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贵坊酒业
葳葳是刘医生的女儿，认识她时，她还不到5岁。
1987年的秋天，我，一个乡下的孩子，经过惊心动魄的高考，被南昌一所学校录取。在学校，我的扁桃体经常发炎。一发作起来，咽喉炎、鼻炎等伴随着一起发作，甚至发烧。于是，就经常去学校的医务所看病、拿药。因为经常看病，而且基本上是找刘医生看，与刘医生似乎也特别的投缘。因为刘医生家就在学校，有时也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坐坐。于是，就认识了葳葳，也就是刘医生的女儿。
去得多了，有时碰上吃饭时间，他就请我在他家里吃饭。特别是星期六、星期天。这样，我也不会客气什么的。因为在刘医生家里，我不但伙食得到改善。对远离家乡的我，甚至还有一种家的感觉、一种情感的需要。
因为经常去，就偶尔会带点家里的土特产。有时也给葳葳带点小礼物——外面草地上抓个小鸟、蜻蜓之类。曾经偶然中的偶然，在校园内还抓到了一只小麻雀。弄一个纸盒装起来，送到刘医生家里。葳葳欢呼雀跃地跑过来。问那小麻雀如何离开妈妈、如何就来到了学校、她的家在哪里之类的，让我回答不了的问题。至今，我还保留着她看盒子里小麻雀时与我一起拍的照片。
经常是这样，葳葳一见到我，就飞快地跑过来，扑进我的怀抱。于是，我把她举起来，在空中转上几圈，她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面临分配时，我不清楚自己的前途如何，命运之神会让我走向何方。于是，有时沉思着不想说话，葳葳一看到我闷闷不乐的样子。就用清脆的童音对我说：“钟叔叔，我给你地上打个滚！”。说完，就马上在地上打几个滚。把我引得哈哈大笑！于是，所有的烦恼都随着那笑声而云消烟散了。刘医生夫妇也被这种气氛感染，笑得前俯后仰。
毕业分配后，我与她家里一直保持着联系。换了地方、转了工作，也会打电话报告一声。这些年自己境况并不太好，联系就越来越少。但每次到南昌肯定会去刘医生家看望。但每一次去，葳葳都不在家。
无论见面或者通电话，刘医生谈得最多的无疑就是葳葳了。他告诉我：葳葳学习成绩如何的好、考取了重点中学；再后来，告诉我，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再后来，告诉我，已经保送去了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他一直就以女儿自豪、一直就以葳葳骄傲！
后来，我到了南方的一个海滨城市工作，远隔几千里。刘医生把葳葳的电话告诉了我，叫我有空给她打电话。
我给葳葳电话，她说：“叔叔，我还记得，还记得你当时给我抓的小麻雀呢。”我问她，是否还记得给我地上打滚的事情。她说，这倒不太记得了。
我开玩笑说：下次见面，是否还给我地上打个滚？她只是呵呵地笑！
葳葳对我说，不太喜欢这个专业，她感觉到压力很大。我给刘医生电话，告诉他葳葳的压力。他就对我说：你告诉葳葳，让她不要压力太大，她已经让我很满意了，她的努力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想。
有一次，一个扶持贫困失学儿童活动的采访，报社要我写一个通讯稿，同时要配发图片。我与活动组织者一连跑了好几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对象。就在活动总结表彰会上，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圆圆的脸笑起来特别的灿烂。更关键的是：那个小女孩长得特别像小时候的葳葳。于是，马上决定，就跟踪这个小女孩进行采访。文章发表后，想不到有五十多家网站或者报纸给转载了那文章与图片。
我告诉葳葳，让她看看那照片上的小女孩，是否像小时候的她。葳葳看后告诉我，真的是很像小时候的她。但是，她的笑脸无论如何比不上葳葳的笑阳光、灿烂。
偶尔发个短信，偶尔通个电话。因为怕她忙，怕影响她的学习。几乎是每一次通话、每一次信息，她都告诉我，正在办公室里查资料，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在办公室、在实验室……。反正，她肯定是在办公室或者实验室里做事情。她告诉我，有时累了，就趴在办公桌上睡一会。从来没有听她说，在逛商场、在散步，或者在运动什么的。
我对她说，看样子，你要成为居里夫人呢。
她说：我不想成为居里夫人，只想做普通人。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专业，只是想拿一个文凭，找一份工作而已。
物换星移，世事沧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流浪——身在流浪，心在流浪。只是为了责任，只是忙于生计，漂泊着、奔波着、流浪着……有时真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找个让心灵能够休息的地方。想想葳葳，虽然读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但是，她能够坦然地面对。而我则总是不能够用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不喜欢的人与不喜欢的事。只是要求完美，似乎仍有着太多的理想化。
有时，我眼前也总是浮现一脸童真的脸孔——始终微笑着，微笑着面对所有的人、微笑着面对整个世界——矜持又自信！
夜深人静，似乎总有些许微风，把过去的记忆从窗口不停地吹进来——点点滴滴，零零碎碎。耳边似乎飘来一个童音：“钟叔叔，我给你地上打个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