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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书写现状及其面临的危机

刘小波:短篇小说的书写现状及其面临的危机
 
  短篇小说是一种具有自己鲜明特性的文体,在整个文学体裁构成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当前文坛生态结构的调整导致其生存空间受到其他体裁的挤压。文学内部各文体发展不均衡态势愈演愈烈,加之创作群体受到整个文坛创作上出现的一些通病的影响,当下短篇小说呈现出一种书写危机。短篇小说普遍被认为是作家步入文坛的练笔之作,是文坛的下脚料,其实不然,只有文学造诣达到一定高度,才能真正创作出有深度有水准的短篇作品。和谐的文坛生态是每一种文坛均衡发展,而非某种文体一家独大,当前的这种长篇迷恋以及对其他文体的轻视值得警惕和反思。在未来,必须重建短篇小说写作的尊严。
 
  文体不均衡发展与短篇的危机
 
  在十几年前林斤澜的《论短篇小说》的按语中,就指出当时文坛的状况是长篇小说的膨胀、短篇的小说的萎缩,十多年过去,情况愈演愈恶劣。文体不均衡发展是当前文坛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在传统意义上体裁分类法中,文学分为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四种体裁,在这几种体裁中,小说明显优于其他几种体裁,这仅从期刊方阵发文的文体比例和出版社出版书籍的文体比例就可获得一种直观的感受。在小说内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小小说等几种样式中似乎也有此优彼劣的区分。当前长篇小说创 作似有一家独大的趋势。期刊方面长篇小说专号越来越多,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从年均千部奔向了年均万部,文学评奖方面,茅盾文学奖等只评选长篇小说的奖项似乎也更有分量,在文学与影视的联姻大环境下,改编是必然,而长篇小说被改编的几率更大,从研究的角度而言,长篇小说因为其体量大,可言说的东西多,被研究者推崇,作家们为了获得研究者的关注,也会刻意迎合。由此,作家们对长篇就越发迷恋。对作家而言,长篇是走向成熟的标志,很多年轻的作家一步入文坛就纷纷推出长篇。还有一些作者将一批主题相近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并冠以长篇的名义。甚至还有一些作家强行将中短篇拉长出版,诞生了新的文体小长篇。正是这些因素合力促使作家对长篇小说产生热衷,长篇小说大有一家独大的野心和趋势,篇幅较短的小说似乎成了偏门。
 
  探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也会看到这一点。短篇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问题意识,接受要求会更高,短篇小说与中国的笔记体一脉而来,这种文体一般是知识分子士大夫所做,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时下人们阅读兴趣分化,忽视文化标高,愿意接受的是审美距离较短的文体,省略思考的环节,追求纯感官的刺激,这其实也暗合了当代文化的巨变,正如赵毅衡在《符号学》一书中所说,“某些需要深度阅读的体裁,已经濒临灭种命运:需要沉思潜想象外之意的诗歌,已经宣布死亡;需要对言外之意做一番思索的短篇小说,已经临危。这样,经典之争,逐渐变为体裁之争,竞争者靠大众体裁最后胜出。短篇小说明显不属于大众体裁,濒临危机。除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作家内部也出现分化,作家们集体热衷长篇小说这种大众体裁。很少有只专注于短篇这一文体的小说家。像汪曾祺、林斤澜、高晓声这样的短篇大师几乎看不到了。其实也可以说当前没有醉心于一种文体的作家,绝大部分作家采取大概率的写作模式,各种题材通吃,结果广而不精。
 
  一种文体即是一种体裁规约,预设了接受的程式和阐释的框架。短篇小说本是一种艺术性极强的文体,深受很多作家青睐,国外诞生了很多短篇大师,诸如契诃夫、莫泊桑、海明威、茨威格等耳熟能详的大师。布鲁姆的《短篇小说家与作品》曾收入对39 位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短篇小说大师的精辟评论,布鲁姆以其独有的洞察力,如数家珍地介绍那些塑造短篇小说艺术的著名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从现实主义的辛辣,到印象派的微妙,再到表现主义的生命力,以及卡夫卡—博尔赫斯式梦魇般的怪诞幻象……评论视角和作品选择都别具一格,展示了短篇小说创作无限丰富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在中国,短篇小说经历了自白话文学诞生以来的几十年辉煌,也出现了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废名、孙犁、汪曾祺、林斤澜等一批短篇大家。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短篇面临的境遇不容乐观。国外亦是如此,厄普代克曾用“缄默的年代”来形容短篇小说的现状。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论者研究她时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作家为什么会选择短篇小说这种相对边缘的文类,明确指出了短篇这一文体在当下的边缘位置。
 
  在当下,很多作家都曾表达过对短篇的热情与迷恋,但是文坛生态的转换与体裁结构的调整让他们不得不接受现状,从事其他文体的书写。苏童下面的这段话在国内文坛颇具代表性。他说:“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欢短篇小说,喜欢读别人的短篇,也喜欢写。许多事情恐怕是没有渊源的,或者说旅程太长,来路已被尘土和落叶所覆盖,最终无从发现了,对我来说,我对短篇小说的感情也是这样,所以我情愿说那是来自生理的喜爱。”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对短篇的热忱,可这种理念多是一种情怀,因为作家还是集中精力创作了大量的长篇小说,并且带给他的声誉远远盖过短篇。即便是像苏童这样的有短篇情结的作家已经不多,诚如雷达所言,短篇小说的辉煌时代好像正在远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在国外,文体从古代到现代一个大的发展趋势是从诗到小说的演变。在中国,大体上来讲,经历了歌谣、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一个过程。自白话文学运动之后,毫无疑问,小说成为这一个时代的文体。孟繁华在一本研究新世纪以来小说的文集前言中指出,当下文学衰落,缺少经典,但是这是所有文体面临的共同境遇,到最后他还是指出,小说的仍然是繁荣的。不过,这个繁荣主要是基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在当前衰落得十分厉害。具体而言,短篇小说受到的冲击是,读者的不买账,影视公司的不买账,评奖的不买账。一种文体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以历史的方式存活。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之中,更有必要来讨论短篇小说的独特价值,强调其丰富文体类型的重要价值。
 
  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
 
  短篇小说具有其特有的文体特征,概括起来就是“短平快”,篇幅小,能量大,技巧性强,醇度高。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给短篇下的界定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 而能使之充分满意的文章。”短篇小说往往选取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对细节进行精雕细琢,与时下流行大杂烩的百科全书式长篇小说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大部头的小说往往进行细节的堆积,而不注重挑选,造成一种生活扑面而来的气息,但是从文学性的角度而言,缺少提炼。不少小说中的细节成堆积之势,譬如性爱细节、历史细节、品牌细节以及各种非文学的知识点等等,被强行塞进小说。过多的细节堆砌让小说情感的消失十分明显,一切细节都令人震撼、心惊,又都令人麻木。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的限制,细节无法过多堆积,需要正确安放,所以作家们在处理细节上极为注意。
 
  2018 年,青年作家王占黑获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其授奖辞就是看中其小说对细节的重视:90 后年轻作家王占黑努力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细节推进小说,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她的诸多小说都是通过生活中一个极小的细节来安排叙述,《空响炮》仅仅通过环保压力之下,城市禁止燃放烟花这一个细节,来书写节日的衰败、成长的烦劳,进而书写时代的进程。鞭炮和春晚已经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但是如今,为了环保,大城市禁放鞭炮,这也打翻了很多鞭炮贩子维持生计的饭碗。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花枝招展的少女,如今都已经白发苍苍,垂垂老矣了。不知不觉,一代人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颇有人走茶凉的凄凉感,仅仅是一个生活面的截取,涉及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涉及了时代的巨大变迁,也让人感慨万千。除了细节,短篇小说的结构也极为重要。林斤澜强调,长篇和短篇小说的分别就在结构上,他以鲁迅的小说为例,提炼出短篇的结构之法,“回环”“双峰对峙”“套圈”等。很多成熟的作家特别注重小说的结构,范小青的《邀请函》结构十分精妙,小说书写了因会议邀请函引发的啼笑皆非的故事,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书写了国企内部的故事,对现实批判的力度很深,一些细节也可窥探出作家的功力,譬如前任和现任领导微妙的关系、结尾同样的故事发生在马尚身上,形成一种圆形的“回环”结构。再比如张学昕的《叙述的“逆光”——苏童短篇小说的叙事策略》中,“总是能够在结构上谋求最佳的平衡状态。由此可见,故事重要,但叙述更重要,尤其叙述中的结构力,是形成作家稳定的叙事文本风貌的保证。”

  除了形式层面的,在主题上,短篇小说篇幅小,能量却不小,很多宏大的主题在短篇小说中得到了体现。上文提到门罗的短篇小说就具有极大的能量,门罗的短篇小说家身份与其作为加拿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身份息息相关, 作家对于文类的选择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 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并因此获得诺奖。范小青的《城乡简史》书写的是城乡差距这一宏大主题,选择的切口是一本丢失的账本,通过账本的记录,将这种城乡收入的差距直接呈现出来,城里人一瓶几百元的美容产品,乡里人辛苦劳作一年的收入还不及,这种直接描述给读者造成的心理冲击胜过很多长篇宏论,回到题目上来讲,城与乡的历史凝结在账本上面的数字,同时,账本还开启了农民进城的脚步,以小见大的笔法被作家用到极致。短篇小说对生活的介入十分深远,既有时间的大跨度,也有空间的大铺陈。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融进了这一方文字的天地中。温润的《天才》书写一位有着极高绘画天赋的女孩最后在猪肉摊卖猪肉的故事,上演了短篇版的“活着”。朱辉的《然后如果》书写为了生存“代人体检”,也是一种变相的透支身体。曹军庆的《木头镇曙光肉联厂》反映的是一种乡土的混乱生态。
 
  其他的很多大主题也在短篇小说中一一展现。汪一桥的《重庆往事之白人苏》以少年的视角来写“文革”;麦家的《双黄蛋》书写“文革”的武斗,在极为节制的书写中将“文革”对生命的戕害和对精神的毒害表达出来。龙一的《长征二题》书写长征的艰辛。李敬泽的《夜奔》书写了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那种荒诞感、困惑感和沉重感。薛忆沩的《神童》关注儿童的性侵问题,书写一个音乐神童放弃音乐的故事,在极短的篇幅中反映出性侵行为对儿童的戕害。阿宁的《别 问你是谁的孩子》通过因孩子选班长落选,家长的种种举动,这样一个平常事件的书写,来反映家长们面临的教育压力。
 
  短篇小说对宏大问题的反应与关注更具张力,更有穿透力,更能集中火力触及问题的本质。短篇小说因为篇幅的限制,需要作家更集中地表现问题,短篇小说是特别讲节制的艺术。短篇小说要力求完整、和谐,前后不参差,读来仿佛一气呵成。《孔乙己》不足三千字,却写了一个人的一生,读来酸甜苦辣俱全。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就是极为节制的书写,短短的篇幅将人物的命运写得活灵活现,《圣女菊花》《八滩》《咕咕哩嘀》都是这样的篇什。叙述节制的文本不拖泥带水,阅读起来更畅快,尤其是在当下文坛小说写作按字数付稿酬、普遍注水的语境中,短篇小说的篇幅克制弥足珍贵,字字珠玑。短篇小说虽然篇幅小,但是所蕴含的东西一点也不逊色,罗兰·巴尔特曾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分析巴尔扎克的一个短篇小说《萨拉辛》,成为经典之作《S/Z》,足见短篇小说所涵盖内容的丰富性。
 
  田耳的《短篇小说家的面容》将短篇小说喻为生活的情报,让我们看到那些隐藏在生活中的残酷问题。姚鄂梅的《黑眼睛》是一个有关复仇的故事,到最后复仇之举并未付诸实施,作家用几乎白描的手法写出了生活的残酷、命运的悲凉。任晓雯的《换肾记》书写的是母爱的伟大,同时也在反思母亲的生命同样重要,这样一种视角看问题其实已经揭露出了生活中的残酷。石舒清的小说一贯以非正常死亡入题,《祖坟》同样如此,小说故事极为简短简单,却以一只鸡的死亡为始、一个人的死亡为终,将生活的残酷性一下子摆在读者面前。邵丽《天台上的父亲》以父亲自杀离世这一事件的描写,来书写中国的家庭伦理,特别是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家长里短中来探索生活和生命的意义。老藤的《爆破师》书写一个人的名字犯忌不被待见,大家的过分迷信显示出一种生活的焦虑,最后的爆破师却用科学的演算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用事实证明科学的价值和忌讳的无趣。
 
  短篇小说善于讲故事,惯用反讽揶揄的手段获取对生活的认知,通过揶揄的手段,将现实批判入木三分。劳马的《夙愿》就是一篇十分具有技巧性的小说,作品篇幅极短,书写一个人一辈子将自己淡泊名利,不愿做官,到最后临死时却想当自己的治丧委员会主任,将人性的虚伪揭露得十分彻底。同样是他的作品,还有一篇将一位教授讲课费很高,于是他就不再说话,因为他一说话就是钱,将人的贪婪、小气刻画得淋漓尽致。莫言的《一斗阁笔记》亦是如此,小说篇幅极短,但是对现实的揭露与批判直抵最深处,《真牛》以牛的偷懒反讽人的狡猾和心机;《诗家》写阿谀奉承的怪象。其他诸篇也都以同样的笔法揶揄现实。王蒙的近作依然显示出作家遒劲的笔力与文风,《地中海幻想曲》与姊妹篇《美丽的帽子》仿佛回到他步入文坛时的《春之眼》,小说讲述女主角隋意如是众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有着显赫的家世、学历、荣誉、身份等,却在谈婚论嫁的问题上屡屡触礁,小说仍以意识流写法讲述了她登上地中海幻想曲号邮轮后,在雅典的旅行经历和心理起伏。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以一系列社会重大历史时间作为参照,呈现了一群普通女性从少女到中年的情感生活,无序无奈而又摇曳多姿,以斑斓的命运回应了时代的骤变。
 
  此外,在文坛普遍弥漫一股戾气,将生活的暴戾之气全盘纳入文学,呈现无爱写作的时候,很多短篇仍旧保持了一抹亮色,坚持有温度的书写。曹明霞的《锦瑟》书写的是中年的感情危机,但是最后剧情反转,男主人公是为了实现年轻时的承诺,去照顾患病的旧友,最后夫妻重归于好,简单的叙述中反映了爱情的美好,与文中所引《锦瑟》一诗相得益彰。荆歌的《亲爱的病人》书写的也是一段相濡以沫的爱情,丈夫对身患强迫症的妻子不离不弃,最终疾病也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获治,小说用了很长的篇幅来书写丈夫对妻子的疾病的忍耐,甚至想到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最后却挽救了准备轻生的妻子。这种相濡以沫的爱情在当下生活中难能可贵。孙频的《在阳台上》、朱山坡的《深山来客》等小说都是书写难能可贵的爱情,与长篇小说大面积的失败婚姻书写背道而驰。雷默的《苍蝇馆子》书写儿时伙伴债台高筑,被人打残,最终迷途知返,重新打理自己的小面馆,在时代的洪流中,面馆如雨后春笋林立,但是这家苍蝇馆子只卖一种面食,这既是故乡的记忆,也是情谊的纪念,虽然叙述者在其落难时因考虑太多并未伸出援手,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并未嫌弃过这位朋友,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情感关怀。
 
  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书写了生命的坚韧,许多经历了生活大磨难的人们慢慢抚平了伤痛,是大海接受了人们的悲伤,更是生命本身的顽强赶走了一切阴霾。小说带给了人们一丝光亮。妻子重新拥有了爱情,丈夫也遇到了遭遇过同样经历的女性,两人有了孕育生命的想法。班宇的《逍遥游》书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奋斗拼搏以及内心的希望和光亮。与此相类似的一批小说在简短的文字中给人带来温暖,带去向上的力量。
 
  短篇小说还有一个伟大之处在于,能将文学的韵味和生活的况味表达出来,描绘出如诗如画的意境。孙犁的经典之作 《山地回忆》是书写战争年代的故事,选取的却是小战士与一户农家姑娘的交往,仅仅写到了战争时代物质的匮乏,人性的光芒也被放到极致。郭文斌的《吉祥如意》用散文化的笔调将端午节采艾这个民俗写得缠绵而细密。《大年》则用同样的笔调书写春节这一民俗。王祥夫的《朋友》以一对好友的交往来书写生活的深邃与惬意,极具韵味。 张炜的《月亮宴》,通篇都在营造一种唯美的意境,夜晚、对饮、月亮、老人、小孩、果园,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般的景象,以童真童心入小说,美不胜收。李云雷的《月亮和梨花》书写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但是在梨花、月亮等意象的笼罩以及孩童的关照视角中,失败的爱情反而有一种别样的美感。田兴家的《夜晚和少年》通过梦境的书写,写出了少年的失落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并以此揭示出乡村社会生存的艰辛,作者巧妙地将神秘书写和现实关照结合起来,既增加了艺术的张力,也 提升了小说的韵味。不过,这些精彩篇章都是在浩若烟海的文字中挑选出来的,相比于长篇的庞大体量,这些作品微乎其微,就算在短篇内部,相对优秀的篇目也并不多见,尤其是创作短篇的主要群体青年作家们存在的问题更为凸显。
 
  青年作家与短篇书写
 
  当前青年作家们是短篇书写的主力军,近年来当代文坛涌现出一些短篇佳构也主要归功于他们。青年作家们或许与长篇资历不足的考虑,或是才情自涌的缘由,对短篇小说更为痴迷。弋舟的《丙申故事集》、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班宇的《冬泳》、王占黑的《空响炮》、周嘉宁的《基本美》、李黎的《水浒群星闪耀时》、林培源的《神童与录音机》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作品聚焦普通个体,既有现实的关注,也有着一定的思想性,在语言、故事、形式、情节、叙述等方方面面都十分注重。比如班宇的《冬泳》书写的几乎都是社会底层人物,印刷厂工人、吊车司机、生疏的赌徒与失业者……他们生活被动,面临一系列困境,透过文字,作家展示了人性的丰富和生活的困顿。
 
  正是短篇小说的技巧要求,使得很多作家在进行短篇创作的时候注重技法的更新,特别是在青年作家们那里表现更为明显。李宏伟的《雨果的迷宫》采用问答的形式,保留未揭示的秘密,营造了迷宫一般的小说,但是在揭示主题上仍然不减丝毫力道。李修文的《我亦逢场作戏人》,用对话的口吻讲述底层社会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李浩的《童话书》用拟童话的形式来反映现实问题。
 
  不过,青年写作的局限也十分明显,尤其是当下被炒得火热的整个90后书写。故事重复、人物僵化、语言干瘪、结构混乱、主题单调。很多作品的主题重复度很高,作家普遍贩卖苦难,文学创作成为了“痛苦比赛”。比如王棘的《驾鹤》,讲述韩老三的悲惨命运,主要是儿女不孝,反映的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后半部分却文风突转,让韩老三陷入迷狂,进入奇幻叙事。何向的《预告南方有雨》,讲述的是子辈与父辈的代际冲突。父亲的不辞而别与从天而降并没有为故事增添多少新意,反而落入俗套。《预告南方有雨》将小人物在大都市的辛酸继续进行复写。庞羽的《操场》,所涉之事极为丰富,既有胡太太的女性悲剧,也有曹老头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悲歌,更影射了诸多的历史问题,这是90 后写作的另一极端,庞大的叙事野心,这是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书写模式,可谓错位的代际书写。作家们的少年老成,甚或可言老气横秋,与年龄并不相符,仅仅是对生活的臆想,庞羽的另一篇小说《一只胳膊的拳击》书写了祁茂成与祁露露两代人的生活境况,对父亲祁茂成失败的人生描写用了大量篇幅,而这不过是祁露露童年阴影的一种主观投射。尤其是父辈中的“曼江赫本”以“曼江五毛钱”的身份出现时,作者完全将对父辈的反抗或者对上一代人生活的否定表达出来。也许是一句传闻,或者是偶然事件,成为小说的全部。而且,这些情节段落几乎 是其他文本中司空见惯的描写,这是一种再度的移植、模仿与沿袭。国生的《温室效应》中,生意失败的母亲将儿子当做生意来经营,楚斌一直生活在母亲的控制之中。导致畸形恋情与父母感情不合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重木的《无人之地》主要讲述的就是主人公和母亲的冲突。李唐的《我们终将被遗忘》所书写的故事也几乎都是苦难而失败的生活,爱情不顺,工作不顺,家庭不幸。将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夸大书写,充满着厌世、消极、无所适从的态度。父母的缺失主题司空见惯。小说风格也是湿漉漉、黏糊糊的,阴云密布,终日不见阳光。《来自西伯利亚的风》《幻之花》《动物之心》等都是如此。
 
  自我重复本是作家后期写作的通病,一开始就重复自己,青年写作的路会越走越窄。毫无疑问,青年作家驰骋的想象给文学书写带来了无限可能性,但是阶段性特征太过明显,小说的青春气息浓郁,缺乏文学作品应有的交流性和公共性,正如作者自陈,借助作品,表达一代人的生存现状和内心世界,无论是绝望也好、孤独也好,还是任性也罢,总之,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同龄的阅读者会有一种代入感。同龄人的代入感固然重要,但是文学是一种公共艺术,需要审美的共性,作品需要公赏性。不断重复同一类型的写作只会将自己锻造为一个写手,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来源:《青年作家》
作者: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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