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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洲散文集《梅花碑》序


无心插柳柳成荫
——黄亚洲散文集《梅花碑》序
 
张玉太 /文
 
 


与黄亚洲合影于杭州西子湖畔
 
  我和亚洲相识应该说是因诗而结缘。亚洲在我心目中,首先是一位诗人,然后,才是小说家、编剧。
 
  记得那年,他的诗集《行吟长征路》希望在我社出版,和我联系,我闻讯后很是高兴,为他作嫁我既感到义不容辞,又觉得十分欣慰。过后我问他为何找到我,他说,曾看到我责编过不少政治抒情诗,而且编后经常用诗的形式写成序或编后随想,比如为《他还活着——臧克家评论集》写的编后随想《这是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主编《朱子奇诗歌创作评论选》也写了编后随想《献给诗人的花环》等等。他觉得我写的东西真诚而拙朴,不矫作,不泛情。我听后很是高兴,要知道,这是一位多部作品曾荣获国家级大奖的作家啊,于是就欣然应允为他的《行吟长征路》担当责编。可事隔不久,亚洲打来电话向我表示歉意,说他们本省的一些人希望能在本地出版,我说这没有关系,我当然理解这本诗集的分量,这本集子是有可能冲击奖项的,浙江省的“肥水不留外人田”的思绪我可以理解。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一天,那位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主编,带着数目不少的作为酬谢的编辑费,交给了我,还说,要把我的名字作为特约编辑放在书中,并说明这是作者的意思,这真让我感慨不已。
 
  结识其人,读其作品,我渐渐了解到,亚洲的诗品和人品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之后,果然,《行吟长征路》在当届“鲁迅文学奖”中榜上有名。我社虽然失去了一块“鲁奖”金牌,我却结识了一位可交的诗人朋友。以后我们经常联系,有一次,他的长篇小说《建党伟业》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也请我去助兴一聚。
 
  通读这部散文集《梅花碑》,有个感觉,觉得作者是在他文学生涯的地平线上,在他那些宏大的建筑《日出东方》、《建党伟业》、《雷锋》的周边营造风景,绿柳成荫,错落有致,曲径通幽。这是一个整体的景致,体现了一种审美。
 
  作者的诗心、视野、诗情,都离不开他的故土,他的祖国。作者无论身处何境,随时都在迸发情感的火花,常在不经意间俯首采摘诗的花朵,尽管有些是没有分行的文字,但一念,就是真正的诗。他写杭州的历史风貌、风土人情;他感叹西溪红楼,他抒发千岛湖的心境;他写雷峰塔,戏称法海和尚迫害白娘子是“以人为本”;他抱着沉痛的心情解读“祖国啊你慢些走”,表达了作者当下的一种特别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愫。
 
  当他写到“青藤茶馆”时,却又表现得轻松活泼,情思绵绵,还信手拈来,留下一首打油诗以纪一时之感:
  “青藤茶馆如青藤,缠住西湖缠茶人。
  哪怕不是嗜茗者,亦愿此地洗风尘。”
 
  他写当年炮轰金门时的“大喇叭广播”往事,下笔绕有风趣,又令人深思,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兼而有之。
 
  他写油菜花的散文诗,那文字,那意境,实在是美极了:
  “这一路,就数油菜花多情。
 
  油菜花一刻不停地挽着我,将我的心情金灿灿的一路抛洒,近的抛在路边,远的撒到山边,更远的摆放到天边。
 
  因为不能打开车窗,急得花香一阵阵敲我玻璃。
 
  看车轮旁的油菜花,看得清身姿,她们穿着绿色的紧身衣,一排排站得挺拔,好像雅安到汉源一路都是T台。”
 
  他写清溪文庙的石榴树:
  “一种优雅的扭曲,一种清秀的佝偻。”
 
  “扭曲”而能“优雅”,“佝偻”而不失“清秀”,这其中的意味实在耐人寻味,而且文字也很美。我想,那里面必定是寓意着作者难以名状的思绪吧。
 
  他到台湾,与“文艺家协会”座谈,其间看到洗手间的便兜上写着这样的字样:“便后请放水冲,哗啦啦啦!”于是他就发出如下的感慨,说前一句是秩序、理性和规定,后一句有声响、有动感、有音乐、有节奏、有幽默、有绿色意味,这就是文学。
 
  真是涉笔成趣,令人忍俊不禁。
 
  我在想,亚洲这位擅长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周游往来期间,原来竟也如此纵情随意,亦可称得上是风流倜傥呢!
 
  然而,亚洲毕竟是一位严肃的作家。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怀揣着“革命的理想”走上社会的,在那个大讲特讲革命的时代,想没有革命理想都难;而我们所写的诗,也就因时代的缘故,总要带上革命理想主义的“主旋律”色彩。其实,“主旋律”并非不好,就看你怎么去表现,诗里充斥“假大空”当然应当摒弃,而诗中弘扬具有“真善美”的革命激情,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是一向赞赏并敬重李大钊、鲁迅式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以为那样的作品里有“文魂”或称“文胆”,读来不但有益,而且解渴。我觉得亚洲的许多作品就是如此,既有“文章”,又有“道义”,文质俱佳,而且真正地将二者同时“担当”了起来。我这么说,应当是比较客观的。正因如此,每次读亚洲的诗,都令我激动,他的文思和锋芒都会拨动我的心弦。他把“很政治”的内容用巧妙新鲜的比喻或联想加以表现,举重若轻,信手拈来,这经常让我拍案称奇。
 
  这回,读他的这部《梅花碑》,我的心弦又一次被拨动。
 
  曾经,他接受过某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采访,在那次采访中,亚洲所谈及的关于“文学的力量和文人的担当”这一主题,曾引起我的共鸣。亚洲在那次访谈中说:“诗歌对社会有一种推动作用,诗人有责任把人间的真善美往深度挖掘,并不断地自觉地去拓宽审美领域,不能仅仅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这几句话平时也总在我脑海里打转,但没有像亚洲这样明确、简洁地表达出来。事实上,亚洲也将他的这一创作观念践行于他的创作当中,且始终不渝。他在一篇散文中提到,张贤亮曾把他的一首诗刻在了石头上;我想,其实,他的许多佳作都是可以“勒石以铭”的,他贡献出了不少 “道义”与“文章”俱佳的好作品。
 
  就这部散文集看,也有许多可读可诵、启人深思的好文章。一些段落如同警句,尤叫人浮想联翩。《雷峰塔是思想的高地》一文中,他大发怀古之幽思:“眼前那个淡妆浓抹的西子湖,也总习惯于把我的神思映衬得阴阴晴晴,半天荡漾不出一个答案,于是忽然悟到,这雷峰塔本身,不就是一柱思想么?”通篇看似轻松的笔调里,借古讽今,颇多言外之意。
 
  在《钦佩龚鹏程的言之凿凿》一文中,他感叹龚教授的某种学术孤独之感,说是在于他的无可比拟的思想底气,并赞赏龚教授那种偶然一现的“月下仗剑独一人”的顾盼情态的真挚与可爱。对比当下学术界的某些污浊风气,其笔锋所向,不言自明。
 
  《心境如茶》,似乎写的是闲情,其实不闲:“我希望一年里的每日,都拥有这样安逸的黄昏,但其实,又做不到,还是经常的忙碌与焦躁,怎么办呢,于是千岛湖的心境对于我就格外的重要,你想,一千个块垒,都能有和煦的水波隔开,各安其所,互不开仗,造就心灵上的一杯清茶,这种象征,有多好。”以千岛湖之闲,对当今社会之忙,其中的针砭意味还是能感受得到。
 
  《滨江听涛说雷锋》,则是有感于雷锋在今天的境遇:“现在学雷锋,尽管有异声,但人民的大多数还是认可的,认为‘高调’是对的,毕竟奉献是美德,爱心见高尚,我们哪怕学不好雷锋,也不必对学雷锋冷嘲热讽,这是大家的底线也是大家的共识。”笔下仗义执言,抑恶扬善,虽无扭转乾坤、匡扶世风的伟力,但其“道义”之心可感。
 
  集子里有一篇文章,是在上海“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高峰论坛”上的发言,他针对多年来人们对政治抒情诗的偏见,秉笔直陈,认为政治抒情诗“政治是要害”,并说:“对政治抒情诗,……还是要爱,爱是人类生活的主题,我们不能不抒情,无论刮风,无论下雨,无论哪个年代,情商都不能下降。”以亚洲的身份,说出这种“不合时宜”的话,是需要有点担当的勇气的;但他说出来了,说得义无反顾。
 
  我不敢说亚洲是“铁肩”、“妙手”,那恐怕在人看来有偏私之嫌,但我起码可以说,他对文学是有担当的,就这一点而言,他那个“主席”当得挺称职。
 
  亚洲属牛,因此,他对自己有一个关于牛的有趣而意味深长的比喻,他说:“由于生肖是牛,所以我的大脑,将三分之一思想,直接输入了牛角。论及我一生的力量,也有将近两成,在牛尾巴上:脊背上有些营营苟苟的东西,需要鸣鞭,而且响声要凶。”这样的文字,乍看上去挺有趣,可仔细咂摸,就会觉得不那么有趣,它的内涵是沉重的,而这种沉重我们并不陌生,自鲁迅时代就已经有了。
 
  担当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境界。
 
  亚洲的文章似乎已进入了某种许多人所不及的境界,我以为。
 
  就我所知,亚洲的文学之路起于诗歌,这么多年来,在小说创作上又颇多建树。而亚洲之于散文,我总觉得有那么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味。你看,他身为一方文坛首领,公务自然繁忙,再者说,他的文学“主业”似乎真的不在散文上。那么,他的这些散文作品算得是他闲暇之余无意经营的“自留地”吧?不过,这份“自留地”,亚洲也侍弄得实在不错,花花绿绿,枝繁叶茂,一派丰收景象。
 
  我愿意在其中徜徉,品味他那甘甜饱满的劳动果实。
 
  亚洲的散文已经非常之好了;只是,我私心里希望亚洲的笔再辛辣一些,再凌厉一些。

  是否更可展露出松叶的锋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