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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中篇小说的五副面孔

心底时代风云 笔下万象人间
——五年来中篇小说的五副面孔
 
  新时代的文学,在主题、重心、格局和气质方面,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在继承以往构建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的基础上实现的。这里提炼的‘五副面孔’,也只是五年来中篇小说创作成就的一个方面。
 
  当下的中篇小说在新时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水平最高的小说文体,这个说法已基本被批评界普遍接受。大量好作品应接不暇,因此,说中篇小说“满目青山,风光无限好”就不是一个修辞性的表达。新时代的文学,在主题、重心、格局和气质方面,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在继承以往构建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的基础上实现的。这里提炼的“五副面孔”,也只是五年来中篇小说创作成就的一个方面。观其要者,大体可以了解作为新时代文学一部分的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
 
  现实的关切
 
  关注现实,是新文学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传统,这也逐渐形成了中国百年文学特有的经验。另一方面,现实与每个人有关,“关己”的文学是作家对文学理解的重要方面。因此,近五年来的中篇小说对现实的关切,仍然是作家自觉的选择,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文学成就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现象。即便经过“欧风美雨”的沐浴之后,这个文学流脉仍然焕发着巨大的活力,这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作家对文学功能的理解有关。
 
  石一枫是“70后”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对当下中国精神难题的触及和有效的文学表达,得到了批评界和读者的广泛认同,为讲述“中国故事”、积累文学的“中国经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世间已无陈金芳》之后,石一枫又创作了多部中篇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发表后即获得“十月文学奖”,授奖词说:“这一次,石一枫让他的女主人公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让她接受和习惯生活的践踏。北漂乡下女孩王亚丽,卑微底层的卑微性别,亲情、爱情的双重剥削,走投无路的她开始了教会‘团契’的蹭饭生活。这是与作者《心灵史》平行的强大而坚韧的‘不信史’,是盲信的‘大姨妈’之外的另一种中国底层典型人格,务实清醒,以德报怨。从生活低处升起的玫瑰,不是信仰,而是被侮辱与被损害之后依然顽强生长的,善的本能。”善是难的,难的才是美的。
 
  王凯所有作品都天然地带有一种军人的气息和气质,表面粗粝狂野,但更有血性和情深意长如影随形。王凯取得的文学成就,使他成为当下最耀眼的新生代军旅作家。《星光》中,我们看到了参谋古玉、处长马书南、干事常宁宁和士兵刘宝平等人物表面的波澜不惊和背后的心底波澜。古玉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他处在一个特殊时期:他陷入了转业和编制竞争之中。小说还写了一个士兵刘宝平。刘宝平的出现对小说来说意义非凡。如果小说只有少将李部长、仓库宁主任、马处长和几个参谋,这只能是一个部队机关的故事。军营的故事就是士兵的故事,这是生活对艺术的规约。王凯对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理解极为透彻。刘宝平不仅是其他人物的重要参照,同时他个人性格的丰富性,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文学含义。他表面木讷,一根筋,体能训练成绩不好,但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无论连长古玉怎样讨厌或看不上刘宝平,刘宝平并不在意。在他看来,救命恩人无论做什么,他都应该终生感恩涌泉相报。在肋巴滩的那些年里,刘宝平始终对他忠心耿耿、唯命是从,永远都用崇敬的眼光看着他。刘宝平崇拜古玉,他希望像一颗卫星似的永远围绕着古玉这颗行星旋转。尽管古玉不需要崇拜。他一直认为刘宝平是怕他的,此时这个有于连气息的连长却像是怕起了刘宝平。当古玉有这种感觉时,古玉与刘宝平彻底和解了。
 
  对现实的批判,是现实关切的重要方面。杨晓升的敏锐和尖锐格外引人注目。他是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触及问题和批判的作家。《龙头香》在日常生活习焉不察的“烧香”行为中,发现了巨大的秘密:烧香的确是中国民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烧香”几乎无处不在,对许多人而言,佛教既不是信仰也不是教育,更不是智慧。烧香拜佛只是为了娶妻生子、升官发财、避祸免灾、祈求平安等实用主义的诉求。王兴一家关于烧“龙头香”的价值观,是最具代表性的。父母虽为高官亦难免俗。小说在结构上是线性叙事,以社科院研究员王兴赴崀山替父烧“龙头香”为线索。我惊异于杨晓升对生活细枝末节的熟悉和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这不是一部“反腐”小说,而是一部反映欲壑难填的世道人心的小说。他是通过最细微的生活现象,以一个最不引人瞩目的生活细节切入,将欲壑难填的世风和盘托出。小说写出了当下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信仰的危机、文化信念的危机以及实用主义价值观、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危机。杨晓升充满了忧患和焦虑,通过小说的人物、情节和细节,将当下世风中的问题暴露无遗。因此,这是一部极具文学性、敢于挥起批判之剑的小说,是一部敢于触及问题,对人性无边欲望进行深入揭示的小说。
 
  肖勤是当下小说创作的有生力量。《你的名字》通过极小的切口开掘出丰富社会生活内容,是一部敢于正视生活矛盾、敢于正视世道人心的小说,是一部正面展开的人性与社会批判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深怀悲悯和反省、忏悔意识的小说。滚月光来自枫叶寨,几年之后滚月光出师当了包工头。他想这辈子真正做一回乙方,像师傅那样,在正经八百的仪式上,和甲方签一回合同。滚月光终于有了一次机会,他“第一次坐在乙方的签约席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小说第二次触及名字,滚月光名字的价值这一次得到了正大的体现。名字是个体与群体其他成员表达差异的符号,通过这个符号的称谓和变化,可以反映不同的场合以及身份、地位和亲疏关系。因此,“称呼”是生活政治的一种表意形式。在现代人际交往中,选择正确、适当的称呼,反映着自身的教养、对他人尊敬的程度,甚至还体现着双方关系发展所达到的程度和社会地位。冯愉快、滚月光、袁百里,三个人物性格迥异,但过目难忘。通过名字,作者将日常生活的身份政治、当下的世风人心写得风生水起。小说写了社会的不公、生活的沉重,写了权力的傲慢和欲望的膨胀,但它不是深陷绝望无路可走的小说,虽然没有义薄云天,但它是有情有义的小说,特别是底层人的诚恳、质朴。人间的情和义,一如那新年绽放的烟花,“只要闪烁过,它就一直在”。
 
  张楚的《过香河》是讲述普通人生存状况的小说:舅舅和外甥两代人共同在大城市追逐梦想。人到中年的舅舅辞去公职,来到陌生的北京,开始他想象中的新生活,与外甥不期而遇。外甥做的是小本生意。舅舅没有愿望了解外甥,但又不断地介入外甥的生活。外甥除了对舅舅保持应有的尊重外,也没有与舅舅亲近的愿望,他们互相是对方“熟悉的陌生人”。小说讲述了两代北漂人的异乡生活,人物形象饱满,结实也耐人寻味。
 
  壮族作家陶丽群的《七月之光》讲自卫反击战前线复员回家的老建,捡回了一条命,却因受伤失去了男性功能。他不能和心爱的女人结婚,他的生活几乎没有幸福的希望。但来自越南的孩子——那个“小傻瓜”,使老建超越了民族和阶级的意识形态。人性的光辉最后眷顾了老建,他获得了新生。
 
  生活有无数种现实,作家也有无数种读现实的态度。无论是与人为善的亲和还是心怀忧患的批判,都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也显示了百年文学传统的强大力量。
 
  历史的回响
 
  对历史的书写,就是对历史的重新认识、理解和评价,也是同历史的再次对话。因此,对历史书写的盎然兴致,也就是作家与不同历史对话的兴致。知青文学是40年来文学重要的一脉。消歇多年后,“后知青文学”再度崛起。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洱的《鬼子进村》、韩东的《扎根》、韩少功的《日夜书》、王松的《双驴记》《哭麦》以及池莉、毕飞宇等都创作了与前期“知青文学”截然不同的“后知青小说”。
 
  孙春平的《筷子扎根》应该纳入“后知青文学”的谱系之中。不同的是,《筷子扎根》是一部更具历史感的小说。小说不限于张海俊一代的知青生活,而是写了知青一代在历史交汇处的生活和命运。知青一代,注定是折腾的一代。张海俊刚下乡时乘车逃票,威风八面以李向阳自居;村里秋收时节派活护秋看地,他看护的是生产队最难看护的一块地。秋收时居然丢失粮食最少,深得生产队长佟队长“大魔”赏识。但一个戏剧性的偶然事件改变了张海俊的命运:护秋看地时做了不该做的男女之事铸成大错,在乡民的威逼利诱下,只好阴差阳错地和乡下姑娘袁玲结婚。这个因偶然事件铸成的婚姻,使张海俊不可能像其他知青一样再招工或上学。但海俊毕竟不是传统的农民,不愿将错就错地过乡村传统生活。他以折腾的方式先改变了个人的物质生活,继而改变了村里的面貌。偶然性可以改变个人一时的命运,个人命运更蕴含在国家民族的大势之中。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张海俊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不要说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了。作为“后知青小说”的《筷子扎根》,其思想结构酷似当年史铁生的《哦,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或孔捷生的《南方的岸》。这些作品是知青文学落潮时发出的黯然神伤的声音。几十年过去之后,当年的知青早已过了花甲之年,但是对一代人来说,历史已经终结却没有成为过去,他们内心的兵荒马乱依然如故。孙春平写的是“后知青生活”,但就小说表达和书写和精神状况来说,它的普遍性一目了然。因此,它是当下文学创作中一篇别有新声的小说,一篇对历史和当下都有深切体会的小说。
 
  邵丽《黄河故事》讲述的是一段家族史,更是女性自立自强的命运史。“黄河母亲”不寻常的命运、坚韧和伟岸,是小说的主旋律。包括母亲在内的女性黄河般地一往直前不可阻挡,一如九曲黄河水波涛翻滚摧枯拉朽。小说对女性获取独立地位的新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讲述方式在是与非之间,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讲述的仿真性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性。其叙述语调的生活化和平实性带来了艺术技法的“陌生性”和风格化,是近年来中篇小说的翘楚之作。
 
  宁肯长在北京,就是北京人。但宁肯的小说一直没有写北京;宁肯另一个特点是只写长篇,不写中短篇。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他的《北京:城与年》系列,都是写北京城的。这个变化显然是宁肯的有意为之。当然北京城肯定是越来越难写了。这不止是说老舍、林海音、刘绍棠、陈建功、史铁生、刘恒、王朔、石一枫等文坛长幼名宿有各式各样写北京的方式方法,而且也将北京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人物、各种灵魂写得琳琅满目生机盎然。在一个无缝插针的地方重建一个新的小说王国,其艰难可想而知。但是,宁肯还是带着他的小芹、五一子、黑雀儿、大眼儿灯、四儿、大鼻净、小永、大烟儿、文庆等一干人马,走向了北京、当然也是中国的历史纵深处。宁肯写的是北京城南。那里的场景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不同的是,小英子的天真、善良被一群懵懂、无知和混乱的少年所取代。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在时间的维度上,这是一个在“皱褶”里的北京。它极少被提及,更遑论书写。但更重要的是,这一时间在历史的链条中不能不明不白地遗失了。如果亲历过的作家不去书写,以后就不会有人以亲历的方式去书写。宁肯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将心灵重返故里的创作内容,果断地推后了四十多年。宁肯向我们展示的首先是人性的荒寒。《黑雀儿》中有一场黑雀儿追咬蝈蝈的场景:“蝈蝈从前青厂跑到后青厂,喊声响彻后青厂,一前一后穿过顺德馆又折回前青厂拐永光寺西街,后面刮风似的跟着‘马戏团’的观众。蝈蝈原本就是一怂货,欺软怕硬,外强中干,又肥,跑不快,几次被尖嘴猴腮的黑雀儿追上无论屁股肩头腰咬上一口。黑雀儿几次被击倒,被使劲踢,踩,踹,鼻子,眼睛,嘴都给踩烂了。蝈蝈跑,黑雀儿爬起来追,扑,尖叫……蝈蝈总算跑回了他们院,插上街门。黑雀儿窜,跳,砸。”没有人劝阻,没有人难过。大家像节日一样欢快无比。一如当年看菜市口杀人一样。地点和情景惟妙惟肖。其次是对物质生活贫困和精神生活贫乏的描摹,将几十年前的生活状态真实又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人性的深度
 
  陈世旭的《老玉戒指》,主人公危天亮不是那位落难的将军,将军落难仍有余威,他身躯矮小瘦弱但军人的风范仍一览无余。这个危天亮不同。危天亮生性呆板木讷,不善交际不解风情,认死理。在作家讲习班里,他是一个被取笑被轻视的对象。大家都在比情人多少、轻浮地谈论男女关系的时候,他是一个不知发生了什么的局外人。和他唯一发生关系的,是一个热爱自己作品的读者沁沁。这个远在太行山乡年轻的乡村女教师,对他表达了那么多美好的情感,让风流作家陈志羡慕不已,而危天亮不为所动甚至逃之夭夭。危天亮正当地处理男女关系反而遭到嘲笑甚至人身攻击。陈世旭用一种极端化的方式状写了当下的世风和人心,我感佩他的胆识和艺术功力。在贪腐题材弥漫四方,贪官污吏无处不在的时代,他反其道而行之,塑造了视家庭尊严和高洁为生命的两代人。
 
  老藤的《手械》是一篇奇崛和超乎我们想象的作品。小说故事情节的缘起未必惊人:侦察连长出身的狱警司马正被彻底毁了。死缓犯人024外出“打蚊绳”时越狱,而且就在他眼皮底下。这个重大事件让司马正“一切都碎成满地瓦砾”,他被双开了。小说开篇未必石破天惊。越狱当然是大事件,无论小说还是其他资讯我们早已屡见不鲜耳熟能详,越狱手段不同,但结果都大同小异——警察继续追捕逃犯,最后凯旋而归。但《手械》不同。司马正被双开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后怎么办。他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或重新就业,或设法谋生,但司马正没有。024是在他手里逃跑的,倍感耻辱的他对大胡子监狱长发誓:我要给自己一个说法!我要逮住024!大胡子监狱长给了他一副紫铜材质的手铐,名曰“手械”。司马正已经不是警察,他没有资格抓捕犯人,不能用手铐。监狱长给他的“手械”号称是自己的“小制作”。于是,司马正带着这副“手械”上路了。司马正追捕024沙亮的过程,也是司马正价值观自我搏斗和人性转化的过程:12年来,他从一个为荣誉而战、为复仇而战的人,到一个愤懑焦虑衣寝难安的人,到终于放下了。通过痛苦的自我搏斗,司马正实现了个人性格的完成。《手械》不管是在思想还是在艺术上,都非常值得赞许,在人性转化复杂性的表达上、在人物价值观自我搏斗的心理书写上,更有突破性的想象和贡献。
 
  《晚熟的人》是莫言获诺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读过之后,我觉得莫言在变与不变之间。说他没变,是说他还是那个从容、淡定,宠辱不惊的莫言,还是按照他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说他变了,是指《晚熟的人》更切近现实生活,以“莫言”或“我”的身份、角度讲述故事,表达了他对生活介入的深度,同时有很强的代入感和仿真性。如果概括《晚熟的人》特点的话,那就是故事的土地性、人物的多变性和现实的批判性。《红唇绿嘴》是一部时间跨度很长的中篇小说。覃桂英小时候就用头发编成鞭子抽打李老师,致使李老师投了井;农业中学毕业后当了工作队员,在病房众目睽睽下与青岛一个科长的儿子苟且行事;结婚后到关外多生了三个孩子,回到村里无地可分,覃桂英便和丈夫在县政府搞了一出卖孩子的闹剧。这个人巧舌如簧,有了网络之后,打表哥莫言的主意,要卖谣言给莫言。此外,《火把与口哨》的人物宋老师、杨洁巴、顾双红、三叔、郑华波、邓然、邱开平等人物,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母题的延续
 
  传统小说有许多母题或原型。这些母题或原型,从一个方面反映或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古代社会中,血缘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也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对社会生产及人们的生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血缘关系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下降,不断被其他利益关系如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所替代。传统文化重视血缘关系,主要是家庭在社会上发挥着重要功能。即便今天的乡村中国,血缘关系仍是形成体认亲疏的重要依据。也正是源于这一现实环境,一个时期以来集中出现了与过继相关题材的小说。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做是古代中国的“立嗣承祧”“承祧继产”“承祧告庙”传统题材在当代变异后的回响,本土文学传统和谱系关系仍在不同的轨迹向前延续。
 
  葛水平的《养子如虎》是一个典型的“过继”故事,也是与传统叙事原型最为接近的小说。故事的主要人物就是“父子”俩:呼得福和呼延展。呼得福原本是呼延展的亲舅,母亲是呼得福的亲姐。呼得福家徒四壁,人长得很显岁数,没有女人看上他,35岁了还是个光棍。姐姐将自己5岁的长子黄晓波过继给弟弟,更名呼延展。姐姐的想法是“人活一世怎能没有自己的后代”,这想法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当代白话版。呼延展的故乡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属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金三角”腹地。从地图上寻找,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毛乌素沙地东北边缘,故乡东与准格尔旗相邻,西与乌审旗接壤,南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交界,北与鄂尔多斯市府所在地康巴什新区隔河相连。地理上是亚洲中部干旱草原向荒漠草原过渡的半干旱、干旱地带。水蚀沟壑和坡梁起伏的故乡,风沙肆虐。纳林希里镇,其根沟二社是呼延展居住的村庄名字。因此,与传统母题接近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相对贫困闭塞的落后地区。《养子如虎》的题材与“立嗣承祧”关系更近一些,但作为当代小说,其具体叙事话语的开放性,使被过继者灰暗的人生经历不再被遮蔽,特别是他们的心理感受有了表达的可能。这一点与明清白话小说大不相同。小说告知的是,民间仍然存在这种前现代的思想,本土的文化传统在民间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
 
  吉林作家金昌国的《秋分》,讲述了一个偶然性事件改变了两个家庭命运的故事:老于携秋分带着已参加工作的大儿子和小祺回关里奔丧,留下大女儿小吉照看家;老相和庄红的女儿小慧陪中学同学小吉看家。晚上两人煤气中毒同时惨遭不幸。相家除了女儿小慧还有一个智障儿子大头,相家因失去女儿小慧,母亲庄红也精神失常。于是秋分便决定将自己家的小女儿小祺送给相家,以补偿相家失去女儿的痛苦。这是《秋分》的基本情节。《秋分》与“立嗣承祧”或“承祧继产”、也就是香火和财产都没有关系。与之有关系的是小说“硬核”人物于家母亲秋分。小说两家有9个人物,于家老于、秋分、宝子、小吉、小祺;相家老相、庄红、大头、小慧。但小说用《秋分》做题目,不止显示了秋分在小说中的权重,重要的是故事是以秋分的视角和心理展开的。两家的家庭事故出现后,秋分提出将小女儿小祺送给相家,也就是过继给相家。但是,秋分毕竟是母亲。表面上她波澜不惊,但心里不啻为惊涛骇浪。无论多少年过去,秋分从未与女儿分开过。小说对人性、特别是母女骨肉情的书写,令人潸然泪下。
 
  马小淘的《骨肉》,无论是作者的预设还是故事本身,都与“立嗣承祧”相去甚远。小说起始于母亲和亲生父亲的私奔。养父张老师直言不讳——“你不是我亲生的”,“你妈和你亲生爸爸跑了,我被甩了。”母亲嫁给张老师时已经怀了刘雨刚的孩子,母亲没有隐瞒,张老师因迷恋母亲美貌并不介意其有孕在身,因此张涵的出生也有了合法性。但是,那个跑路的刘雨刚并没有从人间消失,他幽灵般地又浮出了水面。前恋人死灰复燃重新建立了联系并果断抛夫弃女私奔了。《骨肉》中“过继”关系的奇异,就在于这里只有“当事人”,没有一个“过继”主体:母亲是“弃女私奔”,共同私奔的对象是弃女的亲生父亲,这两人与弃女张涵有血缘关系,但父母之间没有合法婚姻关系。因此张涵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未被宣告的“私生女”。当张涵母亲私奔之后,与张老师没有血缘关系的张涵,其身份危机也如期而至。马小淘就是要在这一不平衡的关系中考量人性,处理非血缘关系是否能够建立真实的父女情感。小说的最后,张涵的生母和张老师去世了,刘雨刚“依然安康”。但是,张涵的自述是:“我心里空茫一片,切实感到双亲死去溃不成军的悲恸。从此,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儿了。”这一独白表达的是,张涵对刘雨刚从未认同过,他们的血缘关系形同虚设。小说让我们思考的是,现代生活情感关系基础的改变早已完成。
 
  当代生活仍有过继、送养现象的存在,被作家表现理所应当。但作家在表现这一题材时,完全离开了明清白话小说的传奇性或大团圆结局,而着意表现当代人际关系和情感关系。读这些小说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人的无所不能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和嘲讽。这时,人与自然关系的主体性、人的身份等引起了巨大的惶惑和焦虑。有学者谈到,当人们在情境中有机会选择执行何种身份时,他们将扮演更突出的或更有价值的身份。这种身份认同具有两种不同的面向:一种是自我展示,即向外界展现自我的优越性或独特性,将自我投射到某种理想的身份之中;另一种是自我保护,为了避免可能受到的惩罚,人们有时会倾向于选择相对劣势的社会身份。而年轻一代作家似乎没有这种实用主义的考量,他们对人际关系和身份的焦虑以及对小说创作和生活关系的理解及其创作实践并非突如其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约而同的感受,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和启示。
 
  “先锋”的遗风
 
  “先锋”已经落潮,但“先锋”没有终结。李浩、黄孝阳、东君、李宏伟等对“先锋”仍然兴致盎然。
 
  东君的《卡夫卡家的访客》是一篇极具现代气质的中篇小说。开篇卡夫卡就来到我们面前,他是文学现代性的标志人物。他出现在小说文本,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性,同时也显示了小说的现代性。这使后面将要出现的九位中国晚明诗人的故事有了一种卡夫卡式的艰深。这些诗人,他们大抵生活在晚明和清初,才华横溢,却不能见著于自己的时代,这显然是一个问题,小说呈现了这个问题。这个完全虚构的文本,在我们当下的小说语境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出奇制胜。于是,东君实现了“如何在东方精神、西方现代派、南方叙事和北方话语之间找到最好的小说境界”的期许。
 
  蔡东的《来访者》中,讲述者庄玉茹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或治疗者,她的对象名曰江恺。对这个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庄玉茹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在帮助江恺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江恺的问题才呈现出来。这是一篇平行视角讲述的小说。庄玉茹居然陪着江恺去了一趟他的老家洛阳。这个事件是小说最重要的情节,那扇关闭心灵的大门终于重启。但我更注意的是这样一个细节:他们来到白马寺,寺门已关,游荡中他们发现了一家小酒馆,于是他们走了进去——他们点了菜,温了酒。这是一个寻常的生活场景,我们曾无数次地亲历。但这个场景弥漫的温暖、温馨和讲述出的那种精致,却让我们怦然心动——谁还会对这生活不再热爱?充满爱意的生活是患者最好的疗治,也就是庄玉茹走出小酒馆才意识到的“一次艺术疗治”。庄玉茹是江恺走出黑暗的阳光,这缕阳光与其说是专业,毋宁说是她对生活的爱意置换了江恺过去的创伤记忆。谁都会面临无常,但对健康的人来说,一切过去便轮回不在。于是,小说结束时,庄玉茹说“这世界真好,生而为人真好”,就不是一种空泛抽象的感慨,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感恩,犹如爱的七色彩练横空高挂。
 
  肖江虹的《美学原理》是“原理的美学”与“生活美学”不经意间的博弈。主线是讲陈公望和护工王玉芬的故事。陈公望的美学和爱情史的讲述在来自民间的美学,来自人民性的美学面前不战自败,陈公望终于发现生活比观念更长久也更有力量。王玉芬的待人处事也唤醒了曾经“底层”的陈公望,两人书卷气和烟火气泾渭分明亦浑然一体,她是陈公望的灵魂救度者,使陈公望对世界的认知有了新的理解,一如他的风水术同样是认知世界的方式之一。小说对陈公望、王玉芬、涂安妮、路品源等人物的塑造生动无比,过目难忘。这个来自于“观念”的小说,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和人物演绎得滴水不露、合情合理。
 
  计文君的《化城》是围绕当下倍受关注的新媒体展开的故事,故事背后是主人公的个人奋斗史和精神史。故事本身并不复杂,生活在媒体时代,我们似乎对于类似的报道司空见惯,而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同于新闻报道,文学往往是人性的镜像而不是事件的记录。从某种程度上讲,小说中的酱紫照出的恰恰是初入媒体时代,人们的匿名狂欢及其伦理困境。人物心理层面的描摹,使小说的现实性和先锋性水乳交融。
 
  此外,近五年来,田耳的《开屏术》、尹学芸的《青霉素》、王凯的《沙漠里的叶绿素》、凡一平的《我们的师傅》、姚鄂梅的《外婆要来了》、须一瓜的《有人来了》、刘汀的《何秀竹的生活战斗》、胡迁的《大裂》、林那北的《蓝衫》、徐小斌的《无调性英雄传说》、吴君的《前方一百米》、孟小书的《请为我喝彩》、马晓丽的《手臂上的蓝玫瑰》、罗伟章的《逆光》、程永新的《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王安忆的《向西,向西,向南》、艾伟的《敦煌》、蒋韵的《我们的娜塔莎》、周嘉宁的《浪的景观》、叶兆言的《爱好哭泣的窗户》、孙频的《骑白马者》《鲛在水中央》、葛亮的《瓦猫》、孙春平的《道砟》、索南才让的《荒原上》等作品,是中篇小说的翘楚之作。这些作者无论长幼,他们的中篇小说受到了普遍的好评,无论在情感深度、文体形式还是题材等方面,都做了新的探索或开掘,为这个文体带来了新的荣耀。
 
来源:文艺报
作者:孟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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