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忘不了1990年冬天，那年我二十岁，第一次打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一卷本《莎士比亚全集》。从第一卷首篇《暴风雨》开始，总是“朱生豪译”几个字出现在剧名下面。我觉得惊异，那时我已读过一些英国古典文学名著，还从未见过朱生豪三字，给他译本做校订的方平、方重、吴兴华等大名早如雷贯耳。怎么那些大名鼎鼎的翻译家都屈尊给朱生豪做校订工作？如果他们去翻译的话，不会比朱生豪翻译得更好？
 
　　仅一个《暴风雨》读完，我就觉得，朱生豪的译笔简直无可挑剔。后来发现有几个历史剧本的译者不是朱生豪了，心里竟忽然觉得惆怅，怎么朱生豪不译完全部莎剧呢？
 
　　后来才知道，未译完全部莎剧，不仅是读者的遗憾，也是朱生豪的遗憾。
 
　　朱生豪二十四岁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只看年龄，会觉得那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年龄。这个年龄的文字也容易被看作稚嫩的练笔。但谁敢说朱生豪的译笔稚嫩？在今天谁都愿意承认，百年一出的天才永远属于早慧，也永远不属于某个出身。如果不是朱生豪，我们甚至不知道民国期间的杭州有个之江大学。朱生豪毕业于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学府，该学府也就有了载入史册的傲人资本。“之江诗社”社长、日后有“一代词宗”之誉的夏承焘先生当时就评价说，“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若处子，轻易不发一言。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易之才也。”我总以为，要翻译西方古典名著，汉译者自身的古典修为一定要出色。朱生豪的古典修为能让他担起这一重任。当然不是说，有了相当的古典文学修为，就一定能译好西方古典名著，从翻译者到翻译家的距离需要很多因素填补，古典修为是其中一种而已。
 
　　除个人古典诗词娴熟之外，朱生豪还具有英文的过人造诣。尚未进入莎剧翻译之前，朱生豪于自己供职的上海世界书局编纂了一部《英汉四用辞典》。他在给后来的妻子宋清如的信中很自信地说道，“我相信你做了大官的时候，我一定已经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了——为了我编的一本《英汉五十七用辞典》。”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不会奖给某个编辑，我们可以理解为朱生豪当时的年轻气盛，从中也能看到朱生豪对自己英文的足够自信。我曾询问过一些翻译界朋友，从他们那里得知，英语尽管不像汉语那样有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巨大断裂，古典英语与现代英语还是差别不小。莎士比亚时期的英语更考验今天阅读者的英文水准，尤其对国人来说，绝非毕业于英文系了，就能很轻松地阅读莎士比亚。能在那时编纂汉英辞典的人，中英文水平之高，自是出类拔萃。
 
　　虽然如此，朱生豪也还没想过就一定要翻译莎士比亚。人的最终选择，可以说是宿命，也可以说来自偶然。很多时候，偶然决定宿命。对朱生豪而言，即使在未选择翻译莎剧之前，也抱有不让人生虚度的志愿，尤其艺术眼光已堪称刁辣。譬如他读过华兹华斯的诗歌后，在给宋清如的信中便由衷感叹，“我以为能和文学发生关系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创作者，一种是欣赏者，无所谓研究。没有生活经验，便没有作品。”在看过卓别林的电影后也写道，“在《摩登时代》中，卓别林的表演和从前并无不同，但仍一样使人发笑，而观众也就满足了，因为对他我们没有过事苛求的必要。虽然在诗趣的盈溢和充分的感情主义上他的《城市之光》更能引人入胜。”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随手言论称得上一语中的，尤其对戏剧的理解，更令人觉得他与莎士比亚之间的必然缘分，“短篇小说太短，兴味也比较淡薄一些，长篇小说太长，读者的兴味有时要中断，但戏剧，比如说五幕的一本，那就不嫌太长，不嫌太短。因为是戏剧的缘故，故事的布置必然是更加紧密，个性的刻画必然是更加明显，剧作者必然希望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不懈。”这些话都充分显示了朱生豪对艺术体裁非同一般的理解。
 
　　朱生豪献身翻译莎士比亚的原因可分外因与内因两种偶然因素。外因是当时世界书局想取得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名社的竞争本钱，计划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世界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素来钦佩朱生豪才华，力主他来完成莎译；内因则是朱生豪胞弟朱文振来信告之，侵华日本人对中国没有莎士比亚译本而嘲笑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血气方刚的朱生豪慨然接下翻译莎士比亚的任务，这里既有朱生豪对侵略者的仇恨，也有他书生报国的一腔壮志。这一年是中国人同仇敌忾的1936年。是年1月3日，平津学生南下宣传抗日；1月28日，东北抗日联军成立；2月17日，中共发布《东征宣言》；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赵尚志等联名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等等。我们能够想象，在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下，朱生豪读过胞弟来信之后，胸中滚动怎样的激情热血。他不会预料，当时的这一毅然决然，竟使一代代中国人通过他走进莎士比亚的艺术殿堂。
 
　　国难当头之际，我们也能想象朱生豪当时的翻译环境是怎样恶劣。他供职的世界书局随局势每况愈下。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直言道，“编辑所里充满了萧条气象，往年公司方面裁员，今年有好几个人自动辞职，人数越减越少，较之我初进去时已少了一大半，实在我也觉得辞了职很爽快，恋着这种饭碗，显得自己的可怜渺小。”辞职的后果又是什么？年轻的朱生豪看得非常清楚，“我又有有家归不得的苦，姑母她们不能常住我家里，弟弟在外边，我不好守着弟媳妇在一起，真是走投无路，怨尽怨绝。”即便如此，朱生豪还是投入了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我这两天大起劲，暴风雨的第一幕已经译好，虽然尚有应待斟酌的地方。做这项工作，译出来还是次要的工作，主要的工作便是把僻奥的糊涂的弄不清楚的地方查考出来。因为进行得还算顺利，很抱乐观的样子。如果中途无挫折，也许两年之内可以告一段落。虽然不怎样正确精美，总也可以像个样子。你如没事做，替我把每本戏译毕了之后抄一份副本好不好？那是我预备给自己保存的……”他给自己规定了两年时间完成莎译，工作量之大，朱生豪心中有数，“一共三十七篇，以平均每篇五万字计，共一百八十五万言。”
 
　　一旦投入工作，朱生豪便推开一切事务，全力以赴地译了起来。但是，仅有激情和年轻人的志气就能译好莎士比亚吗？他设计的两年真就能如愿完成吗？朱生豪像所有抱有使命感的人一样，对遇到的难题不惜耗费大量精力，“今晚为了想一句句子的译法，苦想了一个半钟头，成绩太可怜，《威尼斯商人》到现在还不过译好四分之一，一定得好好赶下去。”所有这些，他都只有宋清如这一个红颜知己可以倾诉。这是朱生豪之幸，也是他的不幸。说他幸，是后者给予的爱情力量能构成朱生豪生命中最顽强的支撑；说他不幸，是他呕心沥血于这一前无古人的壮举之时，再没有第二双眼睛抱以热情和关注。在朱生豪那里，翻译莎士比亚已经成了他活着的理由和意义。他一边翻译，一边告诉未来的妻子，“我现在不希望开战，因为我不希望生活中有任何变化，能够心如止水，我这工作才有完成的可能。”对自己已完成的工作，朱生豪充满自信，“我已把一改再改三改的《梵尼斯商人》（威尼斯也改成梵尼斯了）正式完成了，大喜若狂，果真是一本翻译文学中的杰作！把普通的东西翻到那地步，已经不容易。莎士比亚能译到这样，尤其难得，那样俏皮，那样幽默，我相信你一定没有见到过。”
 
　　每每读到朱生豪这样的话，我总是感到格外心酸。如此年轻的朱生豪，他的刻苦淬砺所盼望的只是完稿后的喜悦，那种“一改再改三改”的背后是不可想象的艰辛。对我们今天阅读莎士比亚的读者来说，不能不体会，莎剧中的每句朱译台词，凝聚的是何等心血。心血背后，又是一些无情的现状，“据说明天薪水发不出，这个问题比打仗更重要一些，因为没有钱便不能买糖吃，这是明明白白的。”即便如此，他还是渴望“巴不得把全部东西一气弄完，好让我透一口气，因为在没有完成之前，我是不得不维持像现在一样猪狗般的生活的，甚至于不能死”。一旦认为某天的工作效率很好时，便“心里充满了各种快乐的梦想”。
 
　　在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八年中，这种被“快乐的梦想”所充满的日子不是很多。时局动荡，朱生豪的工作也不可能顺利进行。当1937年日本人进攻上海，朱生豪逃离时只携带一本“牛津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已经译完交付世界书局的译稿全部被焚。难以知道朱生豪得知消息后的心情，我们能看见的是，他从上海避难至嘉兴，又辗转至新滕、新市等地后，立刻全身心补译焚稿。早在1936年8月译出的第一部被焚莎剧《暴风雨》竟到1942年年底才第三次译出。对后人来说，如果多达九部的被焚译稿能一直保存完好，朱生豪也终有时间译完全部莎剧。可惜的是，发生的事情永远没有人可以让它不去发生。随着时间流逝，朱生豪被尽快译完莎剧的念头萦绕更紧，到1943年时，贫病交加的朱生豪和夫人宋清如定居嘉兴，开始了最后闭门不出的翻译生活。每天，朱生豪在阁楼翻译，宋清如则出门买好一天或数天的口粮。朱生豪积劳成疾，健康日衰，他好像也知道自己来自日无多，每天咬牙伏案。在超强度的负荷下，一年内译出莎士比亚全部悲剧、杂剧及数种历史剧，翌年译出四部莎士比亚历史剧。到四月时，朱生豪为莎剧写出《译者自序》，又动手编出《莎翁年谱》。延至六月，不堪重负的朱生豪患上肺结核，不得不放下未译完的《亨利五世》。他对宋清如说，“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命也要把它译完。”此时距他全部莎译工程只差五个半史剧，再也无法动笔了。1944年12月26日，年仅三十二岁的朱生豪终于耗尽全部精力，离开人间。临终之际，宋清如俯身在丈夫身边，最后听到的是丈夫口中喃喃的莎剧台词。
 
　　很多年来，我读过不少翻译家如何翻译的艰辛轶事，时至今日，也从未有哪位翻译家如朱生豪那样令人心痛和惋惜。我有时总想象朱生豪后来足不出户的苦译场景，窗户将乱世关在外面，屋内只有莎士比亚的世界，不梳头理发的朱生豪已形如野人。彼情彼景，我更感佩于宋清如的身心陪伴。除了妻子，与世隔绝的朱生豪已找不到第二个知己，更找不到可交流的同行。除了《牛津辞典》和《英汉四用辞典》两本工具书外，其他任何资料阙如。最艰难的事业总是在孤独中完成。这句听起来容易的话，不见得每个人都敢于身体力行。朱生豪主动选择了孤独，选择了个人的坚忍不拔，这是今天的读者之幸，也是莎士比亚之幸。我忽然又想起一事，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莎士比亚全集》之时，最初想组译诗体而没有想采用朱生豪散文体译本。那时朱生豪辞世已三十四年，除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过十二卷朱生豪莎译之外，朱译本再也无处可觅，想来作家版的影响也没有达到预期。好在人文社黄雨石先生力排众议，不止一次在办公室里朗诵朱生豪的翻译和新译中的相同段落，然后问同事们到底哪个更有质量。编辑部最后终于决定，《莎士比亚全集》仍以朱生豪翻译的三十一个剧本为底本，经多人校订补译后出版。有时我不免会想，如果当时人文社放弃了朱生豪译本，朱生豪的毕生心血能够获得如此多的读者和知音吗？他的译本会不会就此埋没？我们总说现实残酷，这都未必不是不可能的事。幸好，人文社终究选择了朱生豪，距今又将三十年过去，朱生豪典雅传神的译文质量赢得了时间的认可。无论对莎士比亚艺术还是对我们读者来说，都是幸运之事，哪怕这幸运里包含着朱生豪与那个时代的无尽伤痛和遗憾。
 
　　2017年3月31日
 
　　发表于2017年第七期《飞天》

　　作者：远人
　　来源：远人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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