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想如烟

 

作者：倪章荣

 

　　不关弗洛伊德

 

　　我想起了我做过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在梦里，我会飞，遇到有人追赶时，我走几步便突然起飞，将追赶者远远抛在后面;我接到了大学通知书，一所名牌大学竟然录取了我；我当上了英雄，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我挥舞大刀，将他们杀得丢盔弃甲；我遇到了一位大美人，她把全部的温柔与爱都给了我；我掉进了一个深渊，奄奄一息时一根救命的绳索落到了我手边；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身边挤满了记者……最美的梦还是小时候想见吃肥肉的情景：桌上摆放着用洗脸盆盛着的一盆子冒着香气的肥肉，肥肉的块头很大，挟住肥肉的手有点颤颤巍巍。嘴巴里全是油，肠胃应接不暇，猪油流得下巴上脖子上到处都是。可是，现实却很残酷，每次梦见吃肉都是空欢喜一场——那时候我们家一年才吃上两三次肉，而且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母亲见我很失落，便告诉我：梦是相反的，梦见不好的东西才有可能遇到好事。从此以后，我便努力去做不好的梦，比如梦见吃野菜，梦见乞讨要饭。然而，每天都是好梦，不是梦见吃肉，就是梦见进城，再不就是梦见当官发财。我的心情糟糕透顶。

　　上世纪80 年代后期，我读到了一本叫做《梦的解析》的书，我特别相信弗洛伊德那句话：梦是愿望的达成。那时候我的梦已经从吃肉转移到上五星级酒店、住豪华别墅、在雨巷遇到一个结着愁怨的姑娘之类了。我坚信，夜夜都是好梦，一个接着一个，总有梦想成真的时候。90年代初到广东工作后，我读《梦的解析》依然读得如痴如醉，到处宣扬我也会解梦。于是，有位认识不久的女孩特意在一个夏意盎然的夜晚找到我，请我给她解梦。我从她梦见吃香肠断定她有情感饥渴，从她每次就要吃到香肠的时候，香肠却掉到地上怎么也捡不起来，认为她缺乏迈出一步的勇气和胆量……我不知道我对她的梦解析得是否准确，反正我们之间发生了几则有颜色的故事——实际上也没有做什么超出人性范围的勾当，然而，被大家添了点油加了点醋，说我凭借一本叫做《梦的解析》的邪书，骗了很多清纯女孩和良家妇女。弄得好像我没学过道德和规则，与柳下惠根本就不是同路人似的。让我的名声有点损伤，感觉对不起弗洛伊德。

　　虽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可毕竟不是自由泛滥的场所。让我特别沮丧的是，一天，社长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社长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他有个朋友的女儿要到单位实习，他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得让我带好。我的业务能力没得说（我应该感谢他，他一直错误地认为我业务能力很强，对我也算不错，后来，当我要离开单位的时候，他有点气急败坏地说，我原先准备重点培养你的，是你自己把事情弄砸了）。可是——他的语气和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可是”之后他说，她是我朋友的女儿，你不能打她的主意！弄出什么事情来，莫怪我不客气！社长的话让我既羞愧又生气，当我什么人啊？我说我不带了，你安排别人带吧。社长可能意识到了他刚才的话说得不团结友爱，立即便换了一张面孔，很真诚地笑着对我说，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提醒一下而已，你就莫放在心上了。晚上，有个单位请他吃饭，他特地把我叫了去。这个时候，我如果还在领导面前拿腔拿调，那就太把自己不当外人了。那位女孩在我手下实习了大半年吧，我连搭乘她摩托车的时候都不敢抱她的腰。其实，女孩说不上多漂亮，年轻而已。社长朋友的女孩“出师”不久，社长又安排了一位中山大学的研究生让我带，她很漂亮，也有点气质，毕竟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嘛。她对我既有客气又有温和，时不时从她的老家一个叫古竹的地方带点土特产给我，离开以后还给我写了一封有情有义的长信。我对她的印象很不错，好像也给她解析过几个梦——当然，没有做过多的引伸。我一直坚守正确的关系界限，并不是因为怕社长和领导，而是觉得不能把名声全部毁在一个地方。

　　我一直很惶恐，曾经试图反省我的问题，可我又找不到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我总不能怪罪弗洛伊德吧？有不少人觉得我的解梦纯属胡扯，显然他们不相信弗洛伊德。别人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是信了。

 

　　都是西门庆的罪过

 

　　那是我第二次回广东，此前曾经在那里工作一年，“官”至副总编，后来却回老家来工作了。可在老家，我的表现却很不如人意，在两个单位都没弄好，不得不灰头土脸再次回广东。副总编是没得做了，谁叫你辞职的？但领导对我还是比较关照，新社长兼总编上任后不久，给了我个编委头衔，要我全权负责周末版，除了头版他看看标题之外，其他内容他概不过问。

　　开始三四期周末版反响很好——我这人喜欢搞点批评报道，刚好给了我一个机会，不少人都说周末版办得好，可读性强，总编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多次表扬我。春节期间休刊，上班后第一期报纸便是周末版。上班第一天的下午，总编便被市长秘书叫到市府办公室，市长指着总编的鼻子将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原来，周末版的副刊上登了一篇小小说《市长之死》。市长说，我过完春节一上班，你就说市长死了，你什么意思啊？广东人都比较忌讳一些词语和数字的，尤其是领导，我们的市长是年前刚刚由副转正的。这件事真的怪我，我这人政治意识太差，加上年末稿源比较紧张，就把这篇文章编上去了。总编回来后找我谈话，把市长对他的批评转述给我。我很惭愧，完全是因为我的原因让总编挨骂了。我向总编作出了诚恳的检讨。总编倒是安慰我，要我不要背包袱，以后注意一些就是了，把周末版办得更上一层楼。总编上任不到一年，想依靠报纸弄出一点成绩，以为我可以帮他一把。

　　不久之后，总编又被政协主席叫过去骂了一顿，骂他的原因仍然是因为我的周末版。这次是因为我自己的写的一篇文章《关于请求增补西门庆同志为政协常委的报告》，这是一篇杂文，讽刺的是当时一些地区有钱人当政协委员的现象。政协主席骂了总编还不解恨，一天后，政协主席将总编与我同时叫到他的办公室。当作总编和几个副主席的面，政协主席将我骂得哑口无言。他说，你为什么要专门贬损政协？你为什么不写人大写其他单位？政协主席是刚刚由组织部长转任新职的，虽然级别提高了半级，可能权力小了很多，心里正窝着火呢。自然，总编又一次检讨和赔不是。后来，组织部长也将总编叫过去骂了一顿，组织部长倒还温和，没有破口大骂，只是冷冷地说，还办报纸，西门庆这样五毒俱全的家伙会成为我们的政协常委吗？那段时间，我们报纸受到了来自上层的诸多指责、批评，甚至还有人质问我们这份报纸姓什么？

　　因为西门庆这篇文章，总编对我的不满越来越多，加上当时我负责的周末部几乎成了报社的独立王国，别人上五六天班，我们最多上三天。其他的时间我便带着弟兄们玩。自然，便有很多人眼红我太潇洒了，不断告我的状，甚至告到了宣传部。

　　不到一年，曾经风风火火的周末版便寿终正寝了。倒不是那个上级领导非得要停周末版——广东那个地方相对于内地还是宽容很多，换了在内地，我和总编可能不仅仅是挨几句骂的问题了，而是总编害怕了，尽管我之后已经相当注意了，可报社内有不少人吓唬他，你不能再让某人继续下去了，否则，你的前程将会断送在他手上（把总编吓唬得不轻的是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同事，这人喜欢政治当然也喜欢人民币，尤其喜欢开会——多次请求报社多开会，还没有走上领导岗位之前，便在寝室里开会——三四个人合租一套房，他老婆没工作，但每次寝室开会他都要求老婆参加）。总编还年轻，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于是，周末版只好半途而废。不怪别人，全怪我那时候太任性，太自以为是，不知办报尤其是办党报的规矩。

　　后来，我一直很后悔写了那篇西门庆的文章。要不然，周末版也不会这么快夭折。都是西门庆的罪过。

 

　　好大一个摇篮

 

　　我们报社的工作人员来自五洲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每天都有饭吃，走到了一起。我们中有下岗工人、有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有退伍军人，有犯了点小错误被单位门卫禁止进入的同志，有摩的师傅，有没有进步上去的小官员……当他们放下搬手、停下摩托、丢开锄头、放弃进步，齐刷刷拿起笔来的时候，那幅景象用蔚为壮观去形容，一点不为过。尔后，这个五颜六色的队伍里，冒出了不少“大鱼”、“小鱼”，有的官至副厅，有的正在处级的山包往厅级山头攀援，有的当了老板，有的发了“中财”——离马云、王建林有一点距离而已，再不济也当上了主编之类。他们中有人还曾经是我的部下。我是一个没有远见卓识的人，当时并不看好他们，总觉得他们与我一样起点不很高、基础不很牢，有的人连文字的排列组合都没弄太明白，怎么可能在这种性质的单位有大作为？然而，活生生的现实，将我打得晕头转向。

　　每次想起那个团体的时候，我都很是兴奋。

　　我们老总是军人出身，从拿枪到拿笔，也就几天功夫。总编弄了不少老乡、老战友、老关系到报社工作，开始的时候还是其乐融融的，后来出了事。起初是大家对总编经常晚上12点以后开会（他喜欢带女同志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总是想开会），表达了抗议，之后是有人对总编带妇女出差很是不满，举报到了上面，再后来是女同志的老公大闹单位，再再后来，总编下岗了。我对总编也有诸多不满，总觉得他不是在办报，而是在操练，弄得我们无所适从。但是，我并没有去告发他——曾经有人多次邀我去上面告状，他被免职的当晚，我还请他吃了一顿饭，据他后来说，他下岗后，我是唯一一个请他吃饭的部下及同事。我这样对我的昔日总编，并不仅仅因为他提拔过我，也不仅仅因为我不愿意落井下石，还因为我“见多识广”——这种事太多了。而且，总编曾经对我不错。记得我第一次去发廊按摩就是总编的引荐。总编带我去的那家发廊在一个后街，不太起眼。小姐可能见我不乱说乱动吧，便说，你不像是X总的朋友啊？我问怎么了。小姐说，X总的朋友怎么会这么老实？小姐报怨我的老总按摩时手老是放错地方，可小费又舍不得给。问他要也只给5元。哪像个老总？！小姐对他很不满。小姐对总编不满，我没有理由去害总编啊，我和小姐又不是一条战壕的。总编后来做文化生意，在广州买了几套房子，也算不错了。

　　后来的总编很有办报天赋，他让一个退休老头在副刊上编一些短小文章，不知怎么就吸引住了“码民”，让一份快要倒闭的地市级卖到了几十万份，不仅发行到广州、深圳，还发行到了江西、安徽、广西等外省区，我报在本地报摊卖到5元一份，外地来批发我报的中间商络绎不绝，创造了新闻史上的一个奇迹。曾经有广州一家报纸发了我报在广州等地售价20元一份，怀疑宣传不应该宣传的东西。我报的上级主管部门马上与广州方面联系，广州那家报纸还公开向我报道歉了。这样的报纸总编能有不升迁之理吗？继任总编开始对我也不错的，周末版就是他让我办的，可我办周末版，不仅没给他增添能量，还带来了不少麻烦甚至危险，不怪他之后对我不好。

　　大家似乎都混得很好，甚至连与我报有联系的同志运气也很好。我与某君是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他曾经想进我报，没能进来，后来进了一家机关还公务员的干活。做公务员之前，某君在一家餐饮店做管理，工资不高，打麻将也兔不了捉襟见时候，抽烟长期就抻4元一包的软“白沙”，我还曾经嘲笑他抽这么差的烟。他一本正经告诉我：他再贵的烟都不抽，只喜欢这种烟。后来某君不仅做了公务员，还被单位派去管理一家大酒店。去酒店之后，某君不仅打麻将不欠钱，还改抽30多元一包的“五叶神”了。我曾经问过他，你不是只抽软“白沙”的吗？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报大家庭中，可能唯一混得不那么高级的是我的好朋友老D，他天资过人，与我合作多次，留下了不少经典案例。报纸“专版”发明人不是我和老D，但在我报把专版做得绘声绘色的无疑是我和老D了。记得我们在某学校做过几十个专版，学校领导都喜欢宣传，对我们也很客气。每到一个学校几乎都是大碗喝酒，大块吃狗肉。有一个学校的校长看了我们的名片之后，对我说，哦，你是副编辑——我的名片上印的职务是“副总编辑”，不知是没看清楚还是不知道有这个职务，校长绕开我，紧紧地握住老D的手，连连说，不简单，不简单，这么年轻就当主任。显然，他认为老D这个主任比我这个副总编辑“官”要大很多。我们去到某县商业局做专版的时候，局里一时拿不出几千元钱出来，局长马上命令出纳下街道提前收取下个月的门面租金。局长对我们说，再穷也不能穷宣传啊。让我和老D感动得语无伦次。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和老D在某县火葬场做一个专版经历。本来，我们准备第二天早晨回去的，下午在街道散步时，老D捡到了一张火葬场的宣传单。老D要打电话给火葬场时，我还嘲笑老D想钱想疯了。谁知接电话的火葬场负责人问我们在哪里，他们马上派车来接我们。火葬场负责人对我们千恩万谢，说社会上的很多人看不起火葬场，我们这样的大记者还想到来火葬场采访，感激不尽。火葬场很慷慨，价都不还——那里人习惯还价。采访结束之后，火葬场不仅请我们吃了野味，还有洗头按摩的招待。老D是个特别聪明的人，不知后来怎么一直不顺，还进去了。让我很惋惜，也很困惑。

 

　　倪章荣，笔名楚梦。男，中国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在《中国作家》、《芙蓉》、《芒种》、《作品》、《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及《领导者》、《二十一世纪评论》等香港、美国、东南亚中英文期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著有《邪雨》、《红色引擎》、《许佳的夜晚》、《去和爸爸过年》、《旧鬼》、《在军营里成长》、《1976年的秋天》、《陪葬》、《温床》、《无毒蛇》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五权”与“三权”》、《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