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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独钟:艾青和戴望舒

2018-06-12 09:17 来源:作家网 作者:木汀 点击:

摘要:情有独钟:艾青和戴望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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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独钟:艾青和戴望舒

 
戴望舒(资料图)


艾青(资料图)
   “整个抗日期间,是中国新诗最蓬勃发展的阶段,绝大多数诗人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创作上收获比较大的有:田间、蒲风、臧克家、光未然、徐迟、柯仲平、萧三、何其芳、卞之琳、严辰、邹荻帆、吕剑、公木、王亚平、胡风、柳倩、任钧、冀汸、曾卓、天兰、绿原、苏金伞、青勃、鲁煤、牛汉、杜谷、方殷……,南方有:林林、胡危舟、韩北屏、黄宁婴、陈芦荻、陈残云……”
 
  上述这段话,摘自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1980年10月25日《文艺研究》第五期),笔者未从中找到戴望舒的名字。这段文字,当属该文的综述性段落,是艾青的疏漏?还是为了避嫌?或隐藏在上述文字的省略号中?我们无从得知。但在该文中,艾青于另外两处单独提到了戴望舒,并引用了望舒的诗文;艾青在戴望舒的名字前,赫然地叠加了“‘现代派’诗歌的主角、著名诗人”……可谓重彩浓墨。可见艾青对戴望舒的情有独钟。
 
  由此可以推断,作为文学巨匠的艾青,在上述这段综述文字中略去了戴望舒,是深思熟虑之后有意为之的。尊重事实近乎于刻板的艾青,不会轻率和骑墙地给戴望舒贴上一个“抗战诗人”的标签或与“抗日战争”联姻了事,不想对望舒作简单和牵强附会地归纳分类,更不原意让这位开创新诗先河之一的诗人沉没在大名单的汪洋中。
 
  撰写本文之前及当中,我登门拜访了艾青夫人高瑛,希望能找到戴望舒与艾青的合影,包括戴望舒与艾青之间的书信往来。《党建》杂志编辑也曾委托我,希望能找到艾青抗战年代的手稿,高瑛和担任艾青秘书的艾丹皆痛惜和无奈地答复我,艾青错划为“右派”前的资料,除了抗战时期——1944年10月11日艾青获中央党校“为人民服务劳动模范”的一面奖状,其余均在“文革”的浩劫中荡然无存。
 
  人们常言,大堰河是艾青的大堰河,雨巷是戴望舒的雨巷……这是艾青和戴望舒各自的作品,留给读者深深的不随时间流逝祛除的烙印。大堰河和雨巷给人的意象,前者可以是波澜壮阔的河流——虽然大堰河是艾青保姆的名字,但所有人更愿意确信有这么一条河;后者是江南如吴侬细语般的雨,飘洒在多情的小巷。这两个不同的意象,最初代表了艾青和戴望舒不同的创作风格。所以,艾青被称作了“红色诗人”(当然,艾青的冠冕不止于此),戴望舒被称作了“雨巷诗人”。
 
  风格的迥异,丝毫不抵消艾青和戴望舒相互之间的欣赏、信赖和默契。这种欣赏、信赖、默契,是彼此之间的情有独钟。这种情有独钟,不完全是同为浙江人、诗人,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相同的志向和理想,两颗越来越近的诗心是情有独钟风雨不蚀的基石。
 
  艾青和戴望舒早期的作品,挟裹着忧郁的愁绪。不过,同为忧郁,艾青的忧郁,是对苦难中国的怅然哀伤,戴望舒的忧郁,颇有个人狭窄感情的怨艾之嫌。
 
  驻足在艾青写于1938年8月上海狱中的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写于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艾青在武汉写下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最深刻的感受是,扔掉画笔的艾青,负载着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以烈焰般的诗句,控诉黑暗势力;而在戴望舒写于1927年夏天的《雨巷》前,我们仿佛听到戴望舒郁结的叹息,暴露出他对某种追求失败的悸慌和未来生活无着的忧虑。
 
  但我们会很快发现以上诠释却是谬断,是概念混淆的演绎。以时间为刻度,我们可以看到,望舒伤感的咏叹,是那个岁月和戴望舒的爱情历程给他形成屏障般阴影,锥疼了望舒的诗句。戴望舒与艾青一样,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是位永不屈服和言败的战士。抗战爆发,戴望舒历经艰险抵达香港,除了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他在《大公报》上大量刊发了歌颂抗日战争的诗,期间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邀曲》。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随后,戴望舒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他写下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这让我们很自然想到艾青在狱中写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用《我用残损的手掌》作节点,我们发现,戴望舒已不再是“雨巷”的戴望舒,他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长大了的儿子。”
 
  艾青无比欣喜地说过,望舒这个时期开始的诗作,涌现了“人民”、“自由”、“解放”等字眼。毫无疑问,时代赋予了诗歌的汹涌波涛,抗日战争,使中国诗歌成为一支滚滚向前的洪流。

  艾青、戴望舒,两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诗歌王子似乎是聚少散多。他们相识于艾青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出版之后,似乎从那个时间起,注定了他们之间的聚少散多,注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注定了艾青对戴望舒的情有独钟。
 
  艾青《大堰河》出版的时间,恰好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的第二个月。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吃了闭门羹。戴望舒留下名片,怏怏而返。好在艾青见到名片后,按地址回访了望舒。俩人一见如故,全然忽略了谈话的时间和他人的存在。应戴望舒之约,艾青源源不断地把新作交给了戴望舒。戴望舒也尽可能辟出更多的版面,发表艾青的作品。这应当说是戴望舒对艾青的情有独钟。
 
  艾青对这次见面印象极为深刻,艾青生前,只要谈及戴望舒,仍不忘那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彼此之间意犹未尽的“争论”。可惜好景不长,一见如故艾青和戴望舒,相识不到一年,就要挥手言别。1937年7月,艾青匆匆离开了上海,几经辗转,于1938年底到了广西,而戴望舒也几经波折,最后在香港靠了岸。
 
  艾青和戴望舒的这次“散”,当中是否有过话别?艾青离开上海,戴望舒有无为艾青送行?史料中均未见记载。高瑛说,艾青生前也未曾提及。
 
  虽然生活流离失所,稍一安稳,艾青和戴望舒,都不忘第一时间给对方写信。艾青到广西不久,戴望舒的信很快就接踵而至。艾青到广西后,戴望舒给艾青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这样长久没有写信给你,原因是想好好地写一首诗给你编的副刊,可是日子过去,日子前来,依然是一张白纸,反而把给你的信搁了这么久。于是只好暂时把写诗的念头搁下,决定在一个星期内译一两首西班牙抗战歌谣给你——我已收到西班牙原本了。
 
  ……诗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和谐,洗炼过的;……不是那些没有情绪的呼唤。
 
  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那些浮浅的,烦躁的声音,字眼,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就是能够写出好的诗来。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的问题,表现手法的问题,个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
 
  我很想再出《新诗》,现在是筹备经费。办法是已有了,那便是在《星座》中出《十日新诗》一张,把稿费捐出来。问题倒是在没有好诗。我认为较好的几个作家,金克木去桂林后毫无消息,玲君到延安鲁艺院后也音信俱绝,卞之琳听说已去打游击,也没有信。其余的人,有的还在诉说个人的小悲哀,小欢乐,因此很少有把握,但是不去管他,试一试吧,有好稿就出,不然就搁起来。你如果有诗,千万寄来。……
 
  戴望舒的这封信,看得出艾青与戴望舒之间的友谊已到了无话不谈地步。加上心中潮起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情怀,萌发他们了共同办刊的愿望。
 
  很难想象,一个在广西,一个在香港,况且又是战时,邮路不畅也不及时;两地办刊,在当时纯属天方夜谭。但《顶点》从最初的设想,到创刊,艾青和戴望舒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可见艾青和戴望舒之间心有灵犀和思想的相投。
 
  把艾青和戴望舒这次办刊,当作他们的另一种形式的相聚,这次相聚,很快以离散告终。《顶点》的创刊号,终因种种原因,成了终刊号。《顶点》第二期没有再出版,直接原因是,艾青于1939年9月离开了桂林去了湘南新宁,开始了新的征途。聚少散多,似乎成了艾青和戴望舒友谊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抗战时期,日军暴戾行径带来的宿命呢?这种宿命,本不属于中国人民,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的苦难。
 
  从彼此的情有独钟,到艾青对戴望舒日臻渐浓的情有独钟,艾青、戴望舒的每次重逢,总以离散结束。
 
  1949年3月,戴望舒从香港回到了可以扬眉吐气的北京。艾青当时任华北大学(即中国人民大学前身)第三部主任,戴望舒被安排在第三部的一个研究室任职。两人喜出望外,是巧合还是组织刻意安排?对两位“散多”的诗人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赓续如第一次见面为艾青诗集的名字争论不休。
 
  令艾青悲恸不已的是,戴望舒在香港监狱染上了痼疾,原以为有希望治愈,共同为新生的祖国贡献自己全部的才华,不到一年,竟再次离散。只不过是,这次离散,是永远的诀别。年仅45岁的戴望舒,于1950年2月28日永远地闭上了未竟的双眼。艾青和陆定一、茅盾、胡乔木、周扬等一起到了医院,向遗体告别,并为其入殓。
 
  对于永失戴望舒,艾青说,作为他(指戴望舒)的诗的一个喜爱的人,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常常为他过早的去世而感到惋惜,觉得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损失。
 
  艾青十分敬畏“人民”两个字,对戴望舒的评价,恰恰使用了“人民”两个字,说明戴望舒在艾青眼中的高度。
 
  195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诗选》,少为人写序写评的艾青,为该诗集的出版写了逾3000字的序,这个序,表面上是诗集的序言,实际上也为艾青对戴望舒的追思悼文。
 
  此后二十余年中,艾青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重新驰骋诗坛,戴望舒是他口中经常提到的人名,一提起,就要肯定他在新诗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就要为望舒的早逝扼腕叹息。

  艾青说,“戴望舒去世太早,否则的话,这位有才华的人,无论在诗歌、翻译还是研究方面,一定会获得丰硕的成果的。”
 
  1980年6月,艾青复出后的翌年,应邀到法国巴黎参加“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国际研讨会”,又谈到戴望舒时,他说,戴望舒是个真正的诗人,不讲假话。讲假话的诗人很多,有那么几个不讲假话那是可贵的。
 
  戴望舒这个名字,在艾青看似平静的内心,涟漪不断。艾青对戴望舒的情有独钟,不因望舒离去而消逝。
 
  1982年清明前夕,艾青已逾古稀,他坚持要去戴望舒的墓前。那天,艾青像往常一样,总是在凌晨3时多起床,开始一天的写作,高瑛说,“艾青一直比太阳起得还早”。
艾青那天似乎什么也没写。
 
        那次去扫墓的,资料上记载有邵燕祥、邹荻帆、吕剑、冯亦代和周良沛,据高瑛回忆还有徐迟和蔡其矫,但记不清是戴望舒的大女儿还是二女儿一起去的。笔者推断是戴咏絮。

  是否是聚少散多,发酵了艾青和戴望舒的情有独钟?无论如何,历史记住了“大堰河”,记住了“雨巷”。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木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608/c404064-30046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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