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贵坊酒业
世间总有一种情感，让人无法命名。
——题记
接到电话的时候，正是半夏的落日时分，无风，赤霞。暗红的光从落日处喷薄而出，厚软的云在黑幕拉开之前织染成金黄的瑾纱，高居万里，暗自撕扯。暗哑的树影间隐隐约约点缀着这城市的繁华和俗世的万家灯火。篮球场上依旧奔驰着热血的少年，篮球拍打地面的声音与少女的尖叫声在空气中摩擦、碰撞，喷溅出如汗浆潮涌般的荷尔蒙，青春如此盛放。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七楼走廊，无端生出一股倦意，那么排山倒海，像一个露天洞穴，世间四面八方的风席卷而过，表皮脱落，颓疲无所遁形。
最近一次见到她是在今年寒假，接近新年。
天是那样的冷，寒意侵蚀入骨，血液骤然冰冻。她穿着厚重的棉衣坐在大门旁边的角落里，昏昏入睡。揣着暖水袋的手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指节突出，像一座无人问津的野山，荒无人烟却竟也浸润了这些年的风雨飘摇。我 早知她已年老，却无法接受这些年轮的污垢在她的身体上来去自由，仿佛死亡的气息已逐渐逼近，在她的白发、退化的皮肉上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绿荫碑墓。
她看起来是这样的瘦小，尽管穿着厚重衣物仍让人觉得内里空洞，她早已被光阴腐蚀，像一只夏末将近脱衣的知了，力竭声嘶过后，活力不再，仿佛再过一段光阴，声音尽毁，面容模糊，最后只剩下一副暗褐色的空壳，寂寥地依附在老槐树的枝桠里，从此暗无天日。
一直以来，我对她的感情总是复杂的，难以用准确的形容词来形容，一切有定性的词都显得那样苍白和无知。也许世间真有那样一种情感，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终有一天这情感化灰，也不能否认它存在过。
时光是朝东逝水，从不停歇。所以她老得是这样的快，老得已经不敢往前看，只能坐在偏厅的沙发上，拨着已烂边的葵扇，频频回首，跟我们一众子孙讲着她年轻时的故事。
她小时候是漂亮的，却也是坎坷的。家里在镇上开了一间卖编织农具的小店，不用像其他孩子那样地里来田里去。母亲总会帮她把头发绑成两束，用彩色的丝带缠绕着，再加上不用日晒雨淋的白皙皮肤，虽然瘦小，但总归是漂亮的。但母亲只是她的养母。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兵荒马乱，老百姓的生活像一锅被搅乱的粥，久久不能平静。孩子陆续落地啼声，粮食却见日坍塌，就这样，她被满目疮痍的光景牺牲，以货物的形式被送至20公里以外的养父母家里。所幸，养父母对她疼爱有加，那年她三岁。
她总是会提起那段童年时光。当她回忆的时候，脸上有一股少女的单纯和天真，像一朵墙角的蔷薇，风过，稍一低头，便是万种风情。对于年少的辗转，她是有些许记忆的，不多，却足够日后她再面对亲兄弟姐妹时的沉默开枝散叶。但她也是心存侥幸的，她逃过了那些饥饿与破败。
爷爷并不是她最初喜欢的人。在那样封建保守的年岁里，说喜欢是被人形容成寡廉鲜耻和伤风败俗的。她说过，那个人是家里弹棉絮的。那时候弹棉絮是个技术活儿，也算有个一技之长，但世事终究是无法圆满的，它总是要空出一个缺，像晾在尘埃里的伤口，一旦化脓便溃烂得极其迅速，一发不可收拾。这段玫瑰情事遭到了父母亲的反对，听起来像是八点剧场的偶像剧，哭泣、挣扎，但却是存在的。对方的家里是在隔壁村庄尽头的一座山腰上，周遭无半点烟火，家里无兄无弟，母亲早逝，父子俩辗转各地帮人弹棉絮，家中无人，一旦嫁过去便只能与山树野火为伍。更何况，那个年头，种地抑或下田总归人多就是力量。可以想见，如此光景，父母亲怎能应允。她是胆小的，心里微弱的反抗早已在父母的苦口婆心中支离破碎，她也无法忍受山里的荒芜和贫瘠。那个年代的感情总少了些缠绵，也毫不拖泥带水，自此，各自婚嫁。许多年后，她已是蹒跚老妇，再听闻那人近况，花城高楼，子孙绕膝，话里不是不唏嘘的。
那时的我，看着她已然浑浊的眼眸，竟生出一股气力，无论何事，决不让自己落到事过境迁后暗自唏嘘的境地。彼时的我终究年幼，不知很多事是无法预料和掌控的，当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前方总会分出好几个岔道，无关对错，但一走下去便难以回头，恼怒、后悔甚至于泪洒也无济于事，这就是选择的代价。
在我的记忆里盛年的她是极其能干和坚强的，纵然有很多事我不能亲见，但也有所听闻。爷爷是个老古板，更是个旧社会里的大老爷们儿，只在家里与银行的黄土小路里规律来回，对家里事漠不关心，对稍有意见的她更是非打则骂。六个孩子嗷嗷待哺，家中老人已然年老，生活的苦楚化成泪，在她脸上迅速奔腾成两条河流，发了一场滔天洪水，把她年少的娇气和孱弱搅成一地淤泥，埋葬在迅速粗粝的掌心里。自此，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跑去山上帮人托树木，砍下来的树木都是又大又壮的，或许一条树干便足以将她压扁，但她坚持了下来，因为托一条就有2分钱。彼时，太爷爷还在世，他会要求她上缴所有托木的钱，对于她要求拿来买盐的几分钱都要斟酌再三，生怕她揣到自己的裤腰子了。每每听她说起太爷爷，总要觉得他对自己的儿媳妇过于刻薄了，要求她妥帖伺候公婆、照顾小姑，料理农事。这大概都是乡下农妇都会做的事儿，但细枝末节总是让人觉得有些心酸。那时候，米不多，一日里总是只能熬点小粥、几条番薯，一顿也就这么过去了。铁锅里的米粥熬得不能再开了，她便捞一碗米给太爷爷，一碗给太奶奶，一碗给丈夫，一碗给小姑，剩下的全捞给还不懂事儿的孩子，自己就喝点粥水、吃点番薯就对付过去了。那个年头还没有避孕这么回事，烈日当午就在地里晕了过去，汗水与血揉合在一起，把脚下的一小块地搅成了泥浆，未来得及苏醒的生命就此风化。她是被周围干活的村民抬到家里的，一大伙人，嘈嘈嚷嚷的，偏生太爷爷特别冷静，挥挥手就让其他人回去了，只叫太奶奶帮她换了衣服，喂了点粥水，再无二字。我想那时候的她是极其委屈的，在听她说起这一段的时候，我甚至看到她眼里藏不住的泪，泪水泛成一个漩涡，埋怨与恼恨清澈见底。那时我蜷缩在沙发的一角，望着从大门那边射进来的光线，那里面有很多尘埃在飘，一些尘屑归于平静后又有新的尘屑浮动起来，一直到光线全无，尘屑才渐渐看不清了，但这并不表示那些尘屑没有了。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不可平静，总要掺杂些磨难与委曲，即使有一天它变得平淡无奇，也总是蕴含着变数。
小时候的我贪玩，总会跑到隔壁同岁的小孩家里游荡。那些老人家也像她一样对往事有着执拗的倾诉欲，在他们的眼里，她是个能干的女人。家里男人不管事，她却很有头脑的种了很多蔬菜和甘蔗到杂市里贩卖，在我小学的时候她还摆弄着这一行当。她不会骑单车，只会推，她把甘蔗捆成一捆绑在后座，然后自己一个人推到2公里外的杂市边。她位置选得很好，在别人进出杂市的桥边，有人买甘蔗的时候还会跟人热络的聊些家长里短，往后别人都欢欢喜喜地往她这儿来。若干年后，这些甘蔗变成了一座七房两厅的祖屋和六个孩子一字排开的高中文凭。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四，脾气也有些暴躁，并不得她的疼爱。对于父亲，她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好吃懒做。父母亲结婚以后，她便要分食，因为她觉得父亲结了婚她便尽了责任，要把一颗心都系在她的小儿子身上。我不知道当时的父亲作何感想，也无从印证旧时的原委，但父亲一直是孝顺的。分食不只是分开吃，还要分田地。三个儿子，大伯因为跟太爷爷吃住，得了三份田地，叔叔跟着爷爷和她也得了三份，唯有父亲，眼巴巴的只得了一份，连母亲的份都没有。母亲那时刚嫁过来，面对如此光景自然作不了声，只能整天跟父亲吵闹。叔叔在我小的时候便去了城市里面做起了小生意，她便在家里帮叔叔照顾两个女儿。彼时，她已在家乐享天年了，整天在家里为两个孙女捣鼓衣食住行，叔叔家的田地都借给我们家耕种。小时候的我不懂，以为所有的田地都是我们家的，到农忙的时候收割，一抬头好像整个山头都是我们的，顿时一顿热泪盈眶，我看着自己被水稻叶子割破的皮肤，挠着被水虫噬咬的腿，哭得眼睛肿成核桃。一回到家里，屋外面的水泥地上全是刚拔回来的花生，还没剥离根枝，而隔壁的她家已看着电视，欢声笑语的。她从不帮我们家搭把手，连个花生都没摘过，我那两个小堂妹出来拨弄两颗花生，她也嚷嚷脏把她们全扯回屋子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为了要收割完公路旁的水稻，硬是忙到了晚上8点才回家。那时，父亲已外出工作，只剩下母亲和我们几个小屁孩，我们几个一路推着母亲的单车，一路叫喊着要看八点剧场。母亲已累得手脚僵硬了，但还是开了电视，自己去做饭。我尾随母亲到厨房，母亲边洗锅边恼恨的跟我说，有她这样的人吗，难道你们不是她的亲孙，有她小儿子就得咯。我不吭声，只能把蔫了菜放进洗手盘里浸泡，我也吭不了声，因为我不知道为何这种境地。后来，爷爷卧病在床，叔叔生意失败只能回家务农，平日里便由叔叔照看，大伯与父亲就给钱让爷爷治病还有给叔叔工资。姑姑们偶尔来，她就使劲在姑姑面前说叔叔婶婶是如何的好，大雨天还跑去镇里帮爷爷买尿布，对父亲的付出只字不提，对母亲的态度添油加醋。爷爷生病的那个暑假，我是在家里的，母亲对爷爷不算热络，但总归是照顾周到的，平日里总要去问他吃什么。她的一番煽风点火，姑姑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把父亲母亲痛骂了一顿，母亲索性回了房间，眼不看为净。从此，姑姑们有什么东西都往叔叔家里搬，来了也很少到我们家来坐。
我一直觉得母亲是个很笨的人，她只会直直的跟她吵架，无非就是说她偏心、势利等等。可她的确是个精明的人，每次吵架的时候，会走到挨着大路的地堂边上，哭哭啼啼地说些委屈的话，这边上上落落的村民便会腹诽母亲咄咄逼人、不孝顺、母亲无从申辩，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自己知。我曾不止一次劝说母亲，不要跟她计较，她都老了。母亲总是拂开我的手，仿佛一辈子的委屈和愤懑都变成手里的那股气力，硬直地说，我就是不服气，如果不是她不帮我带开孩子，我去工作就不会今天这样穷困潦倒。
这么些年，我渐渐长大，挣脱了年幼无知的外衣，像一只挣脱蚕蛹的飞蛾，在世事的内核里跌跌撞撞。生活艰难的辛酸已随着我的骨骼生长溶进了我的脉络，刺耳的争吵像无法抹去的纹身刻画在我的记忆里，我不能做出孰是孰非的判断，但却不是毫无芥蒂的。
她是势利的，我知道。她总会状似无意的问我父母亲有没有钱，会把姑姑们带来的东西拿去讨好大伯母，却惟独对我们家冷言冷语。父亲是个水泥工，白天里干活像从水里出来一样，浑身湿透，皮肤被太阳晒得焦黑，像极了挖矿的煤工。母亲是个标准的农村妇人，一双手像粗粝的磨砂纸，身上常年有泥。她看不起我们家。最好笑的是，过年时亲戚带来的水果糖，她也会事先从我们家那一份先拿出一些，再叫我拿回家去。然而，她却会趁着父母亲不在家时把我家的一些东西拿回叔叔家去，母亲事后总要骂骂咧咧一番，而父亲总是抽着旱烟，头一转就朝母亲吼，“算了，值什么钱”，然后不声不响地拨弄他干枯泛黄的头发。那时候我总是特别郁闷，像一只蚂蚁在心底噬咬，而我却无能为力。家里谁给她钱，她就会逢人就说谁对她好，而那些非物质的照顾在她看来总是不作数的。父亲总是会偷偷叫我把钱给她，不要让母亲知道，她总是笑眯眯的接受，却从来不对人说。
在我初中的时候，她被狗咬过，从此便得了恐狗症，镇上的医生也对她的到来变得无动于衷。去买菜要经过一条小路，那条小路总会有一两只别人家养的狗走动着，每当被狗闻了之后，她总会说脚使不上劲，要去看医生。一来二往之后，父亲载她到镇上看医生，便问医生详情。医生却说，没事，脚都照过，其实就是心理作用。可她恼羞成怒，总说医生不靠谱，父亲也不戳穿她。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拿一叠医院的收费单给父亲，却从来不会给大伯与叔叔。其实人与人之间相处起来总是有度的，在这个度内海阔天空，相安无事，可一旦过了这个度，便是火山爆发。父亲是有些暴躁的，雪花一样的单子看似轻飘飘的，可却像一座座山压在他的肩上，他脾气大发，要几个兄弟共同分担。我想她前世一定是个好演员，泪水如爆了管的自来水一样蹦了出来，直说父亲不孝顺，养了这么大连看病的钱都不给，还不如死了算了。那年的洪水淹了田里所有的水稻。那年，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在读书。
可她对我却是极好的。那时候，家里吃饭总是没有肉，只有青菜，我都觉得自己是那拴在后山草堆里的耕牛，吃了几根青草后便能在田地里炽热狂奔。她熬了汤总是会站在水泥地的地堂里热切地叫我，“阿离，阿离，过来饮汤”，还会在我喝汤的间隙把煮熟的鸡蛋放在我的兜里，叫我回去就着米饭吃。上五年级了，老师让我们买知识解答书，我没钱，也不敢问父母要，郁郁寡欢，蹲在屋子后面，手拿着一根细小的树枝，把那些坚定生长的青苔戳烂，把那一条整齐的蚂蚁队伍弄得溃不成军，可是心里却生出一个洞，无人填补。她去拿木柴的时候看见我，问我怎么样，我支支吾吾地说，要买书，她沉吟一下，拉开拴得死紧的裤腰，艰难地拿出皱巴巴的钱递给我。我知道她为什么把钱放在裤腰里，因为有一次我跟她去镇上集市的时候，我们挤在买碗碟的人群中，她那放在口袋里的钱差点被小偷偷去了，幸亏她发现得早，便拉着我走了，她拽着我的手力气真大，我的骨头竟也觉得疼痛，之后，她在每条裤子的裤腰里都自制了一个口袋。上初中了，吾家有女初长成，她会偷偷塞给我一些小钱，让我自己买点东西，我不敢要，我长大了，怎能要一个老人的钱。每当这个时候，总会看到她的手镯在她已瘦弱的腕间来回滑动，那皮肉失去了多少水分和重量，年岁也无法计重。也许这些都是平常人家祖孙间的小事，平淡、朴实，但那时的我会生出一阵磅礴的温暖，深入骨髓，像久居寒风的人忽遇一场烈火，那样热烈。
时至秋微，她老了，婶婶不再需要她的帮助了，因为她身上的羽毛掉得一干二净了。可曾经，她是那样无微不至的照顾她的两个女儿，那样义无反顾地站在叔叔的那一方，就连自己的棺材本也拿出来给叔叔家盖了一栋3层独立房子。婶婶是冷冽的，很少会露出温和的面容，一直冷着脸，对她也是骂骂咧咧的。但是无法否认婶婶是三个媳妇中最会做人的，每次亲戚来，吃饭时总会恭恭敬敬、孝孝顺顺地把她爱吃的菜夹至她的碗中，并体贴地剔除骨头。她也一直对姑姑们说她对她是最好的。可不曾想，已老不中用的她被一脚踢走了。
大伯与父亲商量，让她在三家轮流吃住一个月。可她不愿意来我家，她嫌弃这窄小的房间，无法忍受房子里无处不在的霉潮的味道。她只是步履蹒跚地走到家门前，扶着墙，佝偻着身体让父亲每个月多给她钱。我以为她会伤心痛哭，就像以前多少次面对母亲的埋怨时，她总会泪洒现场，像孤苦无依的老猫，蜷缩着，却试图寻回失地，可叔叔的一通电话让她转身欢欣地回到婶婶的家中。
每次目睹她对父母亲与叔叔婶婶的种种差别对待时，我都以为她对我的好和那些共度的平淡而温暖的时光是一场白日梦，一觉醒来，梦境浅源。可我知道不是，记忆会老去，感受未改。在听见外间邻居说她的不好时，我仍然会站出来让他们不准乱说。
她一直在变，又或者从未改变，她只是站在一个自我的角度上做出让我们各自反应不一、感受迥异的事情。回家时，我依旧会买她喜欢的东西给她，听她说了无数次的往事，甚至听她发母亲的牢骚，但我一直不知道我对她的感情是怎样的，我们是祖孙，血浓于水，可也掺杂一些与这种情感冲撞的情绪，是埋怨，是恼恨，是垂怜，我无法分清，我也不想分清，世间万事迥异，总有一种情感，是让人无法命名的。
可这并不妨碍我孝顺她。
她老了，老得这样干脆，老得昨日种种无需提起都快要烟消云散，就当这么些年她撒了一次野，虽然时间有些长。
她，是我的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