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十三）李强、张羞、蒲秀彪
 
 
 
        编按：
     
        中国当代诗歌就是指新文化以来，中国的白话诗、新诗和现代诗。今年是这个诗歌的大日子！从胡适发表《新文学刍议》和他的一组白话诗，马上就到一百年了。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总结与研讨，废话教主杨黎带着四中校草李九如一起做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中国当代诗歌微访谈。为什么说“非常有价值"?从所覆盖的人群，问题的深度，到回答的精妙，都值得反复一读再读。
      
        微访谈覆盖了老中青百名诗歌写作者，杨黎采访部分以老将为主，九如采访部分以年轻人为主。教主和校草都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编辑正在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陆续在四中首发。正在编辑中的《橡皮》5也会选发一部分，整体访谈最后会辑集出版。
      
        感谢所有参与微访谈的诗歌写作者。      
 
 
 
 
        李强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人类最重要的事情是提出问题，其次是解答问题。
 
        当代诗歌是成功还是失败？
 
        当然是失败，因为它甚至没有提出一个像样的问题——它还在可怜兮兮的问自己成功了没有。
 
        它怎么可能成功呢？它都不知道成功是什么，是赚到一个亿吗？还是领到一个奖？按照成功学的标准，至少要先有个目标啊，没有目标哪来的成功？老实说，连失败的资格都没有。
 
        那么，诗歌的目标是什么？噢，这至少算个像样的问题了。我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诗歌的目标在语言之外，因为，如果目标在语言之内，我们早就把它说清楚了，那么就根本没必要再写诗。
 
        由此而来的推论——一切目标在语言之内的写作，都是反动的写作。无论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政治，为了任何人类的价值观，这样的写作都与诗歌无关，这样的写作者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堕落。
 
        再回到最初的傻问题——当代诗歌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再回答一次：是失败，一败涂地。
 
        写作是很绝对的一件事，不前进就是倒退，主动倒退，那就是堕落。在我看来，只要有一个人还在前进，这个时代就还不至于彻底失败，只要有一个人能超越大限，那就是一个时代的完全成功——可我并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难道要寄希望于下一个时代？新时代的写作者好像更糟糕。还不如期待奇点来临，人类永生呢，那样我还有一丝希望，见识到诗歌最终的成功。为了这个希望，我会努力活久一点的，阿门。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现代诗歌和现代汉语的关系，就是诗歌与语言的关系——语言划定了诗歌的界限，诗歌又同时拓展着语言的边界，全世界的语言都一样，而汉语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一门不成熟的语言。
 
        在几乎所有象形文字进化成拼音文字之后，只有汉语还停留在象形阶段，成为语言的化石，进化的断层。这主要是因为秦帝国的大一统，彻底打断了中国文化自我演化的可能，此后的两千年无非就是秦制的修补与改良，而文字当然也停止了演化的进程（大一统必须强制统一文字），唯一可见的改良无非是书写方式的改良而已（隶书楷书的出现）。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一个稍经教育的中学生，居然就能直接阅读公元前的先秦古文，这是语言发展史上不可思议的现象，请注意，是不可思议的落后！
 
        汉语唯一的发展，就是现代汉语的出现，也就是你们提出问题的初衷，区区一百年历史而已，就一门语言来说，还完全处于童年期。如果说汉语诗歌对此有什么贡献，那就是稍微加速了一点汉语进入成熟期的进程，但远远称不上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呢？拼音系统的建立、汉字的简化、标点符号的出现，现代印刷术的普及、激光照排的应用、电脑的普及、汉字输入法的出现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都远远超过诗歌。
 
        我想再次说明的是：诗歌对人类并不重要，你们也不要把诗歌那么当回事。诗歌跟这个世界没有太大关系，诗歌不应该在人类的价值谱系里找位置，这很愚蠢，而且注定是徒劳。
 
        至于汉语怎么样，那根本是另一个问题，汉语当然会成熟起来（可能一百年之后），但这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原因很简单——为什么我不用英语呢？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现在诗，过去诗和未来诗。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这是要我写诗歌史吗？我没时间。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凡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凡不可说的都应保持沉默。
 
        如果诗可以说清楚，那么也就没必要再写下去了。
 
        让一只猴子胡乱按动钢琴的琴键，只要给它无穷无尽的时间，总有一天它会弹出欢乐颂。但它并不知道欢乐颂，我们也不能说它在演奏欢乐颂。
 
        我们知道这是欢乐颂，因为对猴子来说，我们就是上帝。
 
        只有高出一个维度的观察，才能给出绝对的判断。在三维空间里，我们才能准确的描述二维。
 
        谁比人类高一个维度？
 
       至于你们提到的所谓标准，什么样的东西需要标准？
 
        商业交易需要标准，工业生产需要标准，所以人类需要标准度量衡，事实上标准的原始语义就是度量衡。而诗，既不能拿来买卖，也不能流水线生产，要标准来干什么？
 
        什么人有资格制定标准？
 
        皇帝可以制定标准，亨利一世把他手指到鼻尖的长度定为一码，此标准沿用至今。国家可以制定标准，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国标。简单的说，权力的拥有者可以制定标准，或者说，制定标准本身就是权力。那么，想给诗定标准的人们，你们在追求什么呢？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我不写诗。我用另一种方式研究语言。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不吉利，减掉一个问题不就好了？
 
 
        李强，偶尔也叫李真不弱，湖北荆州人。做生意的业余哲学家，善良的反人类主义者，重度偏执狂。现任北京某创业公司CEO。
 
 
 
 
        张羞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1、如果还有人在写诗，那说明离成功还很远。2、缺少天才。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1、我的感觉，这个问题问反了。从书写的角度，现代汉语写作在口语（方言）化，当代诗歌是这种写作的结果。这种结果反馈在现代汉语，并没产生多少影响。它是隐秘的并滞后。2、我不知道一个宋朝农民说的话是怎样的，在倒数上去的古代，现在有的许多词都没有。比如：新中国、社会、屌丝和Wi-Fi。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1、都是新诗，都是现代诗，也都是已经过去的诗。这个话题江湖、严肃。真要分，管它100年还是１年，无非两种：写出来的和没写出来的。２、写不出来的。无所谓了，你说了算。要是投票的话，我选现代诗。和艺术、音乐之类的保持统一，简单点。这东西玩不出什么花样的。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问题不少，但对我来说也很简单。对中国现代诗，我了解得少，看得更少。所以我能回答的只是对我有影响（意义、价值）的那些人和事。他们主要分别是竖的《长途车》、于小韦的《等待杰作》、杨黎的《鸟之二》以及橡皮写作的废话理论。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诗当然有标准。只是这标准在变化。现在21世纪的汉语诗写作流行分行（分行便是诗）的标准。这种定义让写诗变的极大自由。好，还是不好？不知道。潮流而已。如果因为这个，使得我们时代的诗充满迷茫感，我觉得这就是好的，它总要比清晰好，至少还能玩下去。回到那究竟什么是诗，诗是什么的问题上来，既然我们（谁？）已经把诗设定得那么高级了，甚至最高，我以为这个命题反而低级了。更不需要公共答案。诗不是公共语言。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1、主要是闲着没事无聊。2、还因为我能写。至于好处，如果不写诗，我就不会是张羞。可能会成为搞摇滚什么的，或者木匠。成为一个诗人没什么坏处，至少不会让人变太坏。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肯定有。所以我建议女性都不要去写诗。男的35岁后也没必要写作了。
 
 
        张羞,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县。诗人，作家。著有诗集《瀑布》，小说《散装麻雀》、《百鸟无踏》。
 
 
 
 
        蒲秀彪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让人觉得再写古诗是落后的，让一小部分人意识到，诗歌又回到了生活的细节之中，学会了向下，学会了微微信神，又专注说人话，说情话，让诗歌通往诗歌的路上。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诗歌本身就是语言的问题，有此结果，证明你问的人，有些共识。
 
        请教不敢当，我本身只是一个诗写者，大多凭感觉诗写，对语言还达不到研究的深度。但我认为，你抛出的这个问题于我来说有点大，但又值得深思。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当代诗歌永远还没有真正进入影响话语机制的地位，但我心中的中国当下诗歌，才是真正的现代汉语，给所谓的现代汉语注入了活力，但还没有完全被撑握话语权的体制所认同推广，更没有形成机制，这是一种遗憾。
 
        现代汉语人们一听就懂，常用又适用，语感舒服，更符合人性，更便于传达情感与思想。古白话虽近似现代汉语，部分就和现代人话无区别，但大多文白夹杂，让人似懂非懂，说起来总让人别扭，仿佛学究，又似结结巴巴的青年。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所谓的新旧、现代、当代，其实都是一个时间和形式变化的问题。无论是老瓶装新酒，还是新瓶装老酒，但我认为，于诗来说，诗的内核是不变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语言符号和表现形式，诗应该是语言敏感的前沿触角。用时间和形式来命名某一种事物，都会随时间变旧，形式都会花样变化。自由诗其实是为了打破老框框套套而提出的一种理念，对于新诗命名正身的问题，也没必要过于纠结，顺其自然。命名只是一个便于区分的问题，这些归于上帝的事情。什么是诗，是谁把诗叫做诗，谁又说得清楚？诗既然叫做了诗，它的表现形式的变化不正好记录了诗的嬗变么。其实我觉得，只要是诗的东西，就叫诗吧，加任何修饰定语都是缩小了诗。如果时代之下，非要正身当下及未来的诗，人类不在向往永恒人性的自由么，那么把诗叫做“自由诗”不就打破了一切框框套套，通向诗的自由之路么。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要从100年中对众多诗人的诗写作出价值判断，这着实让我有几天头大。因为您问的这个问题，题目虽短，可都是需要广博的新诗知识和独立系统性的价值判断。
 
        中国新诗百年间，从五四开始，诗人可谓是天上的繁星，诗篇可谓是恒河的沙数，诗事也是层出不穷，诗论可谓是浩瀚的海洋。我这些话，如果是对一个真正的关注和关心新诗的人来说，可谓一点也不夸张。但是将中国新诗的地位放在中国这个大社会来说，仍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新诗的价值完全没有得到应有尊重，新诗所遭遇的命运，正和当下中国人所遭遇的这个专制又顽固的政体一样。
 
        但历史价值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当下人写当下史，更是让人有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我认为历史的东西，必须经过大浪淘沙，有时也必须经历风浪的洗礼，历史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些人的价值判断，真正的历史，可能只有上帝知道。
 
        众所周知，中国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一起进入了新的一页，人们通常把“五四”以后在中国掀起的与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古体诗样式有着不同的诗歌样式称为中国新诗：其以“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只要是“合乎语言的自然”、“不戴着镣铐跳舞”的革命性方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和独立性的特殊部分。
 
        近百年来，中国新诗在不断嬗变，过程贯穿20世纪到如今，中国新诗具有鲜明的诗歌社会运动特征，和时局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回顾中国百年新诗，它源自于西方，日益溶合于中国诗歌之中，呈现出日常生活下的新诗风。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白话诗开始，形成初期的新月派，之后抗战诗歌；再到1949年以后的政治抒情诗，地下诗歌，到之后的“朦胧诗”，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群体整体爆发，第三代诗群是中国20世纪现、当代诗歌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中国诗歌是一个逐渐恢复文人诗性的一个过程；至上世纪90年代以1989年海子之死象征性的宣告了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终结，90年代整个中国诗坛呈现的是一种“诗江湖”状态；进入21世纪，虽然诗歌仍处于边缘化状态，但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欣起，中国诗歌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以“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为代表，兼以“复合式”书写，各种诗群林立，开始重新划分中国诗歌写作，中国诗歌进入“战国时代”。
 
        每一次诗体的变革，与诗歌自身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也与时代的大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现就中国新诗百年与中国时代变迁中的几个拐点作为划分，来回答你所提的诗人、诗作、诗事、诗言的一些问题：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9”期间的新诗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进行新文化运动，就在当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说：“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不容坐视”提出了白话诗文的动议，次年7月，胡适尝试用白话写了一首长诗。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并成立《新青年》杂志社。1917年，胡适在该杂志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倡“诗体大解放”和他的诗集《尝试集》可谓是新旧诗分界碑。形成了最早的一个白话诗群，其间的一些实践者主要有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周作人、冰心等。
 
        之后不久，郭沫若和他的《女神》的出现，更奠定了以创造为宗旨的新诗传统的基础，战斗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新诗基础。正在之前基础之上，涌现出一个自由的新诗群，写出革命的《前茅》。包括一度醉心于象征手法的李金发、穆木天、冯乃超，狂飙式的高长虹、柯仲平，“璎珞”般的戴望舒，起步“湖畔”的应修人、冯雪峰等。
 
        其后又出现了闻一多提倡新诗格律化“戴上镣铐跳舞”。1926年发表《诗的格律》一文，主张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更以自己的创作来印证，得到徐志摩、朱湘等诗人的响应，迅速形成了以讲求格律为标志的“新月诗派”，以及和其相似的一些诗人，其间的《死水》等诗作，广为人传唱。
 
        进入三十年代，还是以继承与发扬革命文学传统的《新诗歌》最富有生气，它是由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所主办，聚集了一大中青年诗人如：穆木天，蒲风等人，在全国各地成立许多分会，团结了大批诗歌爱好者。此间由左翼游离出去的戴望舒、施蛰存，带着京味的“汉园”诗人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具有代表性，胡风、艾青、田间等人组成的“七月派”为抗战诗吹响了号角。在此前后创作的《雨巷》、《断章》、《我爱这土地》等诗篇，具有代表性。
 
        由于日本的侵入，中国诗人们以诗作为战斗号角，深入期中，其中田间、公木等诗人，写下了大量的鼓舞人心的诗篇，比如《给战斗者》，包括后来的解放战争期间，中国诗人们从艺术的高度为民族的命运写下了大量的忧患诗篇和对苦难诉说以及对时局关注的诗篇。此间后起的“九叶诗派”具有代表性，主要成员有穆旦、辛笛、郑敏、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二）1949年至1978年期间新诗
 
        （1）1949年至1966年“十七年”新诗
 
        49年之后，中国从战乱之中归于平静，百废待兴，虽然其间还有一些国际复杂环境影响，但其主流思想从战争的“保家卫国”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上来。当时的一些诗歌的创作，在延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之下，毛泽东说：“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读诗的，要重于新诗，不废古体。”“当时中国的青年们，似乎谁不写诗、谁不读诗就是跟不上时代潮流”，诗歌成为了建国后人们最热衷的文学表达形式。在建国十七年文学中，诗歌是最主要的体裁。
 
        期间主要有：郭小川，贺敬之，闻捷，艾青，田间、李瑛、公刘等一批代表诗人，他们以政治抒情为主。比如郭小川的诗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如《向困难进军》、《白雪的赞歌》等；贺敬之是著名的政治抒情诗人，作品有《东风万里》、《回延安》等。
 
        自1957年始，十七年诗歌创作进入了曲折发展的阶段。反右中艾青、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白桦等被打成“右派”。政治运动、思想禁锢，严重地束缚了诗人们的诗写，诗歌艺术岌岌可危。尽管如此，艾青仍在“为社会主义歌唱”中，出版了《欢呼集》、《春天》等诗集，遭到政治上的劫难。田间以诗作数量最多而引人注目，五、六十年代他出版有短诗集10余部，长篇叙事诗集《长诗三首》、《毛主席》等七部计都是计两万行的长篇巨制，其中部分作品，带有严重的“浮夸”病，并无多少诗歌的艺术价值。李瑛、公刘在部队写诗，军人生活对于他们观念和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二人各有侧重，都在反映各自生活经历，以及感情倾诉。
 
        “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这是配合“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号召下提出的。很快，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从上到下在全国展开。当时的口号就是“人人写诗，集体写诗”，“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一夜之间，中国成了“诗国”。受经济工作中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影响，很多民歌作品盲目夸大、不切实际。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雄心一览无余。更多的民歌是在行政命令下以高指标高速度创作出来的，质量低下，粗制滥造。在采集民歌的运动中，各地还争先出版民歌集子。郭沫若和周扬在各地出版的歌谣选集基础上精选合编了《红旗歌谣》，各条战线上还有《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大跃进民歌选》等。
 
        在1958年，关于就新诗发展道路问题掀起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热点集中在新民歌是不是主流、民歌体有无局限、“新格律诗”能不能建立。讨论最后认为，中国新诗的出路在于“民歌”和“古典”。
 
        “大跃进民歌”被视为“两结合”的典范和“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次讨论仍是偏重形式上的探讨，但由于受“左”的思潮控制，对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未能实事求是地深入。独尊民歌，反而把诗歌引向了题材单一、形式呆板、感情浮泛的末路。
 
        长篇叙事诗的成就1960年前后，出现了大批长篇叙事诗。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臧克家的《李大钊》，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田间的《赶车传》等。此时的少数民族诗歌也不乏优秀之作，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丰富多彩的边地生活。长篇叙事诗的大量涌现，填补了新中国诗坛上政治风潮下的一些空白，其成就是不应忽视的。之后年间的自然灾害等因素引发的“饥荒”，让诗歌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2）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新诗
 
        文化大革命运动，让新中国建设事业，受了重创，各行各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诗歌作为“文化”中一个重要环节，在其间受到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此间的中国新诗，在舞台上的，大量变成了“大字报”、“歌功颂德”的政治宣传品，离诗歌艺术越来越远。
 
        此时，一批在当时的政治境遇中处于“边缘”或“异端”状态的老中青诗人，开始创作出与主流诗歌不相同的“地下诗歌”。真正的诗歌开始由地面转入地下的小范围传阅，包括以知青文学、地下文学为主的诗歌开始以手抄或油印的形式进行着，比如“白洋淀”诗群等。这些“地下诗歌”因为敢于程度不同的表达个人化的情感而历史性的禀有“另类”诗歌的性质。中老年诗人中，曾卓的《悬崖边的树》，穆旦的《秋》、《冬》、《停电之后》，牛汉的《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等，是“地下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北京的食指和贵州的黄翔则是“地下诗歌”写作青年诗人中的出色代表。尤其是食指的“地下诗歌”写作，更具文学史意义上的影响力。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创作的《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作，在一代青年中广为流传，影响深远。食指在此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对北岛等一批年轻的“朦胧”诗人在诗歌理念和美学趣味上都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被视为“新诗潮”的先驱性诗人。“地下诗歌”现象的存在与出现，填补了文化激进主义年代诗歌创作的空白。
 
        文革后黄翔将《火炬之歌》、《火神》、《长城的自白》、《我看见一场战争》等合成《火神交响诗》，抄写后带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围墙贴出并吼诵，同时散发油印民刊《启蒙》，成为“民主墙运动”的开端。“民主墙运动”第一个社团“中国启蒙社”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成立。
 
        （三）1977至1989年期间新诗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改革开放的出台，让浩劫中的中国重新回归了发展的春天。但诗歌作为“意识形态”敏感者，首先感知其变化，以1978年为开端，中国当代诗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裂变，长期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强力控制的中国当代诗歌开始了全方位的艺术性回归，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文学史意义上的历史“新时期”。
 
        （1）      在20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艾青、牛汉、绿原、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白桦、黄永玉等一批曾长期被剥夺了写作与发表权利的中老年诗人陆续重返诗坛，恢复了歌唱的自由，他们因此被命名为“归来的诗人”。由于自身独特的经历，这批“归来的诗人”在创作中整体上倾向表现“反右”及“文革”期间个人及民族的创伤性情感记忆、心灵抗争与理性反思等主题内涵，艾青的《归来的歌》、《光的赞歌》，公刘的《沉思》、《哎，大森林》，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邵燕祥的《假如生活重新开始》，流沙河的《故园九咏》，黄永玉的《曾经有过那个时候》等一批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标识性的诗歌作品，有效的恢复了诗歌与诗人的真诚品质，摆脱了此前诗坛流行的“假、大、空”的恶劣诗风。
 
        此时，还有一批比“归来的诗人”相比年轻的诗人，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诗性诉求，“干预”现实生活，“呼唤”未来，成为当时诗界的一个现象。最有代表性的如：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李发模的《呼声》、熊召正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等作品，都引起了较为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种创作流向实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的回响余波，从中反映出许多中国当代诗人身上的现实关怀精神、社会使命意识与政治参与情结。
 
        另外一批年轻的诗人则倾向从个人的生活经历与艺术趣味去选择诗歌的题材、主题与表达方式，一些着力表现乡土生活的诗人。如：叶延滨、李小雨、陈所巨、饶庆年等青年诗人以“知青视角”“乡土”表现对昔日生活的追忆与思考、在审美性的乡土情结中试图揭示广大乡村在中国社会的改革潮流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其中一些代表作如：《干妈》，饶庆年的诗集《山雀子衔来的江南》成为新时期初期乡土诗创作成就的代表。彝族的吉狄马加对彝族风物丰富复杂精神状态的表现深刻而精彩，其代表性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体现了当代彝族诗歌在新时期文学中所取得的新成就。查干(满族)，晓雪(白族)等少数民族诗人本民族题材的诗歌创作也各具特色。值得一提的还有身处新疆、青海、西藏、甘肃等西部地区的诗人自觉或不自觉所进行的地域性诗歌写作，他们的创作因题材、主题和艺术风格的相近与趋同而被命名为“西部诗歌”。“西部诗歌”整体风格上以雄浑、豪放、苍凉为主要美学特征，是对中国文学史上“边塞诗”的继承与发展。“西部诗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昌耀、杨牧等。昌耀是“西部诗歌”群体中的代表，他为新时期的中国诗坛奉献出了《慈航》、《鹿的角枝》等坚实有力、众口交誉的“西部”诗篇。昌耀诗歌境界的博大与深邃，加之他持续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活力，又使得昌耀本人的创作超逸了“西部”诗歌的范围，而在更深广的层面丰富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西部诗歌。
 
        众多不同的诗歌创作流向为新时期的诗坛带来了生机，初步体现出诗歌的多样化特征，但并未在诗歌观念与美学趣味上发生深刻的转型与变化。真正给20世纪80年代诗坛带来诗学观念与美学趣味巨大冲击和“革命”性变化的，是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具有探索性、实验性、先锋性特质的诗歌潮流，它们就是当代诗歌批评界所指认的“朦胧诗”与“第三代诗”。
 
        （2）80年代，朦胧诗的崛起，诗坛有了新的诗学话题。北岛、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创作遭遇重重质问，这些青年诗人的反常创作，人们对其“懂”与“不懂”之间爆发了激烈论争，当时整体上保守的诗坛对他们的写作基本持贬损、打压的态度。这批从西方现代主义吸取思想的创作和美学追求，对所谓的正统诗坛所显示出来的大胆背离与挑战姿态，视为“异端”潮流，被贬义性的命名为“朦胧诗”，但又戏剧性地得了大量传播。当时诗界的有识之士对所谓“朦胧诗”这一诗坛新生事物予以大力支持，表现出可贵的前瞻性理论眼光。谢冕、孙绍振、徐敬亚、朱先树、陈仲义等诗评家纷纷撰文力挺“朦胧诗”，为“朦胧诗”的生存营造了一个有利的诗歌舆论氛围。其中的“三个崛起”具有标志性意义：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除前面提及的北岛、舒婷、顾城之外，梁小斌、江河、杨炼、芒克、王小妮、严力等诗人，其中部分诗人由“白洋淀诗群”自然转化而来加盟了“朦胧诗”的阵营，在规模上足以构成“崛起”的态势。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顾城的《一代人》、《远和近》，梁小斌的《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星星变奏曲》，杨炼的《大雁塔》、《诺日朗》，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雪地上的夜》，王小妮的《我感到了阳光》，严力的《根》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证明了“朦胧诗”的诗学观点。其后的影响广泛，直到1984年之后，朦胧诗开始由盛而衰。
 
        之后的1985年，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青年诗人老木编了一部《新诗潮诗集》他在其中称：“更年轻的诗人”“已经走得更远、更迅速”，“他们已经对北岛们发出了挑战的呐喊”。这部《新诗潮诗集》的编选以及随后由阎月君等青年女诗人编选的《朦胧诗选》，在象征的意义上宣告了朦胧诗的退潮。
 
        1986年“第三代诗”运动达到高潮，其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10月份由《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的“现代诗群体大展”。推出了“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莽汉主义"、“撒娇派”、“城市诗”、“大学生诗派”、“日常主义”、“新传统主义”、“极端主义”等大小流派、团体六十余个。各自有着自己的诗学主张，可谓是遍地开花，标新立异，令人眼花缭乱，凸显出“第三代诗”艺术面貌与诗学精神的庞杂性质。后来普遍认为“第三代诗”主要的诗学主张与艺术特征为“反崇高”、“反文化”、“反修辞”，显示出与“朦胧诗”审美传统彻底“决裂”的艺术姿态。“他们”的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丁当、小海等，“非非主义”的主要成员有周伦佑、杨黎、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等，“莽汉主义”的主要成员有李亚伟、万夏、胡冬等，“海上诗群”的主要成员有陈东东、刘漫流等，“撒娇派”的主要成员有京不特、默默等，“大学生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尚仲敏和燕晓东，其实人员相对是最多，因为大学生原故。“第三代”诗人构成了朦胧诗之后诗坛中国新诗又一个新的“崛起”现象。
 
        “第三代”诗群各流派团体中的重要代表与优秀个体诗人，创作出了一批在艺术风格上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文本：于坚的《尚义街六号》、《O档案》，韩东的《山民》、《有关大雁塔》，李亚伟的《中文系》，杨黎的《冷风景》、《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等，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周伦佑的《想象大鸟》，何小竹的《梦见苹果和鱼的安》等，受到诗界的普遍关注与肯定。这些文本体现了日常化，重语感，幽默、解构、反讽，审美趣味平民化、世俗化等倾向，体现出后现代的倾向以及禅宗意识。
 
        “女性诗歌”在第三代内部的崛起，如：翟永明、伊蕾、唐亚平、海男等是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的代表性诗人。她们采用女性独白和身体书写等表现手法，传达鲜明的女性情感经验、自觉强烈的性别文化诉求，让女性在男性主导的诗坛中列一席之地。翟永明的《女人》、《母亲》，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等女性诗歌文本，在艺术上比较普遍的具有细腻、尖锐、热烈等女性审美情感特色，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上引发了震动与争议，显示了“女性诗歌”的先锋特质与颠覆性能量，为“第三代诗”增添了独特的艺术与精神景观。
 
“第三代诗”诗群主要活跃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1989年《诗歌报》月刊(改版后的《诗歌报》)举办本年度的“实验诗集团展示”，推出了“北回归线”、“广西后现代主义”、“山西无极主义”、“浙江纯口语主义”、“新疆先锋诗派”等大小流派团体六十余家。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第三代诗”的“退潮”仪式。
 
        在“第三代”诗潮之外，不少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以游离于流派之外，独立创作，他们大多与“第三代”诗人同龄，但他们与“朦胧诗”和西方近、现代诗更相近。海子以迥异于“朦胧诗”和其他前辈诗人的抒情倾向独具一格，其诗歌中空前的“乡土抒情”与“浪漫情怀”与潜在深刻“神性”的悲剧精神溶合，使其成为诗坛的一个“异数”与“奇迹”，其代表性作品《亚洲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黑夜的献诗》、《日记》等众多诗篇影响甚广。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同时也象征了现代主义诗潮在中国的归结。
 
        （四）1990后至今中国新诗现象初窥
 
        90年代中国诗坛呈现的是一种“诗江湖”状态，在物欲横流的“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下，作为精神重要一环的诗歌一度被排挤在“边缘”。特别是“89年6月”以后，曾经充满理想的诗人们，是乎遭到了摧毁性的严重打击，一些诗人精神受到巨大震荡，使得普遍持有理想主义文化情结的中国当代诗人一时难以适应，特别是青年诗人，对于诗歌的探索与实验的艺术热情一度中止，下海的下海，停笔的停笔，曾一度出现“断裂”。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世界多元浪潮又激起了诗人们心中的理想。新媒介的欣起，无论体制内外，诗人们：一路唱着“春天的故事”；一路同时进行着“地下”、“民间”的诗写，发出对“时代病”的呼喊；还有一些进行着“复合式”诗写；可谓多彩纷呈。
 
        （1）1990年到2000年期间的中国新诗节点
 
        这一时期的先锋诗歌处境艰难，诗人们在与时代的“对抗”中自身发展。一批80年代显露头角的诗人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等开始自觉地向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前进，整个贯穿90年代。此间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卡夫卡》、西川的《十二只天鹅》、《书籍》等可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写作”在90年代前期的代表作性作品。
 
        稍后，“个人写作”盛行起来，强调个人话语的价值立场，其中有“神性”写作、“平民”写作等作倾向，最后形成模糊难辨的“复合”（亦或“混乱”）之势。此种写作在90年代中后期盛行，这与世俗大众文化欣起对诗歌的疏离有关。受此影响，诗界内部也存在诗学观念、话语利益之争。导致了1999年的“盘峰论争”(“知识分子”一方以：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臧棣等为代表，强调“学识”和“技术”，认为诗人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观念偏西方诗歌标准，有自己的刊物和阵地；“民间写作”一方以：伊沙、于坚、侯马、沈浩波等为代表的，强调“口语”和“生活”，认为“诗歌在民间，真正的诗人在民间，真正的诗歌变革在民间”——韩东语。）从而形成了新时期诗歌的一个风向标，形成了两种主要写诗动向：“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此争随着网络的欣起、外国当下诗歌的大量译介、70后的斩露，对诗歌多元格局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间涌现出一大批诗歌作品，由于离现在较近，不在此落列。
 
        （2）2000以后至今的新诗
 
        进入21世纪，多元化浪潮下的网络媒介等事物的欣起，诗歌写作环境开始“相对宽松”起来。诗歌题材选择、表现手法、美学标准、语言风格等都多样化，呈一种“诗界内部的繁荣”之势，老、中、青诗人同堂诗写，传统媒介与网络并行，各有风景，“书面语”写作（或称“知识分子”）、“口语”写作、“复合型”写作并存，蔚为壮观。这些是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新诗的罕见现象。
 
        诗人诗阳第一首诗在互联网发出，特别是在2003年后，诗歌各大论坛、网站（诗江湖、北京评论、诗歌报、赶路、星星论坛、诗生活、橡皮、界限、扬子鳄等数百家），各种博客、微博（新浪、QQ、搜狐等），官刊（诗刊，星星，诗选刊加之全国各级文联、作协办刊计数百家），民刊（诗江湖，平民诗刊，赶路，诗歌杂志，自便，地下，水沫等，据不完全统计数百家），诗歌奖（鲁迅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等各种官方、民间奖项），各种诗集、评论集、选本可谓是数以万计，诗歌节，诗歌事件（继盘峰论争后的：9.30、犁花体、羊羔体、乌青体等）的出现，使诗歌出现再度“繁荣”的景象（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手机、网络用户在中国有近6亿人众，参与诗歌或关注过新诗人数以亿计）。各种诗歌流派相应而生，中国诗歌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下半身诗群、橡皮诗群（其间演变出“废话写作”）、物主义诗群、垃圾派诗群、新禅诗、打工诗、反动主义、70后、80后等等诗群的崛起，以及知识分子写作，口语写作诸多提法让中国诗歌又进入了新的“战国时代”。口语化、禅宗、日常性、内心写作、自然至上、现实批判等诗写，不再局限于宏大叙事，转向注重诗歌的细节，个体生命的诉说，以及一些日常的无聊，都在试着突破。这些现象，作为中国诗歌的文化叙事开始向世界输出（以德国汉学家顾彬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对中国当下诗歌的世界性有过评说），溶入到浩浩的世界诗海之中。
 
        不得不提的是，当下看似热闹的背后，很少能像“朦胧诗”、“第三代”那样写出诸多供人们传诵的精品，无以计数的各类诗歌文本（纸质、电子版、网络版）和“诗人”拌着黄金与泥沙一路俱下，洪流淹没了不少“朦胧”的眼睛，也收获一定的果实。一切正在正行中，对当前诗歌(文本和诗人）的肯定和列举，都还为时尚早，特别是在如今的互联网下，时间会起决定性作用，终将大浪淘沙之后见真金白银。
 
        对于中国新诗百年的嬗变，可谓浩浩荡荡，其间的各种人、诗、事可谓是新诗的海洋，仅我有限的感知，此文也只是从中国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作为划分，点出各时期的我认为的重要事件或现象，可谓是蜻蜓点水式的略过，若要深入，泱泱诗国，百年之中，特别是近年来，每年都有诸多诗歌文本、事件、和信息，具体细节与总结，待研究者们深入。综上所述，中国新诗的百年嬗变，个人觉得：
 
        a、新诗在中国的发展变化，与中国时代政治环境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b、无论“新”与“旧”，“拿来”与否，流派分呈也罢，诗歌以其艺术的“诗”的内核，在发展变化着，在向着世界性和人性逼近。
 
        c、诗歌与人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体，诗人的社会性决定了诗歌的社会性，诗歌变化与人类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且相互作用。
 
        d、中国新诗从新文化运动由西方进入以来，溶入了中国博大的传统和语言之中，相互影响，其经历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一系列的变化。一切正在进行中，中国新诗正像中国数千年一路走来成熟的古诗一样正在走向成熟，且会成为活的语言，深入到现实之中，值得期待。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一说到诗歌的标准，作为一个爱好诗歌的人，它确实让我头大。这个话题，特别是在中国新诗提出后，人们经过近百年的尝试，特别是在网络时代，诗歌的写作呈现出多元与混乱并存，经典与泥沙俱下，其中有不少争鸣。有一些实实在在为新诗建设做事的人，也有一些吵哄哄的想一统诗歌江湖的野心家，他们都在为诗歌标准而不断苦苦找寻，但至今也没有满意的效果。在我看来，诗歌这门作为表达思想情感的特殊语言艺术，它有区别于其它艺术门类的特点和时代特征，并无标准。
 
        说到标准这个东西，说几句题外话。我是个学理工科的人，曾经参与过一些企业标准推行，比ISO系列的标准，我从中知道，这些标准，它有着特定的单位和一些质的量化的问题，很精准，可操作性很强。但诗歌这门思想情感的语言艺术，你怎么能将情感量化？每个人的体验，情感基础，文化模式怎能量化统一？自然之神创造了这个精彩的世界，创造了人类这个有思想情感的物种，而人类的感情又是丰富多彩，也因如此，这世界才有了叫做诗歌的艺术门类。这种艺术，有着其区别于其它艺术门类的分行表达，多大内容简短，语言凝练，有着内在节奏和韵律，让人们看去，就可以叫出它：诗歌。但其中表达的情感，能不能被人们共鸣，或者说被某些人共鸣，这就是诗歌情感所承载的肉眼看不见的无法量化的东西。
 
        对于“古代诗歌”的诗和“白话”的诗，在我看来，他们所谓的“标准”也只是诗歌外在形式、韵律、分行的固定与随意，以及一些格式上技术性的东西，这些都是形式特点上的标准，在我看来，无论是古诗与新诗，其内核，也就是那个技法和语言之外的事物，也没有一套人们都认可的统一的标准，尽管前人有过什么“象”之说，也有一些人不认可。
 
        既然世界有了命名，既然人类叫做了人类，既然诗歌叫做了诗歌，既然有了新诗和古诗之说，从中可以看出，之间存在着世界的变与不变，有一些东西是变化着的，但有一些东西仿佛又是有亘古的不变，诗歌的内核，我认为就是那种亘古的事物，它的内部有着一种叫做规律的东西，它永远在守着自己的道。如果说，这个道里有一些事物，那么我要说出人性，我更要说出其中间被人们定义为那种所谓的真善美的部分，我觉得诗就是要传达这样亘古保持不变的东西，也只有这些东西，才能让人类产生共鸣，因为上帝创造人类时，就有了它们，“文化”的外衣有时扭曲它们，分歧了它们，诗歌就是要说出那种人类文字永远也说不清楚的那个东西，我所追求的诗，所喜欢的诗，它就是这样的东西，无论现在和未来，这种东西都值得我追寻。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说起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本人2014年底与南京大学在读的孙向阳博士的一个对话，当时我在里面说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感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现今回头看来，那篇对话依然符合我现在的心境。现在说起这些话题，我心中仍有无限感慨。
 
        作为一个生活的迷惘者，发展成为一个忠实的诗歌爱好者，然后成为一个旁人眼中的另类者，以致成为一个专制体制下彻底的失败者，最后成为一个自以为是的诗歌自由主义者。面对这个荒诞不经的世界，以我的性情和为人，我想，如果没有诗歌，我真不敢想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现在我还深深地记得我与孙向阳的那篇对话文的题目，因为那个题目，是孙向阳引用我当时回答中一句话的后半句：没有诗，我歌能会疯掉。当时他也问我为什么写诗，不写诗又如何的，写诗与生活的关系，当时我回答说：生活就是生下来就得活，没有吃的，我会死掉，没有诗，我可能会疯掉。在至今看来，那个题目有一些夸张和矫情，虽然现在没有那么严重了，多了一些理性，但生活依然故我，爱好诗歌仍在继续，同时也多了一些不合作和反叛的勇气，这样下来，写诗没有对我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帮助，收到了非议与另眼，但也迎得一些人的尊重和点赞，交了一些天南地北写诗的爱诗的朋友，包括九如兄你，如果没有诗，我们不可能认识。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有时有，有时没有。愤怒写诗的时候，没有。快乐写诗的时候，太有了。
 
 
        蒲秀彪，1980生，贵州人，独立写作者，著有诗集《随时随地》。
 
 
 
        第十四波：张岩松，陆渔，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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