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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之年的日本文学

新冠之年的日本文学
 
  从地震文学到原爆文学,灾难文学被认为是日本文学中相当重要的类别之一,正如“新冠之祸”一词频频见于报端所显示的,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种种祸端成为了日本2020年大众瞩目的焦点,而在文学上则表现为读者、作家、文学研究者等对于灾难文学之一“疫病文学”的关注。在“新冠之祸”的蛰居中,人们希望了解以往是如何对抗疫病的蔓延,希望可以从中获取透视未来走向的灵感,作家则从各自的视角以不同的文字书写自己身处“新冠之祸”中的体验,以“新冠之祸”为主题的创作为日本疫病文学增添了怎样的样态?本文对新冠之年的日本文学的动态和创作略作概述。
 
  蛰居作家的接力创作
 
  日本在2020年4月初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知名出版社讲谈社的第三文艺部于4月15日策划了邀请知名作家进行接力创作的Day to Day活动,希望作家们以“2020年4月1日以后的日本”为舞台进行超短篇的接力创作,用微型小说或随笔的形式接力传递新冠肺炎疫情状态下的日常生活或感受,作品原文在Day to Day活动官网上发布,同时在网络上刊登中英文版译文。5月6日,讲谈社北京的官方微博在中国官宣了此次活动,邀请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学者、优秀译者、编辑等参与接力翻译,让中国读者通过网络一同分享日本作家对于新冠时期生活状态的书写。活动最终共邀请日本知名作家100人,从5月1日(小说时间为4月1日)连载到8月8日(小说时间为7月9日)。
 
  在各大文学刊物策划新冠特辑之前,日本作家记述或反映新冠肺炎疫情的文学创作数量甚少,所以由讲谈社发起的此项知名作家接力创作活动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日本文学圈借此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对策、个体感受等向社会发出了作家群体的声音,记录了对于新冠时期个体生活、社会状况等的观察,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集体的且即时的历史记录;其次,由于是新冠时期的即时创作和即时传播,使得写作者、阅读者、创作语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性,从而产生了相当程度且相当范围的共振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疗愈心灵的作用;再次,因为是中英文版通过网络同步发布,使得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共同对抗跨境病毒的人们跨越国境站在了一起,实现了新冠文学的跨境。
 
  或许是受蛰居环境的影响,此次接力创作的作品相当多具有日本传统私小说的色彩,即第一人称视角的日常生活的描述居多。比如以长篇小说《流浪之月》获第十七届书店大奖的凪良汐,其创作的微型小说将主人公设定为今年获文学大奖的“我”,描述了“我”与因疫情失业在家的丈夫之间的冷战,以及蛰居期间的最终和解。在秋吉理香子的微型小说中,“我”是一名担任婚礼司仪的单亲妈妈,离婚后带着儿子一起生活,因为疫情影响无婚礼可以主持,不得已转行送外卖,辛苦送外卖回家之后的最大抚慰,是孩子为自己手绘的画像。接力作品所使用的这种第一人称视角,以虚实相生的叙事结构生成了一种现实感和亲切感,而且见于多数作品的充满温情的结尾也多少抚慰了疫情蔓延之下的焦灼心态。
 
  文艺期刊的新冠特辑
 
  最先推出特辑的是4月发售的《文艺》夏季号,其题为“亚洲作家如何面对新冠之祸”的紧急特集,发表了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作家描述生活变化的随笔。
 
  次月,5月发售的文艺期刊6月号也大都开始刊登与疫情相关的特辑、创作、论考等。首先,《新潮》在6月号推出题为“新冠之祸时代的文学表达”的特辑,刊登了金原瞳描述特殊时期青年男女恋爱情形的新作《非社交距离》、鸿池留衣以男子高中为舞台的荒诞小说《最后的自肃》等。
 
  其次,创刊50周年的《昴》先是在7月号刊登了中泽新一的论考《围绕新冠的三个瞑想》,之后在8月号刊出了特辑“与病毒的对峙”,9月号又推出了题为“关于疫病的表达及其思想”的特辑,刊登了小森阳一的《漱石时代与传染病》、鸿巣友季子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中的“疫病”》、中村佑子的《生存于启示录时代的我们》、日比嘉高的《大流行病小说绘图》、伊藤氏贵的《生存于假面具(口罩)世界》等,主要探讨疫病与“表达”“思想”的关系。
 
  另外,《文学界》的7月号刊出了特辑“疫病与我们的日常”,刊登的文章包括朝吹真理子的《塑料窗帘之美》、千叶雅也的《非常时期日记》、新元良一的《纽约封城日记》、津村记久子的《感染扩散下电车通勤》、古谷田奈月的《这不是战争,所以谁都不会成为战士或战地记者》、栗原康的《我们男人的理想乡──新冠之祸日记》等,8月号又推出了题为“‘危机’下的对话”的特辑,刊登了圆城塔与小川哲的对谈《现在读灾难小说》以及其他文章。
 
  与上述众多与新冠肺炎疫情直接相关的特辑不同,《群像》在11月号推出题为“密室”的创作特辑,刊登了上田岳弘、谷崎由依等以“密室”为主题的创作。此处的“密室”特指因为防疫需要而“自肃”,不得不蛰居其中的封闭性空间,所以相关创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肃期间”的个体感受。
 
  新冠之祸的文学表达
 
  新冠时期的蛰居生活虽有种种不便,但也为作家的创作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为以疫病书写为主题的灾难文学添加了关于“新冠之祸”的文学表达。《昴》9月号策划的“关于疫病的表达及其思想”特辑中,日比嘉高的《为大流行病小说绘图》用坐标图形对日本现代小说中以大流行病为题材的小说进行了定位性评述,颇有意味。坐标的横轴为现实模拟指向,纵轴为非现实指向,原点位置则是指上述两个指向为零的作品。原点附近的作品并非现代小说,而是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流行感冒》(1919),作品对于感染扩散情形不作描述,只描写身边日常。文中同时指出,在日本现代小说中,金原瞳的新作《非社交距离》(2020)尽管不像志贺小说那么贴近日常,但在绘图中的位置大体相当。处于右下方的小说有小松左京的《复活日》(1964)、石原慎太郎的《日本的突然之死》(1978-1981)、篠田节子的《夏季的灾难》(1995)、村上龙的《日向病毒》(1996)、高嶋哲夫的《首都感染》(2010)。左上方附近有小林ERIKA的《蜕皮》(2020),虽然同样是描写新型传染病的扩散,但其主线并非疫病扩散过程及结果的模拟,而是侧重于描写感染造成身体变化所引发的恐惧、以及社会性的压抑感。右上方则是两个指向兼备的小说,其中鸿池留衣的《最后的自肃》(2020)既有对于感染扩散状况的现实模拟,同时描绘了富有自由、戏谑、反抗意味的非现实世界。日比嘉高对于大流行病小说的上述梳理,为如何对新冠题材小说在日本现代小说中进行定位提供了颇为独到的考察视角。
 
  小林ERIKA的《蜕皮》(《群像》6月号)正如其题目所显示的,对于疫病流行期间的个体变化非常关注。在小说设置的世界中,一种缩写为DAPPI的病因不明疾病正在蔓延,此病从大约10年前开始出现,直到4年之前才终于有了病名。大家将感染此病称作“蜕皮”,而一旦蜕皮,人将逐渐丧失语言能力。此病据说不具传染性,但如果环境相似则会在同一时期发病,类似于女性的生理期相互影响的情形。发病的患者如同昆虫蜕皮一样,一点一点失去语言能力,不久就再也无法读写和说话。周围人把感染者称作“虫”,而感染者住所的墙壁上会被涂鸦“害虫DEATH”,不只是诅咒感染者,也是提醒周围人远离感染源。与以大流行病为题材的众多作品不同,《蜕皮》对于疫病如何在人群中蔓延扩散着墨不多,而是关注疫病对于个体的身心影响、感染引发的身体变化、机能变化,周围人对于被感染的恐惧,以及将感染者视为“害虫”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社会对于个体的伤害。在“新冠之祸”中撰写的这部小说,会令尚为新冠肺炎疫情所困扰的读者感同身受,而作品所描绘的流行病时期的个体感受事实上具有超越新冠甚至超越疫病本身的普遍性,可以认为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极端化描述。
 
  疫情期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表现,更集中体现在“自肃”一词及其相关表达上。前文已经介绍,《群像》在11月号推出了题为“密室”的创作特辑,而“密室”可以理解为是“自肃期间”个体感受的具象化表述。
 
  保持社交距离是“自肃”的主要要求之一,而金原瞳的《非社交距离》(《新潮》6月号)题目本身就暗示了对这一要求的对抗。作品以新冠病毒不断蔓延的东京及近郊为舞台,描述了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一对大学生情侣在新冠时期的爱情。由于新冠疫情,他们喜欢的乐队被迫中止了现场演出,两人极度郁闷。外出的活动范围大则意味着带回病毒的可能性变大,因而总是被整日啰里啰唆的母亲不停地叨唠。身处每日被要求“自肃”的社会环境之下,在堕胎手术的余波中,两人思考着死亡,也尽情享乐,享受着肉体之欢,也念叨在旅途中殉情。主人公沙南说,“新冠类似于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对于她而言,“新冠之祸”的元凶不是病毒,而是个体身处其中的令人压抑的社会。主人公所说的“社会”,文脉上是指日本社会特有的“自肃”心理机制,即自我约束乃至于相互监视的社会性心理机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日本并无城市实施封城措施,防疫主要是依赖于这种名为“自肃”的社会性心理机制,而作品所表达的个体情绪正是对于这种机制的心理性对抗。
 
  相比金原瞳在《非社交距离》中对于“自肃”的柔性对抗,鸿池留衣的《最后的自肃》(《新潮》6月号)则以荒诞剧的叙事形式展现了强力对抗被引发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小说以埼玉县某高中名校(名牌大学入学率高的男子学校)为舞台,描述了学生们对于“自肃”的抗争强度。学校设有名为“全球变暖研究会”的学生研究小组,其成员为了阻止学校推进男女同校开展了种种抗议活动,其中甚至包括破坏奥运会的开幕式。主人公是学生们的指导教师,既是研究顾问又是生活督导,但对于抽烟饮酒的学生不仅不加阻止,甚至还为学生买卖大麻提供协助。学生中的主要人物村濑则是这所名校的差等生,不只是学习成绩最差,还售卖大麻,夜不归宿,擅用可以操纵气候的气象武器阻止学校推进男女同校,还将武器卖给外校学生。小说从头至尾都是这种“践踏规则”的出场人物活跃其中,从而使得读者潜意识中的“自肃警察”心理从一开始就失效,直至崩溃。而在出场人物上述种种违规行为的背后,则是与气候异常、疫情扩散等相关的种种社会问题,从而使得作品具有了荒诞的黑色幽默剧的张力。在《最后的自肃》中,“自肃”一词事实上自我剥夺了“自我约束”“相互监督”的原本含义,用于指称学生们对于“压抑者”亦即成人们的毒杀,因而黑化成了“对敌对者的杀戮”。对于个体而言,“自肃”心理机制是自我压抑,周围人的“自肃警察”心理则是外部强制性压抑,而双重压抑的结果会使“自肃”异化为对于“压抑者”的强力对抗,《最后的自肃》以看似荒唐无稽的“杀戮”结局警示了“自肃”的最终结果。
 
  由于“新冠之祸”,“自肃”成为了非日常的日常要求,阅读和创作则成为了读者和作者因为“自肃”而蛰居家中的日常生活,由于对自身境遇的担忧和对社会未来的关心,他们的阅读和创作往往不自觉地围绕着疫病文学、“新冠之祸”、“自肃”的主题展开,尽管“自肃警察”心理是他们所警惕甚至厌恶的外部压抑。在这个意义上,新冠之年的文学阅读和文学创作活动本身成为了“新冠之祸”的一部分,可谓是现实世界中的黑色幽默。
 
  与上半年问世的新冠题材小说相比,乘代雄介在年末发表的《行旅练习》(《群像》12月号)在叙事风格和作品氛围上较为独树一帜,入选了第164届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名单。作品的故事设定相当简单,主要出场人物只有两位,“我”以及“我”的侄女亚美。亚美是刚刚顺利考入中学的足球少女,但学校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迫临时停课。在新冠假期中无所事事的亚美,与职业是小说家的叔叔“我”即将踏上叔侄两个人的旅程,准备沿着利根川徒步前往日本足球队鹿岛鹿角的大本营。在新冠假期的徒步旅行中,足球、“新冠之祸”、佛教、足球宿将济科、柳田国男、野鸟、素描感的风景、跨代友情、就职难问题等各种要素被有机地调动,为单调的徒步旅行赋予了律动感,也让叔侄二人的徒步之旅成为少女的成长之旅。小说开始的氛围相当轻松,但随着旅途的逐渐展开,令人不安的情绪被淡淡的文笔一点一点地推动。由于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不安氛围为背景,行为风格似乎也暗示着令人悲伤的结局,但最终又出乎意料地出现反转,是一部节奏感相当到位的公路小说。作品中多处引用柳田国男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日本风景写作传统的传承意识,作品最后的文字也被认为具有向夏目漱石《哥儿》致敬的意味。乘代雄介以《自十七八》获得第58届群像新人奖而踏上文坛,后又以《真正的读书家》斩获第40届野间文艺新人奖,此次的《行旅练习》使他成为芥川奖的有力竞争者。
 
  上述作品之外,比如松田青子的《斧语》(《群像》8月号)的特别之处在于,借用僵尸的形象描述了病毒如何流行;藤野可织的《狩猎学长》(《文艺》秋季号)中,在各种名目的防疫对策之下,高中女生成为政府主导的错误施策的受害者;笙野赖子在《蛰居写新冠》(《群像》10月号)中,将mask称作“魔巢苦”,并将其视为“诅咒语”,力图借助言灵信仰用“反诅咒语”对抗“新冠之祸”;辻仁成的《十年后的恋爱》(《昴》8・9月号)则是以生活在巴黎的新冠感染者为主人公的恋爱小说,对于认为“病毒与爱具有相似性”的主人公而言,爱情像病毒一样无法逃避,封城也不能放弃生活,而爱情是生活的唯一,与巴黎的浪漫气质颇为贴合。
 
  新冠之外的日本文学
 
  虽然2020年是新冠之年,但日本文学并非只是“新冠之祸”一种色彩,以下简述文艺期刊的其他特辑、文学获奖情况以及重要获奖作品。
 
  《文学界》在下半年推出的总力特辑“JAZZ×文学”(11月号)因其跨界性颇受瞩目,村上春树去年在该杂志上曾推出“第一人称单数”系列短篇,此次则接受了关于斯坦·盖茨与爵士乐的长篇专访,另外还刊登了筒井康隆、山中千寻的创作,以及山下洋辅与菊地成孔、奥泉光与平野启一郎、岸政彦与山中千寻的三组对谈,思考和探讨爵士与文学这两个文化圈的关联性。
 
  著名女作家角田光代的现代译本《源氏物语》(下)于3月出版,至此由芥川奖得主、作家和翻译家池泽夏树担纲主编的《日本文学全集》共30卷历时5年最终完成,获得每日出版文化奖。另外,由摩根·贾尔斯翻译的柳美里《JR上野站公园口》(2014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
 
  第163届芥川奖由年仅28岁的鬼才作家远野遥凭借《破局》获得,2019年他以处女作《改良》获得了第56届文艺奖。《破局》在叙事形式上是男性视角的恋爱故事,围绕一位男子与两位女子之间的恋爱关系展开,但叙事结构不同于一般恋爱小说,而是在细节设置上处处埋线,将故事的结局一步一步引向“破局”,是常见于推理小说甚至杀人事件类小说的复杂叙事结构。另外,主人公的塑造也不同于一般恋爱小说中的男性形象,除肉体欲望(运动与性爱)之外,他可以说是彻底地“自律性他律”,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人,通过“自律性自律”的运动(健身塑形)击溃他者,同时又因为性爱欲望被他者所逐渐击溃。复杂的叙事结构以及别样的虚无感都具有新时代的特质,或是作品最终斩获奖项的主要原因。
 
  韩国旅日第三代侨民小说家李龙德的新作《你用竹枪刺杀我之前》与新冠肺炎疫情完全无关,却表现了“新冠之祸”的某一方面,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故事发生的舞台设定在不久的未来,日本诞生第一位女性总理,对于女性执政抱有期待的人们迎来了更大的失望,此位政治家为了获取民望,实施了一系列“嫌韩”政策,废除特别永住权、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一词、外国人不再享受生活保障等,不断蔓延的排外主义最终走向了法制化。加上“爱国”名义下的歧视和暴力引发的仇恨犯罪,以及比执政党更为排外的在野党第一大党的飞速发展,在小说设定的未来中,对于旅日韩国人而言,世界是敌人,日本是毫无希望的国家,身为韩国旅日第三代侨民的主人公开始制定并实施报复计划。
 
  李龙德的新作以设定令人担忧的恐怖未来的方式,试图唤起对于日本社会“嫌韩”现实的关注,而2020年的排外主义事实上不只是一直存在的“嫌韩”现实,还有“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所暗示的更为不可理喻的排外主义,而且这种排外主义不只存在于日本,似乎是全球性的情绪。在这个意义上,《你用竹枪刺杀我之前》不是新冠文学,却又是新冠文学。
 
来源:文艺报
作者:何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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