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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文学院西川聊杜甫

2018-06-10 17:15 来源:作家网 作者:西川  点击:

摘要:十月文学院“名家讲经典”第十讲——西川主讲杜甫诗歌:杜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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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文学院“名家讲经典”第十讲
——西川主讲杜甫诗歌:杜甫的形象
 
 

十月文学院副院长吕约向读者赠送《杜诗镜铨》
 
        编者按
 
        6月2日,由十月文学院策划主办的大型系列文学讲座活动“名家讲经典”第十场讲座在十月文学院(佑圣寺)举办。著名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批评家、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西川老师,为广大文学爱好者讲解了中国古代伟大诗人杜甫的诗歌。讲座由十月文学院副院长吕约主持。
 
        本场讲座重回中国古典文学单元。去年金秋时节,李山教授在十月文学院讲解了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重温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西川教授的讲座则顺流而下,进入了唐代这个诗歌辉煌时代的现场,以诗人的敏锐与学者的洞察力,还原了唐代盛大的诗歌氛围,更新了杜甫的形象。
 
        杜甫与李白在唐代双峰并峙,互为同道,合称“李杜”。诗风沉郁顿挫,深切硬朗。杜甫以儒家者流自居,心怀尧舜之政治理想,继承孔门之人生态度,既“日夕思朝廷”,又“穷年忧黎元”,心怀家国天下,忠君,爱国,爱众生。同时,他又是一个对诗歌保有虔诚信念的诗歌信徒,立志将诗歌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诗是吾家事”“自吟诗送老”。他留下的诗篇至今光芒不减,动人肺腑,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永恒的美的来源。
 
        在当天的讲座上,西川教授从作家的经历切入,旁征博引,细致入微地重现了唐代的生活细节与杜甫的生平交际,以不同于主流评价史的独特视角,捕捉到了杜甫崭新的精神特质,超越了“现实主义诗人”这一局限性的固见,带领听众发现了作为一个复杂的“人”的形象而存在的杜甫。他丰厚的学识,动人的讲解,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文学听众。
 
        想看讲座现场精彩片段?快戳下方视频,先睹为快!

 
        杜甫的形象(摘编版)
 
        一、如何谈论杜甫?
 
         很高兴今天能在这儿跟各位见面,聊一聊唐诗,聊一聊唐诗里最难聊的人物,杜甫。我自己觉得压力很大。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杜甫,都能背一些杜甫的诗,在这种情况下要将杜甫讲出点新意有些困难,所以我就想到了“杜甫的形象”这个题目。杜甫的早年形象说不上,他的诗歌到现在流传下来的有1400多首,90%以上的诗歌都是他40岁以后写的,他早期的东西都没了。所以谈杜甫的形象,其实谈的是杜甫晚期的形象。
 
        美国的华人学者洪业,一辈子出版的唯一一本学术书,是《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他书里边有一句话说:“绝大多数中国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都把杜甫置于荣耀的最高殿堂,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当诗人杜甫追求诗艺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际,杜甫个人则代表了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谈中国古典诗人,能够用“最”字最多的就是杜甫了。这里涉及到伦理准则,涉及到他的同情,他诗歌的真实性、多样性。美国还有一位学者叫陆敬思(Christopher Lupke),他说杜甫是中国古今诗人的“大家长”(poetic patriarch)。——每个家里都有家长,中国诗人的大家长就是杜甫。这个说法很精彩,但也让我们讨论杜甫有了难度。今天我选的这个角度相对容易一点,讲杜甫的形象。其他角度三两句话没法说清楚。我会谈到杜甫的生平际遇,杜甫的趣味,杜甫的现实感,这些话题都跟杜甫作为一个诗人的形象有关系。
 
 
座无虚席的讲座现场
 
        作为儒家诗人的代表人物,杜甫跟整个儒家这套话语,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在《唐诗的读法》里提到了杜甫与儒家的历史转变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感受到的儒家,更多是安史之乱以后,在宋代做大起来的理学化了的思孟系统的儒家。思孟系统(子思、孟子)是一个传道系统。而儒家还有一个传经系统: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夏。孔子殁后,子夏设帐魏国西河,在那儿传授儒家所有的经典。子夏的学生公羊高和榖梁赤(仅从一般说法)又传下来《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从汉代到中唐,传经系统的儒家,在中国整个儒学系统里非常活跃。安史之乱后,孟子的地位大幅度上升,变得极其崇高,思孟系统、传道系统的儒家才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杜甫赶上了安史之乱,这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水岭,巨大的变迁时代;同时又赶上了儒家转向、孟子成为后来的亚圣的时代。所以作为一个儒者的杜甫,被抬到如今这样的地位,是有外部原因的。
 
        杜甫的诗被称作“诗史”。那么历史对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作用和意义,相当于神话对希腊人的作用和意义。中国的文学里很多东西都跟历史有关系,二者很难分开。杜甫的诗歌满足了历史的要求,我们习惯于把诗和史联系在一起,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诗人。这种情况在当代诗歌里没有。当代诗歌基本上已经不负担述史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又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我们大多数人写的基本上是抒情观念之下的诗歌。
 
 
孟子与子思
 
        二、杜甫的人生经历
 
        中国古代的诗人中,以现在的标准看,很长寿的几乎没有。杜甫在战乱中活到58岁,公元712年到770年。杜甫的一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首先是早年读书漫游的阶段,持续到杜甫30多岁。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在洛阳遇到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后来他们俩又遇到高适。那时杜甫33岁,李白比杜甫大11岁,是44岁,高适比杜甫大6岁,是39岁。
 
        对于李杜的关系,郭沫若写过《李白与杜甫》,闻一多也提到过。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猜测和解读,比如说他们觉得杜甫对李白那么好,李白却拿杜甫开涮(《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可能是伪作)。也有人猜测两个人关系很好,两人旅行的时候会盖一条被子(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让美国的同性恋诗人们想入非非。李白给杜甫写过两首诗,而杜甫给李白写了很多的诗,主要的交流就是当年在一块儿游历。先是在梁、宋这块地方,后来两个人又一块儿到了蕲州,分手之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在东鲁。
 
        无论怎样,我在《唐诗的读法》里提到,李白应该对杜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杜甫在李白身上看到了一个奇观。其实杜甫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奇观,只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把他放在儒家的话语里。头两天我在江西南昌,有一个写古体诗的学生还跟我讲,他分析有些古代诗人的诗不合平仄。我说所有合章法、合规矩、合平仄的写法,都是小诗人的路数,对大诗人你没法这么判断。宋代的黄庭坚,说自己的书法是“老夫之书本无法”。也就是说,迈过很多的门槛儿之后,这些大诗人、大艺术家内心就开始有一种自由度,开始搞破坏。很多人是跟着章法走的,但大诗人总有破坏章法的能力,破坏工作有时候就能呈现为奇观,而这也是建设。在李白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在杜甫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别人的诗很多四行一换韵,杜甫可以八行一换韵,杜甫就敢这么干。拗体诗,在别人那儿是缺点,到杜甫这儿就是精彩。对他来讲这是自由,但对于整个诗歌史来讲,他是在给诗歌立新的章法。所以说,杜甫也是一个奇观。《新唐书.杜甫传》说:“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他后来在长安上玄宗三大礼赋时自谓:“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这狂劲儿比李白也不差。
 
 
忘情投入讲座的西川老师
 
        杜甫人生的第二阶段是困居长安的时期,大概是30多岁到40岁。第三个时期是为官时期,大概是从他44岁到48岁,时间很短,正好是安史之乱的时间。陈寅恪说安史之乱是中国古代史的分水岭,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几乎像两个中国。日本大汉学家内藤湖南认为,从安史之乱开始,中国进入了唐宋变革期,跨度从中唐一直到宋,思孟系统、传道系统的儒家在中国的影响开始变大,一直持续到明清、到今天。笼统地说起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变化。我们汉族人填表写自己的民族时会填“汉”,可按照傅斯年的讲法,实际上汉朝的汉族到六朝结束以后就没有了。很难说今天的我们跟汉朝的汉族完全是同一个“汉族”,可能存在当时的基因,但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杜甫赶上了安史之乱,目睹了战争惨烈的情状。肃宗朝宰相房琯在陈陶斜和青坂打了两场大败仗,让唐军损失惨重。杜甫曾经在《悲陈陶》里有一句 “四万义军同日死”。部队大概有四万多人,四万义军一天全死了,太可怕了。杜甫跟房琯两个人是老朋友,他为此要疏救房琯,结果一下子得罪了皇上,就回家省亲去了。后又随肃宗还长安,然后被贬,然后弃官,于是杜甫离开朝廷,开始进入漂泊的生涯,也就是他人生的最后时期,大概是从48岁到58岁,十年的时间。我们所能知道的杜甫的形象,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漂泊时期。他先是向西漂泊,到达天水、同谷一带,后来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筑起草堂,后又离开成都在湖南湖北这一带漂泊,直到死去。
 
 
杜甫草堂一景
 
        三、杜甫的晚年形象
 
        1

        孤寂的精神形象
 
        进入杜甫西南漂泊的时期,就进入了杜甫晚年的形象。杜甫晚年的形象,可以分为精神形象、肉体形象两方面。
 
        首先是精神形象。杜甫晚年很潦倒,尽管他得到了高适、严武等人的帮助。他会毫不犹豫地请求高适的帮助。杜甫48岁时写有一首诗,《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管高适要吃的:“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你什么时候来帮我啊。现在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说出口,但当时他们朋友之间可以这么干。
 
        杜甫说自己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永泰元年765年,53岁)。虽然有人帮助过他,但他内心是非常孤独的。他在大历四年,769年,57岁时写过一首诗叫《南征》:“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一生的朋友其实都是很高大上的,李邕、李白、高适、岑参、裴迪、元结,打过交道的还有王维、颜真卿等。杜甫也认识一群画家,包括被玄宗皇帝称赞为“诗书画三绝”郑虔、韦应物的叔父韦偃、曹操的后代曹霸等。韦偃还曾在杜甫草堂的墙上画过画。这都是赫赫有名、彪炳千秋的诗人、艺术家。所以杜甫的朋友圈按说是很豪华的,尽管他自己的官不大。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杜甫还是觉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可以看出他的精神面貌。
 
        大家都知道杜甫有一首诗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是杜甫大历五年58岁的时候写的,是杜甫要死的那一年。如果不把杜甫的年纪、精神处境、身体状况和这首诗联系到一起,我们就会把它当成一首寻常的、但写得很好的重逢诗来看而已。事实上,“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时候,已经是杜甫生命的结尾了。一旦我们了解了背景,就会知道晚年的杜甫其实是那么孤独,在“未见有知音”的情况下遇到一个老朋友,于是写下这么一首诗。
 
 
蒋兆和与他画下的杜甫
 
        2

        衰朽的肉体形象
 
        今天我们熟悉的杜甫的长相,是画家蒋兆和画的。瘦削的、饱经风霜的杜甫皱着眉头迎风坐在一块岩石上。这幅画的模特其实是画家蒋兆和自己。前几年网络上出现过很多“杜甫很忙”的图像,那其实不是“杜甫很忙”,而是“蒋兆和很忙”。那么晚年的杜甫究竟是什么样?
 
        熟读杜诗的人肯定会注意到,在《春望》这首诗里,杜甫写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写在肃宗至德二年即757年春,杜甫才45岁——45岁都“浑欲不胜簪”了。杜甫还有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肃宗乾元二年,759年,47岁),里面有一句,“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古人把头发都往上盘,他是垂过耳,很狼狈的样子。在《复阴》这首诗里,他说:“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牙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左耳聋,听不见了。这首诗没有明确的纪年,不知道杜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耳聋的,大概开始在他寓居夔州这段时间,是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这一年杜甫54岁。也就是说,在他去世之前四五年,左边耳朵就聋了,牙齿也落了很多。而在54岁这一年上,杜甫写下他伟大的诗篇《秋兴八首》。
 
        杜甫一直多病,55岁,他“衰颜更觅藜床坐,缓步仍须竹杖扶。” (《寒雨朝行视园树》,代宗大历二年,767年),这一年他写下《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他的《清明二首》,写在大历四年即769年,他57岁,去世之前一年。“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就是已经半身不遂了,右胳膊抬不起来了,只能伏在枕上,抬起左手在空中写划。他的左耳还是聋的,牙也掉了很多,头发几乎也没了,剩下的就是白发。这时杜甫一家居无定所,住在船上,真是很凄惨——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诗人!这是晚年杜甫的身体情况,也是他肉体的形象。
 
        3

        哭泣的杜甫
 
        这样的身体情况,与残酷的国家战乱叠合起来,导致杜甫一天到晚忙活一件事,就是哭。至德二年(757年),杜甫45岁的时候,被安禄山的军队抓住了,这时候他写下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叫《哀江头》。他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少陵野老吞声哭”的时候实际上杜甫只有45岁,他就把自己叫“野老”。古人好像一过40岁就觉得自己老了。
 
        后来他遭遇颠簸,到处乱跑,于代宗广德元年即763年写下《天边行》。他说“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在江边上,一个人就在那儿哭。大历五年,杜甫58岁,快要去世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叫做《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他说:“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这是他临死那年说的。在颠沛流离、流离失所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哭呢?“身老不禁愁”,让我们对杜甫当时的处境有了更深的体会。
 
 
讲座中的西川老师
 
        四、杜甫的现实感
 
        今天我们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的概念虽然来自西方,但又是经过了苏联的转手。所以我们一说到现实主义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很多外来的文学史的概念都不是直接从西方来的,是二手货,经过了转手。比如浪漫主义也经过了苏联的转手。高尔基对西方文学的解读,把浪漫主义解读成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就是进步的、倾向于革命的浪漫主义者。所以今天我们说起浪漫主义诗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往往首先是俄国的普希金,英国的雪莱和拜伦,而不会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因为这些诗人被高尔基归入了消极浪漫主义阵营。
 
        在中国,我们接受的更多的是积极浪漫主义一派。说起李白是“浪漫主义”,就强调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这一面——这表明了他对于唐朝权贵的反抗。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忘了李白还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一面,那时候皇上召他入宫,他非常高兴。——只是强调李白反抗的、不同流合污的那一面,是不够的。同样,只强调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也是不够的。如今,我们已经获得了各种文学批评的方法,这时候我们看古代文学,就应该不囿于既有观念,进入到更多的历史细节,进入历史的此时此刻。
 
        那么要谈论杜甫的此时此刻就不得不看一看安史之乱究竟死了多少人。唐朝的人口峰值是安史之乱之前的754年,正逢开元盛世,中国人口达到5300万或者还多一些。安史之乱大概有七年时间(755-762年),等到那时朝廷重新开始统计人口,发现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死了那么多人,这不是简简单单说浪漫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能对付得了的。多少人的去世才把杜甫推到现实主义的位置?所以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一定要将杜甫的诗歌和当时死亡的人数挂钩。
 
 
讲座现场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至德元年,756年)唐军四万人哗啦就没了。广德二年,764年,他写过一首诗叫《释闷》:“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烽火照着夜晚,死尸狼藉,这不是杜甫的想象,一定是他见到的情况。永泰元年,765年,杜甫写过《三绝句》,其中第二首很有名:“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二十一家人一起逃难进入蜀地,只有一个人出了骆谷,全死掉了。这人遇到杜甫,回想起逃难经历,“自说二女啮臂时”,啮臂就是咬自己手臂咬到出血。古人如果知道这是生离死别,就要“啮臂而别”。想起这些惨痛的经历,讲述人面向着秦地的云彩,号啕大哭。这些东西杜甫全都碰上了,这构成了他强烈的现实感。
 
        大历元年秋,766年,杜甫在《驱竖子摘苍耳》这首诗里说到:“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大历元年他还写过一首诗叫做《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只有百家存。”——基本上活人只剩下十分之一了。从杜甫的诗里可以感觉到一个最醒目的话题,就是战乱流徙中死了多少人。与唐朝其他诗人相比,杜甫直面了这些东西,其他人少有做到。所以杜甫孤零零地成为了大诗人。——当然他成为大诗人也是因为他“晚节渐于诗律细”——而这一点又是他迎着战乱,在逃亡、饥饿和漂泊中,面向死亡,而做到的。
 
        杜甫在那样一种战乱的情况下,遇到那么多的艰辛、别离、饥饿(《彭衙行》“痴女饥咬我”)、死亡,可以说他被激发成一位如此独到的诗人。如果我们只是讨论杜甫的现实主义,而不能把现实主义讨论到杜甫的此时此地、此时此刻这个点上,讨论到杜甫本人的现实感这个点上,我们实际上还不能切身感觉到杜甫诗歌的力量,我们读杜甫诗歌的时候就不会起鸡皮疙瘩。
 
 
《唐诗的读法》西川/著
 
  杜甫有很多诗句写到动物。如果不囿于“比兴”的概念,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他写到:
 
  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
  (《北征》,肃宗至德二年,757年)

  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
  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
  (《石龛》,乾元二年,759年赴同谷纪行)

  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乾元二年,759年)

  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
  (《天边行》,广德元年,763年)

  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日无村坞。
  (《发阆中》, 广德元年,763年)
 
  看来杜甫对于险境,对于野兽这些东西有着特别的敏感。我相信有的时候是他见到了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心里见到了。这让我联想到但丁《神曲》的开篇:“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于一片幽暗的森林。”之后但丁写到,他遇到豹子、狮子和母狼。这里但丁当然有其象征含义。而杜甫在他写到野兽的时候,难道仅仅是描写吗?我斗胆猜测一下,杜甫在唐代就已经摸索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但丁,以及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才有的象征主义的写法。杜甫不光是写动物。他有一首诗叫做《佳人》,山谷里遇到一个被抛弃的妇女,我觉得那完全是象征主义的写法。他还有一首诗叫《瘦马行》,写的是他看见一匹瘦马。虽然写的是马,但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和那个时代。如果拿这首诗与俄国当代诗人布罗茨基的《黑马》做一个比较,一定很有意思。《佳人》和《瘦马行》过去一直被当作现实主义诗歌。我建议把它们的文学意义再放大些。
 
 
《神曲》插图
 
  五、杜甫的时空感
 
  在《唐诗的读法》里我特别强调回到唐诗的现场,切身感受唐代诗人的写作观念。杜甫的诗歌处理的是他的此时此刻和此地。但他所有的此时此刻,又跟百年之前或者百年之后勾连在一起,他喜欢以“百年”作为时间跨度(“百年多病独登台”)。而他的此地此景,又常跟千里之外、万里之外勾连在一起。所以说,杜甫的时空感是非常复杂的。
 
  他的诗歌中包含了三种时间。一种是自然时间,一种是个人时间,一种是历史时间。此时此刻的有血有肉的个人时间,与四季轮回的自然时间,每个诗人都有。但杜甫的历史时间感,在其他诗人身上是很少见的。我们发现杜甫经常会使用到一个字,“万”。比如 “万里悲秋常作客”。这个字(词)在西方语言里没有,西方语言1万就是ten thousand(10千)。即使是一个数词,也能说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看问题的单位是万,人家看问题的单位可能是千。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唐代山水画
 
  杜甫的时空感,是以苍茫的“万”字为基本单位的: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洗兵行》)

  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登高》)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
  (《送韩十四江东省觐》)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选一》)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登楼》)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咏怀古迹五首. 其三》)

  十年戎马暗万国,异域宾客老孤城。
  (《愁》)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
  (《蚕谷行》)
 
  这是我从杜甫的诗里找出来的跟“万”字有关的诗句。我们于此可以感觉到杜甫的时空感。又是此时、此刻、此地,又是极其广阔,无边无际。也就是有限和无限的交融,此时此刻和古往今来,和天下万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只强调杜甫的此时此刻、他的现实感,还不足以讨论杜甫,必须是把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杜甫为什么是集大成者?为什么高于别的诗人?就是因为他的诗里充满了辩证法,阴和阳的辩证法、古往和今来的辩证法、此地和万里之外的辩证法,还有言志和载道的辩证法。等等。
 
        讨论杜甫的平仄,讨论杜甫的用韵,讨论杜甫的语词、用典、对仗、拗体、雄浑、巧妙、省俭、铺排,那只是欣赏型的阅读。这种阅读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不满足于这样来读古诗。我希望我们读诗的时候,能回到那个时代,能起一身鸡皮疙瘩。这时候,我们就不是在“欣赏”杜甫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而是在“体验”一位伟大的诗人。
 
 
《严公九日南山诗》拓片
 
        六、杜甫的趣味
 
        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艺术趣味究竟如何?这从他跟视觉艺术的关系就能感受出来。我在书里用了一个拓片作为插图,是《严公九日南山诗》,有人说这是杜甫唯一存世字迹,在四川的一个石窟里发现的,上面写着“乾元二年杜甫书”。但究竟这是不是杜甫的文字书写我不敢打包票。启功先生判断这是宋人的仿造。如果是宋人的仿造,那仿造者有所本吗?那个碑的形制——中间有一个窟窿——应该是古制。类似的形制在汉代较常见,例如东汉《袁安碑》。《严公九日南山诗》的字形偏瘦,我猜应该接近于杜甫的书写风格。杜甫曾经称赞过薛稷的书法,而薛稷《信行禅师碑》是偏瘦的初唐书风。再看为杜甫所赞慕的李邕的书法,也是偏瘦。见其《云麾将军碑》。杜甫晚年(大历元年,766年)为其外甥李潮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曰:“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有趣的问题来了:他喜欢颜真卿的字吗?颜真卿审讯过杜甫,在杜甫因疏救房琯而得罪了肃宗皇帝以后。
 
        杜甫的艺术趣味看来偏瘦。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正值30岁的杜甫写有一首诗叫《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杜甫从年轻时代就对瘦马感兴趣。他后来写《瘦马行》,看来“诗”出有因,他对瘦马很有感觉。杜甫在寓居成都时曾经给三国高贵乡公曹髦的后代,也就是曹操的后代、画家曹霸写过一首中国美术史绕不过去的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中说:“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韩干(韩幹)是唐代画马高手,早年从曹霸学过画。他的画迹或者画迹摹本现在还能看到。从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韩干照夜白》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韩干牧马图》看,韩干的马画得的确肥壮,马屁股浑圆。这是杜甫不喜欢的。他认为这样的马没画出骨头。
 
 
韩干《牧马图》
 
  七、结语
 
  现在,我们慢慢建立起杜甫的形象了。从他“天地一沙鸥”的精神状态,到他衰朽的外貌,从他目睹生灵涂炭的现实感,到他有限与无限相结合的时空观,以及他偏瘦的美学趣味,我们大概知道杜甫这个不到60岁的“老头”长什么样子了。这是一个看上去悲苦的形象。当然,杜甫也有他稍微高兴的时候。他也写过有意思的诗,像《缚鸡行》、《驱竖子摘苍耳》,都写得比较烂漫。
 
  美国当代有一位大诗人叫雷克斯罗斯,他翻译过中国很多诗,也翻译过李清照的诗。他对杜甫有一个看法我觉得特别好,我用它来结束今天跟大家的谈话。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他说:“我的诗歌毫无疑问的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非常崇高的评价,这样崇高的诗人值得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向他靠近。在靠近的努力当中,当代通行的很多关于杜甫的陈词滥调就被打碎了。
 
  现场答问录
 
  杜甫的意义在于确立了诗歌的高度
 
  问:西川老师您好,我了解到您之前一直偏西方的趣味,是什么契机让您对杜甫或者唐诗充满了兴趣?您觉得杜甫对于当下诗歌爱好者来说,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答:我从小喜欢中国古代文学,还有中国古代的艺术和绘画。80年代正好赶上启蒙,我也就读了很多的外国书,但我对于中国古代的东西从来没有放掉过,只不过很少跟别人展示这一面。别人总要求我说说庞德,说说博尔赫斯,说说米沃什——因为我翻译了这些人的诗。但没有人给我机会说说中国古代文化。我曾经很长时间在中央美院教书,我给本科生上的一门课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我一直都没有撒过手。中国古代文化我一直都感兴趣,不光是诗,包括中国古代绘画我也感兴趣,我搜集了大量美术的图片。
 
  杜甫这样的诗人对于今天的意义,在于杜甫曾经达到的高度。中国当代的古体诗不是真正的古体诗,真正古体诗的文化背景是“经史子集”。写诗的古人,见面不一定谈诗,而是会讨论“经史子集”。现在很少有人有这个本领。唐朝的文化、唐朝的诗歌就摆在这儿,对于今天的写作者来讲,高度就在那儿。不论我们是写新诗还是写古体诗,就这一行古诗悬在这儿——“关塞极天唯鸟道”。它是一个坐标,非常重要的坐标,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写作到了哪个程度。
 
  创造力朝着泥沙俱下的时代敞开
 
  问:在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现在的知识分子,还配不配成为精英,走向崇高?
 
  答:我们知道社会和时代是泥沙俱下的,有些人有洁癖,受不了泥沙俱下,就躲进小楼成一统。有些人没有那么大的洁癖,我看着泥沙俱下就觉得很好,对我来讲,这都可以构成创造力的一部分。所有的脏乱差对我来说都是文学艺术滋养,我自己朝着脏乱差敞开,我觉得有趣,好玩。杜甫也不是一个关着门写诗或者在象牙塔里写诗的诗人。如果我们就决定做象牙塔里的诗人,也未尝不可。我的建议是把象牙塔里的写作推向极端,不然没有力量。比如说我是喜欢干净的人,干净作为写作风格是不够的,一定要把干净发展到洁癖,这时候从文学上讲才有意义。可以向时代敞开,也可以不向时代敞开,但你不向时代敞开的时候,一定要把你个人的风格推向不可重复的状态。
 
  在日常生活中触及时代
 
  问:与杜甫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比如说王维或者李白,他们也都处在安史之乱的节点上,为什么却没有像杜甫那样能抓住这个情景下民众的生活?
 
        答:很多人都没有写安史之乱,有好多原因。有的人忙着领兵打仗顾不上,比如高适。有些人是写不了,过去处理风花雪月的那套语言处理不了安史之乱。只有杜甫这种每个汗毛孔都向着时代张开的人,可以处理安史之乱。由于安史之乱,杜甫发明了一套新的写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在《唐诗的读法》中强调了杜甫的“当代性”。其实,不一定非得遇到安史之乱诗人才能写出伟大的诗歌。哪怕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事,你不回避它,而是面对它,你写诗的第一步就成了。杜甫就做到了这一点。处理时代问题的第一步是触及时代,在日常生活中触及。
 
        安史之乱以来,唯一一个面对大变局的就是杜甫,李白写过一点,但不是主要的,高适也不写,他们的创造力已经不向这样的大变局敞开了。这时候就可以见出杜甫的难能可贵。很多古代文学到今天已经纯粹变成了修辞,但在杜甫的诗里,文学现场的有效性到今天依然存在。所以杜甫的诗歌有超越修辞的一面。这是杜甫诗歌的生命力到今天依然还在的原因。
 
        抽奖环节
 
 
气氛热烈的抽奖现场
 
        前来参加活动的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美院等高校的学生,鲁迅文学院的青年作家以及各界文学爱好者。幸运观众获得了主办方提供的《杜诗镜铨》,以及西川教授的著作《唐诗的读法》。
 
 
获奖观众与西川老师合影留念
 
 
十月文学院工作团队与西川老师合影留念
 
        “名家讲经典”是一项公益性文学品牌活动,2017年4月份开始举办。讲座面向首都各大高校学生、社会各界群众,以“名家讲堂,雅俗共赏”的形式,每期从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中精选出一部名作,邀请北京与全国著名专家学者、作家与文艺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细腻解读作家和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精神内涵。通过名家效应与经典效应,使文学经典普及化,文学作品生活化,高雅文化通俗化。十月文学院将通过此项活动,营造城市浓厚的文学氛围,为每年的“北京十月文学月”做好预热,并在“北京十月文学月”期间集中展示,将活动凝聚力推向高潮。
 
        之前,“名家讲经典”系列文学讲座活动已举办九场,邀请了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讲解了文学作品《红楼梦》,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讲解了《西游记》,著名当代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讲解了《百年孤独》,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讲解了《三国演义》,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讲解了《水浒传》,著名文学评论家、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讲解了《哈吉穆拉特》,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讲解了《诗经》,著名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讲解了《战争与和平》,著名文学评论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讲解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每场前来参加讲座的文学爱好者近百人,多家中央与北京媒体参与报道,在文学界和社会公众中取得了良好反响。
 
        图文编辑 | 贾国梁 杨依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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