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的悲情人生

 

作者：倪章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作家的命运像高长虹一般，从叱咤风云、轰轰烈烈到间销声匿迹、不知所踪，是那样地突然与彻底，乃至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高长虹的名字仍然是一个负面符号：狂妄自大、唯我独尊、极端个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尼采式的超人、疯子、背信弃义的小人……直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已过，《鲁迅全集》的注释进行了修订之后，高长虹才算被官方正名。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高长虹何许人也，知道他的人还停留在过去的评价中。有人认为高长虹在文坛崛起与在文坛的消失，皆缘于他与鲁迅的关系。虽然这个原因不能完全否认，但高长虹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并不仅仅因为鲁迅，高长虹的“狂飙”运动或者说他的成名也与鲁迅没有什么关系。

 

一、一个文学青年的“狂飙运动”

 

　　高长虹，原名高仰愈，十九世纪末期出身于山西孟县书香门弟。高长虹成长过程中，恰遇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是国文和英语，上小学时便得到过县知事嘉奖的高才生，在太原省立第一中学上学时，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得罪校方，被迫离开学校，开始闯荡江湖。他先是去北京一家图书馆读书并旁听一些大学的课，于1918年之后回到盂县家里，埋头自学了五年。在家自学期间，他下定了用文学创造历史的宏大志向。

　　高长虹年幼时，十分喜欢自己的表姐，曾希望与表姐结秦晋之好。可是，他的婚姻由不得他作主，父母早已为他物色了结婚对象——一个缠足且不识字的女孩。尽管高长虹很失望，但他与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无法违抗父母之命，不得与这个他不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这也是高长虹一辈子的遗憾，他性格越来越孤僻和怪异，或许与他的婚姻不幸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是在读中学时结婚的，婚后的生活很平淡也很平静，他曾试图让妻子识字，最终却功败垂成。妻子为他生下了四个儿女，养活成人的只有儿子高曙。高长虹想过将妻子和儿子接出来与他一起生活，让他们接受教育，学习现代生活方式。但因为要照顾生病的婆婆，善良的妻子拒绝了丈夫的好意。1925年底，高长虹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提出与妻子离婚。妻子没同意离婚，但同意各自生活，给高长虹自由。自此一别，高长虹再也没回过老家。1930年初，高长虹出国欧洲之前，给妻子写过一封信，希望她找个人嫁了。高长虹的妻子是个传统的女人，她没有改嫁，与鲁迅的妻子朱安一样，照顾公婆，操持家务，老死在夫家。

　　1921年初，高长虹离开家乡来到太原，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在文庙博物馆谋得一份资料保管员的差事，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实践，在太原的一些杂志上发表杂文等作品。期间，高长虹的阅读兴趣从中国文化转向西方文化，阅读了大量文学、哲学、生物学、社会学著作，喜欢法、英、德、俄文学名著，也喜欢进化论、相对论和《资本论》。高长虹的一生受达尔文、爱因斯坦、尼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思想影响，有激进的冲动，亦有冷静的坚持。他既不完全认同“三民主义”，觉得不管用，也不完全认同共产主义，对唯物论、辩证法和阶级斗争学说无法理解。他比较偏向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符合他的愿望。这是高长虹思想成型的时期，以后不管他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其基本观点从未改变，就是对自由的渴望，对平等的向往，对强权的痛恨。他的悲剧人生很大程度缘于他的世界观，还有既孤僻又热情、既友善又固执的性格。

　　1922年5月，高长虹的小说处女作《红叶》在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刊物之一《小说月报》发表，标志着他的文学从山西走向了全国。1924年8月，高长虹约集好友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高歌（高长虹弟弟）等进步文学青年，组织“贫民艺术团”，并筹备出版《狂飙》月刊。他辞掉了工作，全力投入到“狂飙运动”中。高长虹的“狂飙运动”的定义是：团结进步青年，利用文学手段，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一滴泉水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高长虹《狂飙周刊的开始》）9月初，《狂飙》创刊号出版，主要刊载的是高长虹的作品。在太原期间，高长虹不仅组织“狂飙运动”，编辑《狂飙》杂志，还在太原和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14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不久，高长虹感觉到山西的文化氛围不浓，于是把刊物交给同仁，自己只身到了北京，为山西籍人景梅九主持的《国风日报》编副刊，仍然起名为《狂飙》(周刊)。起初，只是他一个人筹办，后弟弟高歌从山西来到北京，兄弟俩共同开始了他们的“狂飙”事业。11月，周刊出刊后，文学界通过高长虹的文章和他编辑的副刊，看到他的才气与能力，得到了当时文坛不少名家的注意和欣赏，并不断有文学青年加入进来他的“狂飙运动”中，向培良、尚钺、郑效洵等人就是。在高长虹这个奇人的带领下，“狂飙运动”进入高潮时期，许多文学青年纷纷加入这个文学运动中来。他们写文章、出刊物、演戏剧，在北京城弄得轰轰烈烈。高长虹的名字成为那段时间中国文坛的热门词汇，他与鲁迅、李大钊、周作人一样，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文人。

　　1925年3月底，出刊17期的《狂飙》周刊，因为内部矛盾等原因被迫停刊。“狂飙运动”高潮迭起之时突遇不测，让高长虹十分痛苦。然而，他是个不会言败的人，他开始反思自己并决心东山再起，发誓一定将“狂飙运动”进行到底。正当高长虹的事业陷入低潮的时候，鲁迅正在筹办《莽原》，需要有经验的人手，对高长虹及“狂飙运动”鲁迅也是知道的，还曾经寄译诗给《狂飙》周刊作为支持。但是，鲁迅对高长虹并不十分了解，对高的一些观点也不完全赞同。他们也有共同之处：对黑暗的诅咒和强权的痛恨。3月22日，《狂飙》停刊，4月11日，鲁迅邀请包括高长虹在内的四个人喝酒，敲定了《莽原》出刊的相关事宜。《莽原》编辑是鲁迅，可出力最多的还是高长虹，高鲁决裂九年之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还说《莽原》时期“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高长虹将狂飙社的部分伙伴如向培良、尚钺、王鹏其、鲁彦以及荆有麟等拉进了莽原社，并积极向昔日的同伴约稿，让《莽原》办得风生水起。期间，高长虹还创办了微型文学刊物《弦上》，并准备让《狂飙》复刊。

　　高长虹的文章，或热情奔放、一泻千里，或思维怪异、思想深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小说处女作《红叶》，描写的是新青年与旧家庭的斗争，预示新思想必定战胜旧道德；在随笔《诗人》中，高长虹认为“诗是生活，不是技巧。”；在随笔《穷人世界》中，他写道：“愿我终身是一个穷人。愿我终身爱穷人们。”；长达400行是组诗《安魂曲》，将美作为可遇不可求的目标，表达作者为追求美不惜与丑恶斗争甚至不怕粉身碎骨的决心与意志。“生不是恋兮，死又何惜？/不得佳人之一盼兮，/吾虽死而不瞑目”……然而，在《论杂交》中，高长虹却又提倡“性放纵、性杂交、性私通”，虽说有反抗旧传统的积极意义，却也走得太远了一些。这就是高长虹——既有诗人的浪漫想象，也有学者的严肃论述，还有哲人的高深莫测和复杂多面。高长虹无疑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一个奇人。

 

二、一场影响深远的论争

 

　　随着《莽原》的创办，高长虹与鲁迅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关系越来越融洽。在高鲁合作的七个月时间（从1925年4月11日晚一同喝酒到11月6日高回山西前与鲁辞别），高长虹到鲁迅寓所去过50多次。他们一起喝酒、饮茶、聊天、谈工作。高长虹在《批评工作的开始》中说，鲁迅告诉他，舆论不欢迎他的创作，而欢迎他的批评。高长虹在文中表示，他并不喜欢批评，但他还是按鲁迅的意思做了。对胡适、陈西滢、周作人、徐志摩、杨荫榆等人的批评不遗余力。尤其是北师大学潮发生之后，高长虹完全站在鲁迅的立场，对政府和学校予以毫不留情的抨击。高鲁二人掀起了又一轮思想革命的高潮。不少人将鲁迅与高长虹称之为这场思想革命的“主帅”与“副帅”。据陈学昭回忆，她在鲁迅家里第一次见到高长虹时，见其头发式样、走路姿势、说话神气，都像鲁迅。可见“主帅”与“副帅”是何等地融洽，有点融为一体的味道了。然而，高长虹是一个直率与藏不住观点的人，还是与鲁迅关系十分密切的时候，高长虹便对鲁迅的部分作品进行了批评，比如他说，鲁迅的《阿Q正传》第一段闲笔太多。

　　可惜，高长虹与鲁迅的蜜月期很短，仅仅七个月。导致高长虹对鲁迅这样一个他昔日的崇拜者撕破脸皮的直接原因是“退稿事件”。《莽原》因为内部矛盾（高长虹的狂飙系与韦素园等人的安徽系的冲突不断）改组、韦素园担任《莽原》编辑以后，发表原狂飙社同仁的稿件便越来越少了，其中向培良一个剧本和高歌的一个小说说好发表的，可一拖再拖，最后将高歌的小说以稿挤为由退掉了。甚至高长虹按鲁迅要求写作的批评郭沫若等人的两篇稿件也不被刊用（鲁迅曾经很喜欢高长虹的此类批评稿的），高问鲁，鲁说交给韦了，高又问韦，韦回答：“鲁迅交给他的时候，说‘就说你们不发表吧。’”（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作为《莽原》的重要成员，高长虹连多期杂志都没收到了。向培良又向高长虹写信报怨压稿、退稿的事情，高长虹终于忍无可忍了。在1926年10月26日出版的上海《狂飙》周刊第二期上，高长虹发表了《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在给鲁、韦的公开信中，高长虹除了指责韦素园的宗派立场、对狂飙派作家的打压之外，还回忆了创办《莽原》的过程、他本人“以生命赴莽原”的付出，以及对鲁迅拉韦素园、李霁野等安徽帮进来的强烈不满——这也是他在《莽原》改组时谢绝担任编辑、执意重新与高歌、柯仲平等狂飙旧友在上海开办《狂飙》周刊的原因。这两封信，将他与莽原社的矛盾或者说狂飙派文人与安徽派文人的矛盾公开化。

　　其实，高长虹对鲁迅的不满并非仅仅是鲁迅拉安徽邦入伙，也并非仅仅因为退稿事件，一年多前韦素园担任《民报副刊》时“以权威献人”后，高长虹便对鲁迅很有意见了。所谓韦素园“以权威献人”缘于一则将鲁迅称之为“思想界之权威者”的广告。1925年8月5日，新创刊的《民报副刊》刊登启事：称副刊将特约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等为其撰稿。高长虹对“思想界之权威者”十分反感，认为是编辑韦素园“以权势献人”。高长虹特别反感“思想界之权威者”这一称谓，反应十分强烈。他认为思想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思想权威”这个东西，还认为“思想权威”是与自由思想格格不入的。为此，他曾经亲自向鲁迅表达了他对“思想界之权威者”观点的不认同，可是，鲁迅却告诉他，思想权威之说，在国外是很普遍的。由此，高长虹认为现在的鲁迅已非昔日的鲁迅，鲁迅已经被感情、地位、虚荣心所腐蚀，默默接受了“思想界权威“的桂冠。高长虹甚至认为：如果再来一次思想革命运动，非得要青年人来做不可，鲁迅所要的不过是”思想界权威者“的虚名。高长虹觉得，所谓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发动者是自己，鲁迅有掠美之嫌。再就是高长虹在狂飙同仁与安徽帮之间保持所谓中立是丧失了立场，甚至对安徽帮诋毁自己的言论比如说自己的作品思想混乱、不忍卒读不加批评，不仅如此，鲁迅也说高受尼采影响，文章有些晦涩难懂。让高长虹不快。其实，鲁迅和高长虹都是尼采的崇拜者，相信超常的力量方能改变中国现状。他们对中国现实、文坛现状、思想思潮的看法有不少相同之处，高长虹的杂文文风也神似鲁迅——尖刻、冷峻、不留情面。他们的性格也差不多，从不言败、宁折不屈，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甚至生活上，他们也有相似之处，都有一个受父母之命“闲赋”在家的妻子。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走到一起，进行紧密合作，开展所谓“第二次思想革命”。当然，高长虹也有不同于鲁迅的地方，一个是他的浪漫主义情节，幻想美好的爱情和轰轰烈烈的成功。二是容易冲动，缺乏理性和节制。这些性格导致了他与鲁迅的决裂，也导致了他整个人生的凄凉悲惨。

　　起初，鲁迅以为高长虹的发难是为了与韦素园争夺《莽原》的领导权以及好出风头，再就是高长虹在《新女性》杂志上登载的“狂飙社广告”中将鲁迅纳入狂飙社，不料鲁迅却登载广告予以否认，让高长虹生气了。他认为高长虹有点无理取闹。对高长虹的指责没有公开回应，在与朋友的书信中还是有所提及，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长虹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是不愿意奉陪了。”然而，鲁迅是明显站在韦素园这边的，在给韦素园的信中，鲁迅认为，韦不给高寄《莽原》杂志也不算什么大错。直到1926年11月21日的《狂飙》周刊上发表高长虹的爱情诗《给——》之后，鲁迅才认为高长虹所做的一切都是冲他来的。《给——》全诗如下：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呵，请你住口。

　　我在天涯行走，

　　夜做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他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

　　月儿逃出在白天，

　　只剩着今日的形骸，

　　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她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又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呵，请你住口。

 

　　在厦门的鲁迅或许没看到高长虹这首诗，或许看到了但并没有多想，直到韦素园写信给鲁迅，说北京文艺圈都在议论高长虹的那首诗，说高写这首诗是为了一个女人。太阳是高，黑夜是鲁，而月亮则是许广平，鲁迅才注意这件事。鲁迅在写给韦素园的信中这样说：“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飚》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飚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许广平笔名——笔者注）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鲁迅又说：“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胡卢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鲁迅无疑是相信了末一说的，否则不会委托弟弟周健人和日本朋友川岛对其进行调查。从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上可以看出，鲁迅还是认为高长虹的《给——》是写给许广平的，只不过是在害单相思罢了。鲁迅在《新的世故》中亦讽刺过高长虹“病眼盖在肝，‘以其好吃醋也’”（鲁迅文中“景宋”即许广平）

　　那么，高长虹与许广平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据高长虹自己说，他与许广平只是卖文稿的关系，许广平读过高长虹的一些文章，比较欣赏，高的一本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出版之后，许广平写信给高长虹购买此书，因此他们便有了联系，通了八九封信。后来，高长虹听说许广平正在与鲁迅恋爱，便主动断绝了与许广平的通信联系。据高长虹说，他与许广平只是在鲁迅家里见过一面。不少高长虹研究者都认为，高长虹这首诗是写给石评梅的（据说高一直爱同乡女作家石评梅，可惜石早就心属革命文人高君宇，乃至高君宇去世之后也无法接受高长虹，让他心生苦闷），也有研究者认为高长虹的这首爱情诗只是一种泛泛的感情抒发，并不是写给哪个具体对象的。高长虹的性格中有很重的浪漫主义激情，而他的婚姻又恰恰很不幸，加上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让他在女性面前不可避免地生出一些自卑来，因为这样，他更渴望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从他一系列爱情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从1923年下半年开始在《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狂飙》杂志发表的《给——》系列，诗中他把渴望纯粹与美妙爱情的心情抒发得淋漓尽致。高长虹是否对许广平有爱意，许广平对高长虹除了欣赏其文章之外，是否存在好感，由于双方来往的信件没有保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无法说清楚了。但高长虹与鲁迅论战中所写的《时代的命运》一文中有这样的话：”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但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似乎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至少高长虹所说的生活上的让步，让人浮想联翩。

　　声言决不向青年还手的鲁迅出手了，一气写了《〈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对高长虹加以讨伐。高长虹是不言失败的人，面对强大的鲁迅他一点也不示弱，一直在报刊发文与鲁迅公开论战。高长虹坚持认为鲁迅心胸狭窄、不讲信用，已经彷徨于艺术与名利的阴暗之间了。鲁迅则将高长虹比作阴险小人，接近自己是想当盟主、做权威……鲁迅针对高长虹写了一篇题为《奔月》的小说，用一个叫“蓬蒙”的卑鄙小人对高长虹大加影射。期间，两人明里暗里相互指责、讽刺的文章各达四五十篇之多。

　　其实，在此之前的《狂飙》周刊第5期上，高长虹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就已经让鲁迅十分愤怒了。高长虹在这篇文章中回忆了在北京与鲁迅合作创办《莽原》的经历，与韦素园等人的矛盾，与鲁迅的思想分歧，把鲁迅说成一个爱虚荣的人等等，将两人的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鲁迅除了对朋友发牢骚外，还写了一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予以回击，表明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思想界权威”的桂冠。

　　论战双方都有过激言论，最后的结果自然是高长虹败了，败得一塌糊涂，乃至几十年来，高长虹一直背负“忘恩负义”、“与鲁迅争夺许广平的坏人”的骂名，许多鲁迅研究专家和文艺界知名人士，谈起高长虹来都是鄙夷和嘲笑的文字。高长虹长时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读过几本重新评价高鲁冲突的高长虹研究专著，大多认为，高鲁之间的那场争论，是因为误会而起，高长虹误会鲁迅要做“思想界权威”、误会鲁迅偏袒安徽帮、误会鲁迅是在利用高长虹，鲁迅误会高长虹是因为没有得到许广平的爱情而生嫉恨，鲁迅的误会来自身边的章衣萍、李小峰等人的挑拨离间、鲁迅的《奔月》并非影射高长虹等等。鲁迅没有错，他并不想当“思想界权威”，高长虹的错误也仅仅是好冲动、有点偏颇，高的《给——》并非写给许广平……我要说的是，鲁迅和高长虹都是凡人，是凡人就不可能没有错误，高长虹与许广平都是20多岁的热血青年，即使恋爱又有什么错？当高知道鲁与许恋爱后便断绝了与许的联系，并没有道德瑕疵，何必一定要撇清高与许的关系或者说高对许的爱慕？高长虹自己在谈到《给——》的时候也说过：“有几个女主人，我委实现在有一种苦衷，我不愿说及她们，徒使她们伤感”（《<给——>的女主人公之一》，这几个女主人公中就一定没有许广平吗？不管鲁迅是否想做“思想界权威”，高长虹对所谓“思想界权威”的警惕也不是没有道理。至于鲁迅受别人挑拨之说，我更加不认同，鲁迅是什么人，他那么容易受别人左右？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明确表示，《奔月》就是为了幽默某人一下，这个某人无疑是指高长虹了。不能因为鲁迅是名人，就觉得批评鲁迅就罪该万死。那个年代，对名人和权威的批评是很正常的事情，鲁迅骂过很多人，很多人也骂过鲁迅，不能因为高长虹名声没那么显赫便无法容忍。

 

三、一颗游荡于现实之外的灵魂

 

　　高长虹在与鲁迅的战斗中败下阵来之后，对于文学已经灰心冷意，他决定出国学习经济，用发展经济救国。这个决定并非头脑发热或者纯粹的逃避，这是他性格使然，也是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他特别想了解欧美的科学实验室、工厂、现代艺术，也对经济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曙》中说：“我觉得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图画、音乐倒更适合我，所以我必须赶早出国。”文学不过是高长虹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1924年从太原到北京时，他就想出国，后因办狂飙社加上经济的原因，让他不得脱身。高长虹一直有一个振兴国家的宏图大志，也特别渴望能够成为一个尼采所推崇的“超人”。他在《睡觉之前》中说：“我希望有一个尼采、托尔斯泰、拿破仑综合的人。”我想，高长虹自己是特别想成为一个拯救中国的非凡人物的，了解了这一点，对他之后一些不合常规的言行便比较好理解了。

　　1930年春天，高长虹利用好不容易筹得的一点路费东渡日本。在高长虹的一生中，经济一直是制约他才能发挥和取得更大成就的重要因素。开展狂飙运动、办刊物、办书店、演戏剧，都因资金问题或半途而废或无法开启。之所以选择先来日本，主要原因还是经费不足。来东京时，他仅带了一口小箱子，里面除一部手摇电唱机和几盘唱片外，就几件旧衣服。他的狂飙社好友张稼夫见他出国时这么寒酸，买了两套西服、一条毛毯送来，可惜，他已经走了。

　　高长虹到日本后靠朋友救济生活，连住宿费都无钱支付，一日的生活费仅5日元。后得到了狂飙运动成员张磐石的帮助，张磐石是高长虹的崇拜者，在高长虹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因山西当局通辑才逃至日本，他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当高长虹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时，是张磐石伸出了援手，让可张磐石能力有限，便介绍了一个叫王大奇的旅日小商人与高长虹认识，是王大奇让高长虹近两年的旅日生活得已维持，后来，高长虹到欧洲去，也是这个王大奇资助的路费。

　　高长虹在日本的两年时间，以研究经济为主，而研究重点在苏联经济。此外，他还研究行为学，编写汉语字典——觉得现在的汉语字典太不全面了。他还希望通过编字典解决经济困难的问题，认为一部好的字典，会有相当不错的销路且可以成为常销书，版税便会源源不断。张磐石对他这个想法不予认可，费时费力，条件也不充分，不是几个月能够见效的，劝他还是继续创作。高长虹说他已经放弃了文学，仍然一直进行着字典的编辑工作。只是，他的字典是否编完，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更不用说出版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高长虹是一个想法很多的人，他的想法不是不好，但有些未免不切实际，或者说以他的处境很难完成或实施。

　　1931年底，高长虹离开东京来到德国。据言行先生在有关高长虹的传记中说，高长虹来到德国是为了寻找马克思主义，认为高长虹在日本的时候，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对苏联的成就十分赞赏。可是，我却认为，高长虹来到德国并不一定是寻找马克思主义至少不仅仅是寻找马克思主义，如果真如言行先生所说，高长虹如此醉心马克思主义并对苏联赞不绝口，为何不去苏联甚至连这样的想法也没有？我不否认，高长虹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有兴趣，对平等社会十分向往，更渴望为中国强大出一分力，有志于通过革命达到理想社会的目的，然而，高长虹对革命的理解可能与我们很多人不同，他心目中的革命应该是纯粹的带有十分明显的理想化色彩，正因为如此，他与鲁迅的论争、在重庆的表现、在延安的行为才显得与众不同。

　　高长虹在欧洲的行踪国内很少人知，他自己也几乎不与国内联系。只知道他在法国参加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鹿特丹、海牙、阿姆斯特丹之间奔走，发动爱国华侨为中国的抗日出力。后被荷兰政府驱逐，回到巴黎，不久高长虹又到了瑞士，在这里写一部表现中国人民勇气和决心的长篇小说《中国》。高长虹在海外近9 年，国内除了1930年8月10日《山西日报》上发表的《普罗列托利亚诗歌之一》外，未见过他的任何文字。2015年，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叫颜坤琰的作家写的一篇《西格斯与中国诗人高长虹鲜为人知的友情》，称德国1933年《出版消息》中刊文《长虹在柏林》披露：高长虹住在柏林的市中心一间极狭小的房间内，且自炊于此书斋兼卧室内。差不多每天午后都得在普鲁士邦大图书馆内的东方部翻阅中文的书籍。有时也在杂志部见他读英文的刊物。有朋友讲他想深入工人群众中去，说要到汉堡的海员队里去。他希望在那些地方得到些珍贵的材料。怕是他的德文程度太差的原故罢，不然为何他的这些计划都未实现。最巧的是他所需要的最低度的每月生活费的来源了。此文作者是位经营小生意的华侨，后来得到了替一家中国饭店掮广告牌的事，每月还有一定的小收入，他就拿他的薪俸给高长虹了。高长虹则教他中文和英文，他们在异国他乡成为患难之交。在柏林期间，高长虹与德国女作家西格斯过从甚密，他们不仅是革命作家，且都是30多岁的青年人，所以有不少共同语言。1940年6月，高长虹在《书和前进》的文章中，还谈到了当年他与西格斯在一起时，就美国女作家某一作品的畅销与否进行了探讨的情形。西格斯从德国逃脱法西斯魔掌、带着孩子偷越边境，经瑞士到法国，隐居在巴黎。高长虹离开柏林后曾去过荷兰和瑞士，不久也来到了巴黎，他与隐居在巴黎的西格斯又有一段难忘的交往。高长虹在欧洲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除了得到友人的一些资助外，他全靠稿费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所以，他写出来的作品还得依靠欧洲文学界的朋友帮助译成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然后拿去发表。高长虹作品的德文译者就是安娜•西格斯。西格斯将高的《集中野营之歌》、《行动科学与艺术》译成德文发表，在德国受到广泛好评。颜坤琰推测，高长虹的小说《中国》也是西格斯译成为德文的。可惜，国内没有看到高长虹这个作品。

　　1938年夏天，高长虹经意大利、英国回到香港。他回国的目的是抗日和救国。刚回到香港，已经身无分文的高长虹在码头巧遇潘汉年，潘为他安排了住宿，并问他回国后的打算，高说他在欧洲研究的是经济，想到西北开矿，潘对他这个计划颇为惊讶，劝他改弦易辙。后高又遇到茅盾、戴望舒等朋友，也是谈他准备开矿的设想。朋友们都认为他的设想不切实际，希望他重操旧业，用自己熟悉的文学支持抗战。离开香港之后，高长虹来到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武汉失守后，高长虹来到重庆。在重庆，高长虹曾试图依靠政府有关部门安排他去西北开矿，走实业救国之路。其结果可想而知。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高长虹太异想天开了，有点天真与迂腐。开矿当然是好事，可开矿不是搞创作、做学问，一个人是不行的。不仅要懂经济，还要懂技术、懂管理，更重要的是要有资金和政府支持。就算政府真想在西北开矿，你又不是矿产专家，为什么要交给你去开采？显然，高长虹没想这些问题，或者想了但想的是可以凭一己热血赢得信任。

　　高长虹重操旧业，写诗，写杂文、政论，也写经济论文，用笔作武器，为强国救国鼓与呼。在国统区的两三年时间，他发表了100多篇各种体裁的文章，还参加了文艺界的很多重要抗日宣传活动，编辑《大江日报》副刊，培养文学青年，高长虹成为重庆十分活跃的文艺家。高长虹觉得要打败日本鬼子，没有飞机不行，于是又在媒体倡议“献机运动”（献钱买飞机）。自然，这一活动也只能以失败告终。高长虹觉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不积极，于是写了一部七八万字的书稿分析《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高长虹将书稿交给“文协”，可文协那些进步文艺家却说这个东西不能发表，劝他顾全大局。为了能够将这部书稿公开出版，高长虹决定投奔老乡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他于1941年4月从重庆出发，提着手提箱和《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的书稿，步行两个多月，于6月下旬到达西安，然后继续步行，于9月初到达第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陕西秋林镇。然而，第二战区亦让高长虹失望，书稿不能出版。高长虹于是找人油印了100多份散发。司令部虽然十分恼火，但碍于高长虹是名人，也不敢将他怎么样。可是，高长虹却决定离开了。

　　一样的行囊，一样步行。1941年11月初，高长虹到达延安。高长虹的到来，受到包括张闻天、毛泽东、周扬等高层人物的欢迎，吃的是小灶（延安时期的伙食分大中小灶，小灶最好），住的是独窑。来延安两个月，组织便安排高长虹为延安“文协”第三次筹委会副主任，可高长虹坚决不受。原因是柯仲平是筹备会主任。高的解释是，如这样，柯不好工作。也有人说，他不愿在过去的手下工作。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高长虹收到了毛泽东与凯丰亲笔签名的请柬，但他以我是研究经济的为由推辞了。他也是发过参会请柬而不出席座谈会的唯一作家。之后，高长虹与毛泽东单在毛的窑洞有过一次谈话，毛泽东问他抗战胜利后想到哪个解放区时，他回答说：我想去美国研究经济。谈话不欢而散。回国后，高长虹应茅盾之邀写过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依然没有改变他当初批评鲁迅的一些观点，他说：“鲁迅那时的生活，看来是毫无快乐的。他的快乐，只有斗争，他的眼睛里光采焕发的时候，就是讲到同人斗争的时候。”他说，《走进出版界》等文章发表后“鲁迅始终没有正面答复，他也不能答复。只是以后，在他的杂感里，时而也听见一两声枪响，是向我这面射击的。”这就是高长虹，他的性格一点也没有变，不迁就，不屈从，不违心，不趋炎附势，永远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或许立场和观点不一定正确。

　　高长虹的《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延安也不同意出版，高长虹很气恼，国民党不出版是因为我揭了他们短，共产党为何也不出版？有关方面回答说，怕影响与国民党的关系。高长虹又写出了一部揭露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什么是德国的法西斯蒂》，因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同亦未获准出版。据说高长虹因为这事要去找过毛泽东辩论。在延安时，高长虹写过很多文章，诗、杂感、政论、经济论文，可绝大多数未获发表，据说高长虹在延安四五年时间总共发表不到十篇（首）诗文。高长虹对延安的“抢救运动”也十分不满。他住的窑洞很高，经常看到一批批干部被抓走，听到一声声惨叫传过来。他还差点被康生抓去，亏得张闻天和博古为他开脱。他曾给高层写过多封质询信为何要这样做，可没收到任何回音。以高长虹的性格，他应该要离开的了，可他却没有离开，这是让我特别困惑的地方。但我想，这决不是言行先生认为的高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缘故。是不是他体弱多病且已经无处可去了呢？言行先生在高长虹传记中将高的这段岁月称之为“如鱼得水”，显然是牵强附会的。

　　还有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高长虹刚到延安时，“鲁艺”院长周扬请他去“鲁艺”给学生作报告，会前还张贴了海报。报告会由周扬亲自主持。周扬介绍说，高长虹先生是著名作家，狂飙社领袖，从欧洲回国参加抗战，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从重庆步行到延安。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可是，令学生们大失所望的是，高长虹只说了两句话：“艺术就是起义！艺术就是暴动！”并边喊口号边举起右手。弄得周扬目瞪口呆。周扬请他多谈点，他将那两句话重复了一遍，便不吭声了。周扬只好带头鼓掌，陪他走出了会场。高长虹的这一莫名其妙的举动，让当时的很多人无法理解，也让后来人众说纷纭。有人说高长虹那时候已经神智不清，有人说高长虹是在故弄玄虚，也有人说高长虹是意简言赅，高度地概括了他对于艺术的理解，只是表达得有些突凸。在阅读高长虹著作及相关传记、评论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高长虹的身体内隐藏着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个具有超强的现实感悟能力，一个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因此，他常常会不顾利害得失我行我素，他的不少言行便用常理、逻辑无法解释。无疑，回国之后的高长虹已经经常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了。

 

四、一位人间奇才的不知所终

 

　　1946年2月，高长虹从延安出发，徒步走向东北。他拿着一张陕甘宁边区的介绍信，走到哪吃到哪睡到哪，跋涉两个多月到达山西兴县。他谢绝了在这里工作的老朋友张稼夫的挽留，执意去东北研究经济、开矿。张稼夫给高长虹送了一匹马，一些零钱，让高长虹减少了不少的辛劳。高长虹在张家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在张家口期间，他在此地一个业余出版团体出版了他此生最后一本书《延安集》，收入他在延安公开发表的7 首诗和墙报上发表的3首诗。1946年6月，重庆《诗歌月刊》发表了高长虹此生最后一件公开见诸报刊的作品，从此，高长虹的读者再也没有从报刊上读过他的作品了。

　　1946年秋天，高长虹到达哈尔滨。他找到了先期到达这里的中共东北局文委负责人舒群，要求到经济部门工作，最好是去开采金矿。延安方面传来消息说，高长虹早已疯了，舒群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高长虹享受东北“文协”驻会作家待遇——也就是吃小灶，偶尔也会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大多数时候，他都在编写那部已经弄丢了的字典。

　　1948年11月，高长虹随东北局迁往沈阳，他的行动受到限制，外出有人监视，也不通知他参加文化活动了，待遇也改为吃中灶了（县团级标准）。据在延安时帮助过高长虹的诗人侯唯动回忆，1953年春，侯唯动来到沈阳工作，在东北局招待所遇到了高长虹，与他同住一年时间。侯唯动亲眼目睹了招待所工作人员对高长虹的粗暴无礼，并出手相助。当时，高长虹正在编一本文法书，桌上满是外文书籍和资料。高长虹原来的英语水平就相当高，出国之后又学习了日文、德文、法文等外文，可谓奇才，人们常常听见他在叽哩瓜拉地说些谁都听不懂的话，以为他是疯病犯了，谁知他是在用外文背诵作品。高长虹告诉侯唯动，他特别想出去工作，给北京的郭沫若、何其芳写过信，可没有收到一个字的回音。高长虹很沮丧，很无助，很显然，他没疯。

　　侯唯动调走后，高长虹的情况便无人知晓了。据说1965年的时候，全国总工会组织作家到东北参观，与高长虹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孔罗荪等人，在辽宁省文联的食堂看到过高长虹，但谁也没有上去与他打一个招呼。以后经历过什么，死于何时何地，已经无从知晓了。

　　高长虹是一个奇才，怪才，一个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有知识、有理想、有眼光，也曾经有过让世人赞叹不已的辉煌，但最后却命运多舛，结局凄惨。他长期被当作一个反动文人对待，乃至殃及家人。高长虹的侄孙高林祖在《高长虹诞辰百年祭》中说：高长虹的儿子高曙和他均因是反动文人的后代被看管起来，“开始的三个月内严刑拷打，现场批斗。指头来粗的绿麻头索子将你的曙儿捆住，鸭凫水式吊起来，一次又一次……五黄六月，光着膀子也热得要命，却给我们穿上操家操来的‘老尸衣’，里头大棉袍，外套大棉坎肩，涂黑脸，戴起高帽，挂上黑牌，自己敲锣打鼓去游街……”

　　高长虹的不少亲人认为，高长虹冤案的罪魁祸手，包括高家后人的不幸遭遇都拜“两注”所赐。所谓“两注”是指《鲁迅全集》1956年版《奔月》注8将高长虹定性为：“当时一个非常狂妄的青年作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鲁迅全集》1981年版261229《致韦素园》注5中说高长虹在短诗《给——》中“自比太阳，以月亮喻许广平，以黑夜影射鲁迅”。可是，我却认为，高长虹的冤案特别是高家后人的不幸遭遇，其主要因素并不是“两注”，而是中国独特的政治环境，“两注”最多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郭沫若不是曾经与鲁迅意见相左吗，解放后不是一样飞黄腾达？冯雪峰与鲁迅关系那样好，不是一样被打倒？如果在一个正常社会，多少“注”都不会对一个作家造成太大的影响，“两注”中的后一注其实无伤大雅，只是不够严谨，不失为多种解释中的一种。

　　高长虹的悲惨命运，有其自己性格的原因——他太好强、太独特、太不计后果，也有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比他表现积极的知识人尚且不能幸免灾难，何况他呢？当然，也有选择的原因，他可以选择另外的方式处理与鲁迅的关系，也可以选择在某些方面作一些妥协，但是，他没有。

 

　　（倪章荣，笔名楚梦。作家，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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