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窄之道 名家专栏(3)
 
叶延滨：凉水塞牙与摸黑上路
——忆少年时初识人生宽窄之道
 
　　名家简介
 
　　叶延滨，当代著名作家、诗人，正高二级专家，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1978年由西昌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大学期间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曾先后担任《星星》诗刊主编、北京广播学院文学艺术系主任、《诗刊》主编。历任中国作协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已出版个人文学专著51部，作品自1980年以来先后被收入国内外50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意、德、日、韩、罗马尼亚、波兰、马其顿文字。代表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协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1979年-1980年），诗集《二重奏》获中国作协第三届新诗集奖（1985年-1986年）。有诗歌、散文、杂文获四川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50余种文学奖。
 
 
　　人生的境遇有时真的很难说清，说不清就把它叫做“运气”，老百姓的大白话：“人倒了霉，喝口凉水也塞牙。”喝口凉水也塞牙，这人生之路够狭窄了，窄如牙缝！
 
　　喝凉水也塞牙的经历，恰是我人生第一课。
 
　　是纷至沓来的坏运气，让我从“蜜罐”掉进了“凉水”里。1950年代读小学，上的是省政府干部子弟小学育才小学。育才小学与原来的延安育才保育院有点瓜葛，还是供给制，穿的小皮鞋，发的毛呢小大衣。
 
 
　　孙校长是延安来的老同志，慈眉善目，说话慢悠悠：“我们打天下为了谁呀？就为了你们这些下一代呀！”
 
　　在这群下一代中，我算半个。因为母亲己经在某个“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从宣传部长直降为教育局中教科长，父母被“批准并签发离婚书”。父亲还在领导位子上，我成了这所学校的住宿生。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学校停办。我们分别转到不同的学校，我和某厅长的儿子转到二师附小。从进学校开始，我的人生就第一次感到落差。
 
　　如果故事到此完结，就不算倒霉，更没喝上凉水。
 
　　命运急转而下。“整风”变成“反右”，“反右”的下一幕是“下放锻炼”。我母亲被派往大凉山去当下放者的“领队”。
 
　　到了西昌，母亲自愿申请去师范校当一名教师。去当老师是自愿申请，于是就没有人召母亲回省城了。
 
　　一年后，父亲与我谈了一次话，意思是你是大男孩了，愿意去陪伴母亲吗？我去了大凉山。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重要急转弯，从省城到偏僻山区。
 
　　从成都到西昌城，坐了3天长途汽车。头一天歇雅安，那是“大跃进”后的头一年，雅安的餐馆里已经没有米和面条供应了，全是红薯，蒸红薯，煮红薯，红薯馒头，红薯包子，弥漫的红薯味想起来都有一种饥荒到来前警告食欲的气味！
 
　　第二天到了大渡河边的石棉城。破旧的老道奇客车在半山腰掏出来的公路上爬行，爬到天黑才进了石棉矿区小镇。小旅馆还没有电灯，油灯昏暗，乌黑污渍的被褥让我感到远离城市的恐惧，这一夜没有脱衣服。
 
　　当我到达大凉山里的西昌城，荒凉和贫寒的景象好像已经不再让我吃惊了。我在母亲任教的师范读附小六年级的书，这是一所半山破庙里的乡村小学。
 
　　坚持了一年，因为长期腹泻，暑假回到成都看病生，医生问：“吃饭好吗？喝水清洁吗？”我老老实实地说，在山区都每天只吃两餐饭，早上要饿到10点，才放学回去吃饭。大家都没有开水喝，都喝山沟的水。
 
　　医生听完我的话，对陪我看病的大人说，不用吃药，每天吃3餐，喝烧开的水！而这两条，在1960年的西昌，一个下放教师的孩子，真是办不到！
 
　　我遇到的第一个人生问题，竟然是“喝凉水”！是不喝了？还是要把它喝得“服了水土”？
 
　　半个月后，我再次独身返回大凉山，去陪伴孤独的母亲，背包里塞满了姐姐买的酵母片和肠胃消炎片。做出这个决定的那年，我满了11岁。
 
　　喝凉水也塞牙，这是人生遇到了比牙缝还窄的困境。退后一步也许自然宽，但亲情和良知让我第一次感到不可退，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往前走。
 
　　回西昌进了川兴初中，在3年饥荒年月的乡村学校里，我成为那些乡下孩子的伙伴。我穿草鞋，上山割草，把操场挖开种菜，剃平头，冲凉水，农家孩子能做的我都做，只是我学习比别人好，让人高看一眼。
 
　　读高中二年级时，父亲让我坐了3天汽车，又坐了两天火车，到北京与读清华的姐姐过了一个暑假。
 
　　回到学校后，班主任杜良田老师说：“不要只想清华啊，能上北京读大学就可以吧！”此时的我，喝凉水喝服了水土，成了西昌重点高中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我眼前展现了一条宽广的前程。
 
　　正进入高考复习的时候，那场持续10年的运动爆发了，省报头版点了父亲的名字并冠以“走资派黑帮分子”。天塌了，山崩了，路也堵死了，连一条田埂般的窄道都不给人留下。
 
　　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坐车上北京“大串连”。我因为父母成批斗对象，无人理睬，无路可去。
 
　　少年气盛，便找到同班其他3个也不够“资格”的同学陶学燊、王守智、张云洲，4人商量决定做一件大事，深夜在学校贴出一张“我们也要见毛主席”的“告示”，背上行李卷，连夜离校出走。
 
　　从西昌到成都，一路上害怕被阻截，每到一地，都在凌晨三四点钟起程赶路。
 
　　什么叫闯江湖？我想那时我们就想闯开一条能走的道，无论是宽是窄，走一回就憋不死！
 
 
　　行路难啊。梦中被闹钟吵醒，从热被窝出来，没有灯火的马路一片漆黑，一边走还一边打瞌睡……头两天这样走还有心气，因为害怕被抓回去。再往后，就难了。
 
　　谁不想多睡一会儿，谁不恋热被窝？走着走着就没办法再走下去了。睡够了起床，再吃早饭，就到了八九点钟了。走不了30里，太阳当头，该吃午饭了。下午在阳光下行走，十分燥热，到了住宿点，累得倒头睡觉。
 
　　第二天更不想起床，越走越没劲头。在雅安休整一天，4个人商量是继续走下去，还是结束行程回家。说了大话，贴了告示，回头丢死人！那就必须确定怎么走。
 
　　头几天每天最少行程都在80多里路，重要的原因，就是凌晨三四点钟起身上路，在看不见路的黑天起身。文雅点讲，路是走出来的，天是脚踩亮的！
 
　　凌晨三四点钟起程。天黑风凉走得快，也不出汗。有时太冷，背的军用铝壶里装着烧酒，喝上一大口，寒气全消！等到天亮，太阳出来了，行程近一半，走出了三四十里路。
 
　　吃过早饭，再走到中午最热的一点多钟，就到了当天的目的地。午餐后，还能在乡镇上逛一逛。
 
　　我带了个行程本，每到一地，就到当地的邮局，请邮局的人在本子上盖上一个邮戳。天一黑，烫脚睡下。
 
　　开初是天天都后悔吹了牛，后来是天天都惊奇居然又走了一天。一天天下来，形成习惯，拂晓前就醒了。
 
　　走了4个半月，一步步量完了6700里路。这是我和3位同学一生都值得回味的事情，也是年轻胆大才可能去冒的风险。
 
　　完成这漫长旅程，有许多因素促成，比如说全社会都无事可干，比如说社会风气相对淳朴，比如说年轻人都有追星情结而我们追红太阳，比如说我们没有退路却还想叫板……
 
　　在所有的可能中，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长途跋涉，始于无路可走的困境，建立拂晓前摸黑上路的行程表上，赶在太阳出来前，让眼前有全新地平线，让身边有全新风景，而且还有已经写在新的一天日志上的里程数，让一无所有的自己有了成就感。
 
　　在宽路窄巷都被堵死的长夜里，我用双脚走过了一生最长的一条6700里的长路，从西昌出发，在延安过元旦，走进北京已是1967年春节。
 
　　30年后，2006年夏天我重回西昌，4位老同学见面，留下了一幅合影。
 
　　人生一世，宽路窄巷，少年时的经历让我领悟：不怕堵，不畏窄，咬牙迈脚，过去了，就只是一个坎！
 
来源：封面新闻
作者：叶延滨
 
编辑：谢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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