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到永远

——写在母亲诞辰九十周年之际

 

作者：洪开第

 

　　世界上有一种爱，平凡而伟大，这种爱是无私的，高尚的，它的纯真与甜美滋养着我，这就是母爱。母爱是温暖的，是最值得我回忆的，是最让我难以忘怀的。

　　今年是母亲离开我们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了，也是母亲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日子。说句心里话，我和弟弟们，多年以来都是特别特别怀念母亲的。母亲生前朴实无华的种种往事，无时无刻不涌上我的心头……

　　母亲卢宗煊，一九三二年九月出生在四川泸县(现泸州市)城北小北门青龙嘴沱江边一户殷实的小手工业者(做粉笔的)家庭。家里外公卢大斋读过几年私塾，外婆何其荣，家庭妇女，没有文化。家里在母亲之前有一个哥哥，已上小学。老两囗中年得一个宝贝女儿，十分高兴，十分痛爱女儿。

　　母亲从小天真可爱，聪明伶俐，深得外公、外婆和街坊邻居喜欢。我舅舅十多岁时因病早逝，母亲就成为家里的“独生女”而倍受关爱。外公文化不高，但见过世面，思想开放，主张新学。因此母亲到了读书年龄就被外公送去读泸县女子小学。母亲由于上课用心听讲，勤奋好学，深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们们赞扬。小学毕业后，母亲考入了泸县女中，从此学习更加努力认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母亲除完成各科学业外，还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宣传活动，走上街头演唱抗日歌曲，募捐抗日钱物，反对封建婚姻，提倡女权等。这些活动培养了她坚持原则，办事认真，待人诚恳，好打抱不平的品格。成为女中班上学生的领头羊，也是女子中学的校花。

　　女中毕业后，一九四九年初，经泸县城北大河街福昌商号老板陈树荣保媒，介绍与父亲洪奠华结为夫妻。

　　母亲结婚后，一九五〇年隨父亲来到了贵州遵义，由于有文化被推荐到老城居委会工作。一九五三年经组织介绍，母亲被安排到遵义地区交通银行财务科仼会计。母亲在婚后几十年的日子里与父亲相敬如宾，相夫教子，把一个多子女的家庭管理成妻贤子孝、和陸邻里、受人尊重的家庭。

　　我们家有兄弟七个，加上父母亲和外公外婆共十一囗人。全凭父母亲的工资过生活。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国家遭受特大的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紧张，油、肉、糖等副食品短缺。我家人均生活费仅十元不到。母亲作为家庭主妇，为让一家老小安全渡过生活困难关，付出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母亲当年常打比喻说:一个人的嘴巴只有两寸长，一家人的嘴巴加在一起就有一二尺。一日三餐，得要吃多少东西啊！粮食又紧张，钱又不够用，真是难啊！

　　我记得那时家家户户用餐都是“两稀一干”制，早晚吃稀饭，中午吃干饭。经济条件好的在稀饭中放些红苕、青菜、萝卜等蔬莱，条件差的就到城附近的农村找些马齿苋，鹅鹅肠、苦马菜、地洋参、空筒菜、豆渣菜等野菜来煮稀饭。每天中午的干饭，县直机关、居委会食堂和每个家庭都是按人头蒸罐罐饭。

　　一九六二年春，我四弟洪流才七岁，正值长身体的年代。因长期吃不饱饭，营养严重不良，身体出现了浮肿现象。当时赤水从六〇年开始，出现了因没粮食吃产生浮肿而死人的情况。这可急坏了母亲，为此她经常背着我们流泪，一边给四弟开来中药和草药熬制服用；另外每天中午吃饭时，在自己的罐罐中挑出一大块饭给四弟吃，还告䜣外婆早晚吃稀饭时要给四弟适当照顾，直到身体恢复正常。

　　六二年秋天，我小学毕业后，在家等待上中学的通知。我和两个住在一条街的同学相约，经母亲同意后上天台山捡柴。母亲说给我包罐罐饭上山，我看见家里还有几个县委小食堂发给父亲的黄荆籽饼子，我从未吃过，于是给母亲要了四个黄荆籽饼子作午饭。

　　天不见亮我们就从城里动身，由于是困难时期，我从未吃过象黄荆籽饼子这样的好东西，还没走到华一纸厂，忍不住饼子的诱惑，就将饼子给两位同学一人一个，我将剩下的两个饼子几囗就吃光了。

　　中午两位同学和我都把柴捆好后开始吃包的午饭，他们也要我和他们一起吃。我见他们包的饭不多，不忍心吃，就说我还饱着呢。

　　午饭后我们挑柴下山，由于饿着肚子，体力不支，开始还和他们一道下山，后来越来越走不动。同学们只好先走，并告䜣我回城后马上通知我妈来接我。

　　就这样我边走边歇稍，直到天完全黑了，估计是晚上八点过钟，我母亲才赶到天台山下把我接到，并抱住我的头失声痛哭。最后我和母亲你一肩我一肩，一步一挪地直到晚上十一点过，才将柴担回家。从此，母亲就再也不让我上天台山捡柴了。

　　在六十年代，还有几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一辈子都忘不了。时间也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和文革中。那是我们家几弟兄逐惭长大，家庭的开支也逐惭增加，父母都是靠工资生活的，没有多的经济来源。为节约家庭的开支，母亲花五毛钱买了一把处理的理发剪。当时理发店理发才一毛柒分钱一个头。母亲每月为父亲和七个儿子理发，一理就是几十年。

　　我们家从六十年代初就住在县委政府大院。房子是木柱串架的泥夹壁。夹壁是用楠竹和绵竹编的，再用稻草作草筋伴黄泥来糊，连白灰都没有上。我们在这里住了近二十年，每年都用旧报子加米汤裱糊一次。住宿的条件虽然差，但大院的发小们亲密无间，每天都在一起做家庭作业，打闹玩耍。

　　在那些年头，每到学校开学，每个孩子的学费和书本费虽然不多，就十元八元，少的才五、六块钱，但加到一起，得要好几十元钱，给家庭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每学期的学费都是母亲在平时的生活费中积攒起来，有时候不够也要向单位的朋友借钱交学费。最难忘的是六五年春季开学，那时，母亲肚子里还怀着家里最小的兄弟，身体十分虛弱，无赖之下去了医院，背着父亲和家里的人卖了400CC鲜血，抽完血后晕倒在医院，医院立即打电活通知父亲，父亲赶到医院和母亲抱头痛哭。当时在场的许多人知道情况后都留下了同情的眼泪。

　　现在每当我看到母亲一九六五年春节，县机关文工团成功演出歌剧《江姐》后演职员的合影照，都忍不住潸然泪下。按年龄计算，母亲当年才三十二岁，正是女人花容月貌，尽显风韵的黄金年龄。但照片中母亲是那么的憔悴，面色苍白，颧骨凸出，身体是那样的瘦弱，表情也显得那么的无赖。

　　一九六七年赤水文革武斗期间，父母亲叫我去昆明姑爷刘忆慈处躲武斗。返赤时从昆明背回一大包姑爷、孃孃、表哥、表妹穿过的旧衣裤，我们几弟兄按身体个头分穿到无法缝补。最困难时的夏天，母亲只好每天叫我们早点洗完澡上床睡觉后，她再给我们洗上学穿的衣裤，一直忙到半夜。第二天早上让我们每人都穿上干净的衣服去学校上课。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的年代，父亲作为走资派曾关过牛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挨过批斗。父亲曾被造反派的毒打，被皮鞋踢断了几根胁骨。父亲回家后，母亲连忙给他拿药疗伤，并询问打人的是些什么人。父亲虽被布条蒙着眼晴，但听说话声也知道是些什么人。但怕母亲那嫉恶如仇的个性和我们几弟兄闹事，一直不肯说出真相。母亲多次询问无果，每天含着眼泪用跌打损伤药酒给父亲擦腰，还用酒吞服三七粉，三个月后身体才逐渐恢复。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件亊也让我难以忘怀，就是当时红大院的用电是办公室行政科在管理。每家每个电灯泡都是贴上了封条。我家厨房的灯泡烧坏后，因办公室上班不正常，无人前来换灯泡，我们就到街上门市部买了两个灯泡回来，一个十五瓦，平时厨房作照明用，另一个六十瓦，作临时提供我们写大字报用(那时赤水正是大呜大放大字报时期)，使用时间都很短。不到一个月，机关行政科一位“红色尖兵”造反派来查电灯泡。说我家私自换照明灯泡，打了一个单子，要我们补交六十瓦灯泡几年的电费二百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啊。母亲不服，认为是造反派组织的人乱干，没有实事求是地处理电费，要找行政科的人说理。母亲也为此哭过多次。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造反派作主。母亲在父亲的再三劝说下，最后还是找财政局的袁允成、计委的吴大明、税务局的张世隆、法院的兰院长等老同志借钱开了电费。

　　我家几弟兄从小就在父母亲的严格教育和要求下，从不搞特殊。在学校时按时完成学校的学习任务和参加劳动外，回家要完成当天的家庭作业，还要协助母亲和外婆，力所能及地参加家务劳动。我从小不到十岁就和二兄弟到北门河里抬水回家，十来岁能担小桶就每天下河担水回家，学校放假期间，到公路上锤过石子；给泥工师傅挑过灰桶、抛过砖头上楼；去风溪修大堰、给土城石工班当过副工；去葫市和农民一起上山扛过楠竹。

　　家里其他几个小兄弟星期天不管是到华一搂煤灰、挑煤灰，还是在家打炭粑、搞卫生等。我们几弟兄平时还要帮助家里煮饭、洗菜、带小兄弟等等。四兄弟洪流十四岁就到建工队当学徒做泥水工。

　　按照传统的分工，在一个家庭中，男人主外，女人主内。我母亲嫁给父亲后几十年的生活中，总是以父亲的工作为重，积极支持父亲工作，主动挑起家庭重担。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领导干部工作调动，不象现在这样要同时商调爱人的工作。而是将爱人作下放处理，到当地后重新找工作。父亲从遵义调到赤水，母亲就丟掉了在遵义地区交通银行搞财务的工作。到赤水后，去赤水华一纸厂(马村)代办过储蓄、邮政等，后又被下放，最后安排到城关卫生所(现中医院)仼会计。其间，母亲还多次在家待过业。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动乱时期，农村规定农民赶场，由三天一场改为十天一场，有的乡镇还半月赶一次场。老百姓平时不是场期连鸡鸭蔬莱水果都不准买卖。否则就要没收，叫割资本主的尾巴。

　　在城里也不例外。由于家庭经济紧张，母亲曾应朋友之邀，利用星期天和平时的晚上作临时工，帮别人纺棕绳来贴补家里的经济开支。那时母亲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去西门城门外打工纺棕绳，每天晚上都要干到深更半夜。双手伤痕累累，长期用胶布贴着。由于纺绳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母亲的双脚经常都是水肿的，身体严重透支。我那时已十多岁了，母亲为子女的付出，我看在眼里，同时也在我大脑里烙下了深深的烙印。没干多久，被工商部门叫停，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后来母亲也再没有去参与纺棕绳了。

　　八十年代初，由遵义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通过调查，恢复母亲的公职，安排在遵义地区财政局作退休处理。地区财政局还给母亲发来财政部门的统一作装，逢年过节还给母亲送来糖果等慰问品。此时，我们几个大的兄弟都参加了工作，有的还走上了所在单位的领导岗位。我们先后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段时间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刻。她经常自豪地穿着财政制服出席朋友间的聚会，制服代表她在解放初期参加新中国金触工作的历史，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因此，脸上总是挂着开心的笑容。

　　当今社会家庭只要有一个孙子，男女双方的老人都围着转，帮助看管，辅导学习，料理家务。老人们都成了“研究生”。

　　在六十年代，由于我家弟兄多，年龄跨度大，六十年代读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都有，管理难度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母亲也有她的管理方法，就是让我们几弟兄大的帮小的，包括辅导检查作业和生活管理。这样我家七个弟兄在学习和家庭生活中，一个都没有落下，学习成绩和家庭劳动，行为规范方面都得到学校老师、同学和街坊邻居的称赞。

　　母亲当然是最辛苦的，每天起早摸黑，要忙于工作，安排料理家务，还要应付那个动荡的年代。家里小孩逐渐长大，要上学，要吃饭穿衣，家里经济又十分紧张。

　　母亲每天既要去中医院上班，还要用大量的精力管理我们。学习不能迟到早退，上课要求用心听讲，回家要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夏天还要教育我们不能偷着下河游泳。生活上每天都有一大桌人吃饭，油盐柴米，买进买出，穿衣穿鞋，人亲客往全靠母亲安排。

　　一天到晚，母亲都忙不过来，后来体弱多病，也是这个年代身体严重透支埋下的病根。

　　一九八一年冬，我爱人朱润芬因患重病，由我护送到遵义治病。住院三个多月，家里留下两个小孩，当时都才只有几岁，全由母亲帮助看管。母亲还多次买鸡鸭请人带到遵义，帮助爱人恢复身体。一百多个日夜要花费母亲多少心血，这些情景，历历在目，我至今难忘。

　　一九八六年，中央电视台播出动画片《葫芦兄弟》，母亲特别喜欢，多次和我们一起观看，并多次对我们兄弟说，要我们学习葫芦兄弟，兄弟间一定要齐心协力，要团结，要互相帮助。

　　母亲在赤水生活了几十年，无论是单位的领导、同志，还是朋友、邻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我家有四个兄弟当过知青。不免会给家里带来不少农村的客人，尽管当时家里的经济并不宽松，有时吃饭时家里来了农村的客人，母亲都会用好菜好饭招待农村的来客，客人走后，我们自家人再作点简单的饭莱填下肚子。

　　母亲还有一副菩萨心肠，乐于助人。在文革期间，我高中的好友、同学王泽飞，因早年父母双亡，患神经衰弱症，加上营养不良，经常头晕，身体十分虛弱。母亲知道后，就叫我家二兄弟洪开黔带着几个弟弟去东门王爷庙前堆放青杠柴里，去找银耳。拿回家后烤干。经常买些猪脑花、鸡蛋等，加上银耳，再放点枸杞、红枣和冰糖蒸好后，叫王泽飞到家来吃，给他补脑和身体，直到病情好转。还有一位是二弟当知青下乡的复兴大寨垻生产队的陈一珍大姐，当年体弱多病，专门进城拜母亲作保妈。母亲带着她到县医院作全面检查，找医生给她看病开药治疗到身体完全康复。如今陈大姐己儿孙满堂，和我家保持关系到现在。

　　母亲喜欢参加文艺活动，当年凡是赤水县的大型文艺演出，都离不开母亲的参与。六十年代县文工团演出的大型话剧《江姐》《刘四姐》现代京剧《沙家浜》等，母亲在剧组给演员化妆，还要承担服装、道具等剧务工作。母亲还和大家处得很好，剧组里老的叫她卢三姐，年龄小的也亲切地叫她卢三嬢。大家在一起排练和演出，欢声笑语，其乐无穷。在文化大革命中县机关各系统、各学校、各乡镇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搞汇演，母亲可是最忙最受欢迎的。她帮过城关、旺隆、大同、复兴、赤中、中医院等许多宣传队化过妆。还帮助城关镇等宣传队搞过道具和服装。

　　一九九六年六月，母亲所患的糖尿病，已经到了晚期。但得知幺兄弟洪峰患上严重肝病，不顾自己严重的病情，硬拖着病体和父亲一道送幺兄弟到昆明军区医院检查。母亲每天都和父亲一道去医院联系医生，帮助办理手续，过问检查结果。

　　直到经昆明军区医院全面检查，确诊幺兄弟得的是急性肝炎并提出治疗方案后母亲才放心地返回赤水。

　　一九九七年初，母亲的病情加重，糖尿病并发症严重，心脑血管、贤脏功能不全，多次去重庆治病，我们七个兄弟分别陪同她前去，父亲每次都是全程陪同，形影不离。一九九七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母亲终因重病缠身，驾鹤西去。享年六十五岁。

　　母亲的逝世，使父亲和我们一家悲痛万分。母亲辛苦了一辈子，为我们家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没有享受到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成果，也没有看到我们家进入小康，过着幸福的生活。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我要感恩母亲，因为母亲给了我的生命，抚育我长大成人，为我构筑舒适温暖的家。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从入学升学到择业择偶，母亲的无私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

　　母亲的点点滴滴，既平凡又伟大，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她的一生，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她的一生，给我留下了无穷财富；她的一生，像明亮的腊烛，照亮了他人，燃烧了自己。

　　母亲虽然己逝去，但她生前勤奋工作，办事认真，坚持原则，勤俭持家，和陸邻里，嫉恶如仇，乐于助人的品德，让我难以忘怀。母亲是我们记忆中最美的风景。母亲是流在我心里的一条河，绵延不断，永远流淌。

　　母亲！这辈子做您的儿子，是我的缘份，但我没有做够，我央求您下辈子还做我的母亲。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