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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鸣生:星空启示


李鸣生和本报记者蒋蓝合影
 

2019年6月25日2时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 新华社图
 

2018年11月19日2时7分,我国成功发射第42、43颗北斗导航卫星。
据悉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正式开通运行后,
旨在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迈出从国内走向国际、
从区域走向全球“三步走”战略的“关键一步”。新华社图
 
 
  嘉宾
 
  李鸣生,1956年生于四川简阳。17岁入伍,进入西昌航天基地;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理事、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委,现供职于解放军出版社。李鸣生是继著名作家徐迟之后擅长写科技题材的又一佼佼者,作品《走出地球村》《中国863》《震中在人心》曾连续夺得第一届、第二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航天七部曲》《国家大事》《寻找北京人》等也赢得了众多读者。
 
  提要
 
  中国航天从1956年起步,走过了63年的风雨历程。作为从西昌卫星发射场走出来的作家、中国“航天文学”的创始人,李鸣生这一路可谓“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
 
  李鸣生的“航天七部曲”书写了中国人开创空间文明的历史,通过航天这个平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复杂多变的航天历史以及国际风云雷霆。
 
  李鸣生认为自己的全部写作就是呼唤国家意识的复苏、呼唤科学精神的张扬、呼唤对知识价值的重新肯定,更呼唤对国家人才的真正保护。
 
  对话
  在发射基地:15个春秋的“天问”
 
  记者:你参军就来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当时在写作吗?
 
  李鸣生:我经常在傍晚坐在山坡上,西昌夜色宁静,能见度很高,星空浩瀚而清晰,四周万籁俱寂,我可以与星星对话。当时我就觉得,星空博大精深,比书本有趣得多。我设想,假如有一天,天空突然坍塌,或者突然消失,人类会是怎样的惊慌?也许真的有过天空坍塌的日子,不然怎会有“女娲补天”的神话?也许,世界真的有过没有天空的岁月,要不怎么会有“盘古开天地”的传说?
 
  那时的西昌发射场具有原始的荒凉。我的青春在那原始的荒凉中度过了15个春夏秋冬。在那些孤独的岁月,有足够的理由让我坚持下去的,便是天空。记不清了,不知有多少个失眠的夜晚,我或坐在树下,或靠在岩壁,或躺在草丛,或站在发射场——通向宇宙的门前,望着星空,久久犯傻:悠悠时空,人类从何而来?茫茫宇宙,人类又将何往?这天,这地,还有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些问题,构成了我的“天问”。后来,随着日子的流逝,火箭的升腾,天空在我眼里不再是一本童话,而像一册厚重的历史,一本自然的原著,一部神秘的天书。渐渐的,我开始读出点内容来了。
 
  记者:你正式发表作品是何时?
 
  李鸣生:我开始是在写诗,1981年《凉山文艺》刊发了我几首诗,记得有《山泉》《家乡的蚌壳》等,其中有“一枚装着心爱的姑娘,一枚装着伟大的祖国”这样的句子。现在看来很幼稚。很快,我的作品在《红岩》《四川文学》等刊物连续发表了很多。1984年我已决定告别诗歌,全力写作报告文学,第一篇3万字的报告文学《编写生命程序的人》,描写了基地一位身患绝症的程序工程师,作品在1984年的《科学文艺》头条发表。
 
  书写中国人开创空间文明的历史
 
  记者:写航天题材,你提到一个引爆点。20年来你为什么坚持写“航天文学?”
 
  李鸣生:“航天七部曲”一开始并无计划,写第一部时纯属偶然。那是1990年3月的一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中国要用“长征3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发射美国的卫星。这个信息在脑子闪了一下,我像被点燃的火箭,立刻决定要写这一题材,当即从解放军艺术学院请假赶到西昌采访……这就是《飞向太空港》的由来。
 
  当然偶然中也有必然。1984年,我在西昌发射现场第一次目睹了中国火箭的发射实况,这对我的心灵是一次强烈的震撼和冲击,当晚我就发誓,将来我一定要写一部书!没想到写了第一部就一发而不可收。这实际上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至于为什么要写“航天文学”,我想或许是冥冥之中上天的注定。
 
  第一,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兵,却偏偏闯进了神秘的西昌发射基地,而且在那原始的大山沟一待15年。这段特有的生命体验对我后来从事航天文学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第二,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总要有人记录。中国航天的历史惊心动魄,波澜起伏,举世瞩目,非同寻常,自然应该有人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否则很可能就是一个空白。中国航天是与政治、科技、经济、军事、外交、历史、文化、民生等联系最紧密的一个行业,我选择航天,就是试图通过航天这个平台来反映和折射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复杂多变的航天历史以及国际上的风云雷霆。
 
  第三,航天精神的核心,说白了就是讲真话,干实事,尊重客观规律,只认真理,不畏权势,实事求是,上对国家负责,下不糊弄百姓。
 
  第四,文学需要不断发掘新的领域,拓展新的创作空间。人类自1957年起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航天时代,但书写人类创造陆地文明历史的文学作品居多,书写人类开创空间文明历史的纪实作品极少,尤其是中国的航天纪实作品,就更少了,而中国的航天史就是中国的空间文明史。我的“航天七部曲”,写的就是中国人如何开创空间文明的历史。
 
  从发射场走出来的作家
 
  记者:你的《澳星风险发射》很特殊。你将1992年3月22日“澳星”发射失败视作一种客观存在,使用了客观的叙事,在中国航天文学中第一次直面失败。
 
  李鸣生:用一本书来专门写航天失败,在中国我是第一人,迄今也是唯一的。成功与失败如同硬币的两面,无法分割。事实上中国航天的挫折与失败,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在我看来,一个民族若既欢呼成功,又能正视失败、接受失败,最后超越失败,这个民族就是伟大而不可战胜的。如诗人惠特曼所言,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
   
  记者:你写航天,作品所表达、折射的主题和内容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李鸣生:胆量有时比才华更重要。我的写作既有对大时代、大事件的整体描述,也有对科学家个体命运的叙写;有对历史真相的客观揭示,也有对现实问题的反省。一个民族的历史总要有人记录。航天历史是人类最惊心动魄、神圣伟大的历史,中国的航天历史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从发射场走出来的作家,“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我责无旁贷。
 
  记者:你如何评价徐迟的写作?
 
  李鸣生:徐迟是我敬仰的作家。他看到了我发表在《当代》上的《飞向太空港》,1992年他来北京就打听我这个无名之辈,所以我有幸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徐迟以精致的短篇取胜,我以繁重的长篇为业;他以中短篇创建典型人物的独立王国,我用长篇构造航天文学的系统工程;他发出的是泣血的呐喊,我记录的是历史的本真与现实的忧思。他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座高峰,我只是这个时代的一方小丘……我们没有多少可比性,都写科技题材而已。但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即对科技知识分子价值的认同、对科学真理的追寻以及对科学精神的张扬。
 
  记者:我注意到,《李鸣生文集》的包装盒上印有你的几句话“独立人格、独立立场、独立思想、独立写作”,这自然是你的四大向度。
 
  李鸣生:这四句话贯彻我生命始终。即使不发表作品,我也不会放弃。
 
  从天上返回大地的思想写作
 
  记者:完成《震中在人心》,标志着你的写作“从天上返回大地”,你要书写直面现实的报告文学……
 
  李鸣生:我要做的事情,不是谁让我做,是我自己想去做,凭着良心,凭着良知记录下来。很多作品,包括《航天七部曲》《千古一梦》,我对它们的定位是半部成品。我很累,常常焦虑不安,又无能为力,或者说有力使不出,是真正的疲惫。
 
  记者:你是一位具有思想力的作家,而现在的报告文学里,可能最为缺乏的正是思想。
 
  李鸣生:今天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我认为最需要的就是说真话的文学。人们最想看到的是真相,最想听到的是真话,最厌恶的是欺骗,最憎恨的是谎言。说真话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人文态度,最起码的艺术良知,最基本的写作追求。作家敢不敢讲真话,是态度问题;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明知是假却要说真,是人品问题。就当下而言,讲真话是中国文学最大的价值所在,也是出路所在。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挖掘真相,暴露谎言,更是责无旁贷。说真话从来都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作家的胆识,比天才还重要。
 
  作家必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最终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与众不同的思考。一个民族光有空间的高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思想的高度。唯独拥有了思想的高度,其眼光、胸襟和境界才大不一样。
 
  手记
  2019年7月9
 
  几年前,我是《四川文学》杂志社的栏目主持人,有一天见到原简阳中学校长郭燮南,他谈及从简阳中学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优秀人才,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著名作家李鸣生当年就读简阳中学的往事与细节——会吹笛子、拉二胡,是学校宣传队乐队骨干;因为灵活性、协调性好,在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赤卫队员跳舞,周末有时随学校宣传队到公社演出,星期天还要和公社篮球队比赛,李鸣生又是宣传队出色的前锋。当时宣传队下乡演出,缺少语言类节目,特别是反映农村社员实实在在生活的节目,而农民又特别喜欢看这类贴近生活的节目。李鸣生是有心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有一天他把自己写的小戏《上夜校》交给了郭燮南老师。郭老师认真读完剧本,觉得框架不错,为了把戏进一步改好,郭老师又专门和县群众文化馆的友人联系,陪李鸣生一起去参加县里的小戏研讨班,听取意见进行修改。李鸣生悟性很高,剧本几经修改,就得到了大家认可。为了把小戏立起来,郭老师在学校宣传队专门组织排练,并纳入宣传队的下乡演出节目,演出后颇受欢迎。此节目也代表区参加县文艺调演,受到肯定。《上夜校》的写作成功,提高了李鸣生的创作兴趣,也初步树立了“我还行”的信心,按他的说法,“有了文学梦”。
 
  这对于1970年代初期的中学生而言,非常不容易。看来凡事一饮一啄,皆有前定。我就请郭校长写了一篇关于李鸣生的人物记《李鸣生:带着梦想起程》,后刊发于《四川文学》。这是我与李鸣生的文字之交。
 
  今年5月,李鸣生回老家,郭校长邀请作家张新泉、白渔、傅恒和我欢聚。李鸣生前年患过一场大病,人很消瘦,背影真是形销骨立,但腰身挺直,双目炯炯有神,说起话来中气十足、生龙活虎,让我觉得,从军几十年那种融入血脉的军旅气质让他仍然显得硬朗而峻急。他签名送了我一册《震中在人心》。
 
  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李鸣生是用命换来的。他7次深入灾区采访,饱受余震、堰塞湖、山洪暴发等危险与困苦。他说:“最大的风险就是余震。我估计经历了上千次余震!有一次差点被一块几十吨的巨石砸在车上;有一次绵阳堰塞湖危在旦夕,我乘的车逃离中撞上了桥墩;还有一次差点搭乘邱光华的飞机,有幸躲过一劫。二是当时蓥华镇有家工厂爆炸了,我戴上双层口罩,依然臭气扑鼻。三是恐惧,当时灾区各种传言不绝于耳。四是采访艰难,山路崎岖,灾点分散,走路、爬山、乘车,有时一天要跑好几百公里,半天喝不上一口水……尤其是我第三次去灾区,住在最偏远的红白镇,四周全是山,一去就遇上山洪暴发,半夜爬起来侦查地形,察看如遇滑坡要往哪儿跑。中午高温42摄氏度,体温计都能爆炸。但没水洗澡,倾盆暴雨后,帐篷里潮湿无比,被子一拧都能拧出水来,苍蝇、蚊子满天飞,后来我病倒在帐篷里,打了一星期的吊针。我行程约一万多公里,走遍了灾区,采访数百人,录音200多个小时,记下了8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拍下近万张照片,当然也掉了十多斤肉……”

  以“拼命三郎”的毅力,李鸣生拿出了这部饱含深情的报告文学,他建议出版社不要再申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了,理由是自己已得过两次,“事不过三嘛”。哪知评委们被他笔下的人与事深深震撼,一致认为应该授予李鸣生这一荣誉。李鸣生话锋一转:“我年轻时见过作家周克芹,他对我讲,‘一个真正的作家,要敢于背对文坛,面向生活’。几十年过去了,这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来源:成都日报 
  作者:蒋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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