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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小团圆》的迷惑与纯粹


 
张爱玲诞辰100年
张悦然谈张爱玲:《小团圆》的迷惑与纯粹
 
  9月30日是张爱玲一百周年诞辰,这位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女作家依然“活”在读者的心中。享受如此殊荣的作家并不太多,她不仅生前发表的很多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在读者中传诵至今,她身后被发掘出的作品(《雷峰塔》《小团圆》等)仍然持续不断引发读者的热议。
 
  但是,相对于严肃的文学讨论,人们更热衷于在虚构的小说作品中寻找或者印证现实中的蛛丝马迹。张爱玲谈到写作《小团圆》这个故事时曾说,这是一个热情的故事,她想写的是爱情过后还会剩下一点什么。在过去十几年有关张爱玲“遗作”那些热闹的讨论之后,也应该还剩下点什么,而在今天这个时间,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作家张悦然认为,张爱玲生前叮嘱要销毁的最后一部小说《小团圆》,已经问世十一年,成为稳稳当当镶在她创作谱系重要位置上的大粒珍珠,既不可动摇,也无法忽视。自这部小说问世以来,关于真实与虚构的分辨与考据,过多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也争夺着对于《小团圆》文本本身的热情。或许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使我们把热情真正投向张爱玲晚期的创作风格
 
  张爱玲的新文学观
 
  北青艺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读张爱玲的?
 
  张悦然:我第一次读张爱玲应该是我十一岁的时候,因为我父亲是一位大学老师,那时候可能为了给学院搞创收,他和同事编撰了一套现代文学合集,叫《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洋洋二十卷。所谓“补遗”,就是正史没采用、被忽略的那些,销路自然也不会太好,反正家里囤积了很多样书。那些书起先都堆在墙角,后来渐渐散开,各自在这个家里谋生路。卷三用来垫因为弹簧坏了而塌陷的沙发,卷五用来压住站不稳的台灯。卷八藏在哪里?这像个捉迷藏的游戏,有时候我试图循着序号把它们一一找出来。还有的时候,我会把它们从正在服役的工作中暂时解脱出来,拿在手中读上几页。就这样,我读到了张爱玲。当时可能主要是被题目《倾城之恋》吸引。在那个年龄,带“恋”的题目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记得那套书里还有徐訏的《鬼恋》,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读了。《倾城之恋》这个题目给我的期待是,它应该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结果一点都不浪漫。小说里的男人女人都在算计,特别现实。我感到很失望,不打算再读这个作者的任何故事了。
 
  北青艺评: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再去读张爱玲,有哪些不同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哪些作品?
 
  张悦然:因为最近在写一篇有关《小团圆》的论文,重读了这部小说。我认为《小团圆》是张爱玲比较重要的作品,充分反映了她创作晚期的文学主张和写作观念。
 
  不过在过去很多年里,人们对这部作品里真实和虚构之间关系的热情高于对文本本身的热情,这是《小团圆》的自传性所带来的结果。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相信人们会把热情更多地投向关注张爱玲晚期的创作风格,那个时候或许才能客观地评价《小团圆》在张爱玲文学世界里的地位。
 
  我们知道,《小团圆》是张爱玲在使用英文写作多年之后,重新回归母语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在这部作品里,她将在西方文学里吸纳的东西与她所珍视的中国古典小说里的长处做了融合。但是这个融合究竟是什么呢?也许我们还未能将其充分地阐释出来。
 
  在同时期发表的随笔文章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她此时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观,表面上看起来是某种重返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宣言,但其实这是建立在她对西方文学接纳的基础上的。比如说,她在《谈看书》里,质疑了西方文学中大量心理描写的价值,对意识流持保留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张爱玲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小团圆》还是《色戒》,还是《浮华浪蕊》,会发现心理描写占据很大的比例,而且它们承载着小说的主题表达。所以张爱玲所否定的只是西方文学心理描写的方法,并非关注内心世界这一主张。她认为“纵深不一定深入”,也就是说,没有“纵深”也可以深入。
 
  在《小团圆》里,她使用着中国古典小说里的“铺开来平面发展”的方式,将人物的内心活动穿插在“人多,分散”的叙事里。也就是说,她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赞赏里,包含着从中寻找一种新的展示内心世界的方法的意图。《小团圆》所关注的是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它并不像中国古典小说一样是写实的。这个内核,是她从西方文学中吸纳的东西。
 
  她预设了自己的读者
 
  北青艺评:确实如此,大家对于《小团圆》的热情都集中在“自传性”这一点上,对于文本很多人的印象则是“晦涩难懂”,不如她的早期作品“好看”。
 
  张悦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抛弃自传性的特点来谈论这部作品,原本就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张爱玲为这本书预设的读者,显然对她的个人经历和早年作品十分熟悉,不仅如此,或许还应该读过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确切地说,这部小说的背景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沦陷时期的香港和上海,还包含作者早年创作的文学世界。正因为预置了这样的读者设定,在《小团圆》具有太多理应叙述却没有叙述的内容,对划定的读者范围之外的阅读者形成了极大的障碍。
 
  法国Zulma出版社多年前就购买了《小团圆》一书的版权,翻译完之后,出版社犹豫再三,还是未将这本书推向市场。他们认为读者无法读懂这本书,也很难和书中的女主人公共情。首先是人物繁多,故事也是反戏剧性的,时空还在频繁地转换。出版社社长Laure Leroy女士还特别指出,张爱玲那种中国特有的含蓄表达方式,给西方读者造成极大的理解困难。
 
  北青艺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含蓄”是张爱玲晚期作品风格的一个关键词?
 
  张悦然:晚年的张爱玲看起来没有早年那么在意读者,好像她的东西不太在意读者怎么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从她当时的文章里,她其实在考虑未来的读者或者更遥远的读者。比如她认为含蓄很重要,她认为含蓄有点像印象派的绘画,你在看它们的时候,你在拌和那些块状的颜色,拌成更接近生活原貌的东西。这个拌和的过程是即时发生的,所以你感觉好像是在看刚刚画下来的东西。她说写作也是一样,含蓄意味着它包含着一个读者拌和的过程,因为这种即时的参与性,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离我们更近,宛若昨天才发生。所以她想要的是读者阅读和她的书写有一种同时性。所以她所考虑的是一种更深刻的读者与写作者的关系,她所考虑的读者,不止是当下的读者,更重要的是未来的读者。
 
  具体到文本来说,这种含蓄表现在表达的间接、隐晦和彼此矛盾,以及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巨大留白。此外,张爱玲不再依靠物象来作象征物,对话、场景其实都具有象征意味。所以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虽然《小团圆》具有很高的自传性,所使用的素材与现实有紧密的关联,但它的写法并不是写实的。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自传性的亲缘存在,使张爱玲选择了一种非写实的写作手法。
 
  《小团圆》所造成的阅读困难,从本质上说,也正是因为它并非一部写实的小说,但它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带来一定的迷惑,让读者很难放弃对其故事性的索求。在张爱玲早年创作里,世俗化的生活一直是那些小说的基底。然而在《小团圆》里,生活退到后面,情感作为一种更纯粹、更绝对的存在,成为她想要探讨的主题。
 
  张爱玲的女性有两种
 
  北青艺评:生活退到后面,情感作为一种更纯粹、更绝对的存在,成为她想要探讨的主题。这一点在《小团圆》中九莉这个人物身上很典型,这个人物很特别,和她以前小说中的女性很不一样。
 
  张悦然:张爱玲的小说里面女性有两种,早期的小说里面,她塑造的多数人都在寻求活下来的凭借,一个立身的根本。比如白流苏立身根本是我得结婚,要竭尽全力抓住一段婚姻。曹七巧得抓住钱财,抓住她手里的权力,用半生不幸所赢得的权力。这些小说讲的就是主人公如何抓住这种凭借,为自己找到在世界上的一席之地的故事。早期小说里,这些凭借相对来说是世俗化的,是可见的。单从这个层面说,张爱玲的这些女主人公依然可以与当下的女性对话,因为她们的人生课题可能也是今天很多女性所面对的。
 
  但是在她后期的小说里,女性的追求会更精神化一些。比如在《小团圆》里面的盛九莉,她的凭借主要还是爱,当然也包括恨。在这个小说里面恨是爱的一个变种。《小团圆》里面提到盛九莉要的是无条件的爱,这个凭借已经比早年物质的凭借更虚化一些。“在这世界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这是25岁的张爱玲就认出的真相,因此她积极地为笔下的人物寻找比感情可靠的东西作为生活的依托。但是56岁的张爱玲,却抛弃了这些现实依托,让她的笔下人物寻求一份无条件的爱。这一追求当然注定要幻灭,九莉也注定会失败。张爱玲当然知道,张爱玲的九莉也知道。但和早年白流苏、曹七巧那些并不彻底、摇摇欲坠的成功相比,九莉的一心求败,反倒是在彻底的虚无之上所建立的一种价值。
 
  “这是一个热情的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之后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在“还有点什么东西在”里,拥有张爱玲认为最为珍贵的生命的意义,借此,张爱玲肯定了那份注定失败、千疮百孔的爱的价值。我们总是用“虚无”、“苍凉”来形容张爱玲,但其实张爱玲并没有陷于彻底的虚无。她试图在虚无之后,创造和建立一点人可以依靠的东西,一点确认个体存在价值的东西。
 
  今天回头去看,张爱玲的作品涵盖了女性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为了生计拼搏的人可以从中找到共鸣,为了爱而不顾一切的人也可以找到共鸣。
 
  北青艺评:《色戒》里的王佳芝也是为了爱不顾一切的典型?
 
  张悦然:从结果来看,的确如此。但是我认为王佳芝没有《小团圆》里的九莉那么彻底。九莉的不顾一切是建立在清醒的基础上的,王佳芝则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关于她是否爱易先生,小说并没有交代。在珠宝店买戒指的那个关键场景里,王佳芝通过意识流式的心理活动,试图想清楚她跟易先生的亲密关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那段叙述的时间被刻意拉长,王佳芝好像迷失在自己的意识丛林里,而最终打败她的是那句“这个人是爱我的”。这个成为她确认自己存在的凭借。
 
  “爱我”和“我爱”在这里有同样的威力,因为重要的是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情存在,它发生了就不会了无痕迹。而且有趣的是,王佳芝死后,小说换到易先生的视角,展示了易先生的心理活动,易先生认为,王佳芝最后一定是恨他的。在他的理解里,恨和爱是一样的,是因为有爱才会有恨。但这是一个很主观的猜度,因为王佳芝未必有多爱他,当然也就未必恨他。不过确认王佳芝爱(恨)自己,对易先生很重要,这是他的一个凭借,他因此确定了自己的生命有意义。所以《色戒》其实是一个爱情的误会,男女主人公都认为对方爱自己,将这一点抓在手中作为自己的凭借。但是,张爱玲想说的可能就是,爱是真的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相信它存在,并因此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北青艺评:谈到《色戒》说句题外话,这些年也有很多人从“性别意识”切入来分析她笔下的人物,你怎么看?
 
  张悦然:我觉得张爱玲不管是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有很强烈的批判意识。正如前面所说,王佳芝和易先生都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现实,得出对方爱自己的结论,以此让自己感到安心。表面上看起来,易先生是赢家,但是当他沾沾自喜地思考着有一个人为我而死,我的人生算是值得了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权力和地位并不是他的容身之地,他的容身之地是所得到的这份感情,尽管它很可疑,所以他也是个可悲、渺小的人物。
 
  还有一个伤害女性的男性人物,是《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佟振保,多年之后,他和王娇蕊在公车上相遇,表面上来看,他抛弃了王娇蕊,但是王娇蕊却告诉他,自己对爱情的珍惜,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自己还会去爱的。在这里,王娇蕊有一种无畏的态度,她承认了爱,也接受了它带来的伤害,并仍旧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寄托。相反佟振保却没有这种澄明清醒,他一直浑浑噩噩度日,直到这一刻在反光镜里看到哭泣的自己,终于确认了他所失去的东西是强烈的爱情。在这两个例子里,男性都是赢家,但赢家无所得。
 
  她的小说是很难改编的
 
  北青艺评:最近许鞍华导演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第一炉香》在威尼斯首映,国内的观众也看到了预告片,争议蛮大的,很多人都觉得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您看了吗?
 
  张悦然:张爱玲的小说是很难改编的。就拿她小说中的物来说,它只有在张爱玲小说里才能发挥超越物件的巨大的能量和威力,它是一个意象,很多时候是一个象征,很多时候是和主要人物一样重要的存在。但是到电影里面怎么样体现这些物?怎么使天空中的那一轮月亮注入浓郁的情感色彩?
 
  相比之下,《第一炉香》在她的作品里算是相对容易改编的,因为早期作品里,毕竟还有完整的故事和戏剧情节,到了晚期,她则是反戏剧性的。她认为的戏剧性存在于细节中,存在于句子与句子的承接中。她其实想做到一个句子和另外一个句子之间的迁徙、转移、腾挪是每次都让人很意外的。比如《小团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句子把你带到哪儿。此外电影是以场景为单位的,但后期张爱玲的小说写作是非场景化的,她很少搭建完整的场景,把人物放置在当中,发生对话,展示冲突。她的人物的思绪总是跳跃的,从一个时间跳到另一个时间,一个空间里容纳的是不同时间里发生的事。
 
  北青艺评:作家格非也说过类似的观点,但是他的意思是,张爱玲的小说不是没有办法来改编电影,你得找到一个和她心意相通的人,有同样对世界的理解力,比如让小津拍张爱玲电影的物象的话,他的处理就会完全不同。
 
  张悦然:小津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很有趣的设想,虽然小津应该不会想要改编张爱玲的电影,因为那个内核与他想要表达的主题非常不同。但是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二人之间的某种关联。小津的电影里包含一种平面化的影像观,而前面我们说到,晚年张爱玲形成的文学观念里,也包含着一种对“平面化”的追求。“纵深不一定深入”,张爱玲的这句话,似乎也是小津的电影向我们证明的事。两人对平面化的追求背后,是一个相通的东方美学传统。
 
  北青艺评:现在好多流行的自媒体公号,特别喜欢做励志文章,把张爱玲也拉了出来,导致很多人都觉得张爱玲变成了特别励志的女性形象,会外语、封面自己设计、会画画等等。
 
  张悦然:张爱玲的确有很多可以“被励志”的地方。除了对她多才多艺的过度演绎之外,还有就是她一生都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从来不靠任何人。把她视作天赋卓越的独立女性,当然未必是错误的,但也是对张爱玲的理解的一种粗暴简化。现在很多人没有看过张爱玲的小说,只是知道她的故事,还可能是错误的故事。当然,这对张爱玲来说,并没有丝毫的损失,该感到遗憾的是那些在张爱玲文学世界外面踱步或者向里面张望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认识这个作家。
 
  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渲染张爱玲的晚年有多凄凉惨淡。张爱玲晚年受到很多疾病的困扰,影响了她的创作,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的确是一种遗憾。但是没有必要把她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理解为一种孤独和凄凉,因为那是她的选择,其实她的手里始终握着一些选择的自由权。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达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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