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驴非马

 

作者：张双锁

 

　　有位朋友说：“不知骡子与马和驴是咋区分的，我总是分不开。”闻听此言，惹得我哈哈大笑，但仔细一想，这位朋友是城里人，分不清骡子与马和驴也是正常的。于是我便坦然相告：“骡子有两种：有一种叫马骡子，身材较大，是公驴与母马交配而生的；有一种叫驴骡子，身材较小，是公马与母驴交配而生的。要说这骡子，非驴非马，却又似驴似马，的确不好分。”这位朋友又问：“这骡子有啥特性？”我说：“最大的长处是好饲养、好使用，而最大的不足是不能再繁殖。”

　　对于我的解答，我的那位朋友还算满意。但每当想起这“非驴非马”一词来就觉得可笑，忽然想起了在某报上看到的“书非书”一词来，总觉得与此有点相似。而细究其中奥妙，还真有不少相通之处。所谓“书非书”，无非就是前些年所谓“学院派”的变调。“学院派”把装潢工艺与书法杂交，用拼接、染色、做旧、致残等手法搞“书法创作”；而“书非书”则用书法的笔法创作一些如同绘画一样的“书法作品”。此二者叫法不一，而实际上使用的还是同一手法——杂交。

　　说到杂交，也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还是一种创造。农作物可以杂交，比方说杂交水稻、杂交高粱，既耐旱，又抗病，都能获得好收成。动物可以杂交，比方说驴和马杂交所产的骡子，既抗病，又好用，深得农人喜爱。书法与绘画、雕刻、篆刻、装潢、设计等技艺杂交，古已有之，同样也会产生非常的艺术效果。

　　于是我又想到了书法史上的一些事来。秦诏板非隶非篆，却又似隶似篆，终于产生了划时代的杰作——隶书。章草非隶非草，却又似隶似草，终于产生了更加简便流美的小草。钟繇书法虽称之为楷书，实际上是非隶非楷，却又似隶似楷，终于产生了如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纯而又纯的楷书。而“书非书”呢？看起来与“非此非彼”，却又“似此似彼”有点相似，实际上还是有较大差异的：前者是驴、是马，可以直系繁殖；而后者则是骡子，不可能直系繁殖。

　　说到书法，实在不可强求。历史上那些经典名作，不论金文还是小篆，不论楷书还是行书和草书，你说好不好呢？当然好。可今人能达到那样的水平吗？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书法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是不能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就说唐楷吧，那是超稳定的农业社会的产物，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它能在当今的社会产生吗？我想不可能，也没必要“打着鸭子上架”。但过去社会需要书法，当今社会也需要书法，只是在范围和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而已。既然社会需要，今人总还得有所作为吧！

　　关键是如何作为的问题。书法有法，不论多么美妙的书法，都是建立在严谨的法度之上的。而此法度，也就是书法的客观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我们就只能认识它，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如于右任以魏碑笔法、怀素小草《千字文》笔意创作的小草，就极具法度，可以作为法帖临摹。王蘧常以陆机《平复帖》笔意创作的章草，就极具法度，可以作为法帖临摹。而林散之以绘画笔法创作的小草，则法度淡然，难以作为法帖临摹。对书法家来说，书法的最高境界如抒情，如神彩，如格调，都是建立在法度之上的。而缺少法度的书法，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有多大生命力？

　　中国汉字本来就很美。那每一个字都是一部书，读之不尽；每一个字都是一颗星，熠熠生辉；每一个字都是一个人，有血有肉。而作为书法，固然不只是写字，只有写得美才能称之为书法。但其美的载体是汉字，而不是别的东西——或许这就是书法最本质的难以改变的特征吧。所以我想，书法的技法尽管很多，而底线却是不能破坏汉字的完整性和纯洁性。如以解构、扭曲汉字和异类杂交等手法所搞的那些艺术品，不冠之以书法之名则可，若冠之以书法之名，则势必会引起书法界的极大反感。

　　古人云：“技进乎道。”所谓技者，无非是书法技术层面的问题，是看得见、摸得着、说得清的；而所谓道者，则涵义比较宽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比方说和谐，既可用于书法之内，又可用于书法之外。而用于书法之外呢？就必然包括书法家与社会的和谐。倘若不能与社会和谐——背道而驰，光麻烦事就纠缠不清，还有啥心思搞艺术呢！

　　当然，作为艺术，有其自身的内在的规律所在，谁也不能作出什么硬性规定。但不论啥事，总还得有个解决的办法。如古人的鸟虫书，有人称之为美术字，这个叫法我就觉得很好、很恰当。所以我想，凡是与书法有关，而又超出书法范畴的一些艺术品，可以分门别类，是那个门类的归到那个门类就是了，又何必要挂书法的牌子呢！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