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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人笔记”的方向  

“新文人笔记”的方向
——谈莫言的短篇近作
 
  一
 
  中国文人做笔记的习惯自古有之,故留下大量的文人笔记。就目前能够查阅到的资料看,中国历代文人笔记数量庞大,有数千种之多。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中收录的文人笔记囊括了从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到清代昭梿的《啸亭杂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中收录的笔记小说数量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仅就中国古代的文人笔记而言,又可分为笔记文、笔记小说和史料笔记,其中笔记小说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更大一些,流传也更广一些。本文所说的文人笔记主要指笔记小说一类,笔记小说无论古今大多为文人所作,虽然是在“记”,却不可避免地带有故事性和虚构性,作者在“记”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较为自由的叙述空间,可以记叙,可以呈现自己有关所记之人和事的思考,作者的文人情怀由此得以彰显,故称其为文人笔记更为贴切。总体看来,中国古代文人笔记大多篇幅短小,几百字的较为常见,长的不过千字左右。其内容多为志人或志怪,在此方面长于汲取民间文学的精神养分,譬如平民化的视角与想象,对于鬼、狐世界的营造,夸张的细节,寓言的性质等。中国古代文人笔记所记之事线索多为单线,人物不多,笔力精悍,构成与中国古典传奇、话本及章回小说不同的另一种传统。
 
  显然,这牵涉到中国古代小说两种不同的传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唐传奇时指出,小说“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也指出唐传奇篇幅与记叙方式上的变化,较之此前小说,唐传奇显现出漫长与委曲的新特点。中国当代小说在古典小说继承方面更引人瞩目的来自传奇这一脉,比如大量的长篇小说。也有来自中国古代文人笔记的,譬如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汪曾祺是当代文人笔记的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写过一些笔记小说,有些篇目还加了笔记小说的总题或副题,如《瞎鸟》和《捡烂纸的老头》合在一起称作《笔记小说两篇》。他在谈到当代文人笔记的传统时也提到了唐传奇和宋笔记。他认为,唐人传奇本是“行卷”,是应试的举子投给当道看的,是为了博取声名,扩大影响。要让当道看得有趣,“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又欲使当道欣赏其文才,故辞句多华丽丰赡。是有意为文。”而宋人笔记则无此功利目的,并举沈括《梦溪笔谈》中所云“所与谈者,唯笔砚耳”之语。说明其无意为文之态度与文笔平实朴素却自有情致之特点。汪曾祺在简要论述后明确指出:“新笔记小说所继承的,是宋人笔记的传统。”汪曾祺虽然道出了当代文人笔记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他所说的新笔记小说,在篇幅和内容上的要求都不是非常严格,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代作家写作时运用的白话文和古代文言文的区别。
 
  较之中国古代文人笔记的宏大规模,当代文人笔记就显得不那么兴盛。虽然也有个别作家出了专门的笔记小说文集,如《孙方友新笔记小说》,也有作家和学者主编了一些新笔记小说集,但其数量与影响远不及古代文人笔记。当代编选的较有代表性的新笔记小说选是张曰凯编选的《新笔记小说选》和钟本康选评的《新笔记小说选》,这两部集子均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前者收录了孙犁、汪曾祺、高晓声、贾平凹、林斤澜、何立伟、韩少功、刘震云、鲍昌、阿城、贾大山、聂鑫森等当代作家的作品,后者收录了孙犁(芸夫)、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高晓声、何立伟、李庆西、聂鑫森、韩少功、刘震云、阿城等当代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出,这两本新笔记小说选中的作家重复率较高,甚至一些作品也有重复,但是考虑到图书出版的周期,会发现二者出版的时间相差并不大,可见这种编选是基于当时文坛上一种共同的认识,而非巧合。若以古代文人笔记的标准来衡量,这两本集子中的许多作品并不完全符合标准,首先是部分作品篇幅过长,这与白话文自身的特点有关,因为这些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运用白话文写作的。其次是部分作品呈现出明显的笔记特点,而部分作品中的笔记特点并不那么明显。然而,编者对自己的标准进行了阐述,认为新笔记小说的文体审美特征有三方面的共同性,或者说在三个方面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笔记的美学意蕴:质朴自然,不尚雕琢。含而不露,意味隽永。散淡为拘,简约、白描。显然,编者强调的是新笔记小说的传统性,对其现代性和“新”处并未多言。因为在编者看来,要区分新笔记小说与“非民族化短篇小说”,有些精短的短篇小说“虽亦故事情节淡化,意味隽永,但其艺术表现手法是借鉴外国文学作品,是非民族化的,恐怕就不能算作新笔记小说了”。
 
  饶有意味的是,以这两本集子的编选情况来看,莫言此前发表的一些小说是完全符合标准的,譬如1989年发表的《奇遇》,但是这些作品并没有入选新笔记小说。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时的读者与论者大都被莫言中短篇小说中的先锋性所吸引,也不排除其作品中的寻根意识。即使是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论者在研究莫言长篇小说中的传统因素时更多地关注传统章回体小说与唐传奇一脉对其的影响。说到莫言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关联时,也更多地关注其中那些魔幻性因素与神奇的想象,小说文体方面的因素则容易被忽略。
 
  二
 
  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以中篇小说获得极大声名,后来又因体式多端的长篇小说在文坛独树一帜,并引起学界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这种情况导致其短篇小说和其他一些风格独特的文体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综观莫言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一些具有鲜明的文人笔记特点,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奇遇》,还有《金鲤》《马语》《学习蒲松龄》《茂腔与戏迷》《放鸭》,以及《小说九段》。这些小说篇幅很短,有的几百字,有的千余字,内容以志人志怪为主,且大多有古代文人笔记“实录”的文风。此外,《夜渔》《良医》《神嫖》《枣木凳子摩托车》《天花乱坠》等短篇小说也有笔记体叙述平实,叙事容量小的特点,不过这些作品的字数略长一些。

  《奇遇》讲述1982年秋天“我”从保定府回高密东北乡探亲途中遇鬼的离奇故事。“我”是一名解放军军官,走在回乡的夜路上却非常紧张,牙齿打战,儿时在家乡听说过的鬼故事“连篇累牍”地涌进脑海,冷汗一直流着,把衣服都溻湿了。一路无事,临近村头时,天已黎明,“我”回头望来路,庄稼是庄稼,道路是道路,想起这一路的惊惧,感到自己十分愚蠢可笑。正欲进村时遇到了邻居赵三大爷。他说欠“我”父亲五元钱,让“我”把玛瑙烟袋嘴捎给父亲,就算是还钱。”回家后,“我”说起这事,母亲说:“赵家三大爷大前天早晨就死了!”《奇遇》虽以白话写作,篇幅却很短,全篇1500字,较之莫言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长篇小说,反而呈现出一种简洁明净的美。小说的情节不复杂,人物也很少,在一种反戏剧化的叙述中留下深长的韵味。
 
  这个鬼故事不由让人想起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鬼故事。莫言在其创作谈中多次提到蒲松龄,当然,他对蒲松龄并非完全的继承,而是一种创化。莫言认为《聊斋志异》是一部光辉的著作,蒲松龄用他的想象力给我们在人世之外构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用他的小说把人类和大自然建立了联系。莫言也直言《生死疲劳》的故事框架就是从蒲松龄的《席方平》中学来的,他“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莫言甚至以小说的方式写过自己拜见蒲松龄的故事。《学习蒲松龄》中,“我”被祖先带去拜见“祖师爷”蒲松龄,祖师爷明确对“我”说:“你写的东西我看了,还行,但比起我来那是差远了!”一个耐人深思的细节是,祖师爷从自己的怀里摸出一支大笔扔给“我”,让“我”回去胡抡,我接住笔后却说:“我们已经改用电脑了……”笔与电脑分别是祖师爷与“我”的写作工具,接住了祖师爷的笔,意味着对传统,尤其是中国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而说自己用电脑,则意味着对传统的一种创化。这虽是一篇小说,实则意蕴深长。
 
  2012年,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演中又一次提到了蒲松龄,他说:“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这样的表达使学界开始重审莫言小说的在地性,或者说莫言的创作中对传统的继承的一面。陈晓明认为,“莫言小说创作最突出的特色,可能就是它始终脚踏实地在他的高密乡——那种乡土中国的生活情状、习性与文化,那种民间戏曲的资源,以及土地上的作物、动物乃至泥土本身散发出来的所有气息……一句话,他的小说有一种‘在地性’。”“在地与越界,这是两个看上去绝然矛盾的概念,却在莫言的文学创作中实现了同一。”莫言在地与越界同一的创作特点在其文人笔记中同样体现得很清晰。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奇人异事的记述是对民间文学的继承,也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笔记的继承。但是在一些层面上又体现出较为现代性的特征来。

  莫言的文人笔记中故事发生的背景往往是现代性的,其对人对事的判断也是带着强烈现代眼光的。《马语》全篇1300余字,讲述“我”三十年前的一匹退役的盲目战马重逢的故事。“我”最关心的是战马的眼睛是为什么失明的,战马终于说出了真相,它的失明其实没有外界的物理因素,而是因为主人让一个散发着刺鼻脂粉气息的女人骑在它背上,它认为自己作为一匹战马的尊严受到了玷污,自己闭上眼睛。小说结尾处写道:“‘不,我瞎了……’马说着,调转身,向着那漫漫无尽的黑暗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去。”这是一个很具有现代小说气质的结尾,这样的结尾让人想到鲁迅的《过客》的结尾:“过客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生命的尊严就在走向黑暗与夜色的决绝中立了起来。《茂腔与戏迷》中记述特殊时期一段“不相配”的爱情,王美是富农的女儿,因为出身不好,很难与她喜欢的小武生来往,当她终于与小武生在一起后却被人发现,并为此受到惩罚。若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观看,王美得到的并不是真的爱情,因为小武生与村里的许多女性都发生了关系,当王美与小武生的事情被发现后,这些女性都对王美恨之入骨。小说只是以客观的态度去记述这一茂腔表演者与戏迷的“爱情”,并不去做评判,但是读到最后,又不免为其中的人物感叹。
 
  《小说九段》中的第一篇《手》写一个拥有与众不同的手的年老女性对自己年轻时的故事的回忆。这个女人守着自己的做人底线,宁可死也不愿意摸其他的男性。他的丈夫因此辞官回了家,一直到死也没有离开她。《脆蛇》中显然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生态思想,陈蛇是一个很有资历的捕蛇人,最终死于毒蛇之口。陈蛇给“我”讲的有关脆蛇的传说中,最打动人的是有关脆蛇平时的性格与怀孕时的巨大反差,动物身上同样有母性。《女人》写未知年代的兄弟共妻,兄长死后,这个女人为其守身三天,也算是一种情分了。《狼》讲狼的幻化与凶残,但对具体事件并未从正面叙述,只是在小说结尾写“我”回到家看到猪被破膛,狗受了重伤。《井台》从侧面写一个人的忏悔。《贵客》则写人的贪婪与莫名其妙的状态。《翻》写一个孩子的破坏欲与行为,作品中王家驹电话里对“我”的诉说仿佛是鲁迅笔下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船》中老人的长叹是对时间与生命流逝的叹息。最后一篇《驴人》的精彩之处在结尾,老莫在梦中将白天的现实颠倒,看到了小熊的脸,是世上最美丽的脸。然而,小熊是谁却不得而知。
 
  莫言的这些作品虽然是以现代小说的样貌出现的,却给人形成一种强烈的文人笔记之感。其总体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笔记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篇幅的长短、所记之人之事的奇异。但是其中又呈现出一些与中国古代文人笔记不同的特点,除了叙述中的现代视角,莫言在这些文人笔记中并不刻意追求故事的完整性,更倾向于一些独特的细节刻画与人物内心的呈现。叙述视角大多以第一人称叙述,在场性较强,甚至“我”经常是所记之事的主人公,这些新视角和新方法让莫言的文人笔记拥有了全新的特点,堪称新文人笔记的试笔之作。
 
  三
 
  如果说上述笔记小说是无意为之,是在中国传统文人笔记与现代短篇小说之间寻找平衡与结合点的话,到了2019年,莫言发表的《一斗阁笔记》系列,则是立场鲜明的文人笔记了。说其鲜明,首先是有了“一斗阁笔记”这样明确的笔记名称。对自己的笔记进行整体性命名的,在古代文人那里较为常见,在当代作家中则较为罕见,即使是汪曾祺这样明确自己在写笔记小说的作家,也没有对其进行整体性命名。一斗阁是莫言的书斋名,莫言以此来对系列笔记进行命名,可见其用意。同时,也说明这样的笔记体创作绝非莫言一时兴起,而必将坚持和延续下去。
 
  目前能读到莫言的《一斗阁笔记》系列共24则,除了第二十三则《黑猫》篇幅较长,约三千字,其他的都较短,大部分在千字以内。从所记之人与事看,大多以高密东北乡作为故事发生之地,间或有北京等地,所记之事包罗万象。首先引人瞩目的是那些有关鬼神的故事。《锦衣》中的故事在莫言的戏曲《锦衣》中出现过,但以笔记的形式单独写出后仍然非常吸引人。一富家女与一神秘男子相爱,被母亲设计识破后飞升上天。《仙桃》中的仙桃终不能让人所食,下落距地数丈时,即被仙鹤噙去。这些文字充满神奇感,莫言写作时运用的语言也颇有复古之风,有的是文言文,有的文白夹杂,这让今天读惯了白话文的读者耳目一新。虽然读来会略有障碍感,但颇令人难忘。
 
  还有记奇人的篇目,如《茂腔》《踩鱼》《虎疤》《爱马》《蛙泳》《呼啸》等。莫言在写这些人时,往往把侧重点放在有关人性的情节书写上,而非奇异事件本身。《茂腔》中由山东高密搬至黑龙江祝家屯的老妇,临死前听到茂腔著名旦角郭秀丽悲凉婉转的唱腔响起时,竟然坐了起来。一曲听罢,心满意足地说:“中了,现在可以死了。”言毕,仰倒而逝。《踩鱼》中并不重点写皮囤如何踩鱼,而是写他与哥嫂之间的情感变化和皮囤的为人。《虎疤》并不重点写虎疤的打虎事迹,而写其打虎之后的怀才不遇与平庸。《爱马》写一个爱马甚于爱自己的人,最后却将落脚点放在了爱马人的地主身份上,这与当时的地主形象不符,“我”一开始不能理解,后来终于想明白了。《蛙泳》中虽然记述了吴三太蛙泳的功能,但引人深思的却是有关告发吴三太的人的企图和目的。《一斗阁笔记》记人的篇目中,与中国古代文人笔记最为相似的是《呼啸》,呼啸中的医生发声长啸时初似风从松林间吹过,继而如鸾凤和鸣,又似虎啸龙吟。令人心胆颤动,毛骨悚然。莫言写到此处,不由发出感叹:“吾知魏晋间高士,多有能发声长啸、借以抒发胸中积郁者,其中尤以阮籍最为著名。我以为此高术早已失传,没想到竟然在无意中听赏,此亦快事,医生真奇人也!”
 
  《真牛》《鸟事》《斗虎》《黑猫》等记录那些奇异的动物。《真牛》中的牛“身材魁梧,面貌清纯,是牛中伟丈夫也”,但套一上肩干活,立即晕眩,跌翻在地,直翻白眼。无奈之下重新拉到集市上去卖,最后方知,它是不愿意干活装病的。这则笔记中的牛最后说的是人话,它是真正的牛,却与传统意义上任劳任怨的牛的形象大相径庭。《鸟事》中好胜那只会说话的喜鹊给乡间人带来欢乐,丢失后给好胜带来无穷的烦恼。《斗虎》中的马竟然一直在和老虎搏斗,而爷爷为了帮助马剪去了马的鬃毛,可没有鬃毛的马立刻失去了战斗力,被老虎吃了。《黑猫》中的黑猫死后变成了复仇的精灵,甚至于成了英雄的象征。
 
  《一斗阁笔记》中有些事情似乎并不足称其为“奇”,却能引发有关人性的思考,《诗家》中记述三个有诗才却不孝顺的儿子,官居非但不惩罚这三个儿子,还令差役责打了他们的父亲。《葱管》中的奇事其实不奇。《牛黄》不写牛黄如何神奇,却写张二爷家卖了牛黄后,尚老四前来挑唆和之后发生的故事,世事人情和亲疏远近不言自明。也有记莫名其妙之事的,比如《怪梦》,出租车司机说着自己做的怪梦,就撞上了前面的车。
 
  莫言的这些文人笔记中显然融入了现代性眼光和现代小说技法。在故事层面看,莫言并不刻意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往往是在叙述中戛然而止,不去交待一个“必须”的结尾。这与传统文人笔记对故事的完整性与结局的重视不太一样。传统文人笔记一直有明显的反情节倾向,作者往往强调自己是“实录”,即便是这些笔记中出现情节,作者也会表明其“实录”的立场。这就变得很有意思了,莫言在写文人笔记,却很重视情节。因为对一个现代小说家来说,当一个事件变成故事时,只是文学创作的部分完成,只有当它中间具有丰富的情节后方实现了真正的文学性。莫言的新文人笔记充满了现代小说的气息,其中的许多情节让人读后很难忘。比如好胜的喜鹊丢失后的悲伤给人的印象超过了喜鹊会说人话本身,就是情节高于故事的一个典型例子。莫言在《一斗阁笔记》中往往将原本那些奇异的故事,或者说读者以为是中心的故事在叙述时弱化,而将其中原本非中心的故事,作为从属的故事放大,由此实现自己的写作初衷。
 
  四
 
  莫言深知小说的虚构本质,即使《一斗阁笔记》中用“实录”的方式来叙述,但并不像古代文人笔记那样讲清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只是大体说明故事发生的地域是在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是莫言打造出来的一个文学王国,并非地理意义上一个确定的地点。这些笔记中有的人物有名有姓,有的连姓名都没有,比如《小说九段》中,《手》的主人公“她”,《女人》中的年轻女人,《井台》中的“他”和女人,《船》中的男人和女人。就叙述者而言,与古代文人笔记不同的地方在于,作者莫言往往会出现在文本中。《锦衣》中的公鸡被人识破真相后展翅飞上墙头,引颈长啼。啼罢,忽作人语,曰:“吾本天上昴星官,贬谪人间十三年,今日期满回宫去,有啥问题找莫言。”《锦衣》通篇是文言叙述,公鸡所啼之诗却是打油诗,最后一句突然将古代的传奇故事的叙述者,也就是作者莫言暴露出来。这样的叙述一方面有种莫言特有的幽默,同时,也是对《锦衣》这个故事虚构本质的一种揭露,显现出莫言创作上的先锋性来。
 
  《一斗阁笔记》中出现的莫言不能等同于作者莫言本人,除了《锦衣》最后出现的“莫言”,《深巷》中书法作品中署名的“莫言”(显然是假莫言),其他作品中的“余”“吾”“我”大部分是作为叙述者出现的,也有一部分“余”“吾”“我”既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又是作品中的人物。《葱管》中的“余”、《褂子》中的“吾”便是事件的亲历者。《褂子》一篇很是独特,完全是将“吾”放在了一个单纯被欺的境地,也有一种隐约的自省和自嘲。这与中国古代文人笔记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古代文人笔记虽然也有第一人称叙事,但是总体不多。有学者认为“《搜神记》在描写仙、鬼、怪时大量采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这是对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明清笔记小说大量运用的仍然是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也出现了少量的第一人称叙事,比如《聊斋志异》中的个别篇目。《聊斋志异》中,作者蒲松龄多以“异氏史”的身份出现,这与《一斗阁笔记》中的莫言有着本质不同。《聊斋志异》中“异史氏”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史记》中“太史公”的一种学习与致敬,在叙事层面上则是为了表现出作者“实录”的性质,避免小说虚构本质的暴露。而《一斗阁笔记》中“莫言”的出现则以现代的先锋的方式将小说的虚构本质暴露给了读者。《一斗阁笔记》二十四则中,出现了“莫言”的有二则;出现“吾”“余”“我”“我们”“吾家”“吾乡”,或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有十八则,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五。第一人称叙述在《一斗阁笔记》中起到的一个重要叙述功能是对于人物内心的呈现,这是莫言的文人笔记与中国古代文人笔记的又一不同。
 
  莫言在这些文人笔记中,常常让“我”与作品的人物交流互动,并通过“我”之口表达出作者的心声与现实中莫言的特点。《踩鱼》《槐米》《深巷》《鸟事》《怪梦》《石头》中,“我”都是与所记之人之事有对话有交流的。《呼啸》是与古代文人笔记最为相似的一篇,也在文末通过一首打油诗表达作者对于这种绝技的赞叹:“史载苏门啸,剨然发凤吟。群山齐响应,众鸟共停音。隐士生奇志,良医好善心。京城听妙曲,闹市变丛林。”前文提到,《锦衣》中的公鸡用人话说了一首打油诗。打油诗是莫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他写过大量的打油诗,也曾为蒲松龄写过一首,其中有两句:“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201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莫言作品全编》时,莫言曾给他的每部作品写过一首打油诗,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回忆其创作背景,阐发其题旨,一时间引起广泛关注。据说有编辑约莫言出一部打油诗集,结果未得而知。打油诗在《一斗阁笔记》中的出现也是莫言特有的一种叙述方式,虽然是谐语,却能述真意。这一切,构成了莫言的文人笔记之“新”。
 
  来源:《小说评论》
  作者:张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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