：近年崛起的青年新锐评论家，文学博士，现在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