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与地名
作者:郭伟
全体红军长征的起点是江西瑞金,终点是甘肃会宁。
“湘江战役”失利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了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于1934年10月17日被迫退出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至1935年10月19日,历时12个月零2天;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跨过24条大河,翻越18座大山——五岭、乌蒙山、横断山、秦岭、六盘山,湘江、乌江、沅水、资水、金沙江、大渡河等;通过了人类难以生存的雪山、草地;攻克了娄山关、剑门关、腊子口等险关要隘;穿越了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等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总行程约2.5万公里。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在戎马倥偬的途中召开会议30多次,共指挥战斗380余次,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红军的英雄壮举,早已定格历史,世人耳熟能详。而所经过的一些小地方,才是具体线路。
说到一些小地名,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说以地名来预兆红军的命运,那是唯心的。回头一看,的确机缘巧合,相映成趣,因以记之。
通道
1934年底,长征初期,湘江战役后,残存的三万红军盲目溃逃来到湘南通道境内。毛泽东以超人睿智的军事洞察力,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军事天才的能力,在取得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支持下,在争取而紧急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力陈利弊,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北上既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史称“通道转兵”。
这是一次力挽狂澜之举,这是一次改变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挑战党内权威之举,也是力改共产国际路线的壮举。
通道,走错了方向就是死亡的通道,走对了方向就是生存的通道。
遵义
1935年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召开的大会,是中国共产党不再吸吮莫斯科的电波而初见成熟的标志,不仅改变了错误的军事路线,也调整了主要军事决策人。全党全军遵照会议决议,实现了红军命运的伟大转折,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遵义的义,在这里不是桃园三结义的义,义薄云天的义,而是会议的议、议论的议,议题的议,决议的议。同样是一支队伍,仅仅只是改变了一个主要领导,启用了一套新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就为革命走向了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土城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1月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
1月28日凌晨,细雨蒙蒙,寒风刺骨。红3、5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从土城镇外水狮坝分两路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区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犬牙交错,往复冲杀。打成一场名副其实的“消耗战”。
原来,红军收到敌人的发报后,误把‘旅’翻译成了‘团’,造成严重低估敌情的结果。随后又从俘虏口中得到映证,川军不是4个团6千多人,实为6个团一万余人,还有装备精良的后续部队。毛泽东虽令红1军团红2师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参战发起反冲锋,但敌军依然负隅顽抗。当晚,毛泽东提议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立即撤出战斗,及时跳出了国军的包围圈。
土城,垒土为山,垒土为城(堡),横“艮”在彼,坚如磐石,形成阻力,果然难以克敌制胜。
赤水
1月29日凌晨,红军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蒋介石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又突然挥师东进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红军随即向云南急进,于5月初渡过金沙江,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
在四渡赤水前,处于国民党强敌压境、围追堵截的急难险境下,毛泽东指挥红军穿插迂回,化被动为主动,一改红军过去存在的在转移中犯逃跑主义的错误,把一次次被迫逃跑的军事行动,转换成了“灵活避敌,主动调敌,寻机歼敌”的一次次运动战。毛泽东气定神闲、高瞻远瞩、灵活机动的军事思想和策略,演绎了一出出世所罕有,精彩绝伦的战争活剧,历来被视为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超常到极致的发挥。“四渡赤水”乃胆略之力,智慧之功——几个“声东击西”汤头的加减变化,就把亲临贵阳,靠前指挥的蒋介石吓得屁滚尿流,毫无目标地跟着红军屁股瞎转悠,最后损失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被俘3600余人。
赤水,赤就是红色,与红军的名称和红色的旗帜相得益彰。峥嵘岁月,血雨腥风,水为之红。四渡赤水,高举红旗,路线明确,前景光明。
打鼓新场
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据情向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方案。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即日在苟坝召开作战会议,并扩大了几个军团长参加讨论。作战计划得到全体参会人员积极响应,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通过分析近日电台捕获、破译的敌军情报,敏锐地感觉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密集地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
当晚11时,会议还在进行之中。电台中突然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证明敌人掌握了红军的动向,而暗暗地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阵。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打鼓新场战斗,是一场虚拟的战斗。打鼓,声势浩大而行动微小,擂鼓而不攻之;打鼓,循环往复,来回震蕩;打鼓,五神不定,心有余悸。当时敌情不明,却暗伏很多可变因素,是“糊涂一世,聪明一时”的蒋介石一时猛醒,暗中作出改变军事策略的一次狠毒计划,却被毛泽东主席一眼看破,毛主席以“辞职”加持,力主放弃打鼓新场战斗。
事实证明,毛泽东对战争具有微妙的敏感性、高度的洞察力和军事把控能力,其决策是十分英明、果断的,避免了第二次“湘江战役”悲剧的发生。
安顺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群山险峻。安顺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大渡河中游南岸,距石棉县城11公里。安顺场原名紫打地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大部队极难快速、顺利通过。据《庸庵文续编》记载,清代同治二年5月(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万余到达安顺场,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石达开率众几次渡河均告失败,最后全军覆没。
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千米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对岸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杨得志团长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于7时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强渡。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迅奋勇冲杀,速登岸,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安顺场,石达开过不去的河,红军却过得很安全、顺暢。蒋介石妄想在此“要朱、毛成石家军第二”的计划落空。历史不会重复,历史更不可能按照人民公敌、独夫国贼蒋介石的痴心妄想,企图仗势自然地理条件困毙英勇无畏的红军。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取得胜利之后,蒋介石还妄想通过改编共产党军队而消灭共产党的武装——简直是南柯一出春秋大梦。
二河口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县)胜利会师之际,全国正处于民族危机加深、抗日民族运动高涨的前夜。面对民族危亡、党和红军内部的不同声音,党和红军亟需统一战略方针、商决下一步战略行动。
1935年6月26日至6月29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关帝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两河口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但张国焘公然向党争权,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有“独断决行”的大权,遭到中央拒绝。为照顾红军团结,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9日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等人联合签署下达的《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一再拖延而错失战机。张国焘的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无限膨胀,拒不执行两河口会议决议,且带领四方面军大部不予北进,反而南退。居然于1935年10月5日另立“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个人自封自任“临时中央主席”,扬言要“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对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成为中共党史上唯一一则笑剧。
两河口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为一、四方面军指明了正确方向。
两河口——要么合二为一,要么一分为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张国焘的私欲为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
会宁
会宁是当时的陇东重镇和交通枢纽。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吴起镇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和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为什么会宁成为了大会师的地点呢?据传是得到了周恩来的推荐。当毛泽东听到会宁的名称时,他兴奋地说:“会宁,好地名啊,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这个名字符合当时红军的心愿,也具有象征意义,于是会师地点就定在了会宁。
会宁,相会就能得到安宁,相会,从此安宁。会宁会师后,虽与张学良、闫锡山和西北军马洪奎也发生过一些战斗,但红军势大,已能把控战争全局,灵活机智,主动接敌,收放自如,均以完胜告终。并努力扭转孤立局面,着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及时实施“逼蒋抗日”计划,开始向日本侵略者发起全民抗战。
(2023-8-25)
郭伟,四川省作协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