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忆往事，忽而想起小时的农村社火，方知已过去整整30年了。

       1980年春节，是我队一分为二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是即将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夜。此年也开始首次闹社火。那时的农村经济生活相当困难、单调，文艺上也是如此。全队既无电视又少有收音机。印象中儿时的春节，只听到一些样板戏或在广播中播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等内容，当然不排除文革后期大队也排练过一两次样板戏。除此而外社员们一年难得休息，仅在春节期间聚在一起打打牌，谝谝闲，歇缓几天而已。1979年农历腊月初，忽闻队里要准备耍社火，我和村人们一样欢呼雀跃，欣喜异常。空气中也似乎弥漫着一股愉快欢乐气息，而这种感觉也似乎多年不见了。

       很快，队里确定了社火摊点、表演人员及乐器班子。摊点就在村民姚某家，他是我六叔的朋友，因弟兄中排行老三，大家直呼老三。我们三人因有音乐爱好，也被确定为乐器班子成员。大约从腊月十几起，我叔侄每晚就到老三家进行排练。排练的多是从老辈口中流传下来的经典曲目：如《南桥担水》、《卖货郎》、《摘棉花》、《刘海打柴》、《新媳妇转娘家》、《割麦》、《李子英亮宝》等。

       我们一开始就练得非常刻苦认真，常常练到深夜，有时干脆就住到他家。那段时间我也常忘记自己的功课学习，倾心投入其中。六叔的板胡拉得很纯熟，我和老三配合拉二胡，起初我俩都比较生硬，后来在六叔的指导下，我很快适应和熟练了社火曲调，而老三仍是生疏，一首曲子常常连贯不下去。经过反复不断地练习磨合，到社火快出来时，我们的配合已达默契，演奏得心应手了。

       值得一提的是，老三因为音乐天赋较差，不仅练习时更刻苦执着，且为人诚实厚道。记得每逢我叔侄排练至深夜或碰上下大雪留住他家时，他便会常常从厨房端来一碟切成片状、冻成冰霜的黄米发面馍馍，吃起来很香甜可口。我们边吃边聊，很是充满乐趣。

       回忆那一年的社火搞得非常红火。春节三天一过，灵巧的村妇和能干的男人们便早早开始谋划、忙碌了。

       先说罩旱船。她（他）们在耍船上用五色纸制作粘贴上各种艳丽的花朵，船底幔上了一圈红布帷帐，船窗框也贴上了吉祥的春联。在“艄公”的操练下，船姑娘们顶着小旱船飘飘然地跑起来，好似行进在风浪汹涌的大海上，一起一伏，非常生动。

       社火摊里也扎起了狮子、纸马等耍活。姚某兄弟是扎这些耍活尤其是扎狮子的高手，他们先是到河沟里砍了两根湿柳木棍，放到火上一烧，扎出两个交叉圈，然后再在交叉圈上用十几根烧弯的细竹杆绑扎成头部，接着用白纸剪裁许多穗穗粘在上面，然后再用线穿两个金箔纸糊的晃荡的小球作为狮眼睛，交叉圈开口处作为狮嘴，里面用竹杆再扎半个大红纸糊的圈当成狮舌头，然后再用麻丝在下巴处垂上半圈作为胡子，这样狮头就扎成了。紧接着他再用十几斤大麻从腰部打成结，扎一身两面披开的狮毛连到头部，如此则一个凶猛威严的狮子就爬在村人面前。

       此外，有半大孩子的人家尽可能被分配扎一个灯笼。那灯笼打出来真是多姿多彩，有狮、兔形的，有鸡、马形状的，有红有白的，有方有圆的，也有五角八角的，总之花样繁多，奇妙有趣。灯笼上面也贴上了村妇们放开心情做的各种精美的花鸟虫鱼及人物造型等等的剪纸。吃过晚饭，娃娃们兴高采烈地打到一起排练，行进在漆黑的夜路上，好似一条彩色的长龙，蜿蜒不断，看后简直使人感到整个村庄活了起来。

       一切准备就绪后，正月初七、八晚上社火就出庄了。除个别上了年纪的老人早早睡去外，村民们不分男女老幼，个个跟在社火后面。首先是上庙烧香，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方神庙上，一阵雷人的锣鼓、鞭炮炸响后，欢乐气氛达到了高潮。紧接着全体村民便在我们乐器班子的起头下，共唱《十柱香》，之后，孩子们打着几十盏灯笼围拢在在庙院前，村民们开始表演跑旱船，耍狮子，高唱《五福堂》等节目。演完后悄悄下山，一般回到社火摊里继续表演，也有时到邀请人家或病人家里表演，以求平安。

       一般情况下，各村的社火出来后均要在方神庙里齐集，除敬神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项是，由头人们商定各社轮耍事宜。有趣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在每年社火出来到十六、七耍完，我社似乎年年定在十五月圆之夜耍，真是幸运。

       记得在各村社火进我社时，我社火队早早前往村口接迎，这时锣鼓喧天，炮仗齐鸣，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盛况空前。不论是本村还是邻社，我们乐器班成员总是在开演前与头人们一起被邀请去接待人家坐上席，喝酒夹菜，吃喝招待一番后再开演节目。其他人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在庄外或院场里等待，或在开耍一半以后才在一块儿抢吃一碗用大铁桶盛来的小米舌尖饭。

       当年社火队的乐器拉得呱呱叫，表演也最起劲，无论走到哪个村社，都能获得很高评价。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而且这种欢快经历一直持续了三年，也是一段十分珍贵的记忆。1983年春节，我由于正上高中，课业紧张，再未跟上表演，当时六叔也被省建招去当工人，走得早。姚老三也似乎从那以后不参加了，后来听说有几个半大小子接任，情况远非昔比。之后，农村有了电视，闹社火习俗慢慢淡下去了，总之我是一次再未参加。

       1983年以后的三十年来，春节回家，偶遇村里社火表演或听到某某生贵子欲主办社火，然已是兴趣淡然。回到单位也总能碰到靖远当地的社火表演，也只是平静的远瞧一下，远非记忆中故乡的社火之精美、热闹、欢乐、认真，甚至心生厌烦，认为他们只是凑几个简单的小道具，绕场转几圈即完事，临毕照例到单位领几个赏钱而已。当年故乡社火专图敬神、欢乐，哪有此等低俗之举呢？

       现在社会越来越进步，科技越来越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不仅电视普及，而且电脑、手机上网也很普遍，人们的生活情趣也越来越广泛，农村社火、小曲及传统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性的东西能否保留、传承并发展下去？很成了问题，中老年人尚存些许兴趣，广大的青少年们根本不屑一顾。在提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传统文化正面临着诸多严峻的考验和挑战。笔者以为值得深思和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