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起“三大旗帜”，弘扬“三大文化”

 

作者：张双锁

 

　　庄浪是“羲皇故里”，也是“华胥故里”、“娲皇故里”，这不只是庄浪历史文化的“三大旗帜”，而且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三大旗帜”；华胥文化、伏羲文化和女娲文化，这不只是庄浪的“三大文化”，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化”。

　　我们能不能竖起“三大旗帜”，能不能弘扬“三大文化”？关键是要解决认识问题，而认识问题的核心是“三个明确”。

 

　　一、明确竖起“三大旗帜”

 

　　庄浪能不能竖起“三大旗帜”？在我看来，不仅能够竖起来，而且能够毫不含糊地竖起来。理由有两点：

　　第一，我们有可靠的理论依据。“华胥故里”、“羲皇故里”和“娲皇故里”，这是同一问题的三个方面。核心是“羲皇故里”问题，只要明确了这一问题，其余问题可迎刃而解，因为华胥为伏羲、女娲的母亲，而伏羲、女娲为兄妹，也是夫妻。

　　有关“羲皇故里”的文章多如牛毛，而进入国家专业期刊的则少之又少。据我所知，全国共有三篇：一是范三畏的《天水“羲皇故里”觅踪》一文，发表于1997年第6期《文史知识》；二是我的《说“羲皇故里”》一文，发表于2018年第2期《华夏文化》；三是我的《“羲皇故里”考》一文，发表于2019年第14期《西部学刊》。范三畏认为，天水是“羲皇故里”；而我的“一说一考”认为，庄浪是“羲皇故里”。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对，哪一种错，领导说了不算，专家说了不算，而是要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这是真理标准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别人的观点我不作评论，我只说我自己的。我的《说“羲皇故里”》一文完成后，我深知在甘肃发表不了，在全国也发表不了，而只有通过中国历史研究学会才有可能。于是我在网上搜到了中国历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张岂之，此人原为西北大学校长，曾出版历史专著40多部。在我看来，其人之胆识是可以信得过的。果然，当我的稿件发出一月之后，我就拿到了刊发该文的期刊。而我的《“羲皇故里”考》一文，稿件发出整整一年时间才拿到了刊发该文的期刊。这是为什么呢？按照惯例，稿件经三次内审过关后，在不能定夺的情况下，要外请三名专家审查签字后才能发表。

　　据我所知，天水为“羲皇故里”的总设计师，是三所大学的三名教授。而当我的“一说一考”发表后，有一所大学摘掉了“羲皇故里研究所”的牌子，有一所大学摘掉了“羲皇故里研究院”的牌子。与此同时，有一个市的“伏羲文化研究会”的牌子也摘掉了，国家级的“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的牌子也摘掉了。而大学论文网还将我的一篇文章列为硕士研究生论文的范文，有一篇列为研究生论文的范文。百度“羲皇故里”条目，打上“优质论文”标签的，只有我的一篇文章……事实证明，我的学术观点，初步经受住了学术界的检验。

　　第二，我们有可靠的政治依据。用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尤其是“羲皇故里”这件事更不例外。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撰写了《古老而神圣的朝那湫》一文，发表于2021年第6期《甘肃政协》。这本杂志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政治类专业期刊。这说明讲庄浪为“三大故里”，在政治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竖起“三大旗帜”呢？关键还是认识问题。庄浪籍著名学者蒙培元、徐光祖于2020年5月10日在《平凉日报》发表了《庄浪，一个神奇的地方》一文。其文曰：

　　“晋代郭璞《山海经•海内东经》注文记载：‘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关于‘人文初祖’伏羲诞生地雷泽，西北师范大学上古学者范三畏教授多方考证，认为是今甘肃庄浪境内陇山（关山）桃木峰巅的朝那湫，此湫即汉代及以前《河图》等古籍中记载的雷泽，亦即‘华胥氏履大人迹，生伏羲处’。伏羲在上古的庄浪雷泽孕育并诞生，成长于庄浪毗邻的静宁成纪，后其部族再徙于雷泽西去的60公里的秦安（该县陇城镇有女娲庙），三涉于去雷泽西南140公里的古郡秦州（该地有伏羲庙）。上古这样一个由陇山腹地向渭河川原神奇般的播迁活动，被古代称为‘成纪三迁’。”

　　这段论述，由于出自名人笔下，进而上升为官方意志，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成为庄浪舆论界的主旋律。但在笔者看来，这实在是一种误导：（1）郭璞所言那是山东荷泽的雷泽，而不是庄浪的雷泽；何况其言本身有误，因为荷泽雷泽那是《尚书•禹贡》“舜耕历山，渔雷泽”之地，而不是《山海经》所载雷泽。（2）不可否认，《山海经》所载雷泽，是范三畏在郝懿行、袁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的，但范三畏所言伏羲诞生地那是天水，而不是庄浪，其《天水“羲皇故里”觅踪》一文便是佐证。（3）历史上确有“成纪三迁”之说，但那是指成纪县治的三迁，而不是伏羲部落的三迁。由此看来，庄浪要竖起“三大旗帜”，任重而道远。

 

　　二、明确“三大文化”的内涵

 

　　华胥文化、伏羲文化、女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对其基本内涵，可作如下解

答。

　　（一）华胥文化。郑河乡上寨村的朝那湫，《山海经》称之为雷泽，《拾遗记》称之为华胥之洲，《列子》称之为华胥之国。在上寨人看来，华胥就是他们的始祖母，于是村里腾出一大片土地，建广场，塑雕像，顶礼膜拜。而历史上的华胥，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这从一些古诗中，可窥其一斑。

　　乾隆《君子有所思行》说：“君子有所思，所思悠且遐。休哉浑噩风，轩辕一梦余。呜呼斯世兮，何日成华胥。”显然，在乾隆笔下，华胥是天下大治的象征。

　　《列子•黄帝》说：华胥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这说明作为部落首领的华胥，并不是靠什么特权来治理国家的，而是顺应自然，以平等、自由的理念来治理国家的。对此轩辕黃帝就向往不已，以致“昼寝而梦”，而且还亲自到华胥国遗址朝拜。《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空桐指平凉西部的崆峒山，为黄帝问道于广成子之地。鸡头指鸡头山，亦称峣山、奚山、幵（jian）头山、笄头山、薄落山和牵屯山，在宁夏泾源境内。其山与华胥国所在地甘肃庄浪桃木山一步邻近，所以黄帝此行与朝拜华胥国密切相关。他以华胥为榜样，“二十有八年”后，“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而乾隆仍然以华胥为榜样，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

　　假若抛弃了华胥呢？唐人李商隐有《思贤顿》说：“内殿张弦管，中原绝鼓鼙。舞成青海马，斗杀汝南鸡。不见华胥梦，空闻下蔡迷。宸襟他日泪，薄暮望贤西。”显然，在李商隐笔下，华胥之道是治国理政之大道，不可或缺。李隆基为“开元盛世”的创造者，只因丢掉了“华胥梦”，而酿成了“安史之乱”，使大唐由盛转衰。可谁知，安定后的大唐，再次“不见华胥梦”，而以弦管、舞马和斗鸡来粉饰太平。这就不禁令诗人慨叹：难道说朝廷就没有杰出的人才吗？为什么再次兴起奢靡之风呢？如此下去，即使有李愬那样的人，可以“雪夜下蔡州”，又顶什么用呢！

　　有鉴于此，清代皇室成员书諴，亲自践行“华胥梦”。其《读嵩山梦游天寿山歌次韵即寄》说：“烟霞铸颜气铸骨，一遨一戏含冲融。黄帝得此游华胥，至今汤穆余淳风。”在书諴看来，大自然才是最美的，人的灵性是从大自然得来的。像汉代的“商山四皓”，虽处江湖之远，却照样可以为稳固朝政、安定社会作出贡献。要使天下大治，“汤穆淳风”，还得像黄帝那样，以华胥为榜样。书諴其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戒奢靡之风，他主动放弃优越的贵族生活，亲自种粮种菜，自食其力。

　　明人王世贞《寓怀》说：“大禹迷终北，黄帝游华胥。化城高天表，古莽西南隅。阴阳亡交气，民人恒晏愉。乃知八极外，至乐故有余。”在王世贞看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作为一代君王或臣子，要站得高，看得远，像大禹探终北之国，黄帝效华胥之国那样，来治理国家。而不能老是把眼睛盯在庙堂之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所谓“冥心超形外，冀得恣所如”，才是治国理政的大境界！

　　明人戚继光《读刘使君诗遂为即寄》说：“地忆桃源胜，亭开雉堞长。虚星侵几榻，古调出丝簧。但得华胥乐，无论太守章。”在抗倭之战中，戚继光屡建奇功。在他看来，功成名就之后，与其住着华丽的高楼，听丝簧古调，还不如返扑归真，得“华胥之乐”。

　　宋人陆游《稽山农》“华胥氏之国，可以卜吾居。无怀氏之民，可以为吾友”；苏轼《桃源忆故人》“华胥梦断人何处，听得莺啼红树”；黄庭坚《醉落魄•一斛珠》“陶陶兀兀。尊前是我华胥国”，又何尝不是返扑归真的注脚。就是羡慕荣华富贵的明人边贡，在《爱日楼为钱水部作》中，也把“和气通华胥”作为别样景致。

　　（二）伏羲文化。伏羲的祖居地和诞生地在郑河乡上寨村的朝那湫。他生活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一时期我国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有关伏羲的记载，散见于《庄子》《列子》《管子》等先秦典籍之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仅以“余闻先之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之句，一笔带过。而西晋史学家皇甫谧《帝王世纪》则有比较系统的记载，其中对伏羲历史功绩的记载共有六个方面。

　　画八卦。《帝王世纪》说：伏羲“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八卦指先天八卦，包括天、地、山、泽、水、火、风、雷八个方面。核心内容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说宇宙从混沌的太极中产生出来，进而分化就有了两仪——阴与阳（天、地）。再分化就有了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春、夏、秋、冬）。再分化就有了八卦。显然这是伏羲时代的哲学观，它以太极、两仪、四象和八卦为体系来观察世界。

　　如此美妙的哲学体系是怎样提出来的？答曰：这是古人师法自然的产物，社会实践的结晶。比方说太极图的来源就与朝那湫有关。太极图是阴与阳对立统一的一个图标，其阴来源于后湫，其阳来源于前湫，其图标则来源于后湫的状似弯月。

　　朝那湫为白垩纪火山喷发所形成的两个高山湖泊。因其水渊通地脉，又与汭河之源在岩石间相通，故而从古到今“不涸不溢”。后湫状似弯月，水面20余亩，其水碧绿灰暗，给人一种含蓄内敛的感觉。前湫形如卧蚕，水面30余亩，其水清澈透亮，给人一种热情奔放的感觉。有诗曰：双湫俨若夫与妻，醉生梦死不知年。这便是伏羲创造太极图的原型所在。

　　而四象、八卦所指，既是伏羲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物，又是对其生存与发展影响最大的事物。也正是这些事物，构成了伏羲人最基本的物质世界。如四象，那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标志着当时人类对时间认识的最高水平。而八卦，则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标志着当时人类对空间认识的最高水平。而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伏羲人的时空观，亦即生存观和世界观。民谣说：“湫头两朵云，陇右千山雨。朝那一杯水，汭河万里源。”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八卦就像它的母体朝那湫一样，永不干涸，永不外溢，永不褪色。

　　造书契。《庄子》说：昔者“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就是说人类最初是以结绳记事的。《易经•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此圣人指伏羲而言，书契指以八卦为代表的刻符文字而言。而《帝王世纪》则说得更清楚：伏羲“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就是说伏羲上观日月星辰的天象，下观地上物类的法则，看到鸟兽的纹理随着地形地貌的变化而变化，近则取之于身，远则取之于物，于是创造出了刻符文字，以代结绳记事。

　　刻符文字亦称八卦文字，它以刻画符号为特征。于省吾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郭沫若认为：它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等地出土的陶器上，就有大量的刻符文字。这种文字最远可上溯到7800年以前，如距朝那湫不到30公里的秦安大地湾出土的陶器上，就有大批的刻符文字。这在一定意义上佐证了伏羲造书契的历史必然性。史称苍颉为“汉字之祖”，其实真正的“汉字之祖”还是伏羲，苍颉只是汉字的整理者和推进者而已。

　　充庖厨。先民最早的食物，是野生植物的籽粒、果品和根、茎、叶。《帝王世纪》说：

　　伏羲“取牺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号庖牺氏，是为牺皇。”就是说伏羲别称牺皇，号为庖牺氏，那是因其取牺牲为食材，进一步解决了世人吃饭问题而得到的美誉。由此而论，先民食肉当为伏羲首创，这对于改善食品结构和增强人的体质来说，无疑是一大历史功绩。与此相应，要食肉就要火烤，这在人类已经学会用火的情况下，当在情理之中。古称伏羲为庖牺、炮牺，当与其制作熟肉有关。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伏羲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熟食之神”。

　　进一步讲，要食肉就要渔猎。《尸子•君治》说：“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汉书•律历志》说：伏羲“作网罟以田猎。”这说明渔猎亦为伏羲首创。与此相应，既然有渔猎，养殖业的兴起当是必然的。唐人成玄英《庄子•注》说：“伏羲，三皇也，能伏牛乘马，养伏牺牲，故谓之伏牺也。”南宋罗苹《路史•注》说：“史传或谓服牛乘马，因号伏羲。”可以推想，伏羲人最先驯养的家畜当为猪、羊和鹿，其次有牛、驴和马等。因为这些食草动物，相对于那些食肉动物来说，性情比较温和，适宜人工饲养。所以人们可以把猎获的大兽、死兽最先食用，把猎获的小兽、活兽豢养起来，待急之用。久而久之，养殖业便悄然兴起。而由单一的素食，到荤素并食；由单一的采集，到渔猎、养殖和采集并举，这既是对食物结构的变革，又是对产业结构的变革。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伏羲被世人誉为“食物之神”。

　　制嫁娶。华胥为伏羲的母亲。从庄浪朝那湫历史上最早的祭祀活动“履迹”来说，华胥时代，中华民族的婚姻制度已具雏形：那时虽然为群婚制，儿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进入婚育年龄的青春少女，并不是随便可以与男子交合的，而只有通过“履迹”这种仪式，才可以与男子交合。它的重要意义是，可以有效地保障未成年女子的身心健康。

　　到了伏羲时代，上述婚姻制度又极大地推进了一步。《帝王世纪》说：伏羲“制嫁娶之礼。”由此而论嫁娶之礼当为伏羲首创，男女婚姻只有通过嫁与娶才可算数。按照《世本》的说法，还要“以俪皮为聘礼”。显然这是族外婚的肇启，对偶婚的萌芽，它打破了母系氏族社会的血缘婚、族内婚，进而为家庭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正如东汉史学家班固《白虎通义》所言，是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这对于人伦之礼的形成和人口的优生优育来说，无疑是一大历史功绩。

　　制九针。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众多，加之多种疾病和自然灾害，人的寿命是很短的。

　　《帝王世纪》说：伏羲“乃尝味百药，制九针，以拯夭枉焉。”由此而论伏羲不仅发明了用中草药治病救人的方法，而且发明了用针灸治病救人的方法。这对于减少因疾病而带来的痛苦和过早死亡，进而延长人的寿命，无疑是一大历史功绩。史称神农为医药创始人，这种说法有违常理。因为牧业先于农业，牧羊人对草木的认知程度，庄稼人是望尘莫及的。由此而论医药创始人当为伏羲，而神农当有杰出贡献而已。史称皇甫谧为“针灸鼻祖”，鼻祖者为创始人之意，由此而论“针灸鼻祖”当为伏羲，而皇甫谧则为针灸学的推进者、完善者和集大成者而已。

　　作瑟。按理来说音乐应当是很早就出现的，如江河湖海之声，鸟兽虫鱼之声，风雨雷电之声，虽来自天然，却有节奏，有旋律，此谓之天籁之音。人们起初用嘴摸仿，进而用器物摸仿，于是音乐和乐器便随之而生。但作为瑟这种乐器却是伏羲发明的。《帝王世纪》说：伏羲“作瑟三十六弦，长八尺一寸。”这不能不说它是伏羲对人类音乐文化的一大历史功绩。当今以弦为特征的乐器如板胡、二胡、马头琴、小提琴等，均当由瑟演变而来。由此而论伏羲当为“弦乐之祖”。

　　（三）女娲文化。女娲为华胥的女儿，诞生于郑河乡上寨村，与伏羲为兄妹，也是夫妻。对这种关系，古今之人有的遮掩，有的改裁，总认为有违人伦之礼。其实这是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群婚制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大可不必“为尊者讳”，只要放在那个特定时代就行了。所谓人伦之礼，那是伏羲首创的,岂能跨越时代而论？

　　《水经注•渭水》说：“庖羲之后，有帝女娲，与神农为三皇矣。”由此可见女娲是继伏羲而王天下的，为三皇之一，为中华民族第一位女皇。对其历史功绩，古籍是以神话形式记载的，对此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解读。

　　女娲补天。《淮南子•览冥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揭开神话的面纱，所谓补天，并不是说真个就去补什么天，而是领导人民治理洪水。时至今日，每当阴雨连绵，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灾难时，关山一带的村民并不说雨；而是说“老天爷啊，你这该死的老天爷，你还要不要人活！”这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天。上古时代，地广人稀，森林密布，雨量充沛，时常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有其客观必然性。而大灾之后，如山洪引起的滑山走坡，雷电引起的森林大火，以及群兽出没食人——这不是“天塌下来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代人皇的女娲，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洪救灾的斗争，这不是补天是什么？

　　抟土造人。《风俗通义》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泥中，举以为人。”打开神话的外壳，从中可以得出三条结论：中华民族是从无到有的；中华民族的起源与黄土有关；女娲时代鼓励人口繁殖。

　　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它以黄河中上游为主，西起祁连山，东至太行山，北到长城，南达秦岭，包括青海、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和山西六省区的一些地方。试问这里最初是什么样子呢？答曰：到处都是石山，不见草木，不见牛羊，不见人烟。那么这里的黃土是怎么来的？答曰：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大风从中东、蒙古的戈壁沙漠吹来的。这是科学考察得出的结论。试看黄土高原，它从西北到东南，黄土颗粒越来越细，黄土层越来越薄，而且其矿物成份与当地基岩相异却与中东、蒙古的戈壁沙漠相同。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黄土高原形成的历史。而女娲抟土造人，正是这一历史的投影。就是说黄土高原，只因有了黄土，才有草木，才有牛羊，才有人烟。

　　与此同时，由于上古时代人口特别稀少，女娲作为一代人皇，必然会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人口繁殖。地处葫芦河流域的吴家沟遗址、徐家碾遗址、大地湾遗址，距今5000——7800年，其间出土的陶器上，就绘有不少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这是母系氏族社会与父系氏族社会交替演进的标志，是古人生殖崇拜的产物。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女娲时代鼓励人口繁殖的历史必然性。

　　女媒。上古时代，中华民族婚姻制度的三部曲：一是履迹。这是古人的一种祭祀活动，是青春少女初试人伦的一种仪式，也是中华民族婚姻制度的雏形。二是嫁娶。伏羲首创聘婚制，已改族内婚为族外婚，打破了血缘婚的陋习。三是女媒。《风俗通义》说：“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这说明媒妁制度是女娲创立的。历史上所谓“无媒不聘，无媒不嫁”的婚俗，婚配当遵“媒妁之言”的婚俗，均当由此而来。由此而论，“媒妁之祖”的桂冠非女娲莫属。

　　婚姻制度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制度。透过现象看本质，媒妁制度的重要意义，一是监督婚配年龄，不到婚龄的男女青年，不得结婚。二是监督血缘关系，如有血缘关系的男女青年，不得结婚。可以说女媒是对履迹和嫁娶制度的完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婚姻监督法，也是中华民族人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的典范。

　　保胎。南宋罗泌《路史•后纪二》说：女娲“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高禖之神。”高禖之神是我国古代宗教信仰中掌管婚姻、生育之神。在女娲的祖居地和诞生地庄浪朝那湫，从汉代起就建有女娲祠，至今依然为当地民众祈求婚姻、祈求儿女的地方。《淮南子•说林训》说：“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这里的黄帝为女娲的九世孙，上骈、桑林为上古之神。从医学角度讲，这段话是说胎儿在母体中发育过程的。若以妇女经期每月为28天来计算，十月怀胎，一个胎儿在母体中的孕育周期通常为280天，它可分为四个结段，每个阶段便是70天，此即为“七十化”之意。于此联想到《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之语，亦当与妇女怀孕和保胎有关。由此而论，孕妇保胎之法当为女娲首创。这对于人类的繁衍和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历史功绩。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女娲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之母”。

　　制笙簧。乐器是音乐发展的必然产物。女娲时代已有伏羲发明的瑟。《世本》说：“女娲作笙簧。”由此而论，笙簧这种乐器当为女娲发明。古人云：“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以匏为之，其中空而受簧也。”笙簧这种乐器所用原材料为葫芦和竹子，制作时只要掏空葫芦，在其中安放一个或几个竹管即可。这种乐器声音清脆、嘹亮、悦耳，至今广泛流传。它取材方便，工艺简单，深受普通民众的青睐。可以推想，笙簧的发明，对于那时人们单调的文化生活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地处葫芦河流域的庄浪、静宁和秦安，是华胥、伏羲和女娲长期生活过的地方。作为笙簧这种乐器，在史前文化遗址中不可能保存下来。但陶质乐器如鼓、铃、哨、埙等，在葫芦河流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却比比皆是，而且其造型之独特，装饰之精美，令人惊叹。古往今来，以管为特征的乐器如陶埙、笛子、唢呐、长短号等，均当由此演变而来。由此而论，女娲当为“管乐之祖”。

 

　　三、明确“三大文化”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从何说起呢？就从华胥说起。所谓“华夏”，所谓“中华民族”，其“华”字就取自华胥。华胥，不只是上寨人的始祖母，而且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母。羌族为伏羲部落的后裔，氐族为女娲部落的后裔。氐羌民族进入中原者，到夏代演变为华夏民族，到汉代演变为汉族；而进入边陲之地者，演变为众多的少数民族，如羌族至今仍存，氐族则在历代民族大融合中消失。就是说，华胥、伏羲、女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阜城门外，有座明代创建的帝王庙，庙中塑着从传说时代到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帝王188位，其中就有伏羲、女娲。

　　人类社会是极其漫长的。从神话传说到文字记载，中华民族最早的、功绩最大的、世人公认的历史人物，首推华胥、伏羲、女娲。史称华胥为始祖母；史称伏羲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史称女娲为“三皇之一”、“民族之母”，足见其历史地位之崇高。可以说华胥、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如果没有华胥、伏羲、女娲，所谓“中华民族”就无从谈起。

　　华胥、伏羲、女娲一生充满了创造、奉献与和谐精神。她们从关山之巅到葫芦河流域，从渭河之滨到中原大地，最后定都陈地（今河南淮阳），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力。列子说华胥为“天下大治”的象征，司马迁说伏羲“至纯厚”，皇甫谧、司马贞说伏羲“有圣德”；许慎说女娲为“神圣女”，这是历史的结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风吹不倒，雨打不败，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创造、奉献与和谐精神。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华胥、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华胥、伏羲、女娲所开创的，有物质文明方面的内容，也有精神文明方面的内容。从华胥履迹，到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充庖厨、制嫁娶、制九针和作瑟，到女娲治理洪水、发展人口、制定媒妁制度、创立保胎之法和制作笙簧，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无不闪烁着中华文明的光芒。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华胥、伏羲、女娲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

　　社会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活动。华胥为什么要定都朝那湫？因为这里有茂密的森林，广阔的草场，甜美的天池，有利于社会生产。从伏羲“兴渔猎”到“伏牛乘马”，这说明中华民族的狩猎、渔业和饲养业是伏羲开创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这说明女娲的历史功绩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对社会生产的贡献。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华胥、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社会生产的先行者。

　　社会生活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归宿。华胥履迹，那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场婚礼仪式，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充庖厨、制嫁娶、制九针和作瑟，到女娲发展人口、制定媒妁制度、创立保胎之法和制作笙簧，既包含了食物方面的内容，又包含了婚姻方面的内容，也包含了医疗和文化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无不说明她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华胥、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者。

　　有人以“神话传说不是历史，历史不是神话传说”的谬论，否定华胥、伏羲、女娲的历史地位，这是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背道而驰的。神话传说，是中华民族的群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宝藏。它就像一颗颗青皮核桃，只要剥掉它的皮，砸开它的壳，历史真相便会嫣然再现于我们面前。

 

　　作者简介：张双锁（1958——），男，汉族，甘肃庄浪人，大学文化。原庄浪县调研室主任、体改办主任、经贸局长、科技局长。研究方向：地方文史。作品散见于《甘肃文史》《文史杂志》《科学•经济•社会》等刊。曾获中央政研室征文优秀奖。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