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赎人、子路拯溺与儒商精神（外二篇）

 

作者：丰家雷

 

（一）

 

子贡和子路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都在孔门十哲之列。《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了他们俩的故事。

关于子贡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条法令，如果鲁国人在其他诸侯国发现同胞沦为奴隶的，有人能把他们赎回来，则可以到鲁国的国库中报销赎金。子贡从其他诸侯国赎回了做奴隶的鲁国人，但他没有接受官府的赎金。

孔子批评他此举失当，认为圣人所做之事，重在改变风俗习惯，影响老百姓的行为，而并非只适合自己的个人行为。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子贡赎回奴隶后根据法令拿应得的酬金，这并没有损害行为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不拿应得的酬金，那么从此以后，鲁国就少有人再愿意为同胞赎身了。

子路的故事则是这样的：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落水者为了表达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听后很高兴，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会有更多人勇救落水者。

孔子作为大思想家，的确见微知著，洞悉人性。按照我们普通人的想法，一定会认为，子贡道德高尚，高风亮节，做好事不求回报；而子路则差了些意思，因为他虽然做了好事，但也接受了酬谢。

孔子曾有言，“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法令的本意，便是让人们把落难同胞从外地赎回来，事后得到国家的补偿和奖励，这样一来，行善举的人既不受损失，还会得到人们的称赞，长此以往，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善事。

而子贡的做法，固然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但同时也拔高了人们对“义”的标准，无形中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长此以往，那些赎人之后再去向官府要钱的人，可能就得不到人们的赞扬，反而会被嘲笑，甚至责难。

做善事的人出力出钱还惹麻烦，那再遇到该施救的情况可能就会装着看不见。本来是正常善事却变成了道德绑架，鲁国的这项善政也就无法施行下去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子贡的做法的确不是一件善举。

违反常情、悖逆人性的“义”并不是儒家文化中真正意义上的“义”。曲高往往会和寡，要求过高会让普通人望而却步，感到高处不胜寒，再至诚至善的事情也会无人响应。

反观子路，表面上看起来不拘小节，但他没有去刻意地提升“义”的标准，行善后毫不介意接受回报，普通人就会愿意效仿学习他的行为，能够以他为榜样。有这种“义”“利”平衡的社会行为导向推动，良好社会风气也就不难实现了。

 

（二）

 

人做事情，尤其是影响力大的人做事情，往往带有示范效应，因此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更看重事情所产生的溢出影响。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入世思想就是希望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热忱地投入社会，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后来，子贡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不断成长，成为了儒商的开山鼻祖。人们常说的“端木遗风”，就是指子贡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的也是子贡。

儒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实践者，经济行为带有浓重的儒家文化特色，“商”是本质，“儒”是特点，其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左传》中这样记载孔子认为的义、利关系：“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用礼法维护道义，用道义产生利益，用利益来使老百姓太平，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经济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经济，追求利益是社会前进的动力。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任何人都不可能不面对义与利的选择问题。

儒商是把“商”的职业和“儒”的道德规范、伦理品质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所强调的价值观念是义利并举、义以生利、先义后利。这也是儒商有别于其他商人的重要标志。

义与利的平衡协调，也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两者不可偏颇、“过犹不及”，过分强调哪一方面都会带来祸害，社会的天平就会倾斜。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一个企业只注重“义”，不注重“利”，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企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或许一时高歌猛进，但不会长久，很快就要虚脱。

在商言商，谋“利”是商人的本分。可若只注重“利”，企业也无法长久。因为企业是经济主体，是要与其他人、与其他经济体打交道的，也要在互利互惠中实现价值交换。如果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利”，不顾及其他人和公共的“利”，甚至把个人的“私利”凌驾于大众的“公利”之上，那么必然会众人防之若贼，路子越走越窄，到头来只能被市场抛弃。让别人无利可图，注定自己也会无路可走。

 

（三）

 

义与利并非天生对立，有时候，义就是利，是公利，是整体的、公共的、长远的利。儒商强调的义就是把公共的利益放在个人的私利之前，私利不应该损害公利。而“利”的终极目的也是服务于“义”，葆有救世济民的忧患意识，并承担起达则兼善天下的社会责任。　　义与利的背后是文化与经济，它们的关系也就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儒商精神对于经济行为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用“义”规范引导约束“利”，则经济健康发展，公共秩序有序循环，社会风气向上向善。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传承儒家文化，弘扬儒商精神，目的就在于让更多的企业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践行现代企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

在经济加速转型的当今时代，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商业道德问题，弘扬儒商精神，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秩序良性循环。

众多儒商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具有长远眼光、大局观念，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积极履行责任，勇于承担义务，能够为其经济行为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品牌形象。对于企业而言，这是最大的“利好”。

新时代儒商精神所追求的义利并举，就是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相融合的精神产物，是儒家文化的重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重利法则的对立统一。其实践的最优结果是既躬行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又创造了灿烂的商业文明。两者的有效整合，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范仲淹忧乐观的经济实践

 

范仲淹，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提到他，人们马上想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千古名言，这是《岳阳楼记》中的点睛之笔，他为中华民族立起了一个精神标杆。这篇雄文诞生于北宋庆历六年，即公元1046年，全文只有368个字，但他的影响是不朽的，是千年以来政治美文中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无怪乎宋代大儒朱熹称赞范仲淹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其实，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还是一位在经济领域很有建树的实干家。

公元1050年，即北宋皇祐二年，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杭州，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民不聊生，饥荒遍野。据《梦溪笔谈》记载：“吴中大饥，殍殣枕路。”缺粮成为杭州的头等大事。危急关头，粮食商贩们不仅不出售粮食，还大量囤积，价格也由原来的每斗米60文钱翻了一番，大涨到120文钱，且有价无市。

此时的杭州知府正是范仲淹。按照救灾的一般套路，必定是官府开仓放粮，调集赈灾物资，动员大户捐款捐物，舍米舍粥，以度灾荒。同时，官府要带头过紧日子，不得奢侈浪费，不得大兴土木，防止奸商囤积居奇，平抑物价，打击投机行为，把赈灾作为第一要务。

可是我们的这位范知府大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别出心裁地做了三件看似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一是高价收粮。正是粮价居高不下的时候，范仲淹到处张贴告示，官府以每斗180文收购粮食，比粮商的每斗120文，价格又提高了50%。

二是动员寺庙和富户大兴土木。当时佛教盛行，寺庙富足，范知府召集僧人和当地富户，动员他们修缮寺庙，盖房垒屋，说正值灾荒年月，建筑材料和人工都很便宜，正是搞基建工程的好时候。官府也投资建设了一些公共设施。

三是组织娱乐活动。杭州多水，有划船的传统习惯。范仲淹组织发动了各种形式的划船比赛，举行盛大仪式，他本人也天天在船上观看赛事，带着同僚们和商家一起吃喝玩乐，自春至夏，“纵民竞渡”，到处热火朝天，西湖周边更是热热闹闹。

大灾之年，民不聊生。一生心系苍生的范仲淹这个时候却没有天天表情严肃、神色凝重地到灾民中间安抚慰问，擦眼抹泪，悲天悯人。是不是一贯体恤百姓的范仲淹变的忘本了呢？

事实证明，范仲淹的做法才是真正为百姓谋利的好办法，长效办法，是治本之策。

首先，在杭州粮价快速升高时，各地粮商纷纷把粮食运往杭州，“引四方商贾争相进米”。一时之间，杭州粮食富余，市场饱和，供求关系发生重大逆转，就在这时，范知府组织人员开仓放粮，粮商们囤积的高价粮一时间无人问津。同时，官府又低价销售粮食，粮商们这才明白过来，赶忙低价抛售减少损失，灾区的粮食价格很快自然回落，恢复了正常价位，这场粮荒危机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

其次，各个寺院都行动起来，斥巨资大搞工程，重修、装修、改建、扩建庙宇，一些富户也新修了房屋、粮仓，官府也兴修了衙门、仓库、房舍。一时间，杭州城内到处都是工地，大量的工匠民夫都有了活干。灾荒年月，众多老百姓有了事做，也赚到了一份糊口钱。客观上也化解了民怨，避免了遍地流民无事生非，聚众闹事。

第三，娱乐业的拉动效果也非常明显，划船比赛要用船，商家自然要修船、造船，这就需要用工和材料。在划船比赛过程中也需要人工，持续的赛事活动还带来了大量的游客，聚拢了人气，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为游客服务的商贩们也有了生计。与之相关联的餐饮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在灾荒之年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三项措施的实施，不长时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经济很快复苏，百业开始景气兴旺，百姓安居，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这样记载：“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泽也。”

我们读西方经济学，对于凯恩斯主义推崇有加，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而提出的对策，这个经济学理论在当时取得了巨大成效。事情发生于1929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全球经济陷入到了持续多年的巨大萧条之中。凯恩斯在研究中发现，政府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通常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从而起到一种“乘数效应”。正是凯恩斯主义这一理论成果的实行，使得当时的美国很快从危机中复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最早走出低谷的国家。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便是主张国家干预，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职能。刺激投资，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消费。现在我们看范仲淹在杭州灾荒之年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可以说，凯恩斯主义就是范仲淹经济学实践在800年后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宋范仲淹所采取的反弹琵琶振兴经济的措施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源头、鼻祖。

范仲淹经济措施的核心是让财富如何流向那些缺钱的人那里。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就是“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这三项措施是治本措施，不是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低粮价，保证粮食供应，创造灾民就业机会，多渠道增加收入，官府托底救急。这一系列多管齐下的措施，以民生为本，让社会和经济有效运转起来，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了救灾问题，且使行政成本大大降低。

灾荒问题没有走进完全依靠政府救济的这条死胡同，饥寒起盗心所蕴藏的巨大社会危机也得以化解，“民不流徙”，社会平稳。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最终可以说是大灾未酿成大祸，真的是“省老鼻子事了”，更“省老鼻子钱了”。一手烂牌让范大人打成了王炸。

范仲淹杭州救灾已过去近千年，他的经济思想和实践放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用历史的眼光看，他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手段化解了九百多年前的“经济危机”。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他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主张实行新政，改革吏治，劝课农桑，减少劳役，强化军备，在多个领域引领时代风气，成就斐然，主政杭州救灾度荒只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抹亮色。苏东坡称赞他：“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他是历史上少有的英雄加圣贤，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大开大合，有思路，有想法，敢想敢干，在困境之中，不拘泥于陈条旧框，善于在泥潭夹缝中寻找出路，独辟蹊径解决棘手问题。“前不愧古人，后可师于来者”。这是同时代著名政治家、词人韩琦对他的称赞与推崇，可谓恰如其分。

范仲淹，奇哉！

 

2024年1月

 

各司其职

 

西汉《战国策》里记载了一则关于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的故事。

魏文侯和田子方一起饮酒谈论音乐方面的事。魏文侯说：“钟声不协调了吧？左面的声音高。”田子方笑了起来。魏文侯说：“为什么笑？”田子方说：“臣下听说做国君的明理就喜欢治官之道，不明理就偏爱音乐。现在您对音乐辨别得很清楚，臣下恐怕您在治官方面有些聋了。”魏文侯说：“对，敬听您的教诲。”

魏文侯是谁？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开国国君，他奠定了魏国在战国时期百年霸业的根基，在他统治期间，魏国启用贤才，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国力得到快速发展，是首先称霸的一代霸主。

田子方又是谁呢？他是孔子著名的弟子子贡的学生，其道德学问天下闻名，被魏文侯聘为老师。

这个故事虽然短小，但寓意深刻，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组织管理学上的重要命题：各司其职。

一个高效的组织，应该是结构合理，分工明确，有序运行。组织内部，高层，做正确的事；中层，正确地做事；基层，把事情做正确。

魏文侯，作为一国国君，他的注意力应该在哪里呢？正如田子方所说，管理者的首要之务在于管人，而不是把太多的精力放在音乐上了。

国君不是乐师，职位不同，要求自然不同。懂音乐和知道谁懂音乐，完全是两码事。国君要“明于官，而聋于乐。”乐师要“明于乐，而聋于官”。

管理和操作是不同的，指挥千军万马和亲自冲锋陷阵，所需要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作为领导，他是组织的管理者，需要把握全局，掌控整体，识人用人是首要的职责，管人比做事更重要。作为下属，尤其是在具体执行层面，业务能力要比领导更专业、更精通。

历史上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刘邦与项羽楚汉相争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项羽出身贵族，是位天才的军事家，他通晓兵法，骁勇善战，深谙战术，力能扛鼎，一生打仗七十余次，未有败绩，被誉为“羽之神勇，千古无二”。他可以说是为战争而生的盖世英雄。最后却兵败乌江，自刎而死。

反观刘邦就不同了，草莽出身，白手起家，文不成武不就，啥也不行，历史上记载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之奈何？”遇到问题就会问下属，碰到险境就逃跑。遇到追兵，甚至连儿女都踹下马车。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自私小人，却善于用人，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萧何、张良、韩信死心塌地的追随他，成就汉家天下。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世上没有人是万事皆能的全才，都各有所长，所以，组织的最大功能就是明确目标，界定职责，把众人妥善安排好，充分地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让每个人都能够人岗相适，各司其职。

如此，整个系统才能各行其道，章法井然，有序运行，成效自然最佳。

管理是分层级的，下级不能越上级的位，同样，上级更不能越下级的位。如同《孙子兵法》里所讲的：“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下级越位好控制，但上级越位就不容易控制了，特别是一些专家型领导，对某一领域颇有研究，往往喜欢做自己得心应手的事情，极易干预下属业务工作，甚至会包办代替，亲力亲为。时间长了，下属就不再动脑筋想问题做事情了，一切都会依赖领导决策安排。这种现象危害性极大。上级忙乱不堪，身心疲惫，下属只需简单被动执行，缺少锻炼提升的机会，积极性创造力就会大打折扣，最终整个组织必定会走下坡路。

一代贤相诸葛亮勤奋敬业，事必躬亲，到头来他鞠躬尽瘁为之奋斗终生的蜀汉政权却落得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不堪局面。

战国时期《鹖冠子·天则》中有一句成语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作为高层的主要领导，要把握大局，通观大势，具有宏观思维，没有必要对每个细小的环节都精通，如果把精力都用在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上，极其容易造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世上就有不少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人。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都是顶尖的艺术大师，过度精湛的专业能力，反倒让这两位“真专家”坐着皇帝的位置却干着艺术家的活，结果都成了亡国之君。

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一个团队才能井井有序，有效运转；每个器官都能各司其职，一个生命体才能正常新陈代谢，身心平衡。

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调配整合各种资源来完成使命，实现组织目标。领导者最本质的工作就是聚焦管理，凝聚人心，统筹一切积极因素成就管理目标。

各司其职，是一条准则，是一项技能，更是一种智慧。

 

2023年12月

 

作者系济宁学院党委副书记，山东省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讲授人，中共济宁市委党校特聘教授，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